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民法

Ⅰ 孟勤国的广西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

姓名 ：孟勤国
性别： 男
民族 ：汉 孟勤国，男，1957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广西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物权法学家。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选入广西高校首批跨世纪人才，1995年被评为广西优秀教师，1996年被评为广西优秀专家，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被确定为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2000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并当选为全总十四大代表。1997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聘请他为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学历：1978年考取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2年考取武汉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1985年7月毕业获硕士学位 。 1986.7-1990.7 广西大学法学院讲师
1990.7-1993.9 广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93.9 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995-2002 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7.7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现任广西大学法学院党委纪检委员、名誉院长 1、《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8/6；
2、《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占有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93/4；
3、《英美法上物上负担制度及其借鉴价值》，环球法学评论，2009/10。 1、《物权二元结构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2、《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
3、《中国物权法问》，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00 1、广西首届杰出法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第二届）、2008年获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
2、《物权二元结构论》获全国首届优秀法律图书奖（2005）、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2004）
3、《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2002） 他在物权法理论研究领域中，创立了“物权二元结构理论”，其专著《物权二元结构理论》2001年在北京出版后反响强烈，《法制日报》、《私法研究》等先后发表国内著名学者对此书所作的评论，中国法学会2002年7月15日第508期《要报》将他的理论观点上报国家高层，以供中国物权法立法参考。他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发表于《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同志在2002年12月3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广西大学的孟勤国教授起草了物权法部分的专家建议稿”，“这些专家建议稿‘弥足珍贵’”。2004年5月,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物权法理论研讨会上对孟勤国提出的物权二元理论给予了赞赏，并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广西学派”。
孟勤国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著作七十余篇（部），其中二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转载》、摘登和收入要目。1987年以来，他获广西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还获自治区教委一、二、三等奖5项，他在担任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2002年）期间主持的广西大学法学院教学改革成果获广西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列为教育部新世纪法学教育子课题。
孟勤国同志积极参与广西地方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长期担任外资、银行、证眷等公司的法律顾问，承办了不少的特大疑难案件，为广西的企业挽回或避免损失数亿元，担任广西人大立法咨询员、南宁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为立法和执法作了大量的咨询工作。

