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对反腐的作用
(一)题名(Title,Topic)
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
(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
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
(三)摘要(Abstract)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四)关键词(Keywords)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
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
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
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
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
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
背景介绍
·研究现状
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
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
结论和展望
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②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体现反腐败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修改和完善，对中国的反腐败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这是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刑(九)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网，完善了有关制度，加大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
那么，刑(九)相关条款是怎样体现惩治腐败犯罪法网“严密”性的?接下来，将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数额+情节”
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刑(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以前规定的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完善为“数额+情节”标准，更符合实际情况，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对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弹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9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行刑法过于突出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彭新林分析说，1997年刑法修改时确定的5000元起刑点，与我国自古以来“计赃定罪”的立法传统有关。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具体标准早已脱离实际，而且也会令公众产生“量刑不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受贿500万元的与受贿2000万元的，判处的刑罚一样?”“为什么有的贪官受贿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受贿几千万元只是死缓?”
“在单纯数额标准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犯罪情节，如是否对国计民生产生恶劣影响，是否有索贿情节，是否抗拒、干扰调查，是否拒不认罪等。”在彭新林看来，“数额十情节”的弹性标准确立后，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更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数额十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即无论贪污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情节严重，就要受追究;在打击腐败和量刑时，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误解;非常重视腐败的后果和影响，能提高反腐败力度，也让腐败分子减少侥幸心理。
“‘数额+情节’标准，也符合国际反腐大趋势。”庄德水表示，国际上对腐败行为也不规定基本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量结果。从现在反腐败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利益输送、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可能具体金额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对此应加以严惩。否则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钱，就不会受到惩处。
根据刑(九)，起刑点在个案中可能会高于5000元，对此该怎么看?“威慑作用不会减弱。”彭新林说，以往的5000元和现在是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数额十情节”标准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但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可能比以往处罚得更重。刑(九)对贪污受贿定罪的二元、弹性标准，更科学、更有威慑力。
“终身监禁”
让“巨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一大亮点，即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规定“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内容被保留至表决稿并获通过。
“这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具体执行中的一个特殊措施。”臧铁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将载入史册。”刑(九)草案三审时，任茂东委员对“终身监禁”内容表示肯定。这一内容，源于部分常委会委员的建议。草案二审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王其江委员建议增加终身监禁刑罚，赵白鸽委员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
三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简称“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规定“终身监禁”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公安部赞成死缓不得减刑的规定，认为对严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刑法室也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调研发现，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该11国法律都规定有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就是‘不许他出来’，相当于死刑，但基于人性的尊重又没有剥夺其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威慑力会很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景平分析说，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减刑、假释得以重返社会，“这是老百姓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让一些贪官有了‘越狱’的侥幸心理。”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让受贿数额不等的人的刑期产生差别。”李景平说。
“刑法中明确写入‘终身监禁’，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诉记者，规定“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落到实处的双保险，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死刑的负面压力，更好地开展国际追逃。
彭新林认为，“终身监禁”体现了严厉惩处腐败的方针，高压反腐会成为常态。同时也体现慎用死刑精神，发挥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对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慑作用，“想到没有出来的希望了，心理震慑会很大。”
