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征文
1. 司法征文怎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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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法律的1000字左右的征文
读《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形成》有感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法学发展对于整个世界的司法有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形成发展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话题。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国大封建主哈罗德为争夺英国王位而进行战争并成为新英王。他保留原来地方法院，继续适用地方习惯法，一方面要求地方法院根据国王令状并以国王名义进行审判，原告要向法院起诉，必须向国王的大法官申请令状。
法官们开始巡回审判，亨利二世进行司法改革，颁布诏令使得巡回审判定期化和制度化。习惯各地习惯法，形成统一法制普通法，各地法院也逐渐转化为普通法院。随着羊毛业和商业贸易兴旺，因形式僵化，内容陈旧落后，救济方法也有限，只能针对现实损害，很多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当事人的损失难以弥补。
因此，以大法官的良心和正义感为基础发展起“衡平法”，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被称为大法官的脚。十分灵活，可大可小。15世纪时，正式组成大法官法院，即衡平法院。
衡平法发展成为独立于普通法的新的法律体系，两者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相互补充，相互发展。普通法基础，实施全方位，衡平法是一种补偿性制度，两者都遵循先例，都是判例法。
由于管辖范围从来不泾渭分明，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普通法院痛斥衡平法院干涉太多，衡平法院声称有理由根据强烈的道德心来纠正普通法院的错误。
国王詹姆斯一世认为衡平法应该具有优先地位，但必须尽可能遵循普通法的规则为前提。
1875年，英国根据新通过的《法院组织法》，把两个法院正式合并，所有法院都可以适用英国的全部规则。但衡平法仍然是创制新规则的重要手段。只是它已经不再有单独适用的法院了。
3. 关于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气去追求正义
前段时间，最能反映我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消息莫过于下面这一则：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 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显示：当年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竟是“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一出来，评论如潮，人们纷纷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无上司，但今天我们的法院却是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讨论了多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就有权作出违背法律的判决吗？法官能用这样一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虽然是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仍然没有摆脱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应当具有良心和道德、正义感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司法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作为公务员、司法者，是否仅仅按照指令行事，还是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结论，并拒绝执行公然违背法律意志的命令，这深刻地考验着每个公务员与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与勇气。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滕俭秋对此案提起了公诉，今天周澄案的申诉状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释道：“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同样，在审判中，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所以，因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俭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从院长到审判员也就以有罪进行判决，尽管他们都认为周无罪。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有鉴于公务员服从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特别作出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显然，仅仅《公务员法》这一条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司法者在执行公务与司法活动中可以免除职务变动与失去职位之忧，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谆谆告诫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个人的正义行动会将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大江，因此，每个人必须牢记，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司法者、公务员必须用思考、良心与勇气来追求正义！
二，一个我很喜欢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来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来竟不允许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哥没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法律的严肃剥夺了你生存的机会。只是这一次机会的剥夺，你的归宿就局限在了一只狭小的盒子。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出，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缩，怎样的伸展。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物质实现了转换。虽只改变了存在的状态，但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却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权利选择死，但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时间，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方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学家为废除极刑而疲于奔命。的确，我们痛恨的是残忍的犯罪事实，恶心的犯罪行为，可耻的犯罪动机。我们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经善良过，曾经有过梦想，你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承受自己能够预知死亡结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宁愿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没有了畏惧，在不经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样对于关心他的人也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责。但现实的法律却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你，必须承受分离，选择死亡。
32岁的你，人生的历程就此提前结束。写下这个文章不为纪念你，真的，你的的确确错了。只为一种亲情，一种近似溺爱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响，我想你做和我一样的循规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你，我心虚地把这归咎与我们道不同，我无法为你谋划人生。我为自己的不开心感到些许释然，感觉那样我也为你做了什么，哪怕除了难过，我几乎从没有为你付出过什么。
哥，我想你是不会记怪我吧，象我这样的人宁愿在你去了之后每年的年饭摆上你的一副筷，却不愿在你错误之前和你相处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们将关心停留在心里。在某个良心发现后的反省自责和深深懊悔中，我们执着地坚持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习惯，在你的错误中保持缄默。或是抽身转去，把自身置于安全地带。是中国人的意识让我没有了选择，除了选择难过。
对于你，哥，你应该高兴，你成了我们全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你最大的愿望和以往从未得到过的。我们都为你难过，我们都为你担心。当我们拿出了决心，真诚地想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沉默？
看着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着告诉别人，关心家人吧！我家已经受到了惩罚！
三，武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拟的一个题目，这个文章很有意思，视角非常独特）
