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研究

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是不是双一流学科

目前，双一流建设还没有定论，很可能会随着年后要公布的教育部新一轮学科评版估结果做出决定。
从目权前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公安学类列研究型大学第一名；治安学专业曾被列为全国同类专业第一名；侦查学是教育部特色专业，刑法学所在一级学科法学也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实力不俗，是有可能列入双一流建设的。

Ⅱ 在刑事司法中贯彻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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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 刑事司法学院怎么样

楼上的说法有来失偏自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财经政法类大学，是由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合并而成，中南财经大学是原来的“中国四大财经院校”，中南政法学院是法学教育的“五院四系”，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刑事司法学院是10年由原公安学院和法学院刑法学系合并而成，有一个一本专业——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四个提前批专业（公安类）——侦查学、侦查学（职务犯罪侦查方向）、边防管理、治安学，刑事司法学院其实也还不错，在学校里面有挺高的声誉，就业率也排在学校前列，大多往公务员方向就业，学科方面还是有较大优势~

Ⅳ 标签理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

由于给青少年贴上越轨标签的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言论和评价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一旦青少年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他本人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一“标签”，对别人的看法予以认同，开始围绕越轨者的角色来认知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并做出相应的行为。

青少年被贴上标签后，社会对之另眼相看，迫使他与其他越轨行为者为伍，形成越轨群体和越轨群体亚文化。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认同减轻了由问题行为造成的内疚和自我悔恨的心理负担，恪守常规的压力减轻了，越轨者的自我形象加强了，群体使越轨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人员更是以越轨者自居，照此标签所暗示的越轨行为模式去做，结果将发展出更多的越轨和违法行为，继而有可能形成持续性越轨的生活方式，由初级越轨者演变成习惯性越轨或累犯。

标签理论认为，负面的标签，如认为某人是“愚笨”、“精神病患者”、“犯罪者”或“偏差行为者”等，都是使他人自我形象受到长期损害的主要来源。标签的本质及标签如何被运用等对于被标签者的本来行为均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某人是否被视为犯罪人可能会影响到该人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或其他机构等所受到的待遇。青少年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发觉，他的父母会因此而认为他对其他兄弟姐妹将带来负面影响，学校则可能将他与其他有相类似行为的同学编在一起，而同学们也可能会嘲讽、疏远他，而过去曾经被标签为“犯罪者”或“精神病患者”则会发现，他们很难在社会上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

除上述被标签后立即产生的社会后果外，标签理论更认为，标签会逐渐加深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逐渐跨入经常犯罪者的行列。一经被贴上某种标签后，他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监视和警觉，也会因属于嫌疑犯而渐渐被从合法社会中排除。

因此，曾经被标签的人就只好物以类聚，共同相聚在一起，互寻协作，而孤立于传统社会之外，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惯犯，而与犯罪集团为伍。

(4)刑事司法研究扩展阅读

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要点：即对越轨行为成因的重新解释、标签的张贴是有选择性的以及越轨行为的养成是一种被辱的过程。

这一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互动影响下产生，从社会和他人对越轨者的反应的角度解释越轨行为，主要阐释人在进行初次违法犯罪后再进行违法犯罪的原因。

提出，社会和他人是否把一个人视作越轨者，对一个人是否产生越轨行为起关键作用。继发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后睡对一个人初次的违法犯罪行为贴上坏的标签，而个人又对这种坏标签产生消极认同的结果。

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由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有权势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法律中确定的；根据人们遵守和违法这类法律的情况，人被贴上“守法者”或者“违法者”的标签；对于被标定为“违法者”的人。

会采取包括逮捕在内的一系列进一步标定活动，目的是在个人和周围社会成员心目中树立起违法者的形象，引起社会成员对违法者的更多的谴责等标签行为；当个体对这种标签过程产生消极认同时，就会在绝望情绪下进行更激烈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些学者主张将研究重点放在群体如何为越轨行为下定义，如何给一些人加“标签”上，而非越轨行为者本身的特点。该主张得到批评，被认为鼓励人们同情越轨者，不利于社会安定；标签也使越轨者不再违反社会规范的警告作用。

Ⅳ 刑事司法环境的相关调研论文有吗!

出《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近日获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出司法救助的新举措。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预示着司法救济理论大有发展前景。

2、适应惩治司法腐败、推进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

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司法权未能得到有效监督、内部人事权管理混乱、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司法三权的设置不尽合理等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先贤早有预言，不受约制的权力不是倒向专制，就是倒向腐败，唯以权制权才是硬道理。按照权力均衡理论，当某一方的权力过分强大的时候，不妨适当提高权力相对方的权利，使之趋于均衡，它符合现代法治理论提出“以权利约制权力”的论断；或者为权力设立专职“看门人”，实施有效的权力监督。均衡论的观点正是司法救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辩护律师被无理地驱逐出法庭、行政诉讼原告在开庭前后遭到被告人拘捕、法官违背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等等。在这些司法现象的背后，相伴随的往往就是司法腐败。以司法救济理论指导司法改革，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法干警的头脑中正确树立为弱者仗义执法的思想。只有消除政法队伍中的一部分败类，把好进人关与用人关，理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权义关系及监督机制，提高诉讼参与人的具体诉权，加大司法办案的透明度，才能真正把司法改革引向深入。「6」

