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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刑法

发布时间: 2022-03-18 11:34:23

A. 英国真的没有宪法

到今天为止,英国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它是700年来习惯法的总和,最早就追溯到《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习称《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的文件。文件共63条,用拉丁文写成。多数条款维护贵族和教士的权利。主要内容有:保障教会选举教职人员的自由;保护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国王不得违例征收领地继承税;未经由贵族、教士和骑士组成的“王国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向直属附庸征派补助金和盾牌钱;取消国王干涉封建主法庭从事司法审判的权利;未经同级贵族的判决,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此外,少数条款涉及城市,如确认城市已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等。自由大宪章是对王权的限定,国王如违背之,由25名贵族组成委员会有权对国王使用武力。自由大宪章后来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建立法治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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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刑法和英国刑法的异同

应该不会一样的,

C. 英国刑法文化的特征

一、民族国家精神对法律特性的影响

我国刑法学界普及的外语是英语,而刑法比较研究则多局限于非英语的欧陆国家之间。所谓“日本抄德国、台湾抄日本、大陆抄台湾”,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体系实在两不相及,差异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与判例法之别; 法典与单行法之别; 罪行法定与自由心证原则之别; 审问与对抗程序之别等。笔者在此姑且不论以法系之别代替部门法比较的逻辑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归纳的诸多“特征”而言,其方法及意义都值得怀疑,这种比较方法(因比较单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几对抽象名词掩盖了各国法律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一面。其实德国刑法不同于意大利、法国刑法; 英国刑法不同于美国、澳洲刑法。没有任何国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精神,但当前的现状却是留学或出访某国的学者往往将此国作为刑事法治的范本,不遗余力乃至于饥不择食地改造中国“落后”的刑法。难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不是受“侵略”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侵略国”中的少数学者[1].结果对某一具体的刑法问题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国刑法规定来引证,各执一词,只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比较研究局限在法律规范上,而没有深入到各国民族精神的层面。

现实问题与刑法规范都只是相对表面化的影响因素,犹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潜在水面下的则是最为有力、最稳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时不可见,但却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由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潜流。如果忽视其存在,它将会以其深层的力量击毁漂移过来的“铁达尼克号”法律神话——无论它在逻辑上,理智中构造得多么完美、坚固。黑格尔指出:“只有这种民族精神的具体精神,推动那个民族一切行动和方向。它专事实现自己,满足自己,因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产。”[2]75著名历史法学学者萨维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专断刻意制造出的东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就像一个民族的语言、举止一样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决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发散,是整个民族生活中的一种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精神的特征

萨特曾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超越的时代哲学”。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华:英国(政治经济学) 的功利、实践精神; 德国(哲学)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激进精神。分析三国民族特性,德国居中,英法两国居于两个极端。从种族而言,英德近血(日尔曼民族) ,然而从地缘上看,德法近缘,因此文化上更为趋同,当德、法等国的文化台风相互影响,刮遍欧陆,再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剩下来的不过是一阵无定向的和风[4].为了突出英国的民族精神特性,我们不妨将英法两个极端相比。

英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就像其俗称——约翰牛(JOHN BULL) 一样[5] ,约翰牛一旦行动起来,就具有超出所有逻辑表达的实践精神,是个不折不扣地讲实际的实干家,在英国人心中一个二流将军抵得上十个莎翁。英国人的自由之根在于行动与实践,而法国人的自由在于学问与理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英国是一匹沉默的战马,他的史诗写在足迹中,而法国则是有学问的狗自由的狂吠,他们谈论不休; 尽管法国人有无数理论上的陈词滥调,但是在英国人那里只有深刻的实践[6].