分析武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会既有冲突，又必须有合作。坚持正统的梁羽生甚至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究竟为何物？嫉恶如仇、情深义重，乃至捐躯赴国难等等，都属“侠”的范畴。但概括而言，则是“信”与“义”，即行为在形式上守信，于内容上守义。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0]轻生死、重然诺，言必信，行必果是侠的一个基本特征。守信是侠客于江湖的立身之本。无论在哪本武侠小说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规范，不讲信义最为人不齿。这是因为社会是因人的行为活动而得以延续的，社会中人的行为是互动的，只有对他人的行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预测性，人们才能够理性地决定自己该如何作为，社会也才能延续下去。要使人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一是由社会定一套行为规范，并监管其实施，二是由个人对自己的承诺进行担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行为。”[11]后者就是信誉。武侠世界选择了信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认为“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他举了个在家楼前小卖部买饮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钱拿了饮料要出门时，店主说你还没付钱呢，这样的问题法律无法解决，因为法官没办法判断谁说的是真话，如果给小卖部装上监视器，成本又太高。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因为如果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后，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关门。店主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不敢耍赖，这就是信誉机制。[12] 信誉的机制运行实际依赖于未来的惩罚。
但以此来审视一下武侠世界，却会发现把信誉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侠士们的条件与此并不相符。侠客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行侠仗义。作生意是为了得利，而行侠则是付出。侠客遵守诺言，此次舍身相助，是为了今后还能无数次舍身相助，这样的逻辑即使不是荒谬，也是于情不符的，特别是在遵守诺言即意味着死亡的情况下（这在追求戏剧效果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时，仍信守诺言，就更与“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另一维护信誉机制的方式是建立企业，企业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是信誉的载体，即所谓以“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13]对于武林人士来说，门派就是他们的“庙”，即企业，门派使侠客个体的行为转换为了群体行为，这样门派就有积极性去监督其门徒的行为，在小说中也确实有不少的叙述，如《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年轻时与叶二娘偷情，最终被揭露出来，在武林群雄面前，为了少林寺的清誉，玄慈自己下令按门规受杖责而死。但从总体来看，这种作用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体现地是个人的道德行为。在武侠世界里，真正的侠客往往是无门无派的，特别在古龙的小说往往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几乎看不到“企业”的作用。
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武侠世界的“现实”是矛盾的。当然人们最为常见的反应是武侠小说根本就是虚幻的，不是现实。但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虽被很多人视为荒唐，而其对人性的刻画却很少被人指责。人们在读武侠时，对这种“现实”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侠客的行动逻辑与经济理论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为侠客的行为是利他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原因并不成立。因为侠客的行为同样是利己：信守诺言，获得一种守诺的心理满足。守诺实际是江湖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信守诺言，可以获得社会的道德认同，并使内心的信念得到践行。对于道德君子来说，道德行为是一种能给自身带来效用满足的自利行为。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如果是个人的行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为社会的规范时，成为一种内化于人心的意识形态时，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经济学家们分析的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如害怕未来的惩罚和“庙”的约束作用。那武侠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还没有一本武侠小说讲述武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给了我们一个武侠世界。武侠本非现实，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识形态实际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为它预置的。武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实他们所遵从的的意识形态是作者和读者以自己的观念强加的，实际他们活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武侠守信是作者和读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现实行动逻辑。[14]如果守信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没来由的，不守信仅仅是遭到人们的白眼，并无其他惩罚，那么按现实逻辑，这种“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侠世界里侠客们作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可能实现。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没错的话，但人们又并不觉得武侠的“现实”有什么不对，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武侠世界与人们观念中的应然社会相符，所以人们相信；而与经济学家眼中的实然社会不同，所以它与理论矛盾。从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将是分析的一个重要楔子。
无论能否实现，守信是侠的行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义则是实质上的要求。在武侠世界里，“义”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美德：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视友情高于一切，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挺身而出、抗击外侮、救民族于危亡，如“侠之大者”郭靖；以苍生为己念，为免生灵遭兵戈涂炭而不惜殒命，如号称“天下第一英雄”的萧峰，……。武侠世界是一个侠“义”的世界，是一个正义永远压倒邪恶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感动也让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称为经典一段的《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那一场，生死决斗中，英雄间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简直让君子国的人也会汗颜。
作为武侠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说“武”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侠”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武”是武侠世界的权力资源，是社会中的支配手段，而“侠”则是武侠世界的道德资源，是社会的联系纽带，“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15] 前者解决冲突，后者实现整合。当然，这是个看上去有点简单化的分析。因为侠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支配人的资源，比如相识、不相识的英雄好汉们看见宋江便会喊声“哥哥”，纳头便拜，就因为宋江人称“呼保义”、“及时雨”。但这种“支配”与“武”的支配毕竟还有所不同，它是对象的主动拜服，而非强制性的支配。如果说“武”让甲能支配乙，“侠”则让乙拜服甲，正是两者的互动共同使武侠世界的童话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侠肝义胆，长剑独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马秋风塞上，这是一个何等简单而浪漫的世界！以至于说起“人在江湖”，让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无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从前面的分析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法理学意义来。然而，只要让我们稍稍把眼睛从武侠世界移开，对比一下同样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结的美国西部片，问题顿时就凸现出来。蛮荒的西部，是美国人的武侠世界。荒漠、小镇、牛仔、快枪手，谁的枪拔得快，谁的枪法更准，谁就是强者。冲突往往展开在强盗与小镇执法官之间——小镇的居民受强盗骚扰，于是大家凑钱请来快枪侠担任执法官维护小镇安宁，或者出赏金请枪手破案，经过精彩而激烈的枪战，最后强盗被歼灭，这是大多数美国西部片的情节。大家注意，虽然最后也是靠武力解决问题，但枪手是为社区的居民执法，其行为的性质是行使公共权力，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侠义之举——虽然有个人侠义的成分。
在中国人的江湖世界里，则看不到法律。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甚至没有国家（很多武侠小说无国家背景，只是一个纯粹的江湖）的社会。按照西方人的观念，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小镇执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司法机构的雏形。按现实生活的逻辑，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会有公共权力和规则的存在，但在武侠世界里，却看不到公共权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权力来制定和执行的公共行为规则，虽然江湖世界里也有行为规则，如“义”，但它只是由个人来自觉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个别情况下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被极力批判的对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对未守“规矩”的刘正风的“执法”就被描述得极其丑恶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见的杀人，就几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惩处或者按法定程序进行。江湖中公共权力的代表，武林盟主，虽然被无数人争夺，但大多数情况是到故事说完也没谁能如愿以偿当上。所谓武林盟主，总是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虽高（因而有资格去争），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争）的野心家们去你争我夺，引来江湖血雨腥风，最后不得不由虽无意盟主之位却被卷入漩涡的主人公，或单枪匹马或偕久已退隐江湖的“民间”高手收拾残局，而那个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盟主”，作为邪恶的化身，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叹一番世人痴愚之后，主人公拭净血迹，缓缓收剑入鞘，长叹一声，归隐田园。没有了盟主，没有了权威，于是一切复归平静。争夺盟主，成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侠世界是一个反权威的世界。