Ⅱ 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有多远

关于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一个话题 人们从老师和教材那儿得到知识，许多知识代代相传而成为常识。一个知识一旦成为常识，就具有不言而喻的效力，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事实，也不需要思考。著名的法学教授一般都恨那些怀疑常识的言论，在勾掉那些“缺乏常识”的论文著作时绝不手软，因为怀疑常识实际上就是怀疑著名法学教授的学问———如果常识有错即意味着著名法学教授需要重新学习。然而，常识有错的概率其实很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民法是概念法学的家园，许多常识来自某个或某些民法教授的想法，不免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基因。“法国民法典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常识。[1] 我们没有考证出谁最早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据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法国民法典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看来这个常识的血统相当的高贵。我们也没有找到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的史料，据说1804年属于自由资本主义中期， 1900年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初期，[3]看来这个常识的背景相当的真实。但我们可以读到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的理由:法国民法典的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要求，而德国民法典对三大原则的修正，则是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4]三大原则及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这个常识的逻辑自然就显得相当的合理。然而，看上去这样并不一定就是这样。 我们先瞧瞧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诞生前的几十年，是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时代，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派，从雅各宾派到热月党，风云万变，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折腾。1804年，夺取了政权的法国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着手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资本主义在法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我们都知道，是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从1815年开始，法国工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1848年为止，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5]1810年全法国大约有200台蒸汽机，大部分还是过时的单动式， 20年代后，一些铁工厂开始使用机器。法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才得以展开， 19世纪六十年代末才算基本完成。[6]历史学家还告诉我们，法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雅各宾派改革后，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法国成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但法国的小农经济，并不像英美那样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是广泛长久地存在着，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对法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7]这就是说， 1804年的法国还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小农社会如何制造出一部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民法典？我们首先要感慨拿破仑的睿智、远见和想象力，同时，也不能不感慨后世民法教授无与伦比的联想力。 法国民法典确实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但这三大原则是否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早期罗马法中，所有权绝对到这样一个程度:在他人土地上建的房子的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人，[8]后期罗马法中，契约的自由已不亚于后世的任何时代包括1804年的法国，[9]而过错责任作为对结果责任的矫正，确立于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10]如果说三大原则勾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蓝图，那么这张蓝图几乎全部来自于罗马法，怎么就不说罗马法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将三大原则冠之以近代民法原则是后世民法教授的手笔，与拿破仑和他的立法助手无关，因为在起草委员会主席波塔利斯看来，财产法的条文“与任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致的，我们只是变更或修改了那些与现实的情况不再适应或经验证明已不大方便的部分”，“至于合同法，我们发展了那些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自然。”[11]需要补充的是，在侵权法上，法国民法典并不只有过错责任，法典第1384条、1385条同时规定了雇佣、监护以及动物致人损害等严格责任。三大原则也许契合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可能比罗马法契合罗马社会更为严丝合缝，拿这三大原则解释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无可非议，但将罗马法就有的三大原则说成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有点象某些民法教授那样总以为台湾学者的著述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法国民法典不只有三大原则，还有具体的制度和条文。当我们读到法国民法典第524条这样的条款时，我们仿佛看到了18世纪末迷人的法兰西田园风光。家畜、农具、种子、蜂房和酿酒的木桶，在法国民法典中一一亮相，果树伸到了邻家的院子该如何处理，法国民法典处理得很郑重其事。也许正是在法国民法典中读不出多少都市风景，所以有学者认定法国民法典是“18世纪农业经营的法”、“展现的景观并非都市风景，而是农村风景。”农村风景当然不是判别法典性质的标准，任何社会都会有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但是，如果只有农村风景而没有都市风景，至少说明了法典的视野和焦点。法国民法典中没有汽车火车，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企业公司，因为担心封建复辟，法国民法典甚至不承认法人人格以防止封建贵族势力利用教会、行会等组织形式从事复辟活动。没有这些，不意味着法国民法典不能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但意味着法国民法典不是为了自由资本主义而生的———其没有在意也不在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应有什么。法国民法典首先是为了重建法律秩序，拿破仑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不是空谈哲学的时候，要做的是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统一法律，法国南部受罗马法影响，是典型的成文法区，北方又以日耳曼法为基础，是习惯法法域，需要“制定一种能包括一切事项及能治理法国治下一切财产与人事的、遍效的法律。”[12] 我们接着瞧瞧德国民法典。 1896年前后的德国确实出现了垄断组织，而且发展比较迅速。德国的第一个卡特尔产生于1857年。l870年增至6个， 1877年达14个。90年代一度增至350个， 19世纪末保存下来的为275个。1905年又恢复到385个。1910年，卡持尔组织增至500一600个。其中， 1905年的385个卡特尔中的200个左右具有了辛迪加性质。[13]1897年，德国最高法院还裁定普尔、康采恩和卡特尔等订立的垄断协议为合法。但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已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呢？历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这一时期的垄断组织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从未扩大到超过一个地区。[14]垄断组织也不稳定，基本是最低级的形式———卡特尔。历史学家还告诉我们:德国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进程虽在1882年后有了明显加速，但集中程度以及企业的规模都远远低于同时代的美国。[15]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才有比较稳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故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就达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16]垄断组织的出现与其说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不如说是铁路、钢铁、电力、盐和煤等行业本身具有资源垄断或技术垄断的性质，这就可以解释德国当时的垄断组织为何总是出现在这些行业之中。1896年的德国至多有点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制定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民法典，唯一的可能便是立法者具有超人的想象力。 问题在于德国民法典并不是想象的产物。德国民法典确实限制了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德国民法典起草和争吵了几十年，似乎没有哪个垄断利益集团游说立法者抛弃所有权绝对和限制意思自治。如果对当时的德国政治背景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德国在统一前，存在多个邦国，其中一些邦国势力强大，而且有各自的法律习惯。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战争实现的，并没有摧毁各邦的利益和势力，维持国家的统一不得不采用保守和妥协的方式。因此，德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17]在经济上则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确保帝国的统一和巩固欧陆之所得，满足军事、国防的需要，从而走“富国强兵”的道路。