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一致性

① 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2款

1、 对“行政机关”和“查办案件”的解读
这里的“行政机关”，是指具有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具体包括税务、审计、工商、土地、环保、卫生、质监、人民银行等行政机关，以及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修正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在“行政执法”后加入“查办案件”一词，主要是针对我国监察部门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办理的情况，而此种查处行为并非“行政执法”，立法部门专门在此款中用“查办案件”来概括此种情况。此外，“查办案件”行政机关的实践工作中也经常使用，在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中也使用了“查办案件”一词，“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
2、对“等”字的解读
对于此款中“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的“等”字的解读尤为重要，关系到哪些行政执法证据可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理解，有的理解为列举未完，为了文字简洁不作赘述；有的学者解读是列举后煞尾，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也就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依照逻辑解释和系统解释，就会发现前者更合理。根据修正后《刑诉法》的逻辑思维和行文习惯，“等”字多是代表列举未完，而如果后面再没有内容，就不会再用“等”字。如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与相关行政规章的关系，为了保持内容的一致性，这里的“等”字更宜解释为列举未完。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意见》规定了七项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考虑到法规规范之间的一致性，这里的“等”应解释为列举未完。
3、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解读
在法理上，证据和证据材料有联系但又不相同。其联系是指，证据往往来源于证据材料，证据材料是取得证据的基础和前提。区别是：证据材料是尚未审查、核实的事实，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还不是证据；而证据，则是对证据材料经过去伪存真、查证核实，与案件有关的事实。[1]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中对“证据”和“证据材料”并没有作刻意区分，不同的法律条文中使用的“证据”一词时，含义并不相同，有时“证据”是指证据材料，即有待查证属实的证据的原始材料。第52条第2款的“证据材料”是指尚未查证核实的证据原始材料；这里的“证据”也是指证据材料，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而非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物证、书证等各种类型的“证据”，在未经查证属实之前，仅仅是“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可能真实，也可能不真实，需要经过审查判断才能确定。经过查证属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内容的，才是真正的证据。

② 对刑法271条第二款如何理解

关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第2 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一款规定的是职务侵占罪，第二款规定的则是应依照贪污罪定罪处罚的情形。
第一款中的“本单位财物”，可以理解为既可能是公共财产，如国有财产、集体所有的财产，也可能是国有与集体、个人、外资混合成的财产，还可能是纯粹私人所有财产。那么依照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是否不论其占有的“本单位的财物”属于上述何种性质，一律定贪污罪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为区分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关键所在。
从《刑法》第382条来看，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应该是“公共财产”，而第271条第2款规定的“本单位的财物”却未指明财产性质，有人据此认为，无论“本单位的财物”是何性质，只要符合《刑法》第271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一律构成贪污罪。也就是说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已经由单一的公共财产扩大到公私财产的范畴了。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理由如下：一、《刑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其中特别强调了“公共财物”，如果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公私财产的范畴，在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在该条中将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公共财物”。二、我们从犯罪构成来考察一下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区别。不难发现，主体的区别是显然的，如果对象没有区别 ，那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犯罪的行为特征是否有区别就可以区分二罪。贪污罪的行为是“利用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可以看出两者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财物。至于贪污罪条文中非法占有财物的方法列举了“侵吞、窃取、骗取”等词，而职务侵占罪条文中只用了“非法侵占”，只能理解为是立法语言字面上的差异，实质上二者的行为特征并无不同。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只存在主体的不同。既如此，在对二罪进行立法表述时也就没有必要象现行《刑法》那样繁琐、晦涩，完全可以采用更简洁明了的表述方法。第382条可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而271条则可表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非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而事实上，现行《刑法》却并未如此表述。
笔者认为，《刑法》271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该款规定的人员具有该款规定行为的一律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而应理解为在符合该款规定的同时，还应该满足贪污罪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也就是说，犯罪对象还必须是公共财物。
对“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作这样的理解，与刑法条文中类似用语的含义具有一致性，例如《刑法》第265条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可见第265条规定的依盗窃罪定罪处罚，在符合第265条规定的同时，还要符合第264条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才能定盗窃罪，而不是只要符合第265条的规定，不论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一律定为盗窃罪。类似的规定在《刑法》中还有，比如第204条第2款和第201条，等等。
那么如何界定第271条第2款规定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中的财产是否属于公共财物呢？理论界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在混合型经济实体中，按国有、集体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认定公共财产，用这种方法将公共财产和非公共财产严格区分开来。
二、国有、集体控股的企业财产，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不控股的企业按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认定。
三、只要有公有资本的混合型经济实体的财产，一律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
四、国有、集体控股或者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的财产，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否则一律认定为非公共财产。
笔者赞同第四种意见。上述第一至第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逻辑或法律适用上存在漏洞，不能让人信服。第一种观点以出资比例认定公、私财产的份额，在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混合型财产时，依这种理论，对侵占的公共财产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对非公共财产部分只能以侵占罪论处，导致一人一行为同时定为两罪的情形发生，这种制度还会引起法人产权制度的混乱，公司法人财产权是统一、完整的整体，从中划出一部分归国有，还要划出一部分为社会公众或者其他法人、股东乃至外商所有，则法人财产所有权关系则蜕变为合伙型企业的财产关系，与现代法人制度背道而驰，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意见在认定公共财产时采用了双重标准，不具有逻辑上的科学性。第三种意见将含有公有资本的混合型经济一律认定为公共财产，可能会导致某些宜定为职务侵占罪的情形被定为贪污罪，不利于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精神。
第四种意见以是否控股来认定混合型财产的性质，即国有、集体控股(控股51%以上为绝对控股，51%-35%为相对控股)或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的财产，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否则一律认定为非公共财产。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或者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所有权，而投资主体，包括国家在内，则享有股权。国有财产在转变为公司所有财产的同时，国家从公司中取得了股权，并“按投入公司的资产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先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4条第1款)。也就是说，国家以国有财产所有权换来了的股权，在控股的情况下换来了对企业的管理、决策权。《刑法》第91条第2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因此，国有、集体控股或者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的财产，可以认为是在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中的财产，从而以公共财产论。相反，非国有、集体控股或者投资比例占多数的企业中的财产，则应以非公共财产论。

