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刑法

1. 关于国际管辖的问题

历史上，随着国际犯罪的增长和恶化，国际刑法的两种实施模式，即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渐次形成。众所周知，前者在反对国际犯罪的斗争中一直处在补充地位，而后者则是其基本模式。

依作者之见，直接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受制于各国国内刑法的国际化程度，而间接模式则依赖于国际刑法的国内化程度。这两种趋势相互渗透，并相辅相成。但是两种趋势不可等量齐观。事实上，国际刑法的国内化是国内刑法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条件。很明显，对国内刑法而言，把它们向国际刑法开放总比把它们集结化为国际刑法容易得多。因为国内法反映着一国的意志，而所谓的国内化对国家主权的震动较小；相反，直接模式的建立，其作为国内刑法国际化的目标，本质上意味着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刑事管辖权的一部分割让给国际刑事法院。源于强烈的国家主权观念，这在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是关涉国际刑法两种实施模式的首要问题。与这两种模式相适应，这种管辖权也可分为两类，即国际管辖权和国内管辖权。它们分别与国内刑法的国际化和国际刑法的国内化相联系。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刑事管辖权体制述评；二，普遍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和前景。最后附有一个简短的结语。
一 中国刑事管辖权体制述评
一般说来，中国在国际犯罪管辖问题上历来坚持两个彼此依存的观点。一方面，中国主张在现实情况下，国内管辖应当作为国际犯罪刑事管辖的基本模式，而国际管辖则应作为补充模式；另一方面，中国认为就国内管辖而言，属地原则应当具有对其他原则的优先性。下面先谈第二方面。
国际犯罪的国内管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管辖原则的确立和管辖顺序的安排。
在中国的刑事管辖权体制中，属地原则被作为基础，而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被作为补充。关于中国属地原则的规定，1997年刑法典第6条第1款作了明确规定。关于中国的属人原则的规定，参见该法典第7条。至于保护原则，参见中国刑法典第8条。该法典第9条是关于普遍原则的规定。
如上所述，对国际犯罪的管辖顺序是国际犯罪国内管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如果这种顺序阙如，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将在所难免。在作者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建构一些规定，以便在不同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具有优先管辖权的国家得以确定。然后，各国应把公认的关于管辖顺序的国际刑法纳入各自的国内刑法。如此，对特定国际犯罪具有最优先管辖权的国家可以起诉和审判这一罪案，而其他相关各国则不能再行使所谓的管辖权；假如罪犯不在这个国家控制之下，它应当享有引渡罪犯的请求权，而被请求国，即使它本来具有对该案件的管辖权，也应当履行它的引渡义务。只有这个具有最优先管辖权的国家放弃管辖权，其他相关国家才能按照优先性依次填充管辖主体的空缺，从而获得优先管辖权。在国际刑法的现行规定中，这样一个优先原则的缺乏，可以说是一个遗憾。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学者认为，建立这样一个优先原则是不现实的，因为引渡的一般规则是如果在引渡的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话，被请求国不会引渡一个人到请求国。即便有这种观点，建立上述优先原则的必要性仍然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承认。既然如此，各国就应当遵循合作精神，努力达成合意，以便尽快确定这一原则。虽然目前缺乏这样一个原则，但人们还是能透过国际刑法关于国内管辖的规定看到上述原则的雏形。无疑，在各种管辖原则中，属地原则总是被安排在第一位，其后总是依次为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被置于最后的也总是普遍原则。因此，“或引渡或起诉”不能颠倒为“或起诉或引渡”。这一立法方式表明上述优先原则正在形成，这不过尚未成为一个强行规范。鉴于领土、国民和国家利益对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自己领土上发现特定的国际罪犯但没有基于属地原则，属人原则或者保护原则的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仅仅能够在具有优先管辖权的相关国家都放弃它们对于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或者未能在特定期间内提出引渡请求时，根据普遍原则行使管辖权。

以下这个网站有讲解,你可借鉴一下.

