刑法争议焦点
A. 刑事庭审中何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
在法庭辩论阶段
刑事庭审程序
一、询问核定身份:姓名、住址、拘留时间、逮捕时间、起诉书收到时间、是否要求回避
二、法庭调查
1、宣读起诉书,询问被告人是否认可
2、公诉人询问被告人:认罪否;犯罪时间、地点、次数是否与起诉书一致;逐项与起诉书核实
三、举证质证
1、公诉人将犯罪证据一一举证、展示,被告人及律师逐一确认
2、被告人及律师是否有证据出示
四、法庭辩论
1、发表公诉意见,指出犯罪事实应当承担刑事处罚;说明被告人主客观都有犯罪事实,构成犯罪要件,罪名成立
2、被告人及律师发表辩论意见,开脱罪责,力争无罪或降低惩罚
五、被告人最后陈述
六、休庭,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合议量刑
七、宣判
八、释法、法庭教育:解释判决结果,使被告人认罪,达到教育罪犯、节约行政成本(不上诉)
B. 礼法之争的争论焦点
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
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问题
“干名犯义”作为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绝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
关于“存留养亲”制度
沈家本等人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问题
“奸非”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传统刑律予以严厉处罚。“亲属相奸”更是“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因此,礼教派认为在新律中也应有特别的规定。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至于亲属相奸,“此等行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因此依“和奸有夫之妇”条款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专条”。
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
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关于子孙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的问题
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法理派则认为:“国家刑法,是君主对于全国人民的一种限制。父杀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杀其父,则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为平允”。
“凡我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的修律宗旨,决定了“礼法之争”的结局必然是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清廷在新刑律后附加五条《暂行章程》,规定了无夫妇女通奸罪;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对夫杀伤害等罪的刑罚;减轻尊长对卑幼、夫对妻杀伤等罪的刑罚等。但礼法之争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C. 怎么归纳刑事案件争议焦点
刑事案件归纳争议焦点:主要依据起诉书认定的罪名,案件证据证据以及公诉人的指控思路,还有你的辩护思路来分析确定;而且,刑事案件法官一般不会归纳争议焦点,如果案件争议相对较大的,可以在发表辩护词时,讲一下你认为的案件争议焦点,这样更有利于法庭了解你的辩护思路。
D. 简述一下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决定刑事责任的有无。因为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如果一个行为成立犯罪就必然在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如果在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这个行为就不成立犯罪。
可见,因果关系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前提。例如,关于轰动一时、热议至今的“许霆案”,案件主人公许霆如果构成犯罪,那么,许霆的取款行为与银行的财产损失必需存在因果关系。
而在许霆的取款行为和银行财产损失之间有一个介入情况,就是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那么,这三者之间如果成立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必需具备一种可传递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发现,许霆的取款行为既不是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许霆的取款行为与银行的财产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许霆的取款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果关系还决定刑事责任的范围。在犯罪行为事实清楚的情况下,犯罪人对那些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是刑法上因果关系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时需要明确是物理运动中的因果关系还是社会运动中的因果关系。而犯罪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如果将其降格为物理运动,那么,就会出现难以理解和解释的状况,所以笔者主张因果关系是社会运动中的因果关系。
据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也就是因犯罪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范围。换言之,因果关系对于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具有重要作用。从原因的角度划分,危害结果的范围可划分为作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和不作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危害结果的表现形态为标准,危害结果的范围可以划分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和精神性的危害结果。
(4)刑法争议焦点扩展阅读