没有公共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本文前述信誉机制的作用，却人人称信守义，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可它却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这个矛盾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在几个选择项中选择自己愿意变成的动物，有人选择变成鸟，测试答案说这反映了想摆脱繁琐俗事纷扰的心理。同样，对缺失公共权力和法律的虚幻的武侠世界的迷恋，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里对公共权力与法律的渴望“摆脱”。武侠世界是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描摹。观念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缺失了公共权力和法律，说明它们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外在的，强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是内在的，自发的。
从法律的起源看，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间的征战，即所谓“刑起于兵”。氏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时，还可以习惯来调整，但对被征服的部落，血缘亲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严酷的法来维系。“在我国原始社会，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部落和氏族间的关系，个人则主要由氏族原有的习惯所约束。”[16]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维系统治，血缘纽带逐步加强，原来的氏族成员成为统治国家的一小部分贵族，而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统治的子民。上层政治社会与下层世俗社会因异质和利益冲突而对立。对基层社会来说，法律是强加的，外在的。以前对中国“法”字的解释，多认为“水”旁是公平的象征，而这显然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观念有所不符，苏力教授则认为“水”旁指称的是法像水一样自上而下地颁布，[17]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起源于贵族与平民斗争的民主政治，是贵族与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产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物，对市民而言，公共权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公共权力和法律则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种压迫物。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普通中国人内心中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厌弃，公共权力和法律从未内化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18]中国人便有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中国人的选择是回归自然，以武功一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则是外在的，是社会性的。
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权力分析的图式，一种是“契约——压迫图式”，是法律的图式，另一种是“战争——镇压图式”，或称“统治——镇压图式”，前者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对立，而后者是斗争和屈服的对立。[19]显而易见，法律的图式可适用于西方，而“统治——镇压图式”与中国则是吻合的。由于公共权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约产生，具镇压性，因而中国人对这种外在束缚物有着一种天然的离心倾向，遁世便成了中国人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在本已是虚幻的武侠世界里也是如此。小说终篇，袁承志、令狐冲、杨过、张无忌们年纪轻轻就纷纷退隐江湖，去享受田园生活，这似乎也是作者和读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结局，而没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黄蓉，只好战死襄阳。美国西部片的结局虽也是枪手骑马远去，但他却是去往另一个小镇，继续下一个赏金、美女与枪战之旅。
这里就有个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论，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开始时提出的集体主义与英雄情结的矛盾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张扬的、个人主义的、彼岸的，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集体主义的、此岸的。从很多表象上看，确实如此，但从另一些表象看，比如从侠文化看，西方却又是制度化的、约束的、现实的，而中国文化是任性的、放纵的、出世的。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都有着侠文化，都有着英雄情结，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物与减震器——法律，而在中国，法律不能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个人与社会间是冲突的、对立的，所以中国人总是在治世与乱世、入世与出世间徘徊。
中国人虽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译成了中国自古就有的“法律”，但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不能说在本质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质”上，是不同的。语词在人为上的对应，掩盖了这种不同。“正是在词中，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反过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每天表象给自身的东西。”[20]
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语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类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在学术中迷失的方向，也许在文学中可以找回。文学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侠文学以成人的童话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这种形而下的感性层面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是相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受着儒、释、道思想的浸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普遍性和超越性，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超越的人。”[21]中国人通过思想达到个人具体性与社会普遍性的沟通，而非通过行为的制度化。从对“类崇拜”和“个体英雄意识”的满足看，武侠就是这样一个达到个体性与超越性统一的范例。“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强调社会群体性，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义，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义。”[22]重侠守义，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社会群体性的基石，武侠世界才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
五、意识，抑或无意识：武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一个普遍的看法却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的需求会促使人们法观念的形成。而且事实也似乎映证了这一点，表现之一是官司越来越多。这让法治论者颇为鼓舞，因为据说这象征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云云。
目前诉讼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为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信任？这是很可怀疑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所造成的纠纷本身数量的增加可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随着司法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输了，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法院“没人”，打赢了，则是由于关系“硬”。一个并非是严格实证性的判断是，真正相信司法机关会严格依法判案、“只服从法律”的老百姓并不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一定大乱。按照一般的、实际也就是西方的话语解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在一个以法律维系的现代社会里，对法律信仰的丧失，昭示着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这在中国起码现在并未出现。中国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并非对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当人们纷纷寻求法律讨个“说法”时，只不过是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们诉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们打官司，各种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造成被动受腐败之害与主动推动腐败的恶性循环。法律的被实施，同时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坏。法治论者所无法认同的事实是，法律的推行，实际是在不断强化它在民众中的异己性。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众中的这种异己性并非无源之水，也绝不仅仅是当代的所谓“司法腐败”所能承当全部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腐败是“果”而非“因”，是因为异己而腐败，而不是因为腐败而异己。这种异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经过历史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心理，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中显露无遗。
