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司法
❶ 中国和日本法律近代化之异同的800字作文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中国的法律也同整个中国一样，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封闭保守，使得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日益拉开了距离。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进入中国，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中国人才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践踏中国主权，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纵观中国的法制历史，中国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是由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以及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又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响颇多。
一、中国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治外法权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抵制外来侵越、富强兴国，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后还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学习中国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国却反客为主，在众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却偏偏选中了日本法作为主要继受对象，关键何在？对此，很多专家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结合有关专家的出的结论和我自己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日本采用的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相似。清末在严峻的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压力下，清廷被迫抛弃“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张，宣布预备立宪和变法，终于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华法系解体之后，势必要有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来代替它。由于，大陆法系既与中华法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选择大陆法系无疑是明智的。又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屈辱经历，中国直接继受日本经过改革的大陆法系更是明智之举。
2、中国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继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法律文化有过长久的交流”[1]，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
3、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区区小国，竟然打败了强俄。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也让清政府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当时，清政府朝野力图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车之鉴，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国法不是法”的观念，因此，学习日本法律制度就成为中国选择大陆法系为参照的最早动因。大理寺正卿张仁镨在《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说：“日本法律属支那法系，而今则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盛。……而成圣朝之法治，故不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为日本特为东亚之先趋，为足以被圣明之采择。”[2]
4、日本留学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员的倡导。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还不满百人，但至1906年已达八千人。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的法律院校，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创造了方便的条件。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学习法律、政治、军事军警一类学生，占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学的留学生达2862人，毕业生1384人。[3]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并成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从而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1877年黄遵宪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日参赞，他在任职期间编著《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此他广泛介绍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况以及日本各中团体、学会和政党的现状，这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开展以后，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载泽为首。他们在考察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欧美法律资料，还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畅谈，听取英美法学教授讲述英国宪政。五大臣回国后，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各国的宪法，认为中国立宪，应以德国为鉴，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国。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1907年，他还聘请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编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后来，袁世凯也聘请了日本法学家为中国编籑法律。[4]
5、日本政府对其法律制度的宣扬。日本政府出于要消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5]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如时任山东监察御使的杨深秀就曾为此专门上奏，建议派遣学生留学日本。
二、中国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
1、日本著作翻译的影响。力图快速变法的中国要进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对西方先进的法律著作进行翻译。近代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兰雅、丁韪良等均为英美传教士，但最终却由大陆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译成为主流，这缘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文化相近，翻译起来更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以启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如司法机构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体制进行了改革。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变法前后，大批译书局相继成立，翻译西方字长阶级法律法学著作。如大同译书、上海新作设、上海南洋公学遗书院、新民译书局等。上海《申报》是这一时期全国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报纸，“上海各绅士无不按日买阅。”[6]它的信息空间十分广泛，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已经把西方政治时事列为观察评论的第一主题。例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展开以后，《申报》立即对效仿西方模式进行法律改革的各种措施作了报道。在1882年7~8月间，《申报》平均每天发表两条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这一天，《申报》便发表了11则日本消息。《申报》所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表现出了对日本国力崛起的震惊和对明治天皇的赞誉，特彼时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旧制的倾向。