由于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能说明不作为犯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笔者主张刑法上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行为是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社会行为,而不是剥离了行为主观方面的客观的身体动作。
只有这样理解刑法上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行为,对于不作为才能够说明其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而且,只有全面考虑行为的主客观两个方面,才能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例如,2003年8月7日凌晨,4名男子在北京香山附近盗窃了47斤科研用葡萄。它们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案发后,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被偷葡萄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
这里的“过失”盗窃行为就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它是果树研究所损失的原因行为;也是该案盗窃罪不能成立的理由,因为盗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盗窃不成立犯罪。
E. 求一个完整的案例分析,包括案由案情、案件焦点、争议与分歧意见至少两种以上。
2009年5月2日下午,被告人李某伙同陈某、王某预谋绑架女性来赚取钱财,并准备了相机、水果刀等作案工具。当晚11时许,被告人李某等三人将少女吴某(16岁)强行拉上租来的出租车。
吴某在车上呼救,王某掐住吴某的脖子,将吴某强行带到陈某租赁的出租屋内。期间,被告人李某假装打电话给别人,让对方在第二天拿10000元现金来,其用意是将吴某以10000元的价款卖出去,便于其向吴某要钱。
被告陈某对吴某谎称只要吴某答应与其发生性关系就可以找机会偷偷送走她。同伙王某对吴某讲,绑架吴某的目的在于让吴某卖淫替他们赚钱,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三天之内弄6000元打到他们的账户上,钱到就会放人,但在送吴某走之前要拍其裸照。
期间,吴某暗中向该房主求救,当地民警闻讯赶来,将三被告抓获归案,被害人吴某被成功解救。
【案由案情】:
李某、王某、陈某的绑架案
【案件焦点】:
对被告李某、陈某、王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三人都有共同绑架预谋,准备了作案工具,并且实施绑架行为。但是,每个人的行为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绑架的性质。
【争议分歧】:
一是被告人李某假装打电话给别人,让对方在第二天拿10000元现金来,其用意是将吴某以10000元的价款卖出去,便于其向吴某要钱,又涉嫌拐卖妇女(预备)罪。
二是被告陈某对吴某谎称只要吴某答应与其发生性关系就可以找机会偷偷送走她,有涉嫌强奸(预备)罪。
【案情结论】:
已经构成绑架罪。
(5)刑法争议焦点扩展阅读: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
绑架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以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或者以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指行为人绑架被害人的目的在于以加害被害人相威胁,迫使被害人的近亲属交给其财物。
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劫持他人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直接对被害人身体实施了强制,如掐脖子、强行带走等行为。
F. 这里的案例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是什么
我来回答吧;
1.村长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黄某、李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组织事务,不是接受乡镇政府从事公共管理活动,村长此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构成受贿罪。
2.赵某父亲与赵某构成受贿罪共犯。赵某父亲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为只有在离退休人员利用过去的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且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犯关系的场合,才有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余地。
3.伙同他人贪污的,以共犯论。黄某、李某取得补偿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二人是贪污罪共犯。因为二人共同利用了黄某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物。二人要对共同贪污的犯罪数额负责,犯罪数额都是50万元,而不能按照各自最终分得的赃物确定犯罪数额。
4.陈某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属于教唆未遂。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李某虽然接受盗窃教唆,但并未按照陈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后果,对汽车玻璃被砸坏这一结果,属于超过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由李某自己负责。
5.邢某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是,报警义务不等于救助义务,同时,仅在行为人创设了危险或者具有保护、救助法益的义务时,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才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本案中火情是黄某造成的,邢某仅是偶然路过,其并未创设火灾的危险,因此邢某并无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
6.黄某放火与范某死亡之间,介入了被害人范某的行为。