③ 刑法中的首要分子是指哪些人

你好，刑法中指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在我国刑法中，首要分子分两种：
一、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是指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作用的犯罪分子。这类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通常在犯罪集团中表现为组建犯罪集团、制定犯罪集团的犯罪计划、指挥犯罪集团成员犯罪，这类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中主犯的一种。
二、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聚众犯罪，是指三人以上参加的犯罪活动，它不像犯罪集团有较严密的组织，但其中也有组织、策划、指挥者，对整个犯罪过程的整体性、一致性起着协调作用。
聚众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问题，有四种模式：
1．所有参与聚众活动的人均构成犯罪，即第317条的组织越狱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
2．聚众进行违法活动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构成犯罪，而一般参与者不构成犯罪：如第268条聚众哄抢罪、第290条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冲击国家机关罪，第292条聚众斗殴罪;
3．首要分子与多次参加者构成犯罪：第301条聚众淫乱罪；
4．只有首要分子才构成聚众犯罪，而其他参加者不构成聚众犯罪：如第289条聚众打砸抢行为抢走财物或者损毁财物的，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第242条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此时，其他参与者可能定妨害公务罪）.
对首要分子一般按刑法分则具体罪行的规定处罚，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的，按刑法总则的规定处罚。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仅对该犯罪集团中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对于部分组织成员超过该集团的犯罪计划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④ 《刑法》第27条第2款中应当与所有《刑法》应当一样么

我国《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这是法律规定，对任何犯罪都一样，

⑤ 简答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内容和特征

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
因果关系的特点
刑法因果关系是哲学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体现，和哲学因果关系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有以下特点：
1）客观性：原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2）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普遍联系的链条中原因与结果是相对的，孤立考察某一原因（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原因（行为）和结果的地位又是绝对的。
3）时间顺序性：原因（行为）须在前，结果须在后。
4）复杂性：一因（行为）一果、一因（行为）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
5）因果关系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即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既有必然原因也有偶然原因。
必然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所必然（合乎规律地）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偶然因果关系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着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

⑥ 刑法第67条第3款是什么内容

内容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人投案自首可以使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持续状态结束，但是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不会因自首而消灭。犯罪人投案自首，仅仅表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态度，并不会改变其原来犯罪事实。因此，审判人员在决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量刑，必须以其犯罪事实为主要根据。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首先按照自首者罪行的轻重对照有关法律，拟定一个刑罚幅度，而后结合自首的从宽情节，所以把握好度，严宽适度，不枉不纵。

(6)刑法一致性扩展阅读：

自首犯的处罚原则

（一）处罚自首犯的总的原则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是处罚自首犯的出发点，从这个总的原则分析，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1）对自首犯的处罚，从宽是必须遵循的准则。

（2）对自首犯从宽处罚包括从轻和减轻处罚两种方式，究竟适用哪种方式，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

（3）对自首犯的处罚虽然从宽是必须把握的大原则，但是，这种从宽处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

（二）对于自首犯中犯罪较轻的，从宽的幅度是“可以免除处罚”。

（三）对于自首犯中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刑法的规定中，立功与自首一样，也是从宽处罚的情节，犯罪人既自首，又立功，就具备了两个从宽处罚的情节，因此，刑法对这种情况作了特别宽大的处罚规定。