[18]法律的统一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基本途径之一，德国民法典作为法律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保守和妥协以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不仅如此，据专家考证，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而德国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德国的封建容克地主依然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容克地主，无产阶级要在推翻地主阶级之后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得不同封建势力妥协。[19]这样，德国进入资本主义后仍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由上述可见，如果说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寄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那么，在当时的德国，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恰恰是封建容克地主抗衡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与垄断资本主义并无关系。由此看来，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德国民法典限制了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就推断德国民法典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无异是说西方国家最近为对付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国家干预是在搞计划经济。 德国民法典除了过错责任以外，还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的情形，这被后世民法教授提升到了限制过错责任原则的高度，以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民法典在三大原则上都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法国民法典有本质不同。责任归责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真有什么关系吗？有谁论证过自由资本主义喜欢过错责任原则而垄断资本主义不太喜欢过错责任原则？责任归责原则就解决一个问题:在一个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时，要不要以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而考量的因素是行为的本身而不是其他。这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判断，特定的高度危险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行为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责任归责原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规则，并没有代表自由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品性。将一个技术性原则与一个社会的性质扯在一起，就像不少民法教授动不动就将合同作用之类的问题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命运结合在一起那样，乃是典型的牵强附会。从逻辑上分析，特定的高度危险行为主要是工业技术的产物，在农业社会几乎没有，由此确定一个特别的责任归责原则，应该理解为是在过错责任原则外增加了责任归责原则，而不是限制过错责任原则及其适用。至于像德国民法典第833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之类的责任，法国民法典也有，如第1385条的动物饲养人责任，更谈不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责任归责原则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下一个结论: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垄断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有后世民法教授人为的生拉硬扯关系，所谓的常识不过是学术游戏形成的学术垃圾。这个结论丝毫不影响法国、德国民法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法国、德国民法典的赫赫声名本来就不是凭借其代表了什么社会才得到的，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对待知识。长期以来，民法教授们为了显示学问有意无意地炮制了许许多多的毫无用处和错误百出的知识。这些垃圾一样的知识[20]堆积在课堂上和教科书中，压迫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窒息了学子们的思维活力，以致于目前的中国民法学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清除垃圾知识，净化教学和学术环境，倡导独立思考、严谨治学的风气，乃是有良知的民法教师应承担的责任。-------------------------------------------------------------------------------- 注释: [1] 参见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王全弟主编:《民法总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刘士国:《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究———兼及民法典的社会基础及实施保证》，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杨年合主编:《民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张玉敏主编:《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王利民主编:《民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李仁玉、陈敦编著:《民法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资产阶级国家民法典，它以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为模式，把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它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把调整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主要内容，确认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项基本原则。《法国民法典》开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思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此后，《法国民法典》'成为世界各国编纂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杨年合主编:《民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我国的政治经济学通说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4]“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标志着现代民法的开端，它以罗马法为蓝本，巧妙地运用法律形式把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则直接'翻译'成法的语言，它所反映的首先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自十九世纪末起，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时期。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正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李世安:《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6]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 [7]参见高德步、王珏编著:《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 [8]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9]参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333页。 [10]参见前注9，江平、米健书，第375页。 [11]转引自傅静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 [12]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 [13]参见前注6，宋则行、樊亢书，第272-273页。 [14]参见前注5，李世安书，第148页。 [15]参见前注6，宋则行、樊亢书，第268-269页。 [16]将资本主义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说法本身可能就值得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在文革期间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知道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那是一个崇拜革命导师的年代。重读列宁的这本书，我们发现列宁在证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时所使用的数据耐人寻味。例如:“德国在1907年雇佣工人一千人以上的企业，有五百八十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万），它们的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4页）。一千人规模的企业，放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中小企业，现在雇用人数几十万人的企业也未必能垄断整个行业。显然，列宁见到的垄断其实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垄断，不足以反映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规律。垄断是否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是否有这么一个高级阶段，有待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研究。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8]参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19]参见黄振等:《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8页。（武汉大学法学院·孟勤国） 出处:《法学评论》 2009年第6期