严惩行贿
让“围猎”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陈某行贿30万元、向对水务局相关官员有影响力的市民张某行贿70万元等手段，接近、拉拢水务局相关官员，违规向该市一水库倾倒残渣余土。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七)，认定陈某、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徐某的行贿行为，法院仅认定其向陈某行贿30万元构成行贿罪，而对其向张某行贿70万元的行为则未定罪量刑。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则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后，类似徐某行贿张某这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的行为，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庄德水表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是近年来滋生的腐败现象，一些行贿中介“围猎”官员无效的时候，会转而向官员身边的人，如亲属或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如高薪聘请、重金送礼、合作经营等，以“曲线”行贿的方式达到目的。“刑(九)的这一条款相当于切断了行贿渠道，压缩了行贿犯罪的空间，对行贿人将给予沉重打击。”
记者看到，刑(九)对行贿犯罪增加了财产刑，在每一档量刑中新增“并处罚金”。“这是让行贿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项惩处。”庄德水认为，很多行贿人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和需求才行贿，现在让他经济上受损、无利可图，相当于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贿人行贿目的是获取更高收益，如果给予单纯的自由刑，其财产没有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利于遏制寻租行为发生。而有了财产刑以后，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会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贿行为。
此外，刑(九)还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依据现行刑法第390条，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九)则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行贿人加大惩处力度，是从源头上打击腐败，从而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那么，对行贿人“免除处罚”门槛的提高，是否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
“这对司法机关办案会有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获取犯罪证据。”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官员的惩处，另一方面加大对行贿犯罪空间的压缩，“两头掐，才能真正减少腐败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应该服从于司法的实质正义。”庄德水表示，换个角度看，刑(九)的这一修改，也是倒逼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提高反腐败查案能力，不依赖口供，更多依靠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
“受贿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犯罪人不供述的时候，行贿人如果不指控，会给侦查带来挑战。”彭新林分析说，但是刑(九)的修改也并不是说行贿人指控了受贿人就没有回报，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现时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参考：网页链接
③ 求助：有关反腐倡廉试题--案例分析题。
您好：
第一题
李某某的行为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
（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
（三）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
第二题
王某某、张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题
黄某、吴某的行为构成“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
④ “贿赂”的解释
引 论
毫不夸张，腐败犹如全球性的“瘟疫”，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幸免。为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除在第8条规定了“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而外，又在第9条专门规定了“反腐败措施”。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现行《刑法》虽以专章形式规定了贪污贿赂罪，但其实施的效果却仍不能尽如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刑事立法上所固有的缺陷也确实导致了一系列司法上和理论上的困惑，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能不能借鉴、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立法例，这些借鉴符不符合、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我国“国情”等问题上的踌躇不前，已极大地妨碍了我国贿赂罪立法的发展和司法的运作。就如同当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促成了我国“洗钱罪” 的确立一样，相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刑法贿赂罪的立法完善。本文仅就我国刑法贿赂罪中贿赂范围的重新定位问题，探讨如下。
一 与《公约》的现实差异
在理论上，“贿赂”是贿赂罪的行为对象，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代价所赠受的不法报酬” ，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贿赂罪的成立以及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力度。因此，我国刑法有关贿赂范围的规定是否达到《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将直接关系到对《公约》义务的履行。
《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行贿罪是指“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提议给予或给予该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或实体不应有的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 受贿罪则是指“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 可见，《公约》的“贿赂”是指作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不应有的好处”。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将“贿赂”定位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索取或非法收受的“他人财物” 。
这样一来，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我国刑法中的“财物”与《公约》中的“好处”是何种关系，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 我国立法沿革的回顾
要搞清作为我国贿赂内容的“财物”在法律上的内涵外延，还得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有关贿赂的立法沿革。首先，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贿赂罪的行为对象被直接表述为“贿赂”，亦即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这种规定在赋予法律用语以弹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得该罪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于是，在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决定》（下称《补充规定》）中，立法机关对此进行了修改，将“贿赂”限定为“财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但因范围过窄而不符合贿赂犯罪的实际情况；之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肯定“采用财物”贿赂的同时，还承认了采用“其他手段”而成立贿赂行为的可能；然而，1997年的修订刑法并未在刑事法领域采经济法的这一立场，而是沿用了《补充规定》的提法，其当时的立法意图是在于限定处罚范围，还是认为“财物”一词在社会生活上已发生了某种语言学上的变化，尚不得而知。
