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纲要
《民法通则》属于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中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条。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誉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它承继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变法图强以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开启了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为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与依据。
近二十年来，社会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法通则》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缺陷，并且越来越突出，可以这样说，《民法通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从《民法通则》中的种种缺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则》已非常迫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的危害会更大。
立法机关对《民法通则》起草的进程计划明确，争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个问题意见的基础上，由起草小组成员分工尽快写出条文，由起草小组集体讨论后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后，再修改。在起草过程中，民主与集中交叉反复，集思广益，《民法通则》最终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见。
为了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全社会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论界的专家们都应共同努力，应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论的研究，同时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论证，将《民法通则》的种种缺陷予以修改，删除掉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符内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补充、完善国外科学的、先进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先进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法典。
《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据，为司法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通则》颁布后，经济体制改革有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共200条。法官和学者简称其为“二百条”。
产生的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5年6月法工委召开的座谈会的名称是民法总则座谈会，在座谈和起草过程中，有了改变名称的建议，提出了民法通则、民法总纲、民法纲要三个名称，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点是内容要超出民法总则的范围，解决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当时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法律已经有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总则、物权和关于侵权责任的立法，物权法的起草难以提到立法议程，于是就决定起草以总则内容为主，兼顾分则内容的民法通则。从《民法通则》的内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总则方面的规定，对民法分则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详略有很大不同。对物权和债权的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规定；将人身权单独规定一节，突出了对人身权的保护；民事责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权责任。另外，监护问题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得就详细些；对知识产权作了提示性规定。《民法通则》还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如此突出借贷关系，是因为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当时有法官建议简要规定借贷问题，即使规定一条，也便于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作司法解释，使裁决借贷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则》第90条关于借贷的规定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重在巩固改革成果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民事主体，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起草时也有不同意见。从民法原理上难说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民事主体，立法机关主要是从政策上考虑问题。当时农村承包经营已在全国实行，个体工商业有很大发展，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应当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民法通则》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者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和责任关系，这样规定就为解决有关纠纷提供了了法律根据。讨论的结果是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节。
二、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当时的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形式繁多的经济组织，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从民事主体角度看，归结起来不外是独资、合伙和法人三大类，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如何规定并不简单。在立法上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合伙的法律地位。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合伙为民事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合伙是合同关系。立法机关的主导意向是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民事主体的理论问题，以后由学者继续研究。最后确定将个人合伙规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节。
问题之二，是否规定合伙的财产归合伙共有，这在民法上本来是个常规性问题，但是对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作规定，而是规定为：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32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将共有误解为公有，影响人们投资经营合伙的积极性。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实际效果和共有没有根本区别。
问题之三，如何区别个人合伙与雇工大户？当时已经出现了个体工商户雇工一二百人的情况，当时对此称为雇工大户。《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劳动。规定合伙人共同劳动，就排除了雇工大户。当时对雇工大户在政策上还看不清楚，就没有作规定。
三、规定法人联营重在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民法通则》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节有三个条文（第51－53条）规定联营问题。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三种联营的基本形式，一是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半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合伙性质的企业，三是松散式联营，实际上是建立长期的合同关系，学者对此分别称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民法通则》第51－53条规定的就是这三种联营形式。用传统民法观点看，这三条规定的性质分别是法人、合伙与合同，按照常规不应当规定在一起。对《民法通则》这样规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规定联营反映了改革的现实，使联营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发生纠纷时有法可依。第二，将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分别规定，就排除了个人和法人之间的合伙，这是因为对个人和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合伙，关系到重大决策，需要慎重，暂不作规定。第三，在讨论《民法通则》草案时，有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联营是经济法问题，《民法通则》不应当规定联营。立法机关坚持在《民法通则》中规定联营，实际上是肯定了联营是民事法律关系，不是经济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进一步划清了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国一贯的立法指导思想，在1985年12月召开的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期间，彭真委员长和彭冲副委员长都讲了这个问题，指出：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根据；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要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2、既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又要借鉴外国的立法。
3、经济关系由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分别调整，不能由某一个法律部门统一调整。
4、内容要简明，文字表达要在准确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备，但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制定《民法通则》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点内容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