看看被读者们誉为天下第一英雄萧峰（即乔峰）的举止：乔峰其时身在京西路汝州，这日来到梁县，身边银两已尽，当晚潜入县衙，在公库盗了几百两银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鸡鸭鱼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给他付钱。
——金庸:《天龙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读者读到此处时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是赞赏甚至羡慕。这样一种与“官家”的疏离与对立情绪，已深入心理中的无意识层面，以至难以察觉。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政治话语强迫地“弱化”了一段时间外，一直，并且至今，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主流心理。公家的东西，当官的，上头规定，等等这些语汇的心理内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难体会的。
这种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这样可称得上厉行法治的社会里，武侠文学却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电影里，黑社会的血腥火并、肆无忌惮的街头枪战与砍杀，让人怀疑是否该实行军管才行，而这与香港社会实际上的法度谨严形成强烈反差。这是否是在法治约束下，中国人心理中不合法潜意识的一种合法形式的纾放？[23]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绝不仅仅是当下的社会现实，——香港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法治的，但其文化产品所折射的民众潜意识却很不“法治”——过去的社会意识的累积，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为什么武侠文学仅流行于华人圈，并非主要因为语言障碍，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垒使然；为什么武侠文学能流行于华人圈，哪怕他们散居各地，生活环境各异，包括居于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中总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缘何发生错位？荣格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答案。荣格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24]它是种族的共同的心灵的遗留物，具有超个体的“集体”的性质，不是个体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本能遗传的。荣格同时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过生活遗传来生成的深层心理模式，这种心理模式并非来自“个人记忆中的残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原型与个人记忆无关，而是一种由生理遗传得来的大脑记忆。“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设想为一种记忆埋藏（bury），一种印记或者记忆痕迹，它源自同类体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condense）。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积
4. 依法制国征文700字
一、依法治校的必要性 (一)依法治校是现代法治主义的要求 学校对受教育者享有处于法律豁免状态的自主管理权,这是近代法治主义中“特别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调整”观点的集中体现。学校对学生享有无限制的自主处分权,不论该权力行使的程序是否公正、实体结果是否正义,都完全处于司法审查的豁免状态,这种观点有利于保障学校办学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但却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现代法治原则“任何不受控制的权力都将导致专制的高度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1]。传统的教育观念导致学校在教育管理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等现象普遍存在,对受教育者造成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因此,现代法治主义认为“自由裁量是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做事;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断、含糊不清的权力,而是法定的、有一定法律约束的权力”[2]。由此可见,特别权力理论已经为现代法治主义普遍抛弃,任何权力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二)依法治校能够实现现代人类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它更成为公民享有其它权利的基础。受教育权的缺失将导致劳动权的被限制与被剥夺,进而影响公民其它财产权的实现;受教育权的缺乏将影响人们运用现代传播技术进行交流,从而导致公民言论自由权得不到完整的实现;受教育权的缺陷还将降低受教育者的社会评价,从而对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造成负面影响。可见受教育权对于公民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学校教育管理对公民的影响可谓终身而深远,将其纳入法治的范畴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应有之义。 (三)依法治校是WTO基本规则的反映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化的法治主义也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WTO的重要法治理念“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已经为我国的立法所接受。该原则要求权利受侵害后要穷尽所有的救济方法应当以司法救济作为最终的保障。可见学校教育管理已不是孤立的、不受约束的活动,而应当以法治为基础,将依法治校作为溶入国际大家庭的必要途径。 二、依法治校的现实可能性 上文已经从3个方面论述了学校教育管理纳入法治范畴实施依法治校的必要性,但它是否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呢笔者认为依法治校已经具备相应的法律理论基础。上文所述的我国宪法中“依法治国”的规定和WTO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都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高教法》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学位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5-38条规定,学校可以依法规定对学生进行各种学籍处理。第62条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从以上法律、法规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不是自然产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法律授权或赋予的法定权力,它既不可能是一种绝对自由裁量权,也不可能享有法律豁免的特权。由此可见,依法治校是有充分的法学思想、现代法治基本精神、法律原则作为其存在的基础,是法治主义中必不可缺的。 任何组织、个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它必将与其它法律主体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之中。因此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都将成为我们依法治校的基石。在“湖南外语外贸学校非法同居案”和“怀孕女生被开除案”中,法院在审理时均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中小学教育中还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另外学校教育还可能涉及到婚姻、家庭、选举、契约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可见依法治校决不仅仅是依某部法或某几部法来治校,而应当建立以行政法为核心、教育法为指导、其它法律、法规为补充的综合法治体系,真正实现依法治校的要求。 三、依法治校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程序公正 现代法治主义追求的是公正,其中“程序公正是最大的公正”这一观点已经为大多数法治国家所接受。法律的任务是用公正的程序推导出法律真实,并用这一法律真实对客观事实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因此不公正的程序必将导致不公正的实体结果。西方国家很早就认可了这个观念,在“狄克逊诉亚拉巴马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案”、“戈斯诉洛伯兹案”、“佩蒂诉伦敦大学案”中,教育机构均因为程序失当而败诉。然而我国传统法律观念却认为实体结果的公正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所谓“公正”的实体结果可以违反某些法定程序,例如某学者公开宣称“真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即使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也应当为法院所采信”。这充分说明了时至今日尚有人仍然忽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尤为明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纠纷。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中发生的多起因学籍、学位处分所引起的诉讼中,学校败诉的理由无一不是程序不当。