三 对各学术观点的评析
显然，在此立法背景下，对“财物”内涵外延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罪与非罪，反腐力度及人权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于是，围绕我国贿赂罪中“财物”之范围问题，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现分别评析如下。
（1）财物说
该说认为，贿赂仅限于“财物”，包括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质性的利益，并认为这是从法条和现代汉语的语意所得出的当然结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因依该说不能处理在社会生活上较为普遍的以财物以外的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其支持者较少。可笔者认为，就目前立法而言，在实然意义上，财物说的结论是妥当的，由此而在司法上所造成的困惑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立法上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完善立法，而是仅仅依靠“解释”和“理解”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非但不能推动法治的进步，还有可能侵犯人权，从而背离刑法的价值。因为，刑法不仅仅为司法者和法学家提供了解释的对象，它更应该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提供以普通社会生活的观念进行理解的可能。
（2）财产性利益说
该说认为，贿赂不仅仅限于财物，还应包含金钱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但该说在对“其他财产性利益”范围的理解上又不尽一致。有的将所有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都包含在“财物”之内，如设立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食宿旅游，免费提供劳务，等等 ；而有的则认为应排除诸如免费旅游、免费劳务等情形，并以限定处罚范围及类似利益不易计算价值等作为其理由 。该说实际上将财物理解为“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并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估价，而且许多财产性利益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经济价值，没有理由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财物之外。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 。同时，该说反对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畴，认为若如此，既无法估算价值以便准确量刑，又易扩大处罚范围，同时，也与我国社会约定俗成的“贿赂”含义相左 ，等等。
依据该说能够处理社会生活中大多数的贿赂行为，且操作性强，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反腐败的社会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财物”一词语言学上的要求，故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而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笔者认为，在不能立即改进现行立法及司法状况的情况下，与其说该说是最为合理的，倒不如说该说是最为务实和最为机智的。因为该说虽然巧妙地维持了“解释的极限”与人们当罚性观念的平衡，但却并不足以完全驳倒另外两说的观点――它既未在实然性上完全解决其立场与“财物”一词在词义上的矛盾冲突，也未能在应然性上彻底说明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行为本身不当罚的理由。
（3）利益说
又称“需要说”。认为“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一切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可成为“贿赂”。因为“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提升职务、安置就业、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一样，也能“起到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作用” 。
该说与现行法条中“财物”一词的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故在实然性上应予以否定评价，绝不能在解释论上采取这样的观点，否则即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显破坏。但从应然的角度论，笔者却不能完全同意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居于通说地位的观点，反而认为该说在应然性上具有最大的合理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某些非财产性的利益比财产性的利益更具腐蚀性，更能够达到行贿者的目的。因而，将贿赂的范围扩及非财产性利益更符合贿赂罪“以权换利，以利换权”的本质特征。该说虽不能成为现实司法的指导，但却应成为改进立法的思路之一。
四 观点的取舍和立场的确立
其实，上述观点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不同罢了。决定观点的取舍和最终的立场，首先应确定研究的角度和基点。笔者认为，若以改进现行立法，满足实践需求，加速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履行《公约》义务的见地看，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立法者应采“利益说”的立场。理由如下：
（1）从贿赂罪的罪质看，无论认为贿赂罪是侵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犯罪，还是认为贿赂罪是侵犯职务行为公正性或廉洁性的犯罪，“贿赂”均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代价所赠受的不法报酬”而存在的，这一不法报酬理当“包括能够满足人需求与欲望的一切利益” 。从贿赂罪“以利换权”这一本质属性来看，能满足人之需求的非财产性利益与包括财物在内的各种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的区别，故无充分理由将其排除在外。有论者认为，对于“收受”不便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旅游、劳务）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提供职位、性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施以行政纪律处分即可，对其中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者可以其它渎职犯罪追究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在于：（A）依此，不能处理“行贿者”，与对合犯的一般特征不合 ，无法收到刑罚特殊预防及一般预防的效果；（B）对事实上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贿赂行为，仅因贿赂的内容不同而作出罪与非罪这种性质迥异的法律评价，实质上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C）贿赂罪的罪质表明，其当罚性主要在于该罪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或廉洁性的侵犯，是否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非刑法设立该罪所考量的重点――对行为人渎职行为的法律追究不能代替对其受贿行为的法律评价，这种认识与97修订刑法将贿赂罪与渎职罪分离的立法旨趣也是一致的。可见，就贿赂罪的罪质而论，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贿赂行为同样具有当罚性，且这种当罚性是相对独立的，并不能完全包含于其他渎职犯罪之中。
