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问题

1. 如何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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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治国目标专。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阶段属性特征。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完成了其初级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现在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树立法治的权威，树立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切实做到依法治国。能否做到依法治国，成为我国能否真正崛起的重要指标，成为我国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
我国目前的司法为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解决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的司法状况还不尽如人意，司法不公乃至司法腐败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民群众对司法日益增长的期待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这些问题的造成，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的不完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因此，要改善司法状况，就要正视我国司法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进行司法改革，从而提升我国的司法层次和水平，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宪法目标。

3. 中国的司法改革的四、提高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能力，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和担任公证员的考试纳入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准入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在规范法律职业人员任职资格、提高司法人员综合素质、推动法律人员职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2年起，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办一次，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实现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由分散到统一的转变。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近50万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建立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为提高人民警察的能力素质，国家规定所有在编在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必须参加执法资格考试，未通过考试的不得执法。2011年，173万余名公安民警参加了首次执法资格考试，其中169万人通过考试。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为适应时代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中国越来越重视完善司法人员职业培训制度，不断提升司法能力。目前，中央和省级司法机关设立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规划，把培训范围拓展到全体司法人员，确立首任必训、晋升必训以及各类专项培训制度。在培训中，转变传统的以提升学历、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培训模式，选择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法官、检察官、警官担任教官，围绕司法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教育培训，不断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近五年来，全国共培训法官150万余人次、检察官75万人次、公安民警600万人次。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司法机关结合各自工作特点，普遍制定了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从职业信仰、履职行为、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礼仪、职务外行为等方面，对司法人员道德修养和行为举止提出具体要求。2011年以来，在司法人员中广泛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把“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
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在律师中开展以“严格依法、恪守诚信、勤勉尽责、维护正义”为核心内容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建立律师诚信执业制度，完善律师诚信执业的评价、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促进广大律师不断增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感，提高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准和公信力。
拓展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完善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允许个人开办律师事务所，形成国资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律师事务所1.8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31.6%，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1.35万家，国资律师事务所1325家，个人律师事务所3369家；共有律师21.5万人，其中，专职律师占89.6%，兼职律师占4.5%，公司律师、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和军队律师占5.9%。2011年，全国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39.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24.6%；办理诉讼案件231.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7%；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62.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近84.5万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54.5%。改革完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在2008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建立“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经费投入，确保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履职能力。司法机关依法收取的诉讼费和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做到收支脱钩、罚缴分离，遏制因利益驱动而乱收滥罚的现象。国家还制定了司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装备配备指导标准，改善办公、办案条件，提高信息化、科技化水平，为提升司法能力提供扎实的物质保障。

4. 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目前，此“意见”已在政法系统内下发，中央政法委正在抓紧制定实施改革意见的分工方案，改革实施工作正在积极稳妥推进。这是2009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央推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在继续抓好2004年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事项的基础上，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和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核心是调整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促进司法独立。主要改革内容包括政法经费保障、司法职权重新配置、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等方面。
一、建立政法系统财政保障机制，政法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不独立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司法受制于当地政府，法院的经费及其法官工资、检察院的经费及其检察官工资等，都是由当地政府财政部门解决，司法机关的“财权”由政府部门“把持”，使得司法难以“硬”起来，司法很容易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干扰，形成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从财政负担上看，2006年全国检察系统的全部财政支出大约150亿元，法院系统大约200亿元，一共不到400亿元，加上基本建设费用和适当增加工资福利，总量仍在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将建立政法系统财政保障机制，以后法院、检察院的经费将由中央财政专项确定，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解决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问题，从而开始打破司法经费由地方保障的格局，逐步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难题。具体有可能会采取分地区，分级别，结合案件数量和诉讼费收入情况，采用因素计算法确定各法院的财政拨款数。
二、检察院刑侦职能划归公安局管辖，检察院专司法律监督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原有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享有对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等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自侦权）。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以由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于检察院的自侦案件，则长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只在检察院内部进行监督。根据“有权利就有监督”的原则，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将检察院对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刑侦职能从检察院剥离开，划归公安局管辖，检察院主要专心做法律监督建设，以实现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目标，其中包括对法院的监督和对于司法系统其他部门的监督。
三、法院执行职能划归司法局管辖，法院其他有关行政职能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法院专司审判
在我国，法院判决后案件“执行难”很突出，影响到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将包括法院执行在内的有关行政职能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法院专司审判。
四、看守所划归司法局管辖
长期以来，看守所作为主要的羁押场所，由同级公安机关管理。在侦查、羁押、改造主体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下，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出现刑讯逼供现象。近年来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看守所。许多学者提出，为了体现程序公正和控辩平衡，必须做到侦查权和羁押权的分权与制约。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将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到司法部(局)体系之下。
五、决定劳教权力由法院行驶
长期以来，由于其未经审判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点，劳教制度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长期呼吁取消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主要的依据是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1979年由国务院公布施行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由国办转发的试行办法。胡教授认为，一个决定实施半个世纪，一个试行办法试行20多年，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次司法体制改革将此项权力由公安机关移交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
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要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转化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去，使之既有利于控制社会治安大局、增强群众安全感，又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一方面，适应新时期犯罪行为发生的变化，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犯罪从严打击。另一方面，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宽缓处理，尽量教育挽救，增加社会和谐。
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司法体制改革本着“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完善政法干警招录和培训机制，完善政法干警行为规范和职业保障制度，加强政法机关廉政建设，严肃查处政法干警违法违纪行为，改革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和律师制度等。