2.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内容

根据目前现存的国际双边、多边条约以及各国国内法的规定，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在狭义范围内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文书送达是指一国主管机关应另一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向处于本国境内的关系人送达由请求方发出的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如送达起诉书、传票、拘捕通知书等。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是国家寻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司法协助公约及协定均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59年《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 约》规定，在另一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书，如果请求国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被请求国将简单地把司法文件送交收件人本人。文件的送达应有收件人的收据，或由被请 求国发表的关于文件已经送达的声明予以证明。如果文件无法送达，被请求国也应将无法送达的理由通知请求国。被请求国可能要求请求国在开庭六十天前将传票或 文件送交有关当局。请求国在委托外国主管机关代为送达文书的请求书中应当注明：请求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收件人的姓名、国籍、职业、住所或居所，请求提供 司法协助的具体案由、该项请求涉及的犯罪事实的说明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应将送达文书的执行日期和地点通知请求国主管机关，并附送达回证。
在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书只是一般的司法行为，并不涉及实体的执行部分。文书送达的标准是固定的当事人，而不能是当事人所 在地法院的司法人员或司法助理人员（在有些国家律师被视为司法助理人员），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字才能视为已经送达，在这个程序上极为严格，只要在特殊情况下 有双边协定条件才有例外的规定。
在送达文书的方式上，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外交送达、使领馆送达、法院直接送达、委托外国法院送达、 委托外国主管部门送达、邮递送达等。不管送达的方式，总的原则要求应当是适用被请求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因为送达文书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 行为，因此应选择受送达国法律所允许的方式送达。
关于司法外文书的送达，也要求按送达司法文书同样方式进行。由于各国对司法外文书的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规定也不一致。尽管如此，但一般认为，司法外文书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与诉论案件本身并不相关，这一特点使之区别于司法文书；其二它需要有 某一“当局”或“司法助理人员”的介入，这一特点又使之区别于纯粹的私人文书。符合上述特点，均属于司法外文书。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涉外刑事诉 讼文书送达制度，但在同外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开始涉及刑事司法协助的送达文书问题，如1987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条规定，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今后，送达文书的事务将会越来越多，本着尊重 “政府间的请求”的国际礼让原则，我国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协助外国送达刑事诉讼文书。凡是外国请求我国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一律由主管部门予以审核，确 定给予或不给予协助。 诉讼国通过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传唤处于外国境内的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也 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这种协助活动使诉讼国主管机关有可能直接听取有关证言，对于客观全面地查清案件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有关 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则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出国作证涉及到诸多棘手问题，如公民出入境护照和签证的申领、往返旅费、作证期间生活费 用、翻译证词、证人人身安全等等。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如果请求国认为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是特别必要的话，被请求国应允许他们出庭，一切费用由请求国 负担。如果证人和鉴定人拒绝出庭，他们不能因此而受到处罚，除非他们后来自愿进入请求国的领土并受到传唤。巴西奥尼教授在他编撰的《
国际刑法典 （草案）》中也对证人出庭作了专款规定，这一规定吸取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经验，虽然在实际中尚无法律拘束力，但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该法典在尊重各国的双边条约有关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对证人出庭的条件，拒绝协助的合法性理由、证人的人身安全等有关问题均作了原则性规定。
我国对于证人和鉴定人出国作证和外国人应邀来华作证尚缺乏健全而系统的法律规范的调整，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在逐步走向国际化。1987年签定的《中波司法 协助协定》把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纳入了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之内，并规定，对通过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通知前来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无论其国籍如何，提出请求的 缔约一方不得因其入境前犯的罪行或其证词、鉴定或其他涉及诉讼内容的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和以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接到无须继续留在提出 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的通知后次日起十五日，有出境的可能而仍不出境的，即丧失前述所言给予的保护，实际上可以推定被传唤人自愿放弃享受国际条约所给予的法 律保护。这一规定的内容实际上与1959年的欧洲公约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已经开始注意采取国际通告规则进 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同时在遵守我国的国内刑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性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特殊处理的方式。 物的引渡是指被请求国应请求，将自己已经掌握的有关案件的证据材料，犯罪物品或其它扣押物品交给请求国于诉讼中使用。一般来说，在移送文书和卷宗材料时，被请求国只移送其复制件，如果请求国明确要求得到原始材料，被请求国也可以考虑接受此要求。
被请求国引渡的物证应当是在本国诉讼中暂时用不着的材料和物品，如果本国的诉讼同时需要使用这些物证书证，被请求国可以决定推迟移送。同时，请求国应当 承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归还被移送者的物品和材料，除非被请求方明确表示不要求归还；被移送的物品只能用来作为证据材料，请求国不应用之去满足某些民事当事 人提出的返还或赔偿的请求。
以上我们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从概念、途径及基本内容作了一番剖析，由此可见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斑， 许多原则性的通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反观我国的司法协助现状，则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建立我国健全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应当早日提上日程，特别是狭 义的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一些制度应通过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签定或加入逐步使之走向成熟，以利于全面开展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合作，从而推动国际刑法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对现行的国内有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典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调整，使今后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法可行。
（作者单位：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1）该公约全文请参见：米勒与怀斯合编的《国际刑法》一书，1965年伦敦英文版。
（2）参见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1990年版，第4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国际司法协助与区际冲突法论文集》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3. 1997年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的哪些内容