Ⅲ 社科院由学者起草的建议例如《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有法律效力吗

建议稿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后才有效力。

Ⅳ 考民商法研究生哪个学校比较好！

哪个学校啊？ 湖南商学院？

民商法学排名 学科代码：030105

排名 校名 等级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 学科门
1 清华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4 中国政法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5 武汉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6 西南政法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7 厦门大学 A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北京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吉林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华东政法学院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黑龙江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复旦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山东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南京师范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B+ 030105民商法学 030100法学 03法学

Ⅳ 孟勤国的学高身正吾良师——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孟勤国

第22个教师节在丰收的金秋如期而至，辛勤耕耘于杏坛的园丁们收获了他们的喜悦。9月9日上午，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表彰大会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从全国高等学校近97万教师中选拔出来的100名杰出代表接受了国家的表彰，荣获了本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称：这些杰出代表身上凝结着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品质。他们既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又能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
在学生看来，脱颖而出的孟勤国成为“百佳”之一完全是实至名归。这位16岁便登上讲台的“老”老师，倾心教育数十载，以自己的严格自律、勤勉好学、博学多才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学生曾用一个极端的词来形容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双馨”的他——“完美”。
我们来看看“白描”的孟勤国：
法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教授。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民法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法学会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至今任教于广西大学法学院，1995年以来历任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97年被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聘为博士生导师。1990年、1993年、2004年3次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1年、2005年连续两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获广西杰出法学家称号。 孟勤国是我国物权法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从事民商法教学和科研20余年，在物权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法学大师江平教授由此赠以他“广西学派”之美誉。在我国物权法草案、破产法草案的修审过程中，孟勤国应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邀请参加了修改工作，他是北京地区以外受邀的三名法学专家之一。全国人大法工委王胜明副主任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特别提到：“广西大学的孟勤国教授起草了物权法部分的建议稿……这些专家建议稿，对民法的制定弥足珍贵。”
1995年以前，国内极少有人进行物权法的研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校园里攻读的孟勤国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具前瞻性的眼光投入到物权法的研究之中。在当时颇为冷清的物权法研究领域里，孟勤国埋头默默苦耕，一干就是十几年。他撰写的硕士论文《国家财产民事保护》因提出和解答了物权法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而被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此后，他依然勤耕不辍。
面壁十年图破壁，2002年，其学术专著《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出版，书中创立的物权二元理论在国内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并受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当我读完面前这部《物权二元论》时，我深感它确实是我所期待的‘破壁之作’中的一部。对于肯深入研究与希望解决中国现代实际的人们，这部书则显得像一缕新鲜空气，像一位合格的导游”，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会所研究员郑成思对该书如此评价。
此书被评为2005年全国首届优秀法律图书奖。
《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公开发表了孟勤国依据物权二元理论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编者称“物权法领域终于出现了中国人的物权理论与设计”。2005年公布的物权法草案中大量吸收了物权二元理论和建议，成为影响我国物权立法的三大专家稿之一。
“在修改草案过程中，我常处于‘弱势群体’中，因为我一直与主流的物权观点交锋，支持我观点的人属于少数，许多观点刚提出来就被主流观点‘包围’，但从第三审的物权草案上看，其中已体现了我当时一些被‘孤立’的观点。”孟教授自豪地回忆道。
作为广西人大立法咨询员、南宁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孟勤国积极参与广西地方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为立法和执法作了大量的咨询工作。他长期担任外资、银行、证券等公司的法律顾问，承办了不少特大及疑难案件，为广西的企业避免、挽回损失数亿元。