[7]戊戌运动失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继续承担着翻译出版法政书籍的任务。当时上海民间出书机构借助租借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译书的高潮，其中以商务印书管为代表，鉴于《东方杂志》广告的法政译著有：《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法学经济通论》（石水宽人著），《行政法法论》（清水澄著，金泯澜译），《民法要论》（梅谦次郎著），《法学通论》（山田三良著），《经济原论》（天野为三著），《政法理财讲义》（佚），《日本警察法讲义》，《日本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日本仪令法规》，《公债论》（田中穗积著，陈兴年等译），《刑法通义》（牧野英一著，陈承译译），《自治论》（日本独逸学会著，谢冰译），《民事诉讼法论纲》（高木丰三著），《刑事诉讼法论》（松室致著，陈时夏译）等等。从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他们或是日本的法规汇编，或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六日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地把西方法律影响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对我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8]
2、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归来参与修改法律。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直隶赴日考察和留学的人数开始激增，仅1905年6月起的四个月之内，直隶省就先后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学生多达2862人。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将日本的法制理念和变法方法灵活的运用到了中国的变法中。
3、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编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担任清朝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著名者有冈田朝太郎（刑法专家）、松冈义正（民法专家）、志田钾太郎（商法专家）、小河滋次郎（监狱法专家）。
三、日本法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方面
1、对宪法的影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国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标尺，因此，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开始制宪，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由正文《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两部分组成。其内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竟有17个法条完全抄袭《日本帝国宪法》，占全部法条的74％[30]。
2、对民商法、刑法、监狱法的影响。清朝灭亡前最后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学士松冈义的协助下，参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制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时参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以至从日本聘请来的法学专家，对我国民商法有重要影响。如由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还聘请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监狱律，对中国监狱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清末，法学教育主要学习日本法学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清朝的法学教育在学校系统和课程设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学教育老师也基本源于留日回国人士。[10]
总之，中国法律基本继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对中国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这里只作了简单的介绍。
❷ 现在的中日东海争端怎么解决
近日，有一外交学院教授名周永生者，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中日和解与共同繁荣之路》。作者在书中主张中日东海争端双方各让一步，以日本人所谓的“中间线”和中国主张的大陆架原则中琉海沟线之间取中划一条“东中间线”，以此解决中日东海争端。作者认为如此双方让步相等，得失相当，公平合理。 而网友们对此却形象地比喻道：周永生家有四间房，如有人认为其中两间属其所有，而周认为四间皆为己有。周是否认为双方可各让一步，自己据三间而让他人据一间？道理如此简单明白，即自己应有的权益是不能与他人“各让一步”的。周永生也决不肯将自己的一间房白白让与他人。 凡可让与他人者，必被视为非己所有之物。如二人路见他人遗失之财物，都想独吞，但为避免相争互伤，各让一步，反正是白来的，二一添作五。双方让步得失均相当，“公平合理”。然中琉海沟、东海大陆架几千年来皆为我历史自然疆域。岂是无主之物？有他日本什么事？钓鱼岛自古就是我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按理我专属经济区应以钓鱼岛一线大陆架边缘向东与日划分中间线。而我目前仅主张以大陆架边缘中琉海沟划分专属经济区，这已经是十分宽宏大量了。 周永生轻言对日让步，显见其崽卖爷田不心痛。为何不能将己有之房产、财物、妻子等让与他人，而肯将国家重大主权权益轻言让与本无权染指之窥伺者？盖其未将祖国看成自己之归属，未将国家主权权益看作自己之国家民族主权权益耳！此人于国家民族有二心，其言其辞，其情其状，其异心异志已昭然于天下矣！ 尽管该书并未明言让掉钓鱼岛，而冠冕堂皇主张搁置钓鱼岛问题。但钓鱼岛显然是在周永生主张的“东中间线”以东，当钓鱼岛周围皆为日本“法定”专属经济区时，钓鱼岛还能再回来吗？而日本在巩固了对我钓鱼岛的侵占后，就会以钓鱼岛为基点与我平分大陆架，将半个东海大陆架完全窃为己有，彻底排斥与我共同开发。并进而提出新的争议……。显然，周永生的“东中间线”将导致我彻底失去钓鱼岛和半个东海大陆架。实际上最终仍将导致日本现在主张的“中间线”。因此，其“东中间线”不过是曲线的渐进的日方“中间线”。 周永生不知自己是何身份，（无政府授权）竟私自（以在日出书方式）向日方提议损我重大国家主权权益之对日让步方案，擅自散布损我利敌之妥协气氛为敌张目宣传，破坏我维护国家主权的对日谈判立场。周永生此举是再明确不过的媚日汉奸行为。望国家安全机关及司法部门对此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罪行展开调查并提起公诉！以剪除我内部与敌勾结配合之奸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权益！ 周奸此书之出版也甚是诡异，用中文写成，却先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国内却无中文版本却又在互联网上炒作。足见其为日人效犬马之劳之心却又作贼心虚之情。此乃典型汉奸向主谄媚示好，助敌嚣张气焰，而后又出口转内销，妄图在中日谈判的关键时刻，影响我国内舆论，营造“和平”妥协气氛，软化我政府严正立场，从而达到配合日方谈判，使其兵不血刃就实现侵吞我钓鱼岛及半个东海大陆架之图谋。 百余年来，凡忽悠我对日让步者，莫不以“和平解决争端”作为其最冠冕堂皇的招牌。但此种“和平”论调却总是在日人武力威胁的背景下，要受威胁者退让，以使威胁者“和平”地占有被威胁者的利益，因此其显然是以日特、汉奸制造的恐日气氛为基调的对日本军事威胁的配合。“九.一八”忽悠蒋介石、张学良将和平解决争端作为最高原则而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如此。目前的东海中日争端忽悠我“退一步海阔天空”，以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以维护“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作为我处理东海问题的最高准则，也仍是如此。不仅有周永生在为“和平”奔走，呼吁东海让步。还有如冯昭奎者妄言：“资源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为和平事，二者皆可抛。”（忽悠为“和平”而抛弃主权权益。）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遭我台湾军民沉重打击，腐败的清王朝为办慈禧大寿，息事宁人，不仅胜仗败约，对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而且在与日方签定的《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将琉球人遇害写成“日本国民遇害”，并荒唐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为日后日本侵占吞并流球制造了最好的口实。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评论道：“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使其坚定了彻底吞并中国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于是，就有了以后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九.一八、七.七事变……。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用主权权益交换“和平”无异于割肉断肢以喂狼。