-1997年3月14日通过、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现行刑法典97刑法典确立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深入人心。

-十年间，国家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6个刑法修正案、3个单行刑法和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并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刑事条款，97刑法典进一步完善。

97年来新刑诉法实施十年程序公正推进司法文明

97刑法特色鲜明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实施，共有条文192条。此后，从1979年到1996年，17年间，国家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并在百余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刑事条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法治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1979年的刑法典，很多条文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新刑法典的诞生。

1997年3月14日，新刑法典在修改原有刑法规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部于同年10月1日实施、被称为97刑法典的法律，条文增加到452个，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立法史上十分鲜见。

与此前的刑事立法相比，97刑法典特色鲜明：

●实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备性。新刑法典整合了各种刑法规范，包括单行刑法，为我国刑事法制的统一和有效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取消了类推制度，确定了三大现代刑事法治原则。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三项基本原则，突出了刑法人权保障的功能。

●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增设了普遍管辖规则并扩大了中国刑法的域外管辖权，增设了一些国际罪行和当代新型犯罪。

●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注意了体系结构的完备，在条文设置上、用语的表述上，力求具体、细密，繁简得当，便于实际应用。

●注意了法律之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与其他非刑事法律规定的刑事条款，衔接有序。

新刑法典有破有立，新修改的条文中透露出新的时代特征。比如，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反革命罪的提法与新的形势已不相适应，97刑法典第一章罪名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原来的“反革命罪”；由于不再搞阶级斗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刑法典删掉了79刑法典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词，而在第二条保留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原来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97刑法典也将其更名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比原来增加了近十倍。

4. 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处理依据主要有哪些

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处理依据如下：
我国没有单行的调整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立法例，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则采第三种立法例。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对 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仅在第16条和第17条作了原则性规定，第20条做了管辖的相关规定，缺乏全面具体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处理涉外刑事案件，除根据刑 法、刑事诉讼法外，主要依据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包括：
1.1986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2.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这些国际公约及相关条款有：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3条第2款；
《1970年海牙公约》第4条第2款、第7条；
《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第5条第2款、第7条；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5条第2款、第8条第1款。
《核材料实体保护公约》第8条第2款；
3.1981年6月19日公安部、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处理会见在押外国籍案犯以及外国藉案犯与外界通信问题的通知》；
4.1987年8月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5.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6.1998年12月16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针对日益明显得犯罪国际化趋势，整合、规范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立法显得日益迫切。