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一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如何确定，对这个问题前苏联学者经过长期争论，最后在1961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中明文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在改革开放不久就讨论民法的调整对象，接着发生了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有不同观点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现在被称为“大经济法”和“大民法”两种对立的主张，主张大经济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纵横统一说，该说认为经济管理关系（纵向经济关系）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应当由经济法统一调整。主张大民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关系说，该说认为商品所有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应当由民法统一调整。《民法通则》起草时，肯定商品关系由民法调整无异议，不同的意见是，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否仅限于商品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基本参考《苏俄民法典》 ，财产关系以平等划线，人身关系限于用民法方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据此形成了《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的：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条规定和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的表述和内涵都不同，该纲要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为：“苏维埃民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苏俄民法典》第2条用4款规定民法典调整的关系，其中第三、四两款规定，行政、税收、预算方面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劳动关系、土地关系都不由民法调整。与《苏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则》包括了婚姻家庭关系、监护关系、土地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但是对已经有单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则性的规定。
法人原则上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规定和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规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而且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这个规定直接涉及私人经济组织能否取得法人资格，是个政策性问题，这样规定便于实践中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二是无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此外国法有不同的态度，起草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这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则上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企业法人部分明文规定企业法人的条件之一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41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第48条），这样规定是留有灵活掌握的余地。
《民法通则》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民法通则中是否沿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用法律行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为，三是用民事行为。主张用民事法律行为的理由是，法理学上已经使用了法律行为概念，扩大了法律行为的内涵，用民事法律行为是为了与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相区别。另外，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是为人们树立一个行为标准，这个标准体现在《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主张用民事行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为代替法律行为概念，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内涵相同。用民事行为的理由有二：一是为了明确行为的民事性质，与行政行为相区别。二是为了避免传统民法理论上将法律行为归于合法行为，同时又将无效的法律行为归于法律行为的缺陷。后来在《民法通则》中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则》是否使用物权包括用益物权概念，起草时进行了讨论，学理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对在《民法通则》中是否用物权概念作了斟酌，达成了共识。鉴于当时人们对物权概念比较生疏，担心因为物权概念问题影响《民法通则》通过，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定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是个立法技术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国情吧。
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确立
《民法通则》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条规定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反映，改变了过去使用的经营管理权概念，去掉管理二字与否具有质的差别。国有企业的经营权问题是民法问题，还是经济法问题，是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的问题之一。有的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不是民事权利。还有学者说：国有企业姓“国”不姓“民”，经营权应当放在经济法中。主张大民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产生的根据和经营权本身不是同一个含义，经营权是民事权利，具有物权性质。有一次讨论《民法通则》修改稿时，有位学者强调说，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坚持《民法通则》要有“经营权”这个概念来的。最后，立法机关采纳了民法学者的意见，落实在《民法通则》第82条。
专节规定人身权
《民法通则》第5章为民事权利，其中第4节为人身权。起草时有学者提出，应当突出人身权，应当写具体些，理由是我们国家过去对人身权保护不够，发生过不少随意侵犯人身权的情况，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第4节有8个条文，应当说在当时条件下写的比较细致。在第6章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对侵害人身权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
过去民法学界长期否定并批判西方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起草中对是否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讨论，主流观点是肯定的，但是在条文中没有直接用“精神损害赔”概念。《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规定的赔偿损失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
八专章规定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否独立成章，有不同意见。反对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论上不成体系，与整个民法不协调。赞成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责任独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责任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人们也容易理解；二是责任与义务的性质不同，将责任独立出来理论上没有问题。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则》座谈会上，有的法官说法院很欢迎这一章，能解决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
这一章规定的违反合同的责任，不限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总括性，有的条文更能体现商品经济的要求，在讨论民事责任时分歧较大的问题是，违约责任是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除了不可抗力以外，违约的都要承担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三款，后来学者对这一条的理解不同，有的学者认为从综合分析三款的内容看，违约责任是过错责任，有的学者认为是严格责任。
诉讼时效概念的沿用与内容的变革
《民法通则》借鉴了《苏俄民法典》的诉讼时效概念，没有借鉴《德国民法典》的消灭时效概念。参考《苏俄民法典》，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内容与《苏俄民法典》不同，《苏俄民法典》规定，国家组织关于返还被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社会团体或者公民非法占有的国家财产的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第90条第1款第2项）。《民法通则》没有作类似规定。对这个问题，起草中没有不同意见。
Ⅱ 宪法和民法典如何保障老师和学生的权益
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无论其处于何种层次、何种类型，以何种形式和何种方法存在，都离不开对三大根本问题的讨论：一是为谁培养人；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三是怎样培养人。新时代对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培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人又须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而在回答“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问题之前，如何看待“人”，更具体地说，如何看待学生，是民法典时代对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提出的新命题，需要学校教育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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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前提和基础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首先根植于人的全面性，而全面性的核心和前提是承认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只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人才有可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明确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充分表明民法典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与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民法典首次明确了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生命尊严、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其中，行动自由即行为自由，是人身自由权的内容之一。它是宪法中“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具体化，是宪法法律化的表现。并且，在第一千零一十一条专门规定了侵害行动自由的救济方法，即“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要求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特别是实施惩戒时对行动自由等人身自由权予以特别尊重。