目前东海问题日本已将我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我只要有哪怕稍微一点让步，失去的就是半个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接着再失去台湾和大陆两岸人心，并付出社会安定的代价；然后再加上日本不战而胜受到鼓励后的得寸进尺；以及台独势力因此而越发猖獗，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因此会更加困难。……总之，东海中日争端我哪怕有任何一点微小的让步，都将导致我付出绝对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 东海问题必须以捍卫我国家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主权权益为最高原则！而不能以是否实现共同开发息事宁人为最高原则！即以我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本目的，而不能以什么“和平”为根本目的。即使日本以武力威胁和美日安保条约对我施加巨大压力，我也绝对不可在原则问题上有丝毫让步，绝对不可有丝毫损害国家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之处。必要时不惜一战！只要我政府能顶住日方压力，人民必将给予全力支持！许多内部矛盾也可大大缓和。否则，不攘外则不能安内！外患内忧，外侮内乱，从此国无宁日矣！ 从周永生的中日各让一步论，则可凸显出日本漫天要价得寸进尺策略的用处。只要日本狮口大开，即便其胃口不能完全满足，最后也总能得到我某些人员为“和平”而提出的让步。有所求必有所得！各让一步之说无疑将刺激日本更大的胃口！当然，日本无尽的贪欲，及不断提出新的争议，是要以中国肯让步为前提的。若中国内部无人提议并推动让步，日本的漫天要价方略就无任何价值。因此，只要我能清除汉奸，日本狂妄无理的要求无我内部人员配合，自然就成了毫无现实性的无聊笑柄。也只有在此清除掉汉奸的情况下，日本才不得不真正理性的考虑可为我接受的现实对策。 反之，若我内奸继续与日本互相配合，我们想维护“宝贵的和平环境”就只能满足日本人的欲望，牺牲掉我巨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这种代价巨大的屈辱“和平”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这将激起日本更迅速膨胀的野心和贪欲。而我则从此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权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当前我处理中日争端最为重要之处除坚持毫不妥协维护主权权益及认真做好应对日本可能的军事冒险外，最关键之处就是必须立即清除汉奸。
❸ 东京审判中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什么影响
12月1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研讨会”在中华艺术宫举行，本文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发言内容，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就是：把当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中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作为主要战犯予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由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这类主要战犯加以审讯和惩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
远东审判是司法程序和司法正义的结晶。著名法学家王铁崖曾指出：“惩罚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就是从区分侵略战争和非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侵略战争这样的原则引申出来的，而反过来又推动了这样的原则向前发展，从而使它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确立了联合国一致赞同的原则：破坏和平、进行战争、践踏人道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必将为此承担责任并付出高昂代价。这一原则对当下和未来人类处置战争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法庭所坚持的“侵略罪”和“反人道罪”，早已被写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而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原则和规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作，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宣扬的价值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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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审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使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暴行，如大屠杀、大规模强暴妇女等被揭发，使世界人民了解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日本军队设计的阴谋，如皇姑屯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真相等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样，远东审判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中国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制裁日本侵略的国际文件的签字国之一，中国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审判，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东京法庭审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许有人会问，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有没有缺陷和遗憾呢？与纽伦堡军事法庭一样，东京审判在消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
远东审判在惩处日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纽伦堡审判时，整个纳粹体系作为审判对象，要承担责任，而东京审判只有战犯个人受审，这使得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并没有国家责任；
二是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三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
四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之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1948年时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1]事实上，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多数法官包括庭长韦勃也认定日本天皇裕仁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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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
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日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日本不能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
审判启迪未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定远东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他们把远东审判视为日本民族“痛苦”、“自虐”的根源。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某些人和右翼学者从政治、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更加变本加厉地诋毁远东审判。一些高官从本国狭隘的所谓“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出发，将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并经东京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作为“国家民族的英雄”，完全无视饱受他们制造的深重灾难的邻国人民的感情，肆意践踏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法准则，使日本国家和人民陷入违背国际道义的泥沼。
他们公然否认远东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政要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诡辩称这是“日本的内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学省还通过了否定远东审判的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把侵略战争歪曲为解放战争，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些言行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了解历史将无从判断过去，《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90%的日本年轻人不了解远东审判，因此他们并不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