5. 国际人权公约中刑事司法准则有哪些积极意义

【正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其意义决不限于经济贸易，它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动关系略述己见。
一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遵行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国际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世界各国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毫无疑问，各国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则，这种刑事司法准则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本国的特色。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全球一体化同样会对刑事司法带来重大影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形成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刑事司法准则为各国所遵循，因而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2.刑事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与刑事有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对犯罪的惩治，因而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刑事司法活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他国是不能干涉的。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形成，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同样要受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限制。3.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并不具有对各国天然的强制性。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以便决定是否受这一公约的约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选择性。联合国通过发布为数众多的示范性和建议性的刑事司法准则，便于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适当的选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往往是经国内立法确认以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是逐渐地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十分必要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末，中国曾经开展过一场法律改革运动，引入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当时先进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废除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残酷的刑罚，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等体现法治的刑法观念。但这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受到当时专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它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制度的废除。但罪刑法定原则所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精神，是顽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当时的御史吴思敬就认为，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一概不予处罚，会“纵恶长奸，莫耻为甚，骇人听闻。”可见，其抵触与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正因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虽然宣告了中华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陆法系文化，而其价值内容与精神实质却并未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不能说是成功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清末历史留下的结论是：以本国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来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实质是以中世纪的宗法专制否定现代性。[1]转瞬间，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又迎来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而且同样面临是排拒还是引入世界上先进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选择。应该说，经过百年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做好了在经济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备，而且在法律上同样做好了这种准备。因此，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二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价值上的转换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仅是一种规范体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体系。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第一，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第二，控制犯罪滋长，维护法律秩序。我国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对这两个目标的不懈追求是推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保持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记载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各项文件，有的侧重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有的侧重于控制犯罪和维护秩序。但是，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两个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障机能；控制犯罪与维护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护机能。就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而言，两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地建立起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迅猛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中国目前正在面临巨大的犯罪压力。因此，控制犯罪是当务之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严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对自由与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权保障的观念逐渐地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都应受到重视。但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确认的以人权保障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同样应当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对于个人的权利是较为淡漠的，没有将其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强调保护机能而轻视保障机能，往往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维护社会秩序。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引入，中国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换。惟此，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订，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对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劳动教养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项制度。中国目前实行的劳动教养是指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关于这种措施的性质，在理论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刑罚性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劳动教养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对劳教人员实行收容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有时长达三年之久，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显然，劳动教养是违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任何公民被剥夺自由，必须经过司法程序，经由法院判处。而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至四年的措施，没有纳入司法程序，它名义上由各地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决定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实保护，使刑事法治建设取得的一些成果化为乌有。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我国学者提出，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改革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途径有两种选择：一是基本上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将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处罚等）；二是保留劳动教养制度，并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为“保安处分”或者“公共安全处分”，或者其他更适合的名称，先制定单行法，条件成熟后再纳入刑法典；(2)时间应缩短，一般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3)决定机关为法院，即由公安机关提出，法院经听审程序决定是否采取；(4)允许上诉，遭受错误保安处分者有权得到赔偿；(5)加强检察机关对此制度的法律监督[3]。对于劳动教养制度不宜采取一废了之的方法，因为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数量因素，劳动教养的大多是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在世界各国一般都是作为犯罪处理的。因此，我赞同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造。无论如何改造，关键的一点就是司法化，即经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引入中国，中国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关制度都面临着需要改革的问题。
（三）规范上的更新
中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先后在1996年和1997年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同时应看到，在刑事法规范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都是不彻底的。从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来看，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学者将前半段称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这些学者认为，积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消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涵义。[4]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正确诠释。但问题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应当包括所谓积极的内容。纵观世界各国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极意义上规定的，其基本蕴含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限制机能，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权与司法权）而达到人权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并非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含义的正确理解之上。同样，在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的内容虽然类似于西方国家关于无罪推定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规定与无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显然是对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指出：由于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法律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因此很难说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已经完全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5]]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中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是刑事法规范，还需要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进行更新。
三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国先进的与文明的刑事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上达成的共识。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国际社会，不仅经济制度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认为，在正确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关系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意味着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国际标准靠拢，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毕竟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相关因素密切相联的，是根植于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色。例如，国际上对于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态度，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但在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犯罪问题，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需要适用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能采纳废除死刑的政策。当然，对于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总之，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才能使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作用。
（二）积极与稳妥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引入，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的移植。在进行移植的时候，我们既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又要切忌急躁，而应当逐渐地消化。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而应当缓慢地推进。我们首先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引入那些国际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渐地提升中国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种稳妥的、适当的方式，才能使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国际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与融通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要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融通。这里的融通，是指融会贯通，因而包含一种创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资源，经过改造，使之适应刑事法治的要求。