这些实例应当引起学校管理者的警觉,充分重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应当重视以下一些程序,才能尽可能保证其公正性。 1.充分说明理由的程序。它要求学校在作出任何管理决定时应当附加说明该决定的充分理由,这是依法治校的一项基本要求。英国学者韦德强调,某个行政决定没有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将很难使这样的决定正当化[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没有说明理由的行政决定意味着违背正义的要求,说明理由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项宪法性要求[4]。综合中西方法律观点,说明理由至少具备以下意义:它表明在形式上决定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任;它对那些不满决定而准备申诉的当事人可以使他们考虑申诉的理由;它能够体现程序公开的价值,体现对当事人人格与尊严的尊重;它对于裁判者意味着在作出决定时必须排除肆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可见说明理由是程序体现公正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说明理由的决定总是与任性、专横、滥用权力相联系,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该决定的公正性丧失信心[5]。 2.预先申辩的程序。它要求学校在进行教育管理活动尤其在作出处分决定时,应当在作出决定之前给予受处分者至少一次的申辩机会。申辩是任何法律行为的必备程序之一,因为受处分的当事人不是某种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是可以进行理性思考的平等主体。裁判者不应当对受处分者有任何偏见或先入为主,应当提供机会让受处分者进行申辩并采纳其合理的解释。有些学校规定对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在24小时内决定,这显然是剥夺了受教育者的申辩权利。 3.以充分有效的实质性证据支持决定。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以合法的证据推导法律真实,任何真实均应建立在有效证据之上。它要求学校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应当掌握充分的实质证据,切不可仅仅接纳传闻或道听途说的证据,也不可接纳正在接受审查的证据。仅仅以传闻作为证据的任何教育管理活动都会被法院推翻的,例如仅仅因为学生在考试时东张西望即认定考场舞弊,或仅仅因为某人的口头反映就作出纪律处分都是不负责任的决定,若因此引起的诉讼作为学校只有一种结果——败诉。因此,这一程序还要求学校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将相关的事实证据记录在案,建立完整的案卷制度,并且仅能根据记录在案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决定。 (二)教育优先 法律所具备的六大功能中,教育功能与惩罚功能是相互对应的两大重要功能,这二者相比较,教育功能应当优于惩罚功能。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指导方针,在法治主义中应当坚持教育优先的原则。尤其在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要求学校在其教育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教育为主的原则,奖励和惩戒都只能作为教育的手段而已。因此它要求学校在作出决定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标准:(1)从轻标准。即在可处分可不处分时应不处分,处分可轻可重时应给予较轻的处分;反之在可奖励可不奖励时应给予奖励,奖励可轻可重时应给予较重的奖励。这是法治中从轻兼从新原则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2)综合考虑标准。即学校所作出的奖励或处分决定应当与学生的行为性质、目的、后果相联系,并综合考虑其一贯的表现,不能畸轻、畸重。这是现代法治主义中适当性原则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 (三)尊重既往判例与习惯 既往的判例与习惯应当成为人们今后所模仿的对象,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受教育者总会根据以往同类事件学校所作出的决定来作为自身行为选择的依据。法的预测功能也告诉我们前例与后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既往的判例与习惯不被尊重,裁判者根据个人喜好对同一情形作出不同决定,必然导致人们对既有规则的尊严性、权威性、严肃性产生怀疑[6]。这一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有惨痛教训的,应该引起学校管理者的重视。这也就要求学校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应当根据以往同类事件的判例,根据教育活动中公认的良好习惯,对现今的事件作出正确、合理的决定。“大胆创新”是必要的,但“萧规曹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既往的规则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当既往的判例与习惯和现今的情况发生冲突时,学校应当首先修改既有规则,再根据修订后的规则作出决定。因为规则必须受到尊重,这也是“法不朔及既往”原则的体现。 (四)异议导致执行停止 在行政法中,为了保障一般行政行为的连续性,通常规定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执行[7]。但是学校对受教育者的教育管理活动并非一般的行政行为。如上文所述,受教育权涉及公民的诸多权利,并广泛牵涉国家、社会的利益,同时该行为具有阶段性和时间性,错误的教育管理活动不立即停止,即使今后得到纠正,也将给受教育者造成终生无法弥补的损失。笔者认为,学校教育管理活动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第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1条规定的不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况,在受教育者对该行为提出任何异议的同时应当立即停止执行该决定。 四、依法治校应当遵循教育规律 我们强调法律必须介入学校教育管理领域,强调必须实行依法治校,但并不等于说可以不顾教育规律,简单粗暴地干涉学校的自治权、自主权。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它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模式,任何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法院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法官也不是教育专家,它们对学校教育管理的认识水平肯定不及教育当局,因此一味强调法治对学校教育管理的全面介入而忽视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司法机构对学校教育管理活动的干涉和审查应当坚持普通行为不干涉和有限范围审查原则。法律是用于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但并非实现所有公平的有效途径,因为司法审查和干涉是需要成本的,对于那些影响甚微的教育管理行为提供司法保护,无疑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笔者强调,一方面,依法治校主要应当依靠学校自身转变观念,依照法治原则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完善现存的治校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依法治校还应当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校教育管理的自治权、自主权,保障学校依法制定校内规章制度和依法进行教育管理的权力。这2方面的有效结合要求只有在学校的教育管理活动严重损害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明显与现代法治思想相背离时,我们才可以动用司法这一最终救济手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遵循客观规律,尊重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依法治校。
5. 法制教育征文600字
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历史经验表明，依法治国是保障国家繁荣昌盛和稳定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即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要有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有?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还要求全民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而要增强全民的法得意识，就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教育他们遵纪守法，是百年树人的重要?环，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学生掌握?定的法律知识，具有?定的法制观念，具备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他们成为?名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提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实际上也是中小学教育的目标。但是，任有少部分中小学生法制观念淡薄，加上社会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风气影响，导致违法违纪现象在一些中小学校园中时有发生，一些中小学生甚至误上犯罪道路，这已成为困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不要违法，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6. 法制征文怎么写
争做手法小公民
我国有句古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国家，对社会来说这规矩就是法。作为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人人都要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我们小学生作为国家的小公民，社会的小主人，同样应该学法、懂法、守法，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要学法、懂法、守法首先要知法知道我国的基本大法《宪法》。我国的宪法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我们应当从小了解宪法规定，做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在海口市某中学读初一的郑某与杜某，商量着去吃夜宵，但又没钱，两人便决定去学生宿舍找同学强行索要。郑某用衬衣蒙住脸，杜某则戴一顶旅游帽，窜入同年级某班宿舍，将门撞开后，向室内的学生索要钱物，并叫道谁不给就打死谁，并用扫把猛打床板恐吓学生，两人同时动手搜梁某等4人的口袋。抢得几元钱后，两人到校外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并买了几支烟抽后，复又回去窜到另一个宿舍，采取同样的方式向同学们“要”钱，当时一个同学口袋里只有几元钱，他央求两人给他留一块钱第二天吃早餐，两人丢给这名同学一元钱后扬长而去。当晚，两人共抢得现金31．5元，均被两人用来抽烟喝水和炸东西吃。自以为找到了“快速发财”的捷径，仅隔一天两人又再次闯入学生宿舍准备抢劫时，被在宿舍附近蹲守的校保卫人员和民警现场抓获。