今天，爱知县三根山上所谓的“殉国七士庙”（日本7名甲级战犯墓地），还在招魂。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还有一个谬论，就是认为“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这种“任意审判”论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为代表。其实，远东法庭判处甲级战犯“反和平罪”、“反人类罪”，追究其个人的战争责任，并非是在无法可依下作出的“任意审判”，国际法中早已有先例。例如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成立了一个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追究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战争罪行，后因威廉二世逃亡荷兰，致使审判最终没有实现。此外，1928年的《非战公约》以及《国际法院规约》等中均有相关规定。战后7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战犯的追究，是极为必要的。
日本政府接受远东法庭的判决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战后日本政府接受了远东法庭的判决，即接受了远东法庭关于日本侵略事实和战争责任的认定，接受了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判决。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86年8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答辩时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这些表明日本政府已明确承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国际社会早有明确的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企图以狭隘的民族史观来挑战历史的定论，只能是徒劳的。作为东京审判的延续和发展，战后国际社会更加明确严厉追究战争罪。1968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即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决议，规定战争罪犯不适用“法定时效”，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至今，纳粹战犯仍在追捕之列。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犯下了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强迫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慰安妇”）、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行，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及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罪犯不予严惩，则无以告慰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亡灵，无以警戒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3年，然而，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人类是否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从每一次劫难中获取多少教训，增长多少理性。我们需要谨记梅汝璈法官的教诲：“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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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东京审判巨幅长卷油画及影像图片展”在中华艺术宫举行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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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东京审判宣判七十周年研讨会现场
❹ 中日美律师制度的对比
美国的律师制度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再加上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所以美国没有统一的律师法。有关律师制度的法规，散见于宪法、判例法以及律师协会制订的《律师守则》中。
根据律师的任职情况，有人将美国的律师分为三种：政府机关雇佣的律师，企业公司雇佣的律师和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挂牌律师”）。前两种律师是政府或企业公司的雇员，他们仅仅处理本政府机关、本公司企业的法律事务，并不接受社会上当事人的委托。后者是在社会上执行律师职务，为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服务，领取营业执照，所以又称“挂牌律师”。
由于法律专业越分越细，近几十年来，美国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某门法律、专门办理某类案件的律师，律师分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目前，美国已出现了一批专利律师、合同律师、税法律师等等专业律师。
美国律师的活动范围和业务是很广泛的。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律师活动。律师的业务从早期的刑事辩护发展到兼任法律顾问、提供咨询、代理诉讼、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等。
在美国，律师的社会地位很高，是人们所向往和崇敬的职业。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美国是遵守判例法的国家，法律非常复杂，人们要处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就要得到律师的帮助，否则寸步难行。除个人外，一些政府机关、企业、社会团体作出重大决策，即使不是由律师亲自作出，也往往要在慎重地考虑他们的意见后才作出决策的。第二，律师的经济收入较高。第三，律师资格是向上晋升的阶梯。迄今为止，美国有23位总统出身于律师，国会中有60%以上的议员曾执行过律师职务，法官、检察官一般都由具有律师资格的人担任。
由于律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取得律师资格的条件是很严格的，虽然各州的具体规定不同，但大致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成年人；第二，经过品行调查证明没有劣迹者；第三，必须通过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在美国，律师资格考试是由各州最高法院任命的主考人组成的考试委员会负责主持，主考人一般是本州具有权威的法官或律师，应考者必须是美国法学院毕业，具有法学学士学位。孝试内容包括联邦法律和州法律。考试通过后，由考试委员会发给律师资格证书。在一个州取得律师资格，并不等于可以在其它州从事律师职业。如要在另一州从事律师工作，还需要通过另一州的律师资格考试。
美国律师开业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个人开业。其二是联合经营事务所。其三，合伙经营律师事务所。
美国的律师组织是律师协会，联邦有联邦的律师协会，州有州的律师协会，县有县的律师协会。联邦和州的律师协会没有隶属关系。律师协会的任务一是制定《律师守则》，对律师进行道德和纪律教育；二组织律师进修和研究法律；三是对社会进行律师宣传教育。它还监督律师执行《律师守则》，受理公民对律师的控告。律师协会没有权力对律师直接作出惩戒、停止执业或开除律师资格的处分，这些权力由州法院行使。
日本的律师制度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无律师制度。明治五年，日本以法兰西为蓝本制定了司法职务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日本出现了“代书人”和“代言人”，开辟了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的道路。1876年2月，日本公布了《代言人规则》（甲第一号）。1880年5月，又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改。1882年的《治罪法》，首次确立了行政辩护制度。1903年2月，日本颁布了《律师法》，该法虽然取代了《代言人规则》，但却将规则中的基本精神承续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吸收英美的立法经验，改革了司法制度，于1949年颁布了新的《律师法》。该法几经修改，是日本现行律师制度的法律基础。
日本1949年颁布的《律师法》，经前后几次修改后，目前共十一章92条。对律师的使命、资格、权利和义务、组织、罚则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规定。现将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律师的使命及职务。日本律师法第一条规定律师的使命有两个，其一是拥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其二是在诚实执行职务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律师界为完成上述使命做出了许多工作。首先，他们发起组织了“人权拥护大会”。至目前为止，该会已召开20多次大会。其次，日本律师界还对公害、药害事件极为敏感，对这些危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再次，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师出作了大量工作，例如关于少年的立法，因为律师界的反对，使得严厉处置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图未能实现。律师的这些行动，颇受日本国民拥护。