6. 刑法 跨国犯罪的定义

跨国犯罪

当犯罪行为、犯罪交易违反一个以上国家的法律时，犯罪学家将其称为跨国犯罪 (Transnational Crime) 。为打击跨国犯罪，第55届联大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该公约于2003年9月29日正式生效。以下是联合国将跨国犯罪分为的17大类：

一、洗钱

洗钱的目的是要把非法获得的资金变为合法资金。大部分现金是靠受贿、贪污、黑市交易、逃税，特别是靠走私武器、销赃、倒卖文物及贩毒等不正当手段赚取的。

最典型的洗钱法是把“黑钱”转移到国外去，通过多次国际汇款，把现金转入国外的帐户，这样就再也无法查出钱的来源。经过这些处理，非法得来的现金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合法投资。

二、恐怖行动

所有反对国际恐怖行动的国家政府长久以来一直希望，既然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和签协议来解决，那么恐怖行动定会越来越少。但每次调解都未能使谈判双方满意。结果，恐怖行动依然故我，而且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作案越来越容易。同时，那些坚决打击恐怖分子的国家，应该随时准备对付恐怖分子出人意料的行动。

目前，无法立即建立保障逮捕或审判国际恐怖分子的国际机制。犯罪学家仅仅是刚开始试图研究这一不受国籍限制的犯罪问题。

三、盗窃文物和艺术品

这类犯罪潜在地威胁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早在埃及法老年代，陵墓和纪念碑就遭到了破坏。随着作案手段的完善，人们对文物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文物运输更为便利，这就使国际窃贼能制定出一整套办法，从而使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失去珍贵的文化遗产。犯罪分子每年偷盗价值45亿美元的艺术品到国际市场上卖。有4．5万件被盗艺术品（1997年）在追查中，而且，每月平均要增加2000件新被盗的艺术品。

四、侵犯知识产权

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版权以及非法使用保护版权的标志和商标等。犯罪分子非法复制受保护的作品并将其低价销售，主要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销售。生产国蒙受的损失很难用金钱来估算。据美国软件制造商协会统计，仅非法被使用的软件一项，每年就造成75亿美元的损失。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是很难伪造保护产权的标志的。因为这需要巧妙的协调和组织有序的销售系统，这往往需要串通政府人士。

五、非法买卖武器

如果没有武器制造者和销售者的国际网络，地球上任何一处都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这些非法制造和销售武器者的活动规模很难统计清楚。其实，在这个阴暗的交易世界里，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并不多，但参与这项危险游戏的人想出了许多狡猾的计谋，他们和政府机构结成同盟，共同行事。尽管武器和军备的来源受到严密控制，但仍难有非法买卖武器的准确消息。

六、劫机

无论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劫机事件一直没有销声匿迹。偶尔会有劫机犯是为索取赎金，但一般说来劫机犯会提出恐怖分子爱提的典型的政治要求。他们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

打击劫机者的行动往往迅速而颇有成效。今天，劫机的威胁仍未彻底消除，尽管这类事件发生的频度降低了。

七、海盗

这种形式的犯罪似乎早已被世人遗忘。70年代中期又死灰复燃，有人用快艇或者渔船从南美或中美洲向美国非法贩运毒品，海盗们在公海或港口将这些贩毒船截获，杀死船主和水手。类似这样遇难的船只已有数千艘。

抢劫船只现象蔓延到狭窄的通航运河。成千上万个来自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愿放过利用满载珍宝和货物的船只发财的机会，这些船只往往停泊在港口或低速航行。今天，这种形式的犯罪已日益减少。

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东南亚的海盗行为被一些同军队有联系的犯罪集团操纵。犯罪学家得出结论：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海盗袭击现象绝非偶然，这些犯罪分子的行动显然受同一个中心控制。

八、抢劫地面交通工具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劫持货车可以算是偷窃行为。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货车长途跋涉从东欧到西欧，或从中亚共和国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是常事。遗憾的是，货车失踪事件的发案率和货流量的增长成正比。
究竟这类犯罪的规模有多大，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乐观，由于边境越来越开放以及团伙犯罪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东欧国家），这种犯罪今后将更为猖獗。