实践精神使英国人崇尚经验,关于理性与经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义者的漂亮计划只是“笼而统之的幻想”[7]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国人将理性派视作蜘蛛,闭目塞听,从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种种教条和学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法国人则将经验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审,用怀疑这把利剑刺破经验的罪恶和欺骗性。法国人将阿波罗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当作福音。英国人则说,最好是先“认识你能够做些什么”。13 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吉尔·培根说:“经验和实践是知识之源”。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将实践与经验上升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8]

这种实践精神与经验主义使得英国人尤为关注实效与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关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当他的行动或意向愈是违背'理智'——就是说,违背了普遍决定的时候,他愈觉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对英国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别人批判为封建的、保守的、等级的、丑陋的、零乱的、琐碎的,因此英国产生不了像法国、意大利一流绘画艺术家:为形式而爱形式,为色彩而爱色彩。对英国人而言,艺术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实用。音乐在于可移风易俗,减少星期天的酗酒,绘画则可以替纺织业和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9]法国人则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规划。

经验主义也造就英国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相信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对法国人而言,历史、习俗都是垃圾,保守主义者只是穿着骑士铠甲,戴着脚镣跳舞的奴隶; 英国人尽管以混乱与混杂开头,但他们确信若干年或世纪后,这一切终会以最低的、稳固的重心结束。他们认为像法国那样的迅捷民族,尽管一开始就不杂乱的做,或许将避免最坏的错误,然而将重心安在最高处,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随时会倒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经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搬走一块东西,它也不会倒下来。先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顶点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会倒下来。”[10]

重实践轻理论、讲实效斥原则、尚经验贬逻辑使得英国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现出难以捉摸、模棱两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犹如英伦岛上的天气让人捉摸不定,难怪英国人一见面就谈天气。说其彬彬有礼,却产生着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称自己老实干事,反对法国式的思潮,主义左一转、右一转,但在行为中又体现出耍两面派的非凡能力,犹如海上的帆船,见风使舵,信奉“船小好调头”。说其保守,然而这个朝后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却是领头羊。说其信仰自由,却仍保留君主、册封贵族。英格兰人民在坚持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承袭原则而又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保守主义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11].的确,英国人将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处理得十分不错。他们相信,中庸是一种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拥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特点的影响

马克思有一句让法学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2].法史不应当写成“法律的历史”,而应当写成“历史中的法”。对英国法而言,就表现得很典型。和大陆法系相比,英国法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法律,它没有经历欧陆的激烈革命、没有系统的法典编纂,借用英国学者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大陆法系国家总是有一种用人为构建的秩序来取代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冲动。英国刑法就像英国的历史一样,具有“原生性”,对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历史源流中潜流的民族精神的动因。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这一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欧陆刑法的独特刑法体系。

1. 英国刑法的实践性。对英国刑法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法官律师而不是理论家。这是因为法官与律师是法律适用的行为者而非理论的建构者。英国判例制度不是单纯的学者的产物,而是从现实的法律纠纷中产生的规范[13].判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灵活的类推) 往往被批评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封建主义。当德、法高举“自然法”编撰刑法典时,英国法学家梅因却说:“自然法无非是习惯的万民法”,法典只是幻想。从而动摇着罪刑法定原则。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于先前的判例,又存在于当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后继的。使得英国人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判例主义,就像诗人丁尼生赞扬的一样:“这国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个稳定的政府在治理?凭着一个又一个判例?自由慢慢地扩展到地层。”[14]而且对于具体的犯罪而言也体现出对具体事实与条件的关注。在列举了成立某种犯罪的各种具体事实与情况之后,还不够,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语给出一些具体的法定辩护理由。

在刑事责任问题上,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曾经规定7 岁以上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现在提高到10 岁,仍然比较低,英国人认为“恶意可以补足年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英国的这种补足方法“会导致认定上的随意性,从而有损法的安定性,与法治国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对于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指对某些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也要负刑事责任) ,也被批评为是封建刑法中结果责任的残余。英国人的重行动与实践,轻理论与学说的精神使得他们相信刑法的力量来自它对具体争议的解决,而不是概念的逻辑发展。英国人才懒得理会这些欧陆刑法的“法治理念”,他们自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且用得很畅。正是由于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英国人的重实践的精神,使得无论多么久远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陆国家的批评与蔑视,它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在革新中生存下来并自成一家,独具特色。英国刑法总是沉默中渐渐发展,并将几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种法律技术灵活处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特征。