具体在身体权部分，民法典在第一千零一十条明确了“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特别规定了学校等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尽管有学者认为性骚扰行为侵害的不是身体权，而是性自由权，将其规定在身体权的范围之中是不妥当的，但仅仅从回答实践诉求，回应公众关切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权宜之计”既避免了受害人以名誉权受损维权时可能对自身人格造成的更大伤害，也对纠正当下性骚扰问题解决的道德化、行政化倾向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明确了行为人需承担民事责任，将有助于实现对受害学生和教师的补偿和救济，在学生和教师人权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此，学校有必要依法建立健全性骚扰的预防和应对机制，明确具体的受理机构和调查与认定程序，使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身体与精神自由免于不法侵害。
民法典还回应了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独立成章。首次明确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严格禁止偷录、偷拍、偷窥等行为；同时，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具体内容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并适用肖像权的规则对通过信息技术换脸以及声音等予以特别保护。由于学校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集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大量个人信息，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阶段，还收集了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的信息，加之人脸识别系统、摄像头等技术在课堂教学、宿舍管理、校园管理中的大量使用，都存在着可能侵犯教职员工和学生隐私与个人信息的风险，如何强化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以及“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的保护，拓展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类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空间，使学生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既是民法典对信息化时代的学校教育提出的新挑战，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前提和基础。
民法思维是民法典时代对教育者提出的新要求
民法典将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前，这一变化与人格权独立成编相呼应，一改此前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传统，把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以“人”为逻辑起点的“人”—“物”—“权利”三者相互关联的体系，并遵循平等、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等基本原则。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在家庭教育中，受教育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接受教育的公民。因此，学校、家庭和社会有义务在保障受教育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基础上，保障其接受安全、公平、可选择和高质量的教育。2016年教育部颁布的《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要求各级政府和各学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教师依法执教、社会依法支持和参与教育治理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法治思维是指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方法来认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高级认识活动。法治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规范公权力，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主要通过宪法和行政法等法律来完成；而保障私权利就是由民法来实现。这就需要教师具有民法思维，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遵循学生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学生主体意识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等基本原则，并依据民法典中的具体规则处理好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另外，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使教育法律中的相关条款有了更明确的所指。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受教育者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其中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就在民法典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要求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的规定，都可以在人格权编中找到有关何谓“学生的人格”“歧视”和“侮辱”的答案。依法治教离不开学校教师和学生对民法典的广泛适用。
自甘风险原则的确立要求学校不断探索有助于学生自主发展的空间
近些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肥胖率上升、心肺功能发育不充分以及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持续下降等问题已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高度重视。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之所以堪忧，与学校中不敢开展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学生在一些危险性的或者对抗性的文体活动中很容易受伤，受伤后的民事责任承担又常常会产生纠纷，有的甚至引发校闹。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第二十四条将公平责任规定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其中，“实际情况”的规定不明，使得法院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处理纠纷，加重学校的负担，最终偏离“公平”的本义。民法典的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将上述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这一规定将自由裁量的权力从法官的手中收回到立法者手中，法官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定。由此看来，民法典生效后，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因受制于其他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变得极小，这无疑为从根本上治理校闹、给学校松绑提供了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自甘风险原则的确立对学校及相关组织者开展文体活动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进而为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首先，“自甘”风险是一种风险评估后的理性选择，一旦选择了，参加者就自愿承担可能伤害的后果，其中蕴含的独立自主的责任意识、理性精神和担当意识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最为重要的品格和精神；其次，所谓的自愿参加通常要以“明示”的方式签订免责同意书（未成年学生需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学生一旦签订了，则落字为凭，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恪守契约精神，形成法治观念；最后，学生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创新，使学生在生机勃勃的活动中生发出无限的活力和美感，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坚韧性。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才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当然，自甘风险条款如何适用于学生在校的体育活动，校方如何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以及如何完善学生伤害事故的救济机制，使作为组织者的学校和自担后果的参加者无后顾之忧，既有待于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也需要学校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Ⅲ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公务人员从内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容基本要求和根本准则。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2.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3.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4.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5.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6.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
7.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Ⅳ 民法（广义民法,狭义民法）， 民法通则, 民法典, 区别联系。还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含义.