⑦ 论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所谓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规定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为必备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关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拟从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的分析着手， 展开对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探讨， 以期对刑法相关理论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观结构分析

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目的犯主观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目的犯是“二主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即目的犯是一种主、 客观要件不一致、 主观要件多于客观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对基本客观构成要件须具备故意之外， 还需要具备特定的内在意向。涵盖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观要件规定范围的主观要件称之为意图， 或称为“第二主观要件”， 或者是德国刑法学家海格勒所称的“超出的内心倾向”， 麦茨格所称的“有意义的意欲”。

一些学者根据目的犯目的对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将目的犯目的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 第一种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并非针对“所计划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针对类型化的行为人动机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伪造罪的意图即为此类。伪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货币、 有价证券或文件的纯正性， 而伪造罪意图的内涵是“行使”， 该目的的内含已经超出所保护法益之范围， 因此这种目的被称为“法益侵害取向的额外主观要件”； 另一类意图所涉及的内容为法益侵犯本身， 行为人行为的可罚性确立并非在法益侵害时即已成立， 而需待确立目的存在时方能成立， 此种类型的目的犯类型， 其客观构成要件实现， 仅为整个犯罪类型的前阶段。如侵犯财产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 可以成为认定财产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认定成立侵犯财产罪， 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个本罪要求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 只要该动机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罪。这种目的被称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内在意向”。[1]

与目的犯的主观特征相适应， 目的犯主、 客观关系的特征在于目的犯的“主客、 观不一致性”。“所谓目的犯， 乃将外部的行为有意义之意欲， 作为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为外部行为被意欲为其他结果之目的之客观的原因， 如所谓分离的结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为被意欲为行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结果之手段， 如缩短的两个行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为自己或第三者获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后者， 如伪造之‘以行使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损害本人利益’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 伪造罪所谓伪造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所谓‘行使’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最后的结果必然系行为者之意欲”， 也就是说， 第一种目的犯， 以外部所为的行为为目的内容， 以为他结果之客观的原因； 第二种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为以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为之手段。[2]第一种目的犯， 被称为断绝的结果犯， 第二种目的犯则称之为短缩的二行为犯。

二、 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之理论探讨

从上述目的犯主客观的结构分析来看， 目的犯的结构要件在整体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对客观事实进行规定的客观要件； 其二， 涵盖此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故意， 其三则为超出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目的”这一特定主观要素。这种与主客观相符的通常情形有异的二主观要件犯罪类型， 引发了学者关于上述两主观要件关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与目的犯故意关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单独的犯罪主观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种？

（一）国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目的犯的概念来源于德国， 与我国不同， 德国刑法中没有故意的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 故意分为意图、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其中意图主要强调意志因素， 即行为人努力促使结果发生； 直接故意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确信结果会发生； 间接故意也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认为结果可能会发生。

德国学者对意图和故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存在将意图与故意等视齐观、 意图与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异等诸多观点。[1]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 主观要素和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 换言之， 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制约着故意的内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目的犯目的与故意、 过失地位并列， 而且由于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对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观的主观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学者将目的犯目的与一般的犯罪故意区别开来。如“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许多普通法传统的学者和法官认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简单地附随着行为的故意， 就像诸如伴随强奸行为的强奸故意。特定的故意应当是很好的加以定义了， 就像盗窃罪要求的故意一样： 永远剥夺所有权人的财产的故意。”[4]还有的学者则将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称为基本犯意和进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图”。在论述基本犯意时， 在检察官诉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内容（或者更常见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为的范围”。[5]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与犯罪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与目的犯特定意图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不能归于同一范畴。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理论不同， 具体到与上述目的犯结构理论相关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其一，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三段式、 立体的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行和有责性， 各个阶段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判断。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直接来源于苏联，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平行的结构； 其二， 相应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故意通常认为属于责任的范畴， 其故意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虽然德、 日刑法中并未明确地规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学者一般均认为目的犯之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主观要素。我国刑法则对犯罪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我国的故意是对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国刑法对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但由于不同学者对故意概念的解释不同， 对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说的观点认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种或者包含于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学者认为， 在对犯罪故意进行分类时， “根据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备构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谓目的故意， 是指行为人必须具备某种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谓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备某种具体目的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将目的犯中的目的与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区别， 认为“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目的， 专指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该种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构成要件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为人， 均是以构成要件的结果为其犯罪目的的， 但该目的并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该种故意仍然属于这里所说的非目的故意”。[6]