2. 英国刑法的功利性。英国学者认为“犯罪源自当时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国刑法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反复交叉。在刑罚的根据上,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提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这种目的刑与贝卡尼亚的以公平正义观指导的报应刑形成鲜明对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适用严格责任的论据也是: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在支持代理刑事责任(因他人的犯罪而产生的责任) 原则时,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将无法实施,国会的意志也将不能得到贯彻[17]197.恐怕许多人也会批判这是封建“株连”刑事责任的残余。英国人讲实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关注抽象的公平、正义、文明的概念。对英国人而言,各种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对英国人毫无兴趣,向他们说起来等于马耳东风[18].当刑法理论或原则与现实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英国人宁可弃原则而不顾,或对原则进行变通以适宜社会需要。这种功利精神也是英国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原因。

3. 英国刑法的保守性。英国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许多独具一格的学说都是封建关系的类推,具有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为犯中注意义务问题,普通法法官趋向于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某种责任。再如英国代理刑事责任的产生也是由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决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诽谤犯罪中,尽管雇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对雇员的犯罪行为负责)。这是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关系在刑法中的体现。英国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内强奸问题”可得到生动的体现。婚内无强奸一直是英国刑法的传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国家开始在刑法条文上作出修订,否定“丈夫赦免”论。许多学者对此拍手称快,标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在此背景下,甚至于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一个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废除丈夫赦免原则是“历史性裁决”。[19]但英国刑法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国刑法》指出:该判例的“认定是违背议会的意愿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强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规则,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现[17]513.英国刑法学者特纳也指出:丈夫不能构成对妻子的强奸罪是众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则,除非法院裁决终止了夫妻的同居关系[16]214.可见英国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学者对此问题都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英国人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他们缓慢地相信新鲜事物,在实际当中对错误极具耐心,确信一度建立起来的法则与习俗是伟大的。在英国人眼中“封建”、“保守”是伟大的、崇高的,可与民主、自由并行不悖。这使得封建法成为英国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所熟悉的所谓“西方法治”理念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以及“权利本位”并不能涵盖英国法。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我们将回到法律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设定、而附加权利义务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来[20].

4. 英国刑法的模糊性。英国刑法不追求逻辑的严格划分与体系的完善。英国刑法中有一种程序与实体的杂糅,民法与刑法的交叉现象。如关于犯罪的本质问题,英国学者将法律程序列为三大特征之一。再如关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问题,许多英国刑法学者认为,许多刑事与民事的违法行为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这被称之为“粘合物”。即使是英国法中的诉讼规则,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权行为与犯罪绝对分开的界限[18].实际上,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是这种“粘合物”的典型表现。因此“一概而论地说犯罪行为比民事错误更严重也是不对的”[21].英国人尚经验贬逻辑、讲实效轻理性。因此不像欧陆刑法,特别强调民事与刑事的严格划分,以及强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体系之间的独立。这种学科的严格的分门划类是18 世纪欧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泛滥的产物[22].但对英国人而言,知识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理性,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能否被直觉、经验证实其对解决问题有用。

5. 英国刑法的矛盾性、灵活性。英国人既指出“无犯意则无犯人”,但又坚持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同时又认为“责任是严格的,但不是'绝对'的”(即仍有其他辩护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坚持“判例拘束原则”,然而又不断地用各种变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创造新的判例与法律。丹尼勋爵法官曾说过:“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英国人最大的特性是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崇尚中庸主义,观念与行为充满矛盾,这使得英国的刑法,在欧陆刑法学者看来,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东西,英国人也不否认这一点,英国法史学者谢尔登将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脚:法官的脚有多宽,它就有多宽,脚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国人寻求着各种原则,但又从不让这些原则主宰他,而是为相反的原则留存空间,以适应不同条件,使刑法具有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灵活性。如果仔细比较英国刑法的诸判例,就会发现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则”类推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判例,然后又以“分析事实”或者对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语”进行解析[23] ,几乎达到钻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与前例不同的判决。而且英国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语”多是一些内涵外延都缺乏确定性的“日常用语”。