（2）从社会生活的实情看，以某些不便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实施贿赂已成为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手段，危害相当严重，刑法应当对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及时作出适当的反应。一些“新兴”的贿赂手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向“常规化”发展。如，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子女解决升学、就业、提拔或出国问题，给予官员的亲属某种商业上绝对盈利的“机会”，为公务人员的房屋无偿提供装修设计或其它劳务，无偿向“实权者”长期出借住房或汽车等等，至于免费吃喝玩乐、提供性服务等则更为常见。在“民间口头文学”所描述的与领导的“五大关系”中，“一起嫖过娼”是排于“一起收过赃”之前的与领导最“铁”的一种关系，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贿赂”的巨大“威力”和独特“功效”，以及普通民众对我国腐败现状的看法。在这些“新兴”贿赂的社会危害日渐严重，民众严惩腐败的要求日益强烈，“贿赂”之词义在实际的社会观念上已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代表民意的立法者绝不能再囿于“计赃论罪”的巢臼，而对新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毕竟，社会实践才是决定理论走向的最终力量――法律的设置和语言、观念的内涵都应当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3）从人的需要结构看，非财产性利益在人类的各种需求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的相当部分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的价值。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见，从最低级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非财产性的需要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或缺的。弗洛伊德甚至将性看作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连孔子都承认“食色，性也。”我们无意在此探求这些论断在理论上的准确性，只想据以说明以性满足为代表的一系列非财产性利益之于人的重要性，并进而标明这些利益作为“贿赂”的价值及其对作为人而存在着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杀伤力”。有媒体曾报道过某“走私大亨”摆平各路官员的“心得”，其“经验”表明：凡是当官的都必有一好，要么好财，要么好色，要么好官，故只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则必有“斩获”。其实，这位行贿“高人”并不是什么法律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他的“高明”之处仅在于他客观地认识并利用了人性的基本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便意味着刑法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以客观的态度，摆脱极端“经济一元论”的消极影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的所有利益 ，这当然包括诸如性满足在内的某些非财产性利益。
（4）从国外的立法潮流看，随着腐败的社会危害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严惩腐败之理念在立法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均承认，“贿赂除了财物、财产性利益之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意大利、瑞士、德国、日本等国即是如此 。这无疑大大强化了对贿赂犯罪处罚，使得许多依“财物说”和“财产性利益说”不能处罚的行为，成为犯罪而遭受刑罚的制裁。在腐败问题已相当严重的我国，笔者确实不能、也不敢认为存在着某种真正有力的理由能使我国游离于这一立法潮流之外――“特色论”或“国情论”若用于此，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为正如政治学和法学界主流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全球性的腐败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成因和规律，那么也必然会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对策。笔者以为，《公约》出台的基础之一，正这种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和某些普遍对策的有效性。有论者指出，“对一种犯罪究竟打击面多大，这取决于犯罪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从实践中看，确实存在以非物质性利益为贿赂，并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从可行性上看，把财产之外以（的）其他一切不正当利益纳入贿赂之中，势必给司法实践具体操作带来困难，……其可行性是不具有的。” 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的，但以此来否定“利益说”则显得力度不够。笔者倒是认为，有必要认真借鉴那些采“利益说”的发达国家的作法，结合我国实情，去解决“可行性”的问题。
（5）从我国立法进程看，贿赂之内涵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其运动变化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对“贿赂”范围的界定都会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被扬弃。“贿，财也；赂，遗也”的认识及“计赃论罪”的原则，曾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的，“财物说”自然会被立法者采纳。79刑法中“贿赂”一词虽在今天看来似乎可能涵盖任何形式的利益，但依我国历史传统、立法当时的社会观念及司法实情，贿赂主要还是指“财物”――这可从88年《补充规定》及修订刑法将“贿赂”明确为“财物”以及处刑轻重主要以数额论而得以印证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成为了贿赂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采用财物”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正是在经济法领域适应了社会生活这一变化的结果 。可见，“作为贿赂的利益，其内容未必是确定的或永存不变的。它的实现可能要受以后不同的条件所左右，如果实现了预想的可能性，就成为贿赂所得。” 近年来，社会的进步，国家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贿赂的范围已事实上大量地及于非财产性利益，立法者对之作出必要的回应是顺理成章的。
（6）从《公约》的要求看，缔约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国内法达到《公约》的基本要求。对于《公约》第8条第1款的贿赂罪，《公约》是采取“均应该……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这种强制性条款来规定的。易言之，即使仅从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角度，我们也必须使我国刑法中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达到《公约》所确立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在贿赂罪行为对象的范围问题上，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得小于《公约》的相应范围。《公约》在该款a、b两项中将贿赂定位于“不应有的好处”，而“好处” 的范围明显大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财物”，即使采“财产性利益说”这样的扩大解释来理解“财物”也是如此。从文理上讲，现代汉语的“好处”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 ，并不局限于“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从论理上说，能够成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不应有的好处”，当然会包括某些与“财物”、“财产性利益”一样，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和欲望之功能的“非财产性利益”。可以认为，作为各种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及法律制度斗争、妥协和融合产物的《公约》，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采取了多数发达国家的立场，藉“利益说”以收严惩腐败行为、打压有组织犯罪之功效。由此看来，将我国刑法贿赂罪的对象扩张及于某些非财产性利益，是《公约》的要求，也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立法上采“利益说”的主张，将“贿赂”的范围定位于包含某些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 的利益，是有较为充足的理由的。这既是反腐败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贿赂罪罪质的要求；既符合法律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先进的国际立法潮流；既是可行的立法改进方案，同时也是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至于在法律条文中具体采何种表述方式为妥，则可继续作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