孟勤国治学严谨，他对前人法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学问的博与约、广与深都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情，必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他的勤奋、博学和慎思，更得益于他不拘陈规、不畏权威、独立思考、勇于穷究真谛的胆识和魄力。
作为教师的孟勤国，同样把这种优秀的品质用在了教书育人之中。 1995年，孟勤国被委任为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甫上任的他把教学改革列为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孟勤国认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必须适应当今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法学教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和输送“依法治国”所需法律专业人才的伟大使命；法学专业必须以塑造高尚人格，培养创新能力，造就基础扎实、素质优良的应用型法学人才为宗旨。
针对法学教育的特点，结合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他提出了“一颗公心、一支硬笔、一张铁嘴”的教学改革方案；主张加强学生“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培养、司法实务能力的培养，同时广博和拓宽学生知识面。
——“一颗公心”是法律人最重要的职业操守。法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事业，尊崇法治，就是信奉法律至上，不屈服于任何权力与官位。这种理念要求法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独立而健全的人格和法律理性，应当树立一颗公心，爱国家、有道德、守戒律；要求学生确立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所应有的行为操守和法律信仰，毕生为公平正义而奋斗。
——“一支硬笔、一张铁嘴”是法律人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法学是思辨和交流的职业，法科学生应该知识渊博、思维清晰、文笔流畅、能言善辩、以理服人。
在教学实践中，孟勤国非常强调人才“德”的培养，他说：“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育人，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大学生是最重要的，专业技能还在其次。相较于普通人，法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更高尚的人格，这是法律的特殊性对我们的要求。这也是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
孟勤国永远忘不了一件令他痛心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学院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时分配到了省级机关，可是报到的第一天便被单位退回了学校，原因是：穿拖鞋上班。单位认为：这样散漫的学生，不太可能有良好的工作责任心。之后，在每年给新生做的第一场报告中，孟勤国都要向同学们讲述这个故事，提醒他们慎独自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他也常以此事提醒自己：从小处着手，培养学生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曾经有个研究生在一次寒假结束返校时迟到了，到校后却谎称时间耽误在中途转车上。孟勤国在检查他的车票时发现了破绽，按照他的启程日期，即便顺利转车也会迟到半天。学生受到了严厉批评，并写了检讨。孟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我这里受批评是摔了一小跤，如果你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就可以避免以后在社会上摔一大跤啊。”
为了让学生打造“一支硬笔”、练就“一张铁嘴”，孟勤国开中国法学教育先河，将古汉语列为广西大学法学院民法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并要求学生每星期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一篇佳作。孟勤国告诉学生，《古文观止》代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熟读其中的文章，必然对提高写作水平、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大有裨益。
走进广西大学法学院办公楼，你可以发现最气派的房间不是院长办公室，也不是教授工作室，而是学生模拟法庭。在这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每个月都要“开庭”一次，“法官”、“律师”、“犯罪嫌疑人”等在这里一展辩才，进行激烈的口舌争峰。
这里“开庭”的密度是全国法学院最高的。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理论”， 孟勤国认为司法实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人才的质量。所以，他非常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办好模拟法庭。
——设立课程群。即一门核心课程带入几门相关的实践课程，达到学以致用之目的。
——加强授课中的案例教学。
——增加实习时间。广西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第七学期全部为实习时间，充裕的时间保障了学生法律事务的开展，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孟勤国鼓励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多多涉猎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他认为，学习法律，不仅理论功底要扎实、知识要全面，而且应当了解社会实际，不尚空谈。他提倡和推行的这一良好学风，使广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受益无穷。