（1）广义的民法与传统上的私法的范围相似，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包括民法总则、物权法、债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以及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票据法、破产法等商事法律。
（2）狭义的民法，指仅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不包括广义民法里的亲属法和传统商法范畴的法律。
（3）民法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并不是民法，而只是民法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外国有民法典的国家中，我国的民法通则相当于人家的总则部分，民法通则只是对其他民事法律的一个概括性，对其他民事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详的就采用民法通则进行原则性规范。实际上，我国也一直在准备着弄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民法典》出来，也就是包括总则（先民法通则部分）和分则（即物权法、债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亲属法等等）。
（4）民法典与《民法通则》：这个问题，这里的解释应该足够你理解了：http://..com/question/430180.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Ⅳ 苏俄民法典 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苏俄民法典》 1922年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九届第四次会议通过，1923年1月1日
起施行。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关于民事立法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法典。共436条。内容包括：总则、物权、债、继承各
篇。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通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保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
国家财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对调
整社会经济关系及推动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据
1961年1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苏联和各加盟
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俄罗斯联邦于1964年10月1日
颁布并实施新的《苏俄民法典》。取代1922年通过的《苏俄
民法典》。新的《苏俄民法典》共8编，42章，569条。包括总
则、所有权、债权、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继承权，以及
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权利能力、外国民事法律、国际条约
和国际协议的适用。
Ⅵ 民法典第八十六条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的规定表明我国是怎样处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
一般如果不是严重违反社会的情况，都是以道德进行约束，如果严重违反的话就是以法律来处理。
Ⅶ 《民法典》为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Ⅷ 求助关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方面的英文文资料
英文没找着，不好意思。不过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帮你的忙。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经过
在德国历史上，制定统一民法典的思想产生于1814年。从那时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国民法典的制定
历时近一个世纪。其中仅法典纂写就用了22年时间（1874—1896）。本文以美国学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为基础，先从政治、经济、 思想意识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历史背景，然后分五个阶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叙述法典的制定经过。
一、德国民法典诞生的历史背景
（一）十九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概况
直到19世纪初期，德国才废除农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国1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城镇人口只占
极少数。德国当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条蒸汽船出现在莱茵河；1836年，第一条铁路建成（6公里长）。1840年，铁路长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机车也从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一样，在
德国，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出现贫困化。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871年，德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成为45.6％。[2]相应
地，19世纪80年代以后，不动产的价值相对降低， 而流动资产和工业资产的价值相对升高。
19世纪后期，德国对外贸易也发展迅速。1881年德国货物出口总额突破30亿马克，次年货物进口总额也达
到30.98亿马克。到1890年， 德国货物进口总额突破40亿马克，1898年进口总额突破50亿马克，同时出口总额
也渐增长，1900年达到46.11亿马克。[3]
德国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经济转变，被视为近现代史的奇迹之一：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英国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4]
（二）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势：德国走向统一
在1806年以前，德国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个的诸侯国， 它们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称号下松散地联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仑将“帝国”取消，[5]重
新划分了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挫败拿破仑后， 德意志各诸侯国于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开维也纳会议（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6] 再次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一次划
分，普鲁士成为除奥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1818年开始，德意志各国开始协商建立关税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实现。北德各国都加入关税同盟；奥
地利由于已自成体系，没有加入；依附于奥地利的南方三国巴登、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加
入该同盟。在关税同盟中，由于奥地利的缺席，普鲁士自然成为领导者。