四、民族国家精神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刑法发展的启示

英国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给我国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几点启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国刑法之所以毫不逊色于其长期的对手,成为独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响全球,就在于英国刑法生长于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鉴外国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国的民族精神也尤为重要。这一点又恰恰最为薄弱。尽管法史学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多是笼统地、甚至于在主流上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持一种否定的、自卑的情绪。而在借鉴上往往是把罗马法系(大陆法) 的制度与观念视为唯一绝对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笔者看来,英国的诸多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历史传统、习惯、礼俗,注重政治实践和人际关系,讲究实用功利,重经验,崇尚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国刑法的许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在我国刑法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与法律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实定法是移植大陆法系的,然而在现实中运行的“活法”却时时可见某些民族精神顽强的影子,只不过是大多数学者对其持漠视、否定、批判的心态而已。当然这也造成了制定法与“活法”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尽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然而似乎英国更善于使用“辩证法”和实践精神。因此才有人戏称:之所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矛盾论》中只拿来了《论》,而将其实体精髓《资本》、《矛盾》留在了英国。我国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过于浮躁,没有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问题,没有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出发,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将发达国家的法制体系移植过来就解决了根本问题。其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 ,是民族精神的外现。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实践精神,要不然就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由理论建构或者继受出的书本上的法、文字的法与由民族精神决定的实践中的法、活法之间的耦合关系。

D. 英国法律规定未满十八岁杀人

这个要看情况。英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与中国不同。中国是14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14~16岁之间部分犯罪负刑事责任,16岁以上负刑事责任,但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英国则不然。目前,英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大体分为三段。
1)未满10岁的儿童,认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所以绝对不负刑事责任。
2)英国对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儿童被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是与不满10岁不同,对已满10岁不满14岁的儿童本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能力里这一推定不再是绝对的,可以用证据进行反驳。
3)14岁以上,负刑事责任。

所以在英国实施犯罪,十八周岁以下,已满十四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而十岁以上不满十四周岁的实行无责任能力推定,如果有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实施犯罪行为能力的,应认定负刑事责任。不满十岁,不负刑责。

至于英国的谋杀罪,根据英国著名法学家科克(Coke)的传统谋杀罪定义,谋杀罪是指“在王国的领土范围内,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人,事前有预谋地非法杀害无辜者,破坏了王国和平的环境,而被当事 人控告或由法律予以规定以及使被害人受伤,并于一年零一天内死于该伤的情况。”(注:John Smith,Criminal Law,Eighth Edition,Butterw orths,London 1996,P.337.)该谋杀罪定义要求实施谋杀犯罪的主体应是智力健全、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的人。

一般是指依据普 遍原则应负刑事责任的、不是“姆纳坦条例”(M‘Naghten Rules)规定的精神错乱的人。该 主体的年龄为9岁以上,并且如果不足14岁还应证明其具有主观恶性。根据1957年《杀人罪 法》的规定,他不应是限制责任能力人。法人不能成为谋杀罪的主体,因为它不能承担法律 唯一所规定的终身监禁的刑罚。

从谋杀罪的管辖看,如果杀人行为是由英国公民实施的,并不必要求发生在“国王领土范 围内”。谋杀罪和故意杀人罪属例外的规定,英国法律对本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这些犯罪享有司法管辖权。依据1861年《人身犯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第9 条以及1948年《英国国籍法》第3条之规定,英国公民在联合王国境外实施的谋杀罪和故意杀人罪可以在英格兰或北爱尔兰进行审判,如同发生在审判地一样。发生在英国船舶或者飞 行 器里的犯罪,无论犯罪者是否为英国公民,都要在英国接受审判。

科克定义中的无辜者是指现代人身犯罪法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自然人。

从法律的目的出发,所有人的生命都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非在战争中或实际的战斗中, 否则连盟敌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同样,一个被处死的人不是被依法执行者执行或者合法执行者不是以法定的方式执行,如绞刑以斩首代替等,这也是谋杀。

传统的谋杀罪定义要求,受害者的死亡必须于一年零一天之内(注:Law Reform (Year and a Day Rules) Act 1996,English Statutes.)发生,现在,该观点已被1996年《法律修改法》所废除。如果一个行为被证明是死亡的原因,那么无论经过多长时间, 都可能构成谋杀罪。然而,该项法律要求有下列因素之一的谋杀、杀人、溺婴或者其它导致 他人死亡或者帮助、教唆他人自杀的犯罪行为,则应由英国总检察长同意后,才能进行指控 :(1)被确认引起死亡的伤害行为在死亡结果发生之前已经过三年,或者(2)被指控者先前已 经因为与该死亡结果有关的案件被指控过。一年零一天规则仍适用于1996年7月17日以前实 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死亡的案件。