肯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条件说,可以认为放火行为和死亡之间具有“无A就无B”的条件关系;(2)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精确判断返回住宅取财的危险性;(3)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返回住宅取财符合常理。
否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性;(2)被告人实施的放火行为并未烧死范某,范某为抢救数额有限的财物返回高度危险的场所,违反常理;(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4)被害人试图保护的法益价值有限。只有甲对乙的住宅放火,如乙为了抢救婴儿而进入住宅内被烧死的,才能肯定放火行为和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G. 刑法中焦点问题是什么
你好,请具体描述你的问题,刑法关键问题就是定罪和量刑的问题。
H. 刑法修正案的焦点关注
减少醉驾限定条件加重醉驾肇事惩罚
草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乔传秀建议删除修正案中“情节恶劣的”的表述。理由是,醉酒驾车行为属于主观故意,其造成的现实社会危害和潜在的社会危害十分重大。因此,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样有利于有效地预防和惩治犯罪。
醉驾肇事应数罪并罚
姜健认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和在道路上驾车追逐竞驶,是间接故意犯罪,属于行为犯,又属于危险犯,建议增加一款即“造成他人轻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他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他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周光权认为草案对于刑罚很轻。可以考虑增加“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我们立法的初衷也可以基本实现。成都的醉酒驾驶案件最后判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判的是死缓被质疑。现在规定一个醉酒驾车的危险驾驶罪,如果判拘役,老百姓会认为刑法修改后对被告人反而判轻了。同时,为了确保司法实践中不出差错,构成其他罪的,应当数罪并罚。为了回应老百姓的关切,不能刑法越改越轻,而且要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偏差。 2014年10月27日,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以来,17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对其进行了九次较大修改。本次刑法修改秉持进一步强化人权保障、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保护的原则,对猥亵儿童、虐待儿童、老人等犯罪的规定作出了完善。
扩大猥亵罪定义:对象不再限定为女性
修正案(九)草案第十二条对上述规定作出修改,将妇女改为“他人”,意味着男性也将被认可为猥亵罪的对象,可以适用此条款进行保护。此外,条文还在第二款中追加了“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扩大了受案范围。
收买被拐卖者均将构成犯罪
修正案(九)草案第十三条对此条文作了修改,规定前述情形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一律作出犯罪评价。
此外,草案第十八条也增加了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13个死刑罪名、加重食品安全犯罪刑罚、危险驾驶和恶意欠薪入罪。
13个死刑罪名取消
自2011年5月1日起,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将不会再判处死刑,我国死刑罪名将由68个减至55个,占中国刑法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这是刑法修正案(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修改。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凸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
这些罪名将取消死刑
走私文物罪
走私贵重金属罪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票据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盗窃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
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减少死刑的同时,着力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严格限制缓刑,并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使之从20年升至25年。
根据草案规定,将死缓的减刑幅度由现行刑法规定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限定为“20年有期徒刑”;草案还同时规定,对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
草案还修改了现行刑法中关于数罪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的规定,明确:对因犯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将其有期徒刑的上限由20年提高到25年。 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关于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的新规受到热议。
公安部:亲生父母遗弃孩子后被收养 不可以要回。
拐卖儿童在中国主要是两种作案手段,第一种是犯罪分子采取盗窃、抢夺或者拐骗的方式把孩子带走,然后卖给别人非法收养。种情况解救之后都能找到亲生父母。
还有一类是父母生下孩子后,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继续抚养,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或者把孩子卖给别人赚钱,然后孩子落到人贩子手里,被层层转卖,最后也是卖给别人非法收养。
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从解救开始算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找不到亲生父母,就可以办理收养,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来收养。