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职务主要有：参与诉讼案件，为公民、机关团体代理诉讼，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在非诉讼案件中为社会提供法律帮助；充任税务代办人等。
律师的资格。日本律师法关于律师资格的规定有三种：
（1）规定了正常情况下的律师资格，即一般律师资格，这个资格是司法进修生学习终结；
（2）规定了一般律师资格的例外情况：在职的最高裁判所审判官；在职的大学、专修科和学院的法学教授、副教授；取得司法进修生资格后，在简易裁判所任5年以上的在职审判官、检查官、裁判所调查官、裁判所事务官、法务事务官、司法研修所和裁判所书记官、研修所或法学完全研究所教官、众议院或参议院法制局参事及内阁法制局参事官，这些人员不经司法进修生学习终结，即可取得律师资格。因为日本“司法进修生”是指普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通过国家的考试而取得的资格，司法进修生的学习多是业务实践。故上述人员虽然不经过“司法进修”学习实践终结，但由于其已在实际部门工作了五年，相当于司法进修生学习终结。
（3）规定了律师资格的排除条件。按日本律师法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取得律师资格；曾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者；受弹劾裁判所罢免的审判官、被除名的律师，被停止业务的辩理士、税理士；被注销的会计士或被免职的公务员，自受处分之日未满3年的；被宣告无财产管理能力的人；破产而未复权之人。
日本律师组织及律师工作机构。日本律师实行自治，其律师组织在律师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师组织分为两种：日本律师联合会（简称“日律联”）和律师会。日本律师联合会（也称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是全国性律师组织。其使命是保护律师品格，谋求律师改善和进步，对律师和律师会进行监督指导和业务联系。日本律师联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1人，理事71人，监事5人。这些人以选举产生。会长任期2年，其余是义务职，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联”设8个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纲纪委员会；人权拥护委员会；司法修习委员会；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律师推荐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会。“日律联”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审查律师资格，监督律师行为、惩戒违法律师、监督律师会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对立法、司法的改善进行调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决议规定：今后有关司法制度法规的改正、修订，要经“日律联”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后，才向国会提出；第三，从事维护人权的活动。
律师会是日本的地方性组织，其使命与“日律联”相同。律师会是法人组织，按照律师法规定，它在每一地区裁判所辖区设立，目前除东京有三个律师会外，律师会的成员是本辖区内所有的律师。小的律师会仅有十几名。律师会必须制订会则，向“日律联”登记，接受“日律联”的指导和监督。律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若干人。另外设资格审查委员会、惩罚委员会、纲纪委员会等等专门组织。律师会在日本律师系统中起承下启下的作用，日常是审查律师资格，指导律师开展业务，对律师活动实行直接的监督。
日本律师的工作机构是“法律事务所”。日本的律师属自由职业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务所是个人的。个人法律事务所的名称都是法律事务所前冠以律师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务所、鸠山法律事务所。这些事务所有的有专门办公地点，也有的就设在律师家里。除单个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外，还有数人合伙的法律事务所。合伙法律事务所力量大，竞争力强，便于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颇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几年，这种法律事务所增长很快。律师除个人开办或者合伙开办法律事务所外，也有受雇佣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律师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间锻炼成熟，为以后单独开办法律事务所打下基础。
中国律师制度产生和发展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没有律师制度，一直实行封建专制。在司法制度方面，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刑事与民事不分，从君王到县令都有审判权；他们既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长官、又是中央或地方的公安局长、检察院的检察长、法院的院长。对任何案件的当事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实行纠问式审判，办案搞刑讯逼供，由审判官任意裁判，既不允许被告人、原告人辩护，也不允许他人为其代理。
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化，外国律师开始在中国出现，他们先是在“租界”的法庭执行职务，而后在中国法院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在国外法律文化的强大冲击下，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腐朽、闭关的清政府为求自保，开始变法修律，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最后还是从国外引进了包括律师和律师制度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
1910年清朝政府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仿效日本的同类法典，曾规定允许律师参加辩护和代理，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对律师参与诉讼问题作出规定的法典。但此法未及公布，清王朝就垮台了。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制度，曾起草了《律师法草案》，准备仿效英、美、德、日等国，考核选拔律师，但因临时政府很快被迫解散而没来得及颁布和实生。
袁世凯窃国后，1912年9月，北洋军阀曾制定了《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记暂行章程》，这两个章程，虽条文不多（前一具38条，后一个仅7条），但却对律师制度的主要问题作了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是旧中国实行律师制度的开端。章程颁布后，中国的律师职业慢慢兴起。1922年，上海成立了律师公会，这是旧中国早期的一个律师组织。至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全国约有3000人从事律师业务，但他们多集中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大城市。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治黑暗，刑、民诉讼草菅人命，律师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律师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等地，偏僻的县城难找到一名律师，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律师的活动。当时的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多是个人开业，亦有几个人合办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规模很小。律师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刑事、民事案件，也可受聘担任法律顾问。律师个人接受委托，收费归个人所有。律师中的大多数人则以赚钱为目的，谁给钱就给谁办事，谁给的钱多，就替谁卖力，为了牟取私利，律师挑词架讼，制造纠纷，敲诈勒索当事人。 旧中国的司法制度（其中包括律师制度）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发育不全，律师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小；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人出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受到的是封建主义的教育，因此，他们往往站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其服务，是为维护当时的法律实施、为封建买办服务的。虽然当时也有极少数律师有正义感，同情劳动人民、支持进步事业，反对当局的专横残暴统治、台施洋、沈钧儒、史良等著名进步律师，但他们常常遭对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中，就规定了“被告有辩护权”。各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允许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司法机关，对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十分重视，虽然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没有设立专职律师，但在审判上准许被告人委托他的亲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为他辩护。人民团体等单位，对其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以派人员出庭帮助辩护。