(二)谋杀罪的刑罚

直至1957年《杀人罪法》颁布之前,所有犯谋杀罪的均要被判处死刑。按照该法第五章的 规定,几种谋杀罪被单列,仍然要处以死刑,其它种类的谋杀罪只被处以终身监禁,这在实 际上就形成了两种谋杀罪刑罚。

两种谋杀罪刑罚的划分被证明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因此,谋杀罪的死刑刑罚被1965年颁 布 的《谋杀罪法》所中止,此法现在仍然有效,所有犯谋杀罪者现在均被判处终身监禁。谋杀 罪这种绝对确定的刑罚在英国刑法中也是独特的,刑法修改委员会认为,法官是否对谋杀罪也应有如同决定其它犯罪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

这一问题曾由上议院法律委员会研究过,除 一人反对外,其余人均同意废除该绝对确定的刑罚。谋杀罪既可以被判处最高的终身监禁刑 罚,也可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决定处以较轻的刑罚。赞成此种观点的占绝大多数人,因 为 赞同者认为,如同其它犯罪一样,谋杀罪的严重程度以及谋杀者的危险性程度也是形态 各 异,应当区别对待。然而,这种观点尚未得到政府的赞同,目前尚没有得到实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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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维多利亚时期的刑法

维多利亚州公民担心犯罪率上升。Liza Picard考虑了这种担忧是如何改变人们被捕,被捕和监禁的方式。触及大多数公民的一个主题是刑法。1811年,伦敦东区发生了残酷的多重谋杀案,引发了关于警务的辩论。在此之前,每个教区任命的无薪警员和守望者都以不同程度的效率执行了法律。伦敦开始被视为暴力,不受惩罚的罪犯的出没,这对贸易不利。

最后,在1829年,大都会警察部队成立,他们的总部设在苏格兰场,就在白厅附近。他们的制服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公园守护者而不是士兵,以减轻那些担心由大陆上存在的中央控制的军队执法的人的恐惧。他们穿着高顶帽子和蓝色燕尾大衣,只用警棍武装。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被普遍接受; 有些人对过去的腐败和低效率感到遗憾。但是,在最初的抵抗之后,甚至伦敦金融城同意在新警察线上重建自己的警察部队。

很少有试验持续超过两天。受欢迎的报纸激起的公共利益可能非常激烈。门票发给了那些认识合适人士的人,比如外交官和时尚女士,但即使这样,法庭也会如此拥挤,以至于门票持有人不得不与被告分享码头。被捕后你能期待什么? - 一个非常悲观的未来。在上个世纪,杰里米·边沁为监狱建筑设计了一个新颖的想法:一个“圆形太空舱”,建造成星形,带有辐射翼,因此日光和新鲜空气到达每个牢房,更重要的是,守望者可以监督每一个从中央核心翼。他们肯定是旧中世纪监狱的改进。边沁的第一个创作米尔班克建于1821年。宾顿维尔监狱建于1842年,位于伦敦北部建筑区的边缘,采用半圆形放射计划。

每个囚犯都有自己的牢房,有足够的洗涤设施,现今监狱过度拥挤的囚犯可能会羡慕。但他们不会羡慕被称为“独立制度”的监狱制度。它涉及剥夺囚犯所有人的接触; 把他关在牢房里,除了短暂的运动时间,遮住他的脸,禁止他说话。这种强制性的沉默被认为会导致道德的再生,因为这个可怜的囚犯想到了他的道德失误。有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自杀。

到1861年,统治开始的大量死刑罪只被裁减为谋杀和叛国罪。当死亡不再是轻微罪行的不可避免的判决时,囚犯应该做些什么呢?殖民地在这里很有用。主要接收领土是澳大利亚:每年平均派遣460名囚犯,但有些人被送往直布罗陀或发烧的百慕大。1853年,殖民地不再接受英格兰的囚犯,而且英国监狱的刑罚转为苦役。监狱住宿短缺。长期囚犯被转移到省级监狱,或者被送往可怕的Hulks - 退役的战舰停泊在Woolwich附近的泥地里。它们是黑暗,潮湿和害羞的。很少有囚犯设法逃脱。