只有法律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才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同学们，我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今天的我们是祖国明天的建设者，现在不仅要学好知识，锻炼好身体，养成良好的习惯，，也要树立法律意识，懂法，守法。法律不仅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也是我们健康成长的保护神，所以每个人都要认真学法，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
7. 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与司法行政工作征文
谢谢你们与我相伴生命中总有一些人最珍惜，生活中总有一些人难忘记。而我，一生中最珍惜、最难忘记便是那些曾与我相伴的人！感谢父母是谁在倾盆大雨落下时，默默地在背后为我们称起一把伞？是谁在第一缕阳光射来时，默默的在餐桌上准备了一杯牛奶？是谁在万籁俱寂时，默默地为我们盖上被子？当我看到父母原本充满光泽额头上，已显现出深深的鱼尾纹时；当我看到父母原本乌黑的头发上，已在不知不觉中变为银发时;当我看到父母原本直直的背，已悄然弯下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开始，父母就开始不停的为我们付出，他们给予了我们的，恐怕我们用尽毕生的力量也无法偿还，所以我们一生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生我们、养我们、教育我们的父母。感谢朋友当我得到朋友真挚的祝福，无私的帮助时，我才知道了为什么哲人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情怀。人生减去友情是什么？是孤单？是寂寞？还是凄凉？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失败时得到朋友一份鼓励，我便会满怀希望；成功时得到朋友的一份祝贺，我便会满心欢喜；迷茫时得到朋友的指引，我便会知道奋斗的方向。我的人生因为有友情的存在而完整，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自己的朋友，应为有他们在我们的岁月不再孤单，我们的旅途不再寂寞！感谢对手现在的社会之所以这么发达，是因为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和自己的对手相比拼，每个人都想击败自己的对手，登上最高峰。生活中也许因为对手的存在，你曾一次次失败。也许因为对手的存在，你曾一次次跌倒。但你可知道？也因为对手的存在，我们的大脑才会时刻保持清醒，时刻提醒自己前方还有一个人等待着我去超越。我感谢我的对手，应为他们我才一点一点学会成长，才开始进步，才有了前进的动力谢谢你们，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对手，谢谢你们与我相伴。因为有你们，我的生命才会如此精彩。在你们飘过我生命的那一瞬间，我笑了……
8. 法律 征文300字
法律是为了保来障社会的自安宁，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有句俗话说得好：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有这样一则真实故事：一位美国青年，酒后在新加坡闹事，按照新加坡法律，他不但要被处以高额罚款，还要当众鞭打五下，美国总统亲自求情，但也无济于事。
有人认为新加坡法律过于残忍，可正是这残忍的法律制度，给新加坡人民带来强大的震慑力。极大地压制了犯罪犯法活动和不文明现象。以至于现在的新加坡，不仅人民生活充实，而且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文明礼貌，治安有序令人惊叹。
中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令人感到欣慰。但是中国法律的震慑力，还是不够高。就以商品都明码标价而言，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规定，但又有谁去遵守过，违者又有谁被重罚过？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都远远不够严厉。
只有法律的严厉，才会有社会的文明和安定。
9. 普法教育征文
普法宣传教育
[摘要]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法律控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权利观念，二是法律能否为人们的权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普法来说，第一个方面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而对第二个方面，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乡村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治职能，能够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关键词]乡村社会 法律控制 普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乡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理想来看，都寄希望于法律。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这是因为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利益的引导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对法律的控制有一种本能性的抵制；作为法治主体的另一部分，基层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否总是在法制建设中处于一种正面的地位；实行自治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导者，国家究竟应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二、普法背景下的乡村法治观念
法律控制的一个关键是法律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通常认为当行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动时，就被认为有效。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农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对象。所谓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规则及其价值观念的教和学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家的普法是处于被抵触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众媒体和宣传教育所提供的权利观念，在乡村社会中被广泛接受。
例一：周广立现象
周广立是山东阳谷县一个只有五年级文化的农民，1995年9月周广立在赶集的时候遇到县法院正进行《行政诉讼法》实行五周年的法律宣传，当时县法院在大街上摆了3张宣传桌，来一个人就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周广立在咨询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罚款是否符合立案条件，并得到法官的肯定回答后，便代理了这一案件并且最终胜诉。自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免费为当地村民代理民告官官司的“土律师”。在他代理的案件中，胜诉率达到90％以上。1
例二：计划生育中的人身自由
在广东韶关始兴县都亨乡进行的一次法律调查中，都亨乡的乡长向调查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村民与原配生有一个孩子，在原配去世后又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计生人员认为该村民没有实行相应的节育措施，并将强制执行。但该村民一口咬定法律中“人身自由不可侵犯”这一规定，拒不执行，多次拨打110报警，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侵害。1
在以往的论述中，学者们过分强调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往往是“法律不入”之地，并找出其中原因，如法律过分都市化、市民化；再如乡村社会更注重内部和谐，而轻视借助法律，依据公开程序解决纠纷等等。周广立的实践充分证明，所谓反映都市人要求的“陌生人的法律”，通过恰当的方式也可以很好地进入乡村社会。2周广立是一个农民，他所代理的对象也多是农民，而状告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乡政府。从法律知识的来源来说，周广立最先是在法律宣传的过程中，从广义上说也就是普法的过程中获得法律知识的。他对这种外来知识的接受，开始时虽然出现过疑问，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他至少顺利接受了进行法律咨询的法官可以立案的说法。由于这一案件是周广立代理他人的案件，从新闻报道来看，他的被代理人也是顺利、甚至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知识，因为“有申冤的地方了”。当时虽然有村民对周广立的行为表示出一种不信任，但胜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不信任，否则的话，他代理的案件不可能跨出省界进入河南省与山东相邻的县，甚至进入其他省。从当时情况来看，行政诉讼法颁布五周年，民告官在城市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周广立等却将其顺利地接受了下来，并在实践中运用，因而很难以法治过分都市化作为农村法治推行不利的理由。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它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法律是都市化还是乡村化，而是法律能否解决其现实问题，能否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障。
从周广立现象来看，普法只是为法律知识进入乡村社会创造了条件，当人们知道了法律的存在后，也会按照自己的需要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周广立就多方面自己搜集相关的法律书籍进行学习，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法律知识仅限于那次普法。实践表明，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要求，主动寻求他所需的法律，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在韶关的法律调查中，被访者向调查者展示了一份写好的起诉书，事实和理由写得相当规范。材料显示，被告李某家中有多个兄弟，为村中的恶霸。曾依仗其兄弟势力横行乡里，引起村民纠纷。1我们对此案的结果在这里不进行预测，但是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当出现纠纷或者说当权利被侵害时，人们会主动根据法律的要求，寻求法律的救济。