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司法机关允许被告人自己或他的代表辩护或提出反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辩护制度，注意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各项权利。革命根据地的辩护制度为建国后律师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制度是在批判和摒弃旧律师制度的基础上，经历了创建、取消、恢复与发展几个时期，顺应了国家法制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鉴于旧律师充满剥削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律观念，非法活动猖厥，讼棍包揽词讼，欺诈钥财，扰乱法院审判的正常活动，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取缔黑那是及讼棍事件的通报》，该通报指出；作为旧司法制度组成部分的旧律师制度已经废止，“若旧律师仍有非法活动，对于法院威信及人民利益均有危害，应予以取缔。”接着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这样，旧的律师制度不仅从法律上被否定了，也从社会上被彻底清除了。我国开始着手组建新型的那是队伍。
1953年起，我国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时期，这就相应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健全的人民律师制度。
从1954年至1957年，我国律师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57年底，我国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或筹备委员会，设立了820个法律顾问处，有专职律师572人，兼职律师350人。律师机构建立以后，接待了大量的群众来访，承办了大量的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案件。据司法部对上海、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59个法律顾问处承办的1204件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经过律师辩护，改变性质和否定部分犯罪事实的500件，其中法院宣告无罪的63件，免予刑事处分的49件。又据上海市的调查，经过律师辩护的案件，绝大多数的被告都表示服判，提出上诉或申诉的很少。可见律师制度对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7年开始的反右整风运动，由于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把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扼杀在摇篮里。《律师暂行条例》（草案）被打入冷宫，一批律师被指责成“丧失立场、”“敌我不分”、“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开脱罪责”、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法律，刚刚熟悉业务的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他幸免的律师也无法从事律师工作。1959年，各地的律师机构全部撤消，律师制度被彻底破坏。从此，我国出现了20多年没有律师的空白时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上的一大失误。
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了刑事辩护制度，从此，我国的律师制度迅速发展起来。1979年，黑龙江呼兰县等地，开始试行选题辩护。广州市为办理海外涉外案件，曾设立了法律代办处。4月，上海市重建律师组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小组，对50年代草拟的《律师暂行条例》（草案）进行修改。
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立法。
《条例》颁布以后，我国的律师队伍迅速发展，律师业务不断拓展。律师不仅刑事被告人辩护，而且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及各种诉讼案件、非诉讼事件当事人的代理人。
1996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律师法》是我国律师发展的里程碑。《律师法》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的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律师的职能作用日益增强，广大律师不仅在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和社会稳定，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法律顾问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各级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行政，推动了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律师大力开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业务领域，积极承办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法律事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广大律师在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中，依法维护了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执法的惯性，加上我国的律师队伍毕竟年轻，缺乏从业经验，执法观念还不适应，面对社会上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抵抗能力差，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不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现象。有的律师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不认真履行职责，在办理法律事务中敷衍塞责，应付当事人，甚至出现收钱不服务，或者乱收费、私自收费或收费不入帐；有的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心有余悸；有的未能自觉抵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引诱、腐蚀，同时也有少数律师拉拢办案人员办“关系案”，个别律师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律师身上，但影响很坏，危害很大。它严重破坏了律师办的声誉，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干扰了律师工作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律师法的规定，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律师队伍，纠正在少数律师身上存在的问题，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司法部于1996年9月26日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律师法〉，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我国律师队伍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工作重点、基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决定》提出了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根据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进一步强化管理，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湛、道德高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那是队伍。
我们相信，随着《律师法》的实施，我国民主法制的进展，我国律师队伍建设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一定能够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律师队伍，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❺ 中日企业上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日本的企业形态
（一）商人、公司、企业的概念及其法律体系