显然， 根据上述通说的观点， 目的犯目的是区别于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张目的犯目的属于犯罪故意的学者一般认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条件， 例如， 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则不存在盗窃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盗窃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为目的”， 则不存在伪造货币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伪造货币罪。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 目的犯的目的是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因素， 认为“由于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故意的含义和种类， 因此， 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应该非常明确。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说，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种目的， 但它明显区别于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的一种主观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种形式”。[7]

三、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 目的犯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欲， 而故意则一般包括“认知”和“意欲”两个部分， 因此要判断二者关系最重要之处在于比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与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还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范畴，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关系， 则目的犯目的属于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独立的两个范畴， 则目的犯目的不能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与认识因素联系紧密。根据我刑法第14条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国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会的结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构成事实”， 成为行为人认识因素的内容， 相应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发生”转变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对危害结果的理解就成为理解我国犯罪故意内涵的关键。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具体的、 客观的体现。关于危害结果的含义， 刑法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结果说认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观化， 都是危害结果， 它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 还包括身体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狭义的危害结果则是指危害行为导致犯罪客体发生的物质损害或者危险状态。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则认为，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8]危害结果是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离开了犯罪客体， 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而目的犯目的与犯罪客体紧密相联， 不具有特定目的， 则不可能对一定的社会客体造成损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为犯罪故意内容的一部分。

但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有待商榷。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和意欲的对象不符合犯罪的本来面目， 混淆了行为人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意欲以及事后对犯罪主观方面评价的不同阶段。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关系， 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 首次要考虑行为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 造成何种损害的判断和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一样， 都是一种事后的判断， 因此， 让行为人在行为前认识作为事后判断的对犯罪客体损害的危害结果是不现实的。而且， 犯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体究竟为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尚存在争议， 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认识到自己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因此， 将对犯罪客体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的危害结果作为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值得商榷。

我国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条件。如果认为犯罪故意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则行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这也是和司法实践不相符的。 基于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故意的概念， 从维护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出发， 本文认为， 我国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并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应该是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 相应的其意志因素则为决意实施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的实现。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础上，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的犯目的希望达到的结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并不一致性， 下面从目的犯中两种主要的目的犯――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具体各罪中各举一例， 说明本文的观点。

盗窃罪是断绝的结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盗窃罪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进行考察。盗窃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那么盗窃罪的故意是什么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合本文上述对故意内涵的界定， 盗窃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实施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为也可能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然后在窃得行为人财物后加以使用， 使用后再返还给被害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构成盗窃罪， 只有行为人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时才能认定成立盗窃罪。

再以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伪造货币罪为例， 伪造货币罪是典型的行为犯， 伪造罪的故意是明知伪造而实施。但是仅有故意还不能构成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有“以行使为目的”， 即将货币投入流通，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 则不会对公共信用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造成损害， 也不可能扰乱货币管理秩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中， 目的犯目的与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显区别，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犯罪主观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为人主观方面只要具备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构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对构成要件的认识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备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密不可分， 没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谓的目的犯故意就没有意义。

⑧ 什么是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请问！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复即主观与客观制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中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支撑中国刑法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

主客观统一原则，基于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的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真实，强调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统一于犯罪行为之中，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8)刑法一致性扩展阅读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它并不意味着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义，而是有偏重性的。

主客观相统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罚方面要求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报应和预防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追问。认为在犯罪问题上，行为及其实害（客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在刑罚的问题上，行为人及其人身危险性（主观方面）起决定作用，强调预防的正当性。

⑨ 刑法中的意思联络是什么意思

认定意思联络的意义主要是用来判断是否符合共同犯罪的
意思联络就是共同致害人之间是否达成合意，是否有计划有目的实行“共同”犯罪。
具体地说，
目前，关于意思联络的定义，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表明愿意共同实施某种犯罪。[2]此观点将意思联络界定为“表示愿意共同实施某种犯罪”。

（2）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不仅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要有犯意联系，他们之间以犯意的互相疏通为必要，彼此协调，只有这样的共同故意，才能使共同犯罪的活动具有内部一致性。[3]此观点将意思联络界定为“以犯意的互相疏通为必要”。

（3）意思联络是将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4]此观点将意思联络界定为犯罪人的“意思传递、反馈”。

（4）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在认识因素上要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5]此观点将意思联络界定为都认识到了自己在和他人一起犯罪。

上述观点都基本上概括了意思联络的内涵，但也都有不尽完善之处，即它们都没有对意思联络在共同故意中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意思联络是不仅使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是在和他人一起犯罪，而且能借以形成共同故意的主观沟通和思想联系。根据此定义，意思联络的概念可从两方面去界定：一方面,意思联络是一种共同犯罪人之间借以形成共同故意的主观沟通和思想联系；另一方面，意思联络是一种能使犯罪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的主观沟通和思想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