与之不同的是，例二中的权利观念就更复杂一些。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乡村社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样人身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基本的人权，两者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村民将两者结合起来时，问题就出现了。以权利对抗权力固然没错，但是权利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一村民能接受前者，但却没有接受后者。也就是说，当法律进入乡村社会时，乡村社会会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对于普法所宣传的法律和法律观念，特别是有关法律可以保护权利的观念，并不是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被接受，而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在发挥其作用，尽管有时候这种作用不是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就例二来说，村民以人身自由权抵抗计划生育固然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至少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乡村社会而言，人们愿意用法律维护个人权利，这一点与城市并无不同，国家所要做的只是将这种权利的维护确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法律控制的障碍——法外部的原因
在法治的背景下，以普法为代表的法治教育所输送的国家法律的正当性是无疑的。这一正当性使法律承担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让乡村社会熟悉法律和维护个人权利，还在于秩序的维护和乡村的现代化。在这一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很多人将其原因归于乡村社会对法治的不接受，这可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不是一个主要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
在乡村的法治建设中，乡村自治组织—村委会和基层政权—县乡政府处于重要的地位。从法律上讲，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地位不同，村委会行使的是自治权，基层政府行使的是国家权力，但两者都在乡村社会中处于主动的位置。在乡村法治建设中，村委会和基层政府虽然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也往往会对法治的推行造成障碍。就基层政府来说，法治的本质在于限权，其中主要限制的是政府的权力，出于自身的考虑，即使对权力的限制是国家法律的要求，也会遇到权力的阻碍。而对村委会来说，自治权的行使容易以多数人的利益对抗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对国家法的实行造成障碍。
例三：周广立的苦恼
周广立打官司虽然受到当地乡村社会的欢迎，但在官方却是另外一回事，周广立曾被威胁，也被一个副乡长殴打。但他的苦恼不在于此，而是大案办不了。
1995年5月，阳谷县四棚乡以薛庄村部分村民犯有“妨碍公务”罪，并有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和超生、非法占地建房等行为为由，动用推土机将部分村民的60余间民房推倒，家电、衣物全部抢走。周广立代理起诉后，阳谷县法院在向县委和县政府请示后，决定不立案。1
例四：姑娘户问题
在我国乡村，一般将外嫁他村但户口仍留在娘家的妇女，称为“姑娘户”。富裕乡村一般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收回“姑娘户”已分配土地或拒绝分给她们土地及其相关权益。虽然各地法院从保障村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宗旨出发，将“姑娘户”起诉村民委员会案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立案审理，但只能判决村民委员会重新开会，而不能直接判决应对“姑娘户”分多少土地、发多少财物。2周广立所代理的案件已超出山东省。就案件类型来说，他所代理的案件大多是相当简单的行政案件，在这些案件中，行政机关明显缺乏基本的依法行政观念。就例三来说，乡政府的行政违法性相当明显，但仍不愿接受最起码的法律约束。在没有周广立参与的情况下，阳谷县曾召开了“周广立现象”研讨会，会后的结论是周广立的出发点有问题，对于这一现象，只能引导，不能提倡。1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法向乡村提供的法律观念是行政权应依法行使，个人权利应得到保障，但是基层政权对此却持保留态度。就周广立现象来说，乡村民众愿意以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普法的宣传教育是顺畅的，而周广立的苦恼则不是单靠普法或法律宣传所能解决问题的了。在周广立的苦恼中，不管是县乡政府还是县法院，并不是不懂法。从理论上讲，县政府与县法院肯定明白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但在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在县法院的请示报告中明确写明“此案属法律规定的受理范围，理应立案。从现有材料看，立案裁判，乡政府行为无法可依，将会败诉。而此类行为并非四棚乡一乡仅有，判决结果对今后规范乡政府的行为是有益的，但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对目前四棚乡乃至全县工作将造成很大影响，县有关领导认为应暂不立案，应是基于此种原因”。2也就是说，当农民希望以法律解决问题时，管理者却害怕法律。在韶关的法律调查中，有一位乡镇长说了这样一句话：“村民的法律意识的进步，实际上是管理的退步。”这虽然是针对上文所提到的计划生育事件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基层政权中的一种看法。农民掌握法律知识后，确实会对乡村的管理产生一定的限制，但是只要这一限制不是无理由无依据的，而是法律所赋予的，那么对法制建设只有益处而无害处。因为法治既是以清晰的权利边界为基础的，也是以清晰的权力边界为基础的。
韶关的法律调查显示，村委会非常清楚其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在村委会的调查问卷中，认为村委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作用很大的占了90％，作用一般占10％，作用很小和无用的没有；认为村干部经常进行法律学习的占80％，一般的占20％，没有人选择较少和基本没有；当村民发生矛盾纠纷时，选择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解决占60％。有意思是对于这一选项没有像前两个那样的一致，有人进行了重复选择，因而选择与村里有威望的人协调解决同时占了50％。3从这一数据来看，村委会对自己的地位和法律在乡村管理中的作用是明确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当对外作为一个问题来回答时，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当涉及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不象回答问题那么容易了，这也是第三个问题没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那么一致的原因。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让他们知道法律应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而他们一方面选择了法律，另一方面则做了保留，使正确的知识和实际的操作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在姑娘户案件中，村委会则以自己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的运行。如果问村委会及村民是否知道男女平等，获得否定答案的机会可能不多，但实际的做法却正好与正确的答案相反，并且作为一个现象广泛存在。国家法律在这方面产生的困难并不在于权利受到侵害的村民没有法律观念，他们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法律却无法实现它给村民所提供的法律预期。因为法治意味着限权，限权意味着权力的边界，在有关姑娘户的问题中，村委会拥有的是自治权，姑娘户拥有的是平等权，而法院所拥有的是司法权。司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有一种边界，平等权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当它受到侵害以后只能由公权力进行保护，而自治权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其具有公权力不可介入的自治意志，法院在此类案件中无权直接指示或要求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或财产进行如何分配，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院只能撤销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或指定村民委员会另行作出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就以合法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
四、法律控制的障碍——法本身的原因
当说到国家法律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失效时，乡村社会非正式的制度，或者说民间法，被认为是法律实行的主要障碍。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绝不可能仅仅是人们盲目崇拜传统的产物，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功能。1不管是民间法还是国家法，如果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必须能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可执行性，二是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法律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五：农村养老问题
当前在农村，老人诉说儿子儿媳妇不孝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达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反映遗弃、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不断见诸报端。据司法部门提供的资料，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以后为何不愿尽孝的反而多了起来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一个新问题。1
例六：曾某的继承权