“独木不成林”，为了提高学院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孟勤国积极扶掖青年教师的成长。自1995年起，他一直担任民法学教研室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审阅青年教师的讲稿，旁听他们的讲课，一一指点，传授经验。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戴红兵、蒋慧、杨洁等一群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本学科建设提供了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孟勤国主持完成的《以人为本、制度为先》、《一颗公心、一支硬笔、一张铁嘴》等重大教改课题先后荣获广西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改革的效果是喜人的，培养出的人才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该院毕业生在国家司法考试、全国公务员考试、各种就职招聘中与全国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同台竞争，成绩不斐，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特色和优势，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广西大学法学院则由原来的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广西的名牌学院。 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自江南水乡的孟勤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少年的壮志理想都留在了南疆这片红土地上，把最诚挚的爱和满怀的激情都挥洒给了学生。
孟勤国有句名言：怠慢和糊弄学生是教师最大的缺德。他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常存育人之责任，也要常思为师之道，常怀爱学生之心，才能尽到一个教师的责任。”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得他从不敢在教学工作中、在为人师表上有些许的马虎和松懈。
学术研究工作繁重、社会职务繁杂的孟勤国，在教学方面却年年超负荷工作，年均教学工作量为法学院教师平均教学工作量两倍多。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先后开出本科、研究生课程七门；他认真钻研教学方法，细心揣摩学生心理，对待教学一丝不苟；他从不旷课从不迟到，严格要求学生，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学生怨恨他的认真。
说起孟老师对待上课的认真劲儿，他的研究生张海龙至今难以忘记令他深深感动的一件事情。2000底，孟勤国罹患了严重的肝病。时值学期中，调课比较困难。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进度，他挂着输液瓶坚持到教室上课。一堂课讲完，他往往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着病情的加重，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躺在床上的他怎么也放不下上课的事情，最后他干脆把学生叫到家里来，在病榻上给学生上课。
课堂教学最能体现一个教师的综合水平。孟勤国的讲课风格鲜明，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将高深的法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使学生容易理解和领会，也将课堂气氛调动得十分活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主动学习、提问和思考。他还充分发挥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理论联系实际，让活的案例使枯燥的理论生动起来。
讲台上的他以其强大的理性思维力量、机智明快且风趣的言语、严谨求实的态度以及高昂的激情，引领学生畅游法学知识的海洋。孟勤国上课有个特点，从不用看教材，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讲台上纵横捭阖，滔滔不绝。这种自信和能力来自于他长期的知识积累，来自于他了然于胸的知识融会。学生王恒恒说：“孟教授学识渊博，虽然从事的是法学研究与教育，但是他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也相当有深度。他在课堂教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学生扎实而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孟勤国多次说过：教师是学生走出无知的拐棍。只有讲不清楚的老师，没有听不明白的学生。他认为，法学本科生就是法学领域中的小学生，小学生要从识字数数开始，法学本科生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因此一定要将教材的内容讲清讲透。为了打造坚实的“拐棍”，他拜教育学科班出身的妻子为师，精心研究教育学，准确把握学生心理，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他年年更新讲义，以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为中心，结合立法和司法的新动向，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他善于因材施教，灵活运用讨论、提问、比较、观摩等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使用基本知识和举一反三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
他讲述的民法学是法学专业基础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在法学专业教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我国民法学界颇有建树的学者，孟勤国的民法知识早已烂熟于胸。尽管如此，他在备课时也丝毫不马虎，有时为了找个好的例子讲清楚某个概念和理论，他费尽周折，一个个实例进行比较，直至把最恰当的那一个寻找到。
在学生眼里，孟勤国不仅是他们仰慕的法学家，是他们尊敬的师长，也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除了学习上的困难、问题学生喜欢找孟老师解答，生活中的挫折、心灵成长中的疑惑学生也喜欢向孟老师倾诉和讨教。孟勤国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均向学生公开，以便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他随时向他提问题。他也常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会，和学生谈做学问、谈做人的道理，以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深切关爱与呵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说：“‘一颗公心，一张铁嘴，一支硬笔’是他对学生的一贯要求，可以说这也是孟老师教学与为人的最真实的写照。”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分，在广西大学校园里常可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孟勤国夫妇和三、五个学生边散步边讨论问题，这是孟老师的又一课堂。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学生、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孟勤国把散步的时间都利用上了。
孟勤国深深热爱自己的教学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他也得到了学生的最高赞誉：在广西大学，他多次获教学质量优秀奖，多次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在武汉大学，学生给他的综合评分为97.6分，接近了满分。
“教师应该无私热爱学生”，孟勤国这样说，也这样实践着。殚精竭虑从事着“太阳底下最高尚职业”的孟勤国，无疑是学生心中另一轮明丽的太阳。
（陈瑞群）