还规定,如果办完收养后又找到了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当时确实孩子被拐卖,因为某种原因血样没采集入库,后来又查找到了,这种情况就可以撤销收养,把孩子还给他。
同时,亲生父母如果愿意孩子继续留在收养家庭抚养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孩子当年是被遗弃的,或者是被出卖的,办完收养之后,现在想把孩子要回去,这是不可以的。
I. 一个有趣的刑法问题拜托各位了 3Q
你好。很高兴为您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的刑法并不是我的强项,其次,你问的问题现在在社会上有争议,并没有定论 所以一切都是各家的观点。 我给你找了个案例,看看现在社会上的主要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河南周口人罗勇春是一个标准彩迷,经常去福利彩票站买彩票,但未中过奖项。7月15日中午,身上带的钱所剩无几的罗勇春又来到彩票站,发现老板将一些熟客电话订好的彩票夹进杂志,随手放在抽屉里,心想那么多彩票,总会有中奖的。 当晚,罗勇春潜入彩票站偷走了70余张彩票及80元现金。随后,罗勇春因涉嫌盗窃被治安拘留。 但是17日上午,情况发生了变化,民警了解到,被盗的彩票中奖金额共2万多元。中奖彩票作为一种有价票证,虽还未被兑换,但2万多元应作为案值的一部分。此案因此转为了刑事案件。本来这只是一个小案子,但这件事情报道之后却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件案子从法律的角度应该怎么定性,到底构不构成刑事案件。 争论焦点 一方面认为,自从财政部颁发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出台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彩票作为有价证券之一,具有有价证券的特点。如果彩票被认定为有价证券的话,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否即时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股票按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由此看来,罗某所盗彩票的价值应为彩票出售时的票面金额再加上奖金的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以此为标准,前文彩票案应该属于刑事案件。 但另一方面认为,从犯罪构成方面分析,盗窃罪的最低金额是500元。罗某只是偷了80元和几十张彩票而已,如果没有中奖则肯定不构成犯罪,而中奖是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从犯罪客体来说。犯罪客体是受刑法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如果这彩票是被人购买而中奖了,则是正当的;现在不同的是彩票是偷的,这样说来彩票中心也只是损失了几十块钱的彩票而已,假设盗窃罪成立,那该行为已既遂。中奖也只是属于后续行为,不应该归罪于罗某,并且盗窃罪是数额犯,所以价值几十元的彩票根本构不上犯罪,顶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射幸孳息应当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所有人。 律师意见 北京双全律师事务所的卢义律师认为,罗永春进行盗窃时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盗窃彩票,期待能够中奖,从而非法获得奖金。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根据彩票所中奖金数额来计算盗窃数额。理由如下: 在上述情况中,罗永春盗窃彩票的主观目的就是期待彩票中奖而领取相应的奖金。由于盗窃彩票如何量刑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从民法角度讲,在彩票站购买彩票,当事人之间成立有效的射幸合同。所谓射幸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有赖于偶然事件的出现的一种合同。这种合同的效果在于订约时带有不确定性。中奖人领取奖金的依据就是彩票。可以说,彩票是射幸合同的证明,或者说就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中奖人依据所持有彩票进行兑奖。因此,他盗取的彩票可视为有价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否即时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股票按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的规定,把“彩票”定性到能够兑现的有价票证的角度考虑,那罗永春盗窃金额就应该按照彩票实际中奖数额来计算盗窃金额。 但是,应该说明一点,由于罗永春是在开奖之前被公安机关抓获,这时,彩票中没有中奖还不得而知。第二天知道开奖结果后,彩票确实中奖2万多元,罗永春已经不可能领取彩票所中奖金。这种情况符合盗窃未遂的犯罪形态。罗永春应定性为盗窃2万元,盗窃未遂。 专家意见 对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裴广川教授,裴教授认为,盗窃罪属于数额犯,并且像彩票这种不可预知的利益能否单独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还有待商榷。目前我国对于盗窃彩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从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首先是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识出发,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知道彩票中有大奖而盗窃,那么计算盗窃数额时最好以票面价值加上中奖奖金或奖品的价值;如果其并不知道是否能够中奖,之后也没中奖或还未及刮奖,最好按票面价值计算盗窃数额。从这个案子来看,罗某只盗窃了80块钱和几十张彩票,主观上他并不知道这个彩票是否能够中奖,而根据盗窃数额和彩票价值,也不构成盗窃罪的犯罪要件,所以断定它属不属于刑事案件,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
J.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争议焦点在哪个阶段提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流程参考民事案件审理流程执行。
庭审分为四大部分: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法庭调解。
争议焦点的提出一般是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通常法院会按照法庭调查阶段情况归纳案件争议,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