在一次普法活动中，农村妇女曾某咨询其父亲死后留下一幢房产，两个兄弟因此发生争议，应如何处理。在得知其可以分得遗产后，她启动了诉讼程序。在诉讼中，曾某的兄弟认为已在其舅舅的主持下，就房产的分配和其母亲赡养费的分担达成书面协议；曾某的妹妹放弃了遗产继承权。判决的结果是：他们的母亲分得了房产的5/8，而曾某和两个兄弟各分得了1/8，对母亲的赡养费问题法官没有涉及。包括曾某在内，所有的人都对这份判决心存不满。最终结果是虽有判决，但仍执行了原来的书面协议2.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国家宣传的主流社会观念，在法律上，不管是《婚姻法》还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其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对于孝来说，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没有得到实行。就民间法来说，现代法律观念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而传统的孝是家族式的，以个人权利为代表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孝所依赖的家族式的观念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传统中的孝也就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国家法来说，与现代法治所伴随的是不会因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对其施以惩罚，只有当事情触犯了法律时，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才会明显。传统社会中的“孝”不仅涉及对老人进行物质上的“养”，还包括在精神层面的“敬”，这两方面不可分割，相对来说“敬”更为关键。但是当到了法律层面，其重心在于物质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放弃了精神层面的“敬”，以至法律上的圆满解决，只能是把“赡养”问题合法地简化为钱财供应，而当事人则可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亲人看顾、情感和慰藉，以及，总之一句话，传统所谓“孝”和“养”所代表的许多东西。1就其原因来说，现代法律以强制性为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都是可由强制性来解决的，故法律可以通过强制执行赡养费用来实现对老人的物质赡养，但对于精神赡养，对于家庭中的亲情，法律是无力进行强制的。即使法律得以执行，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赡养老人的问题，最终造成对老人的赡养问题成了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曾某的案件来说，其中所涉及的赡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依据民间法得到了处理，按照曾某的兄弟的协议，他们两人得到了房产，也同时需履行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虽有法院的判决，最终履行的是这份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但是在这一案中，民间法之所以能代替国家法发生作用的原因并不在于民间法，而在于国家法，因为依照国家法的判决本身就不具有可执行性。就房产的分割来说，按我国法律规定，农村房产属宅基地建房，此类房屋与城市房地产的区别在于其转让受到限制，也就是曾某所分到的那八分之一很难兑现，不仅难以转让，也难以通过管理而得到利益，她所得到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判决，除了得罪其兄弟外，没有任何益处，她所应得的房产只能最终由其兄弟支配。在这方面曾某所接受的现代权利观念是因为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让位于民间法。这在曾某的母亲方面更为明显。由于现代法律强调不告不理原则，只要曾某的母亲没有对赡养问题提起诉讼，此事就在法院管辖之外。但是生活并不象法律这样权限分明，曾某的母亲得到了八分之五的房产，作为一个老人来讲，法律所给她的并不是她所需要的，这八分之五的房产无法解决她的生活问题。她的兄弟以得到母亲的房产为代价承担了赡养义务，这从表现上看是依从民间社会进行的安排，但实际上与国家法并不冲突，因为不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继承法，都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曾某的行为虽然符合法律的要求，但这不是一个经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换句话说，如果曾某懂得的法律再多一些，她会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国家法肯定能被民间法代替。
五、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与普法目标的实现
社会的有序或有规则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而是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因为只有在有序和规则的环境中，人们才可能对未来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判断，才可能有自觉的、有意义的生活，也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运用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的行动、做出种种安排，其努力才是有意义的。1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普法为代表的国家法治教育在乡村社会中能够得到接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有利于生活的民间法也能在乡村社会得到接受。
当我们谈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时，其中经常会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乡村与城市的不同，这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之绝对化。乡村与城市的不同并不是因为生活在其中的要求不同，而在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在乡村社会中，相对来说权利观念在接受方面的困难远远不如在权利实现方面大，而后者的困难并不在于乡村社会不愿意接受法律的控制，而在于乡村社会的另一面，在周广立的苦恼中是基层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接受法律的控制，在曾某的继承权中是国家法律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实现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仅仅将问题的落脚点放于乡村社会本身，无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必须要真正实现限权（力），避免公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并且真正做到以权利对抗权力，以权力对抗权力。要实现这一目的，增强乡村民众的法律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必须是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真正实现权利是权力的边界。但是由于权利有依靠权力实现的特点，除依靠权利限制权力外，还必须依靠以权力对抗权力，特别是通过司法权来限制行政权。在周广立的苦恼中，并不是权利的边界不清晰，这一点法院也认为农民有权提起诉讼，乡政府的行为无法可依，将会败诉，但是由于行政权的干预，最终连立案也无法立案，更无法做到对权利的法律保护了。
在姑娘户的案件中，问题稍微有些特殊。姑娘户的出现虽然与传统观念有关，但是对姑娘户的权利的侵害却不单单是所谓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的适用结果，虽然在内容方面与此有关，但是其实际的适用与乡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有关。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乡村社会实行自治，其依据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按照该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在土地和财产分配方面，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有权决定土地及其它财产权益的分配，在实践中，侵犯姑娘户合法权益的也正是村民委员会的决定。这种决定的内容虽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其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法院判决其内容违法，仍可以另行召开村民委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自治权的规定成为村委会侵权行为的晃子。自治权的本意是保护自治个体的合法权益，但当自治组织的集体利益受到个体利益的威胁时，即使这一利益是正当的，也可能被自治权所侵害。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除要求对以行政权为代表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外，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自治权的控权。法治的目标之一是保护个人权利，在乡村社会中就要求自治权力应该是个体权利的守护人，它既为个体权利的保障提供社会性的力量支持，又要依靠和排斥国家公权力。如何做到三者的协调，自治意志的高度理性与国家意志的全民化之间的妥协是关键，而这妥协既有制定法意义上的，也有民间法意义上的。1
在我们上面分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自治组织离这一要求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在周广立现象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村委会对他的阻碍，但也没有看到村委会的支持，在曾某的继承权中，主持曾姓兄弟订立协议的是他们的舅舅和族中长辈，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国家法，还是在民间法的运行过程中，村委会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说，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在村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并将对整个乡村社会的法治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五五普法将着力培养和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使农民了解和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其内容便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的结合，创新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开展对农村“两委”干部法制教育轮训活动，培养农村基层兼职法制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