Ⅵ 武大法学院民商法的情况是怎样的啊，在分数、导师等方面，还有近几年的招收情况， 谢谢！

武大来法学院虽然在国际法和环源境法方面最强，但是民商也不差，大概排全国法学院 前五，我个人觉得民商的师资应该是最多的，张里安、余延满、孟勤国、陈本寒、李新天、张善斌、张素华等都非常不错，另外去年还刚进来一个慕尼黑大学毕业的民法学博士李承亮，现在还只是讲师，不过前途不可限量！

Ⅶ 我国主管经济的部门是什么部门

一、关于“物权的优先效力”的问题属性
报告的讨论首先从确定讨论对象的问题属性入手，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属于“解释方式的确定和立法技术的选择问题，也即对于大量的交易关系中所可能产生的物权与物权、物权与债权之间的权利重叠和权利冲突现象，究竟采用何种解释方式在逻辑上才更为通畅，在理论上才更为圆满，而且这种解释又能够在立法上得到最佳表达。”这一思路值得赞同。以往学界对于不少问题的讨论，由于未能妥当地确定讨论对象的问题属性，致使无法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论证。
“物权的优先效力”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我同意报告采用的分析路径，即从以往的著述或立法，包括物权法的专家建议稿以及立法机关的征求意见稿如何使用入手，进行分析。
不难看出，民法著述论及“物权的优先效力”，不管是采“一元说”还是“二元说”，大多不外乎是用这一论断来解释、表述相关的法律规则，以选择一种说法，简洁、明了地表达相关法律规则的寓意。当然，也有民法著述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如当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出现冲突时，何者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更优先一些？答曰：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原则，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源自物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则源自债权，故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比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更优先。此时即并非将“物权的优先效力”作为一个解释选择的结论来概括总结某类法律规范，而是径直将其作为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前提，去协调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
尽管如此，民法著述上论及 “物权的优先效力”，大多属于一个解释选择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该解释选择问题属于民法学上的解释选择问题，而非民法上的解释选择问题。在我的心目中，民法问题在法律成文化的传统之下，最终都要落脚在民法规则的设计上。但民法学问题，则没有这一限制，只要讨论的对象与民法有关，都属此类。民法问题肯定是民法学上的问题，但民法学上的问题却未必是民法问题。比如，中国民法学学说继受的特点是什么？中国民法学发展的源流如何？中国是否存在不同的民法学说流派？这些问题，只是民法学问题，并非民法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到民法问题与民法学问题的区分，与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界分，“理论研究”与“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界分，乃至于“理论研究的评判标准”与“民事立法和司法的评判标准”的界分都有关系。这些界分影响着我们对许多民法问题或民法学问题的判断，比如理论思考中完美的制度设计，是否一定是民事立法中最好的选择等等，都与此有关。此处暂不展开来讲。
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解释选择问题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与民法规则设计有关的解释选择问题，旨在将存在、发生于生活世界的现象，经由民法术语的解释、描述，转换成为民法世界的现象，为民法调整功能的实现开辟道路。比如，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即属此类。此类解释选择问题属于民法问题，同时也是民法学问题。还有一类解释选择问题，着力于用何种简洁、易懂、浓缩“精华”的语言将一定的民法现象表达出来，易于交流、传授和沟通。民法著述上用“物权的优先效力”来总结概括物权与物权并存时、物权与债权并存时，民法协调并存权利之间关系的策略，就属此类。
问题在于，仅将“物权的优先效力”归结为解释选择问题，或进而言其为民法学中的解释选择问题，还不够。因为这只是对民法著述中，在大多数情形所言“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属性的定位。报告中提及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以及立法机关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物权的优先效力”，却是别有用意。无论是梁慧星教授主持的课题组起草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设第8条规定物权的优先效力，还是王利明教授主持的课题组起草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设第7条规定物权的优先效力，抑或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8条规定的物权的优先效力，无论具体表述存在何种差别，也不论其与哪本民法著述中关于物权优先效力的表述保持一致，都已经从民法学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变成了民法上的一项法律规则，意在作为一项协调权利冲突的裁判规范。由于其意在对当事人之间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协调，“物权的优先效力”摇身成为民法上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不再是对相关法律现象的概括总结，而是成为断讼决狱的演绎前提，昭示了学者或立法机关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取向。