处决仍然是公开的。托马斯库克驾驶游览列车前往有希望的处决。1849年,有30,000人观看了一群臭名昭着的杀人犯,其中包括查尔斯狄更斯,他从俯瞰绞刑架的房屋屋顶观看。然后,他着名地致函“纽约时报”,谴责公开处决并将其用作流行娱乐。在监狱围墙内进行帷掠之前又花了20年时间。

英格兰为其个性而自豪。拿破仑根据罗马法律在整个大陆帝国实行了一套法律体系。从理论上讲,他所在领域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阅书面资料并查看他所处的位置。当然,这并不是那么容易,法律界继续过上好日子,向非律师解释法律。英格兰从未接受过罗马法。英国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的“普通法”制度,他们觉得这种制度适合于粗犷的英国人。它依赖于法官在以前的案例中就同一原则确定的内容,这一点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

特别是有关遗嘱和土地的法律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一个平行的制度成长起来,更接近于抽象正义的观念:它被称为“公平”。再次,它依赖于早期法官的决定,而且由于一位法官的正义观念可能与另一位法官的观点有所不同,因此没有做出太多澄清。公平法院的案件可能拖延多年。雇用律师的费用使得这些案件超出了所有最富有的人的范围。

当一个女人结婚时,她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她在婚后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成了她丈夫的财产。离婚只能通过私人议会法案获得,费用很高。在1857年建立婚姻法庭的“婚姻诉讼法”之后,情况略有缓和。丈夫可以通过单一的通奸行为与妻子离婚,而她必须证明他犯有其他罪行,例如残忍和通奸,而且她不太可能获得子女的监护权。

法庭诉讼程序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了广泛而广泛的报道。已婚妇女的地位逐步提高; 从1870年开始,一个女人可以保留200英镑自己的收入 - 足以让她小心生活 - 从1884年开始,她就拥有与未婚女性相同的财产权,并且可以独立进行贸易或商业活动。她的子女监护权也得到了改善,但直到1923年,她丈夫的通奸才足以让妻子寻求离婚。

F. 英国刑法的电子版

英国法是判例法,应该很难找到的,你可以在west law里面下

G. 中国英国的刑法与不同

英国是判例法吧?不会有这样的成文的条例的吧?英国刑法大纲~是没有的!
所以,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是有《刑法》的,英国是没有《刑法》的。这就是区别了吧~

H. 英国现在有没有死刑呢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目前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但是英国没有死刑

1969年12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投票废除极刑。1970年7月31日提出的允许死刑的修正案已被取消。英国唯一的死刑方式历来都是绞刑。1957年规定,该种刑罚适合于抢劫杀人,拒捕杀人和杀害警官。可是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罪犯被判为终身监禁。1969年12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投票废除极刑。3年前,下院通过了这项议案,今天上议院用口头表决通过了此案。1970年7月31日提出的允许死刑的修正案已被取消。先说一下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在英国犯了罪,是要按照英国的法律审判,也可以以中国的法律审判,那叫法外治权,司法权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这是每一个国家十分看重的,所以很大可能会按照英国法律审判。下面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的空间上的效力原则

一、根据属地原则:

英国可以行使刑事管辖权,按英国的法律,对中国人进行审判;

二、根据属人原则:

中国可以要求英国引渡这个中国人到中国,并按中国或英国的法律进行审判;

三、即使这个中国人在英国已经被审判的,中国仍然可以对其进行审判。

《刑法》第十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对犯罪的认定十分复杂,即便在中国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杀了人也未必会被判死刑,要综合犯罪的主客观情况,比如年龄,主观动机,目的,事件的起因等。




I. 英国盗窃罪条文

刑事
第264条[盗窃公共或私人财产,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住户的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盗窃被判处监禁不超过三年,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在监狱里,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超过一个十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罚款或没收财产。
第265条[盗窃牟利的目的,盗,然后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盗然后复制的电信设备和设施的使用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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