日本的《商法》中，没有使用"企业"这个概念，而只有"商人"、"商行为"和"公司"的概念。在商人的规定上，日本《商法》基本上采用法国的客观主义，即认为以一定的商行为为业的人即为商人。《商法》第4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业的人"。但是，在1938年的修改中，吸收了德国法规定的"作为商人营业者即为商人"的主观主义，即商人主义的规定。《商法》第4条第2款规定："利用店铺或其他类似设备、以从事物品销售为业者，或者经营矿业者，虽非以从事商行为为业，但亦视为商人。"此外，关于医生、律师、画家、音乐家等自由职业者是否为固有商人，一般认为即使他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工作，但也不符合社会通常观念上的营业。另外，公法人中的铁道事业、煤气事业一般被认为是营业，邮政事业则不被认为是营业。但是，在承认公法人为商人时，其商业登记、商号等规定，适用特别法，而不适用商法。关于公司的概念，则是规定在《商法》第52条，它是指："以从事商行为为业的目的而设立的社团"，但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按照本编规定设立的社团，即使不以商行为为业，但也视为公司"。
在日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一词被广泛使用。日本学者一般认为："企业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2]由于1899年公布的《商法》具有个人本位主义的近代性格，因此在法律主体上使用了"商人"这一概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诸如股份有限公司那样的能够把资本、人和物高度结合成一体的经济组织。使用"企业"这一概念，比"商人"更能正确地表达现代经济组织的特征，因此商法学者也逐渐把"企业"看成了"商人"的代名词。著名的商法学者竹内昭夫认为：商法可以被看成是企业法，而企业法是"以调整与企业相关的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法律领域"。[3]现在，日本学界达成的共识是"商法企业法论"，即认为商法是以企业特有的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法。商法，作为企业关系中特有的法，也叫企业法，这里的企业是指具有计划和继续意图的、从事营利行为的一个统一和独立的经济单位。[4]
（二）企业形态
如果把日本的商法看成为企业法的组成部分，那么，日本的企业就有如下8种不同形态：
1.个人企业
个人企业的法律形态是"个人商人"。在作为商人的个人企业中，个人一方面是交易的主体，独享经营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损失也要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在法律上没有区别。但是，1990年的《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修改，承认了一人有限公司的设立，其条件比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更为宽松。
2.隐名合伙
隐名合伙，表面上看是个人企业，是形式上出名经营者的个人企业，名义人是权利义务的主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隐名合伙人的存在，此人在不显露自己姓名的条件下出资，并根据隐名合伙协议的约定而享受利润分成。因此，隐名合伙实质上是共同企业的一种（《商法》第535条）。
3.合伙
日本《民法》第667条规定："合伙协议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共同出资以经营共同的事业而发生效力。"日本的"合伙"有二种情况，一是《民法》规定的合伙协议；二是指基于合伙协议而成立的团体。作为企业形态的合伙是指第二种意义上的合伙团体，但是它仅限于民法上的合伙，与特别法上的非企业合伙是有区别的。特别法上的合伙，是指农业协调合作社、消费生活协同合作社和森林合作社等依照特别法而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它们既不以公益、也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弱者的相互扶助和协调为目的。民法上的合伙企业则不具有法人资格，是以单个合伙成员之间的信赖关系为前提的共同企业。
4.企业合作社
这是指按照《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第9条和第10条规定设立的企业合作社。为了有效地保护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确保中小企业获得公正的经济活动机会，日本专门对中小企业的合作经营做出了规定。企业合作社可以从事商业、工业、矿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事业，合作成员的责任以其出资额为限度，采取理事和监事管理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5.合名公司
相当于英美的partnership，它是具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少数个人共同经营事业的公司形态，其中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直接连带无限责任（《商法》第80条）。公司股东一方面对公司债权人负有严重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在基本事项的决定上，需要取得股东的一致同意，并且没有其他股东的承诺，不能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他人。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名公司19299家。[5]
6.合资公司
相当于英美的limited partnership，它是根据《商法》第146条和157条，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构成的公司。其中，有限责任股东与无限责任股东相比，由于责任较轻，因此不具有公司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而只具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在公司基本事项的决定中，一般需要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有限责任股东在转让股份时，需要无限责任股东的全员承诺，但不需要其他有限责任股东的承诺。合资公司实际上是合名公司的一个变化形态（《商法》第147条）。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合资公司80493家。
7.股份公司
相当于英国的company和美国的corporation，它是指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仅仅对公司承担有限的出资义务，其责任"以其所有股份的认购价额为限度"（《商法》第200条第1款）的公司。由于股份公司采取把股东的地位称作股票的细小比例单位的形式，因此股东只对公司承担以出资额为限度的有限责任。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东地位采取股票和有限责任的形式，意味着股东的人数可以很多并仅仅在资本的面上集结，是典型的物质上的公司。由于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影响，股份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一般由股东总会、董事会和监查人三个机关组成。但是，在1950年的《商法》修改中，缩小了股东总会的权限，扩大了董事会的权力。同时，监查人的业务监查权限也被主要转移到了董事会，监查人的权限主要被限制在了会计监查领域。[6]股份公司很容易形成拥有许多股东的大规模的团体，这在日本是募集大众游资、创办大企业的最佳途径。股份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000万日元。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股份公司1208384家。
8.有限公司
相当于德国的Gesellschaft mit beschr?nkter Haftung 和法国的sociéte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它是由只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出资义务、而对公司债权人不负任何责任的股东构成的公司（《有限公司法》第17条）。在股东责任这一点上，它与股份公司是一样的，但是其公司的设立手续和内部组织情况等，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了。如对董事的人数及任期没有限制，监查人为任意机关，不允许公开募集社员，社员的人数原则上在50人以下，最低资本金为300万日元。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3月底，日本共有有限公司1691750家。
二、我国的企业形态
（一）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建，始于对外开放的"三资企业法"，即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和1988年颁布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其中，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外国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中国境内与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的企业。在企业形式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规定，合作经营企业可以是法人，也可以不是法人，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根据《外资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则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但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在引进外资，创制企业模式的同时，我国于1988年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于1990年颁布了《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于1991年颁布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在企业形态的划分标准上突出了所有制的特色。一般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3年《宪法》修改后称国有企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是混合所有制，外资企业则属于私营企业的范畴。