5. 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

1、司法独立性难以保证，司法权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只有正直无私，没有任何私情或私利的考虑，而且具有独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也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才能做到公正办案。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司法独立性难以保障。在地方党委握
有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大权和地方政府握有司法机关的财政大权的情况下，司法活动受行政干预和其他不正常干预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随意批条子、打电话，指令司法机关按其意志办事，以权压法；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致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常常成为一纸空文。司法权缺乏独立性还导致实践中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成为地方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凭借司法裁判权，依地域划线，对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给予超出法律之外的特别保护。正如有人指出，现在许多地方法院实际上成了“地方的法院”，本来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变成了从属于和听命于地方的法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破坏了法治统一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2、法院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审判活动行政化色彩浓厚。长期以来，中国法院系统的设置、管理和运作未能很好地体现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而是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处理案件、管理审判工作，从而使审判职能的作用受到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法院相互关系的行政化，实践中存在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审级制度；其次，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内部设有审判委员会，另外还有主管院长及庭长对案件的审批制度，由于审委会成员、主管院长和庭长都属行政角色，他们通常不参与庭审却对案件享有决定权，就如同医生没有亲自诊断病情却在开药方。这严重违反了审判的基本规律，使法庭审判和双方的法庭辩论、质证过程流于形式，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很容易导致司法判决的不公；再次，法官人事管理行政化，法官被当做行政官员进行管理，压抑了法官的独立性，也影响了审判活动的公正性。
3、法官职业的准入制度不严，相当一部分法官职业化程度不够。不可否认，在中国法官队伍中，不乏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和良好品行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法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法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使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成为一种大众化职业，大量未接受过正规法律训练的人纷纷进入法官队伍，其中一些人还被安排在院长、庭长等领导岗位上，从而使中国法官职业的非专业化现象相当普遍。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8万多名法官中，研究生层次的仅占0.25%，本科层次仅占5.6%。尽管对法官的继续教育在近些年得到了加强，但至今法官队伍中仍有不少人达不到最低学历要求。
4、司法活动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司法权威不足，效率低下。由于现行一些法律存在立法过于粗疏、可操作性差等缺陷，加之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和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等因素，使得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一体执行。一些案件承办人员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随心所欲，任意取舍，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直接导致诉讼案件裁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例如，刑事审判中量刑畸轻畸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民事审判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及其数额的确定上也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现象。另一方面，司法权威不足，效率低下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合作与制衡机制不够顺畅；刑事司法系统抗制犯罪的效能不尽人意，刑罚的及时性、必定性不能充分体现，以至于出现刑罚量同犯罪量同步增长的局面；同时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刑讯逼供、滥施强制、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不对等，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民事诉讼
领域，许多案件久拖不决，审执脱节、法院裁决难以切实执行成为普遍问题，一些法院裁判成为“法律白条”。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观念滞后、配套制度不健全及执法环境不佳等原因，使行政诉讼几乎走入困境，行政诉案件少、撤诉多、审判难、执行差的问题十分突出。
5、司法腐败成为社会公害，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面临严重挑战。受司法体制缺陷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司法队伍中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呈蔓延态势。司法腐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司法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轻者吃请受礼，重者索贿受贿。司法腐败必然会引发有法不依、办案不公甚至践踏法治的后果。例如有的司法人员为袒护一方当事人，故意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甚至滥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一些案件因执法不严，裁判不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不仅会直接损害有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会动摇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和信心，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破坏往往是致命性的。严惩司法腐败已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当务之急。

6. 我总觉得代表们很少提到法治问题和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改革首先是司法独立，实行中央垂直菅理，更能打击腐

我裆推行的所谓民/主是：
开大会决定小问题，开小会决定大问题，不开会决定核心问题。

你问的体制改革是小问题？嘿嘿

7.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8. 如何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1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陪审法庭是雅典最高司法机关。在雅典，司法权最初在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手中。

陪审法庭是由公民大会产生的是由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五百人会议中临时抽出的。“公元前五、六世纪，雅典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公民大会，这个公民大会通常由五千到六千名成员组成，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妇女、奴隶和外侨除外)。公民大会只要得到简单的多数票，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决定任何内部问题。至于审判方面，则由一个五百零一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主持，罪名成立与否，由陪审团以多数票决定。高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也由民众法庭终审。”

9. 什么叫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本人理解：就是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设置的机构（审判、内检察等）、职权以及容规定其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规范和制度的总和。
1、司法是社会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2、公道的社会基础性秩序，只能由司法来维系，司法是社会冲突的减压阀。
3、司法另一功能：保障民众不受政府权力的侵害。司法也是政治冲突的减压阀。
4、司法体系改革原则或亦可称之什么是司法体系改革：
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为出发点，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一、优化司法的制度环境
二、优化司法权配置
三、重整法院体系
四、培育法律人群体

中国社会走向优良治理的正道是，分散治理责任，让司法在社会治理体系扮演其本应承担的角色。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将及时地分散地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