1864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手打退丹麦。普鲁士因此获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围的大片土地， 并推动
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通过宪法，开始筹划统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联邦与法国的战争爆发。在公众舆论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国也对法宣战。普法战争以
北德联邦的胜利告终，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Deutscher Reich，史称第二帝国）宣告成立，南方三国
也加入帝国。至此德国的统一完成。北德联邦的宪法经过修改，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宪法。[7] 该宪法为法律的
统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十九世纪德国的思潮和党派
19世纪初期，德国正盛行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法国不同，德国启蒙思想仅影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社
会上层人物。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时保持传统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进成分，认为社会改
革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即政府）来实现，而不须推翻现存统治。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国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出现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民族
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有权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内，采用同样的价值观，并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同一的统治者领导。德国的情况很特殊，没有英国那样统一的人种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很大。此外，瑞士虽然和德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瑞士不愿归入德国；奥地利
也与德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奥地利长期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奥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国”、“奥匈
帝国”的同义语，有很大的独立性。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与浪漫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德国
的产物。浪漫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通过研究历史，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德
国人一直在追亿“神圣罗马帝国”的光荣，并把它看作是更远大未来的基础。这一民族主义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于困于内忧外患，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保守思想的斗争等问题，民族主义在整个19世纪都强
烈地支配着德国人的思想，并直接作用于民法典的编纂。
民族主义主要影响大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还存在“地方主义”，强调保护其所在地区的利
益。既要强调全国统一的民法原则，又要保护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协调这二者的关系，是民法典制定过程中
的一个主要争论和难题。
民族主义者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表现为自由主义和政治派别，要求推进国家统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义思
想与德国启蒙思想相联系，深受法国民主、自由观念影响，德意志统治者在19世纪前半期一直通过出版审查、
限制学术自由等方法进行压制。1830年法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者在德国也举行了集会、示威等抗议活动。18
48年，自由主义者领导了革命，并取得领导权。他们着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全德统一的宪法，载明现
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个人民主权利、经济自由、民选议员以及议会控制国家预算等。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实行充分的民主，实际上是主张渐进（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见总体上，德国的
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表达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社会思想。由于德国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尚不发达，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带有封建性；而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备执掌国家
政权的能力，对社会问题估计不足，1848年革命并没有改变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义思想又分为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两个派别。后者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主张通过
限制更少的选举法，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议会相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有更多的权力等。后者与19世纪七、八十
年代影响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德国统治者的祸患。民法典起草时，小心谨慎地避免受到这些思想
的影响，但在讨论法典草案时仍然考虑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对草案的批评意见。
温和的自由主义，或称右翼自由主义，自称为民族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期以国会为主要阵地，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对于推动民法典的编纂也起了积极作用。
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保守主义者赞成地方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热爱农业基于工业，主张
团体责任而反对个人自由。保守主义者还主张以世袭、地位为基础决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反对民选和议会制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许多方面有所变化，如有一个鼓励经济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统一的宪法，根据
该宪法，国会的下议院（Reichstag，又译“德意志帝国国会”）实行普选等。新形势之下， 保守主义者分成
两派，其一是德国保守党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党派。后者积极支持国家工业化和民族统一。保守主义派别的
主要社会基础是地主和农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随着德国的工业化，乡村人口的减少，保守主义派别的支