（二）我国公司制度的建立
我国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是根据与前述企业法完全不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即它不是根据所有制的形态而是根据出资者的责任形式这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法相同的原理而制定的。《公司法》第2条和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在与日本企业法律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公司法》未对无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做出规定。这被解释为，主要是顺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侧重于规定国有企业责任有限化的法律依据。[7]事实上，我国从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少数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到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公司法》则反映了这一形势的变化。
1997年我国颁布了《合伙企业法》，1999年又颁布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这两个法律是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充实和完善。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条的规定，各合伙人因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它实际上相当于无限责任公司。在该《合伙企业法》的起草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相当于两合公司的企业形式，即设立有限合伙人的规定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最终没有在该法中规定出来。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的规定，自然人个人投资并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方式得以确立，这实际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人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即在《公司法》第64条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基础上，增加了自然人一人公司的规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原有的企业法和《公司法》都未能包含的诸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那样的新的企业形式，在法律规范上也出现了企业法和公司法相融合的领域。如1996年通过的《乡镇企业法》第2条规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三）企业形态
综上所述，我国的企业形态主要有下列9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乡镇企业等。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因此，可以说"三资"企业的绝大部分是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可见，与日本的企业形态相比，我国的企业形态更为复杂多样。我国的法律虽然对大陆法系下的隐名合伙、企业合作社、合名公司和合资公司尚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则做出了时代性的制度创新。
三、中日两国企业形态的本质差异
首先，日本的企业具有统一的"商的色彩"即"营利的性质"[8]，法人企业只有公司。而我国的法人制度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国的法人企业不限于公司，没有公司化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都是法人企业。这些企业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作为国家行政担负者的"性格。[9]因此，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及其公司化、民营化等课题，是完善中国企业制度的关键。[10]诚然，由于所有制形式上的差异，我国的企业制度比较侧重于公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的发展，而日本的企业制度则从一开始就主要以私有企业为调整对象。
其次，从法律的层面讲，日本的商法即企业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现代公司制度。相对而言，我国的企业制度还处在尚未完全定型的发展阶段。例如日本的企业法中没有"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形式，我国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是"集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可以说，中日两国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来自日本资本主义商法体系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本质差异。
第三，就企业关系所依据的法律体系看，日本的企业法律制度所遵循的是"特别法优于习惯法"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法之间适用的顺序是：商事特别法令、条约、商法和民法。并且，日本《商法》第1条规定了"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商业习惯，没有商业习惯法的，适用民法"。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主要是遵循各类企业的特别法、公司法和民法通则等规定，在是否可以遵循商业习惯法的问题上，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日）境新一：《现代企业论-经营与法律的视点》，文真堂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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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川村正幸等：《现代商法》，中央经济社2001年版，第2页。
[5]（日）北泽正启：《会社法》，青林书院2001年版，第31页。
[6]（日）加美和照：《新订会社法》，劲草书房2001年版，第181页。。
[7] 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立法思考》，《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8]（日）井上茂：《法哲学研究》（第四卷），有斐阁1986年版，第243页。
[9]（日）川岛武宜：《日中经济贸易中法律上的基本问题》，《判例タイムズ》1986年No.585，第3页。
[10]（日）古岛义雄：《亚洲o中国o日本-企业与金融的改革》，东京シグマべイスキャピタル株式会社2002年版，第85页。
❻ 中日韩都是用汉字来书写法律，好像汉字在书写法律方面有独特优势，而且中日韩法律术语基本上差不多
第一、汉字不一定是我们当下的汉字，而且中国汉字在被日本韩国等国家吸纳后有其自己特殊的定义。
其次、汉语在法律上并没有多少优势，汉语是抽象型的语言，用字数有限的文字来描述事物比较抽象而不够具体，这一点是个略势，所以汉语用于立法常常会导致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这就导致了法条被加上了很多有限定意义的词汇并且最高法会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对法条的具体含义进行说明。由此可见，如果要一个明确意义的法条，其字数将会很多，将不得不用很多的词汇限定来达到明确具体的目的。
❼ 日本近代天皇制下的司法机关是什么啊谢谢
呵呵，你所指的是旧日本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于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战后被废除）所设立的司法机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
❽ 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为什么说明双方没有意识到司法主权
1871年6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即双方互有领事裁判权。 1874年10月31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台湾事件...
❾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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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
❿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法律不一样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中日双方文化底蕴差异这么大，就算都是大陆法系国家，又能说明什么？大陆法系只是一个概括，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