九、骗保

保险业现已成为国际性的行业，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骗保都会涉及该国的每个居民。世界各国因这类犯罪而蒙受的损失难以估量。但目前，澳大利亚每年因保险业诈骗损失17亿澳元，美国每年损失多达1000亿美元。

犯罪团伙通过联合保险领域的一些小型经营者或打入保险界的途径参与保险业诈骗。

十、计算机犯罪

守法的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刚刚涉足计算机服务领域，黑手党的魔爪也伸了过来。犯罪团伙之手伸向了国际互联网络。尽管现在很难判断，国际互联网络受刑事犯罪的侵害有多大，但犯罪团伙正充分利用该网络的各种功能。

目前犯罪学家只对那些为个人牟取暴利而非法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的个体犯罪进行了研究。每年，因计算机犯罪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亿美元。严峻的形势要求人类刻不容缓地寻找保护这一领域的方法。

十一、生态犯罪

全人类都是生态犯罪的牺牲品。忽视生态标准、同建设监督生产系统的人相互勾结的企业是这类犯罪的主要肇事者。当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生态监督机制，要么就是形同虚设，为外国生产者所控制。贫困的人民更青睐能保障他们就业和国民产值增加的工业化，更希望环境清洁。犯罪团伙在这一领域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在运输和藏匿危险品方面。

十二、贩卖人口

这类日益猖獗的犯罪包括贩运非法移民、卖淫女，贩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到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充当劳工或从事家庭服务，贩卖儿童供人收养，等等。犯罪分子从中牟取暴利。

有许多法律规定取缔这类犯罪。随着一些国家边境日渐开放，这方面的法律也日益严格。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力图到相对富裕的国家，这个问题依然严峻。非法贩运人口多由犯罪团伙操纵。通常，那些滞留在发达国家的人都没有正当工作，他们渐渐成为受剥削的阶层，参与犯罪，破坏社会秩序。

十三、人体器官交易

众所周知，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是在1954年进行的。迄今为止，全球已经做了近50万例肾脏移植手术。移植成为医学界一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提供器官的行业也应运而生。

美国大约需要1．2万个人体器官。因此，非法提供移植的器官能带来高额利润。这种交易也渐渐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为得到供移植的器官，犯罪分子不惜杀害无辜。更为可悲的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为了少得可怜的酬金把自己的器官当作商品。

新闻媒介披露非法交易人体器官的犯罪行径后，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整顿这一领域的法令。大量的资料显示，从第三世界国家非法购买人体器官受西欧一些国家犯罪团伙的控制。

十四、非法贩卖毒品

在全世界流通的毒品价值有3000亿—5000亿美元。1961年的世界毒品公约和1988年的联合国反对非法贩卖毒品公约，为国际监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以下原因，对贩毒的监督难遂人愿：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联合国不能监督打击贩毒的国际文件的执行情况；同时，国家和地区性的禁毒计划得不到拨款，无法发挥效力；

——各国对待打击贩毒的态度相去甚远。一些国家坚持禁止，而另一些国家则主张控制和容忍。

——许多国家缺少执行国际协定所必需的法律和技术基础。

十五、虚假破产

日益国际化的贸易把虚假破产从局部犯罪变成了国际性的犯罪。目前尚未统计这种犯罪的实际规模。抽样调查表明：黑手党在购买企业后使其破产，获益颇丰。今后必须由各国联手才能改善这种局面。

十六、参与合法经营

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团伙控制着大量企业。据粗略统计，仅靠毒品交易的收益就能向合法的市场投入2000亿—5000亿美元的资金。犯罪经营的增幅和合法经营的增幅成正比。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从理论上说，整个世界经济处于犯罪团伙控制下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很难断定，公司老板与毒品贩子是否有联系，也不知道犯罪分子是否会为藏匿赃款而收买企业。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每天在各国间流动的资金，有一半是在经济特区“洗钱”。

十七、贪污受贿，向社会活动家、党务活动家、官员行贿

目前在一些国家，向官员行贿不受处罚，但其他种类的贿赂均属刑法典规定的处罚范围之内。犯罪人员打着代理费、咨询费、中介费和法律咨询等幌子行贿。行贿受贿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