持率显著下降。
二、制定经过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国洋溢着反法战争激发的爱国热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学教授安东·弗里德
里希·尤斯图斯·蒂鲍（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统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吁
以“自然正义”、“理性”[8]为指导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详尽，统一的法典， 以促进工商业和法律的发展
，进而促进国家的统一。该文引起强烈反响，而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却写了一篇反对文章：《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现在的德国不具备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鲁士、法国和奥地利的法典（应指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811年的《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们的作者尚未具备充分的立法理论；法律与语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内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与人民的性格和特质间存在有机的联系，这一点
如同语言。萨维尼关于法律本质和来源的思想影响了德国整整下一代的法学家，而后者如伯恩哈德·冯·温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
萨维尼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欢迎，成为回击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萨维尼本人反对法国革命，主张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发展道路。但萨维尼与蒂鲍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张以法律来保护安全，维护和平；都认识到德国的巨大地区差异性；意识到官僚专政和自由主义的议
会制两者都具有危险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国不是创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编纂应由法学家来进行而不是委派给
政治团体； 主张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义，主张国家统一。 两人
的分歧仅在于对上述几方面的强调程度各不相同。
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法的历史，宣传其哲学思想和法学研究方法；蒂鲍则在海德堡大学讲授罗马法
的渊源，宣传其逻辑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随者，由此形成历史法学派和法典编纂派的论战。两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当前是否适于制定法典，实则是如何制定法典的问题。在德国尚未统一的政治环境下，这一问题又表
现为如何统一地方差异性。蒂鲍倾向于使用罗马法的抽象方法，而萨维尼则提出，抽象对象并非自然存在，而
须从历史寻找。萨维尼不是完全反对使用罗马法的抽象方法，他强调的是不能以罗马法、法国法或其他外国法
代替德国本土的法律。萨维尼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并获得统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萨维尼本人即任
职普鲁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纪40年代以后，萨维尼的观点就占了绝对优势。这时，从历史法学派中又分出罗马法学派和德国法学
派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的分立，主要缘于萨维尼法学观点中的一个矛盾：通过对罗马法的详细研究来发现德
国传统法律。罗马法学派致力于研究古代罗马法，尤其看重《学说汇纂》部分，又被称为“潘德克顿学派”（
《学说汇纂》的德文译名为“潘德克顿”）；德国法学派则努力从德意志接受罗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寻民
族精神，又被称为“日耳曼法学派”。对此分立，萨维尼反复强调，罗马法学派和德国法学派的观点是互相补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后来法典的编纂正证实了萨维尼的说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为法典思想的产生和理论酝酿时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后，法典编纂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许多邦都成功地将其法律法典化。这
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忧虑。因为各小邦制定法典对统一法律是一个障碍。
4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运动更加高涨，法典化的思想随之而从其南方各邦的根据地传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们对于法典化的态度出现根本性的转变。1849年，由自由主义者一度掌权起草的宪法——后来
流产——第64条规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对于如何制定未详细规定。1848年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蒂
鲍主张制定一部简单的、大众化的法典，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德国法学的希望在于历史法学派。另一方面
人们还认识到，所有的立法都是个人意志而产生的武断的作品，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在一定意义上起点比较高。
自由主义者开始接受萨维尼的观点，同时摒弃了他关于立法的消极观点。这样，历史法学与保守主义思想之间
的联系打破了。
19世纪50年代以后，有必要统一法律，渐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当然，如何达到统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适合于统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保守派反对法典的思想也有变化，如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萨维尼的学生莫里茨
·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维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尽管萨维
尼关于民族精神的观点应当接受，他对立法价值的否定观点却不应接受。”保守主义派别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于克服各邦单独立法的危险（这曾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还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于加强邦联的力量，
以反对“革命的”民族主义。在1848年前，邦联以不参与任何可能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著称，1847年通过
的《统一汇票法》虽未有大的改观，却是一个转变的标志。1848年后，南方三邦都认识到法律改革与加强邦联
之间的密切联系。1851年后，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相继开始说服邦联的部长委员会制定商法典和统一计
量法等。《德国商法典》最后于1861年通过。
1859年11月3日，邦联召集会议，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普鲁
士对法典化的实际态度是否定的。由于不能公开地反对，普鲁士提出，按照邦联的宪法，邦联无权制定有关法
典。邦联开始讨论普鲁士的反对是否构成多数，终于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员会和债务关系