对于这一点，报告在不少问题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但如能在报告的一开始作清楚界分，并把报告的整个论述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恐怕更好。
二、就“物权的优先效力”作为一个民法学上的解释选择问题，如何进行论证？
前面提及，民法著述中论及“物权的优先效力”，主要将其作为一个解释选择问题对待。如欲反思、批驳这一做法，就必须注意到：如果存在一种学术共识，这种学术共识倾向于把某一类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中认可的法律规则，用“物权的优先效力”这样的语言总结概括出来，而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推翻这一共识，证明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不当，那就要选择这样的论证策略：这一说法跟已有的其他说法存在有矛盾，或者这一说法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能证明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愿意将此类现象统称为“物权的优先效力”，而你则强调不能那样说，要像我这样说。如此一来，学术交流的平台就会丧失，学术讨论就会变成意气之争。
三、将“物权的优先效力”作为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对待是否合适？
如前所述，有的民法著述径直将“物权的优先效力”作为一项价值判断的准则对待，用来讨论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竞合时，何者更应优先实现。物权法的专家建议稿以及立法机关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则更是将“物权的优先效力”作如是处理，力图使其成为裁判者据以对当事人冲突的利益关系做出裁断的演绎基础。报告中不少地方着力于此，进行批驳，确值赞同。
补充一点看法，供报告人参考。在物权与债权同时与某一特定物发生关联，出现冲突时，何者优先实现？对于这一价值判断问题，恐怕不是一个依据“物权效力优先”原则即可得出结论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是可用的法宝。此时应着力于讨论何者应当优先实现最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以及形式意义上的正当性。所谓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对物权与债权的冲突选择的协调策略，在一般情形下应符合民法的基本理念；或虽不合民法的基本理念，但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所谓形式意义上的正当性，是指满足民法的体系化要求，保持了法律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和谐，符合体系强制。当物权与物权并存于同一物之上时，哪种物权或哪个物权应当优先实现，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了实质上的或者形式上的理由，尤其是应当有了实质上的理由，方可作出何者优先的判断。单单祭起“物权效力优先”的大旗，就风卷残云，无往而不胜，恐是幻觉。具体的例子报告中谈了不少，不再重复。
四、报告中提及，孟勤国教授在质疑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理论时，认为债权的标的是债务人的给付而非特定之物，因此债权并不能直接设定于物之上，债权与物并无直接的联系；既然物权和债权不能存在于同一物之上，则物权优先于债权之说亦无存在余地。
这里牵扯到一个老问题，即物权的客体是物还是行为，物权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物的关系。顺便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以往民法著述上对物权进行概念界定，总是强调物权是对物进行支配的权利，似乎给人一种物权的客体是物，物权关系是人和物之间关系的印象。我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任何权利关系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当我们谈论债权的客体是给付行为时，是民法出于立法设计的需要，在法律设计的层面上也要将债权关系当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当说物权的客体是物时，仍然是服务于立法设计的需要，把物权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用人和物的关系表述出来。换言之，说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行为，并非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讨论权利的客体。因为严格来讲，说债权的客体是行为，在同样的意义上，物权的客体也是行为，物权的客体是他人的不作为行为，即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物权人对物进行支配的不作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