商人和投资商经常说，如果不违反业务所在国的政治和经营规则，就无法搞好生意。

7.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司法协助是国际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间接执行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刑法现状中，国际上有关刑事方面的公约主要是靠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来实施的，这种方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际刑事合作中占主导地位。鉴于此，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问题的探讨很有必要，特别是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有关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刑事诉讼国际化的反映，又是国家间联合采取司法行动，惩处国际性犯罪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国家司法权的域外延伸。从它的基本形态来看，引渡虽不属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但最 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却是从引渡中发展起来的。从国际司法协助的起源来看，最早的司法协助始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当时主要是向在其他城邦的证人收集证 词。到近代，1846年法国与巴登之间签订的条约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司法协助的文件。这个条约的内容涉及到相互送达司法文件，搜集证据和执行判决。其他如 一系列欧洲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缔结的引渡条约，也规定了根据委托书实施国际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1854年7月13日法国与葡萄牙签订的引渡条约第10 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第11条规定了传唤证人。又如1870年5月12日的法、意引渡条约，在第12—14条中，对询问证人、送达文件、传唤证人等作了详尽 的规定。此后，19世纪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大体上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随着引渡的发 展而不断发展成熟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也仅仅是在狭义上开展的。直至今日，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 包括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等方面的刑事合作，各国和各地区尚未达成统一的协议，至少在这方面的合作，目前尚未成熟，而有待实践的发展。其 中的原因或障碍，主要在于，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从根本上改变了刑事案件诉讼的地点和审判机关，涉及到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因此在各 国司法协助实践中往往难于开展。而对于象代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送达文书、互通情报以及物的引渡等司法行为的国际合作，由于较少涉及或根本未涉及敏感的 政治问题，协助国只是为被协助国的诉讼提供服务性合作，只改善该国刑事诉讼所赖以进行的条件，而不直接对受控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评价，因此它的规模是较小 的，是一种辅助性的行为，不大受各国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因而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采纳，这也是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实践 中的生命力所在。
在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公约中，关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也规定得十分详细和完备。如1959年4月在欧洲理事会主持下签订的《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约》[（1）]是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专门公约，在该公约规定的三种国际司法协助 形式中，其中对在另一个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件和在另一个缔约国搜集证据这两种司法合作规定得相当详细。与此相反，该公约对第三种形式的司法合作即在另一国家 的法院进行刑事诉讼（诉讼移管）规定得很简单。由此可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目前尚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且在空间上仅是地区性的，新的、统一的刑事司法协 助国际公约的签订尚需国际间的广泛磋商和协调。

8. 《刑法》分为几大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专章 破坏社会主属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9. 名词解释 民主的法律化 基本法律法的国际化法律实效法的适用什么是法理学 学理解释

全按个人理解帮你解答，若是为了考试，还得以教科书为准：
民主的法律化：即将民主制度制定为法律，上升到法律的程度。
基本法律：即基本的法律，主要是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
法的国际化：即各国的法律相互联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同。
法律实效：法律发挥的实际作用。
法的适用：即在解决法律问题的时候，适用法律。
法理学：法律当中的基本准则，是精髓，是支柱。
学理解释：即对法律问题进行学术上的解释，如法学家的解释等，没有强制性。

10. 国际刑法的刑罚体系具体有哪些内容和特点

国际刑罚体系：是指国家以有利于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为指导原则，专通过属刑法的规定而形成的、由一定刑罚种类按其轻重程度而组成的序列。
国际刑罚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刑罚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具体的刑罚方法即刑种。
2.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刑种是经过立法者选择而确定的。我国的刑种是立法者在总结长期以来我国各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及其运用效果的基础上选择确定的。
3.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各刑种是依照一定的标准排列的。我国刑法中的刑罚体系主刑和附加刑都是按照各自的严厉程度由轻到重依次排列的。
4.刑罚体系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首先，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刑种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其次，主刑与附加刑的分类是由刑法规定的；再次，刑罚种类的先后排列是刑法规定的。
5.体系确立的依据是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和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体系中，无论是刑种的选择，还是刑种的分类，抑或是刑种的排列，都是立法者从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的的实现而确定的，不是随心所欲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