法制定委员会。普鲁士拒绝参加这些委员会。
但是，在政治纷争以外，到19世纪50年代末，法律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达成共识。各种推进法律统一
的组织纷纷出现。最有影响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师协会（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称
，该协会的目标就在于“推进民事、刑事和诉讼法律的统一”。
纵观1848—1867年（这一年北德联邦成立）德国社会对于法典态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了理论上对萨维
尼观点的广泛接受和重新解释，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统一等因素，经济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正如柏林法律协会1860年3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主要的发言人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统一的共识来自于经济生活的物质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远胜于来
自于共同的法律意识：正是由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保守派的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法律统一与政治实力的
联系。
这一时期对于法典态度的变化，是法典编纂的前提。同时，在这一时期各邦都积极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国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产物，而是“统一”的（unification）结果， 这是德国民法典
制定过程中颇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联邦建立后，普鲁士与南方三邦对法典化态度发生相反的变化。关于宪法根据、理论依据等问
题， 两方进行了数年的争论。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南方三邦已失去与普鲁士抗衡和讨价还价的实力，于是
双方进行了妥协。
1866年以前，普鲁士以没有宪法根据为由，反对邦联统一法典；北德联邦成立后，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国建立后，普鲁士又极力推进法典化；而这时南方三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由于担心普鲁士过于强
大而损害它们的利益，反而对法典化持反对态度，也以宪法为根据，反对法典化。
北德联邦1869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的立法权限于债法、刑法、商法、汇票法和诉讼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议将法院组织法和债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进去。这就是拉斯克尔—米克尔（Lasker
-Miquel）提议。这一提议最初当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对。 南方三邦提出，宪法是各邦订立的合同，任何修
订都须合同各方重新协商而达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议人之一米克尔（Miquel）认为，1871年帝国宪法对联邦
宪法有所修改，已赋与北德联邦在有关州的事务上有完全独立于各州的权力。
在国会中民族自由党占主导地位， 提出“从统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号，认为法
律统一会极大地增强国力，对于国家和个体自由均有益处。保守主义者则利用萨维尼的理论，强调德国法律发
展中的地方差异性，攻击民族自由党破坏各邦的自由、权利。米克尔反驳说，萨维尼并非反对法典化和法律统
一。萨维尼的学生伯恩哈德·冯·温德沙伊德认为，对于立法的观念应该改变，因为，在历史发展中，面临不
同的因素应该有不同的观念，这正是历史法学的观点。萨维尼的另一位学生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萨维尼反对蒂鲍，并不表示他反对法律统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众普遍认为，历史
法学派的创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低估了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萨维尼认为法律来自于人民，但现在，人民（Volk）是被用来指德国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亚人。正
如莱温·戈尔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写道：“在当前形势下， 尤其是为了支持个别州的立
法、反对统一的德国法，而使用萨维尼的语句，将是对它的误用。”重新评价萨维尼思想开始了，萨维尼甚至
被认为是主张制定民族统一法典的先驱。到此为止，他的理论不是被保守派独享或与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将其作为根据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尔-米克尔的提议被提交讨论时， 有关法院组织法的内容略去了。这是向自由帝国党作出
的妥协，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别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协。自由帝国党是一个小党派，成员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所
谓“部长和未来的部长们”。这一妥协有利于打破南方三邦的联盟。
拥护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论上大获全胜，同时，1871年后普鲁士的实力大为增强，此外，拉斯克尔-米克尔提
议又作了妥协，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执地反对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国国会[11]终于通过了拉斯克尔
-米克尔提议， 对帝国宪法有关帝国立法权的条款作了修改，统一民法典于是有了宪法依据。
在这一时期，除了讨论如何恰当保护各邦利益的问题之外，如何防止立法过程中引进激进、 自由的改革，
即所谓“现代观点”（modernidea），也是人们考虑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南方三邦对于婚姻、家庭、
继承等方面的法律统一非常敏感、谨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尔－米克尔提议通过，从此开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时期。从1874年开始，到1896年法典通
过，这22年的时间是民法典纂写、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时间。其中，1874—1888年期间的纂写过程决定了德
国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拉斯克尔－米克尔提议通过时，人们对于如何制定民法典实际上毫无概念。此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
少。普鲁士虽曾提出过讨论建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只使南方数邦产生双重的害怕：一则怕普鲁士扩
张主义（prussianization）；二则怕“现代观点（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义的国家报（National-Zeitung）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说如果民法典不委托
于一个人起草，将不会成功，因为任何指定的委员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地方主义的俘虏。文章还称赞了普鲁
士的立法。南方数邦怀疑文章获普鲁士政府授意，十分紧张，开始强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们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联邦议会指定了一个五人的委员会， 为民法典的起草拟订纲要。该委员会于同年4月19日向国
会提交报告。 报告认为：“只有未来的民法典坚持已获验证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国现存的大陆法法律制度原
则，它才能够反映德国人民的正当愿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学和法律实践的要求。”委员会认为立
法的第一考虑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学逻辑。考虑现实需求时，应当联系现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况。考虑地方
特殊情况，主要是应尊重南方数邦保护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财产制度方面。委员会甚至考虑采取二
、三种不同的制度。委员会坚持，法典原则上应涵盖民法的所有领域，但也应允许有例外，如商业和矿业法律
应当全国统一，但它们性质特殊，不适于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带有封建痕迹的法律、如遗产取得、地租、
家庭财产继承等，应留给各州自行规定，此外，委员会认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适合规定在民法典中
。
委员会报告有以下主要特征：（1）对法典的具体内容未作规定，不束缚立法者。（2）注重现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腾堡代表屈贝尔（kübel）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应是创造新法律，而应以目前法学所
要求的方式，将现存法律组织起来。（3 ）认为法典化的进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术化，其任务是解决德国法律
发展中地区多样性与系统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德国普通法构成委员会工作的基础。
委员会报告受到普遍称道，但是部分内容仍须修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认为，法典不应满足于编辑，而应当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统性的、甚至是艺术性的作品。委员
会报告中贯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见都为德国民法典所吸收。
德国民法典的正式编纂开始于1874年7月。联邦议会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员会。 [ 12] 委员会主席海因里
希·冯·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个主要的编纂者。 他指定编纂者的出发点是：帝国各主
要法律体系应当平衡。他承认，罗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应当成为统一法典的基础；但同时认为，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断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腾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法律专家。对于
普鲁士，他认为该法律专家不仅应熟知普鲁士法，而且应懂得普鲁士在1866年新获取省份的法律体系。最后他
指定阿尔伯特·葛普哈尔德（Albert Gebhard）作为巴登的代表，以正确地收集和表述法国法。
委员会的工作颇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员会成员很少会面，而各自忙于收集德国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员间交流很少，每年仅有一次秋季年会，用以拟订立法原则，解决法学理论冲突。这样，编纂者在纂写
法律时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响。1881年10月，委员会开始讨论。在讨论阶段，温德沙伊德起着主导作
用。人们认为，德国民法典这一委员会作品的极端抽象性和几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负责。
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体系化与保存各地历史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适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继承法，因为地区差异性过
大。地区差异性与体系化的矛盾仍来自于萨维尼理论中关于“法律的确定性”的矛盾：人们的法律意识与立法
者关于真正法律来源的认识和选择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在当时德国立法中，这一差异尤甚。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备合理的确定性？当时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德国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产生对民法典的需
求；后者又授予立法者编纂法律的权力。由此，人们的法律意识与立法者的编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麦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写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仅是一个系统化地编辑现存法律规范的问题，
那么，法律中的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就不应回避。此外，有必要解决现存法律中的矛盾，在争议的事项上作出决
定，以及填补空缺。最后，新出现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实践中的新发展也不应忽视。帕佩的这一观点，与温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倾向于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学”（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从有限的法律规范中创造出法律的确定性。
概念法学的主要特点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国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所有权绝对原则。19世纪70年代
、80年代开始对此进行限制，但该限制仅作为例外，而不属于原则的一部分内容。第二，遗嘱自由原则。认为
继承法的基础是“人类意志的独立性”，因而遗嘱自由应优先于法定继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则。这一原则有
许多资格要求和限制规定，因为在合同领域，个人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应的还有过
失责任原则——以无过失责任为补充。
2.公私法划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则
Ⅸ 为什么把家庭教育写入民法典刻不容缓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然而，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是如何做人的教育，核心在于立德树人；其次，它是终身教育，无阶段性；再者，它是私人教育，主要由父母等近亲属实施。家庭教育因此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对家庭教育有所规范，但不够全面系统。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家庭保护一章强调“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及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到2020年，90%的城市社区和80%的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进程。
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提供了依据，但其性质属于公法和社会法规范。从私法层面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