3、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是贯彻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稳定的国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人类最早的平等观念产生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梭伦曾说：“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口号，并论述了雅典民主制与法律的关系：“这种民主制的特点在于政权是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在当代，平等观主要是基于分配正义而主张的事实平等，亦即主张基于基本人权同等之上的存在合理差别的平等。平等的实质是基于政治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在公法上则体现为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干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宪法诞生那天起，就成为宪法的灵魂，深入人心。宪法平等权原则，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平等权所蕴涵的法制理念深邃、高远。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以光照民众，正是人民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进行的各项司法审判活动。宪法的平等权基本精神在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通过确保程序公正得以全面实施。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社会郑重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7」

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介绍，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讼中救助。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

4、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与司法和谐密不可分。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其中，“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

与此对应的是，在1月6日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曾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显而易见，这种司法和谐，并不只适用于民事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刑事司法。在笔者看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是对这样一种司法理念的具体彰显和生动诠释。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阙如，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要想得到补偿，途径一般只能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而这样一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无疑十分明显：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侦破，无法确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则难以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其二，即使案件破获、犯罪人被确定，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比如“邱兴华案”，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邱兴华家庭贫寒，根本没有赔偿能力，11个被害家庭不得不在人身伤害后再次陷入极大的经济困顿之中。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从更深层次上，所预示的实际上也是国家在司法、法治责任承担上的和谐。为什么明明是犯罪人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却需要国家进行补偿？显然，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对受害人具有一种抽象的人道救护责任，而根本在于，这是一种国家必须承担、责无旁贷的司法、法治责任——毫无疑问，从法治角度看，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果公民因犯罪而受到各种非法伤害，就不能只看做是具体犯罪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视为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充分履行自己有效保护公民的法治责任。这种背景下，一旦找不到犯罪人或者犯罪人无法进行赔偿，国家出面予以补偿，为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起责任，自然就成为司法、法治和谐的必然之义。

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8」

三、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对于受害人而言，因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疾病、残障甚至失去亲人，经济上又得不到补偿，生产和生活上往往陷入困境，这无异于对他们的第二次伤害。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近5年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情况作过调研。结果显示，5年来，有2300余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8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执行不了，成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严重，受害人及其家庭损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件，受害人往往以“人财两空”为由，大闹法院，长期上访，严重干扰了法院办案，影响了社会稳定。

众多的法学学者和机构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被害人的保护”。专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旧观念制约了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难以到位；另一方面，这与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缺位有关。著名刑法学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如果我们还是空白，甚至判决时不考虑被告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像现在这样，表面看起来是法律给当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实在的“胜利”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能陷入“无期的等待”。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案子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这些受害人就无法及时得到赔偿。

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人们充满了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将来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当务之急则是探究一条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途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署，也是对备受关注的这一问题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司法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这段话的最好注脚，就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益尝试。

山东青岛某高校学生王某两年前遭到抢劫，头部受重伤，成了植物人，家人为其救治花费了50多万元。案件很快侦破审结，但两名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都来自农村，无任何赔偿能力，加上家庭贫困，根本无法支付高额赔偿。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启动了刑事受害人救助程序，将2万元救助金送到了王某家里。「9」目前，刑事案件受害人救济制度正在青岛市各基层法院逐步推广。“这项制度运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实践证明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川宁对这项制度的前景很有信心。「10」

马克昌介绍，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助和救济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采纳，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都要设立一种公共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即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给受害人以应得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我国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福州，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救助一般情况下限于人民币2万元以内，救助基金由市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宝成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援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后一种模式更加适宜。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认为，对被害人的救助决不能靠法院自己创收来解决，而是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皇粮”来保证。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财政部申请专项拨款，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实行配套拨款。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最终得以成文，那么，这必将是中国司

Ⅵ 刑事司法学就是刑法学吗

刑事司法是刑事法律科学在实践中的形态，包含刑事诉讼法、刑法、证据法学等等。

Ⅶ 请问侦查学(刑事司法方向)属于什么学分类国考能报法学类吗

原来侦查学属于法学（一级学科）-法学（二级学科）-诉讼法学（三级学科）里面的一个研究内方向。
2011年专容业调整的时候，公安学科被单立出来，侦查学就属于法学（一级学科）-公安科学（二级学科）-侦查学（三级学科）变成独立的学科了。

Ⅷ 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么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长期司法实践证明了的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侧重于仅就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罚轻刑化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学内涵进行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这些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与效率的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的永恒主题”
“公正与效率”意味着司法不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诉讼不仅要讲求公正，而且要讲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质及特征，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只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一永恒主题。
1.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法制化的命题。“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于它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其常新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可谓见仁见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它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广泛应用而又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既有时间和速度的内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内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司法领域已逐渐认识到法院讲的公正与社会上及传统观念中的公正内涵是不同的。法院讲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这个公正是由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的，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的，是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的。而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的公正则不同，如通常说的“杀人偿命”就是一般道德观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当杀人这一事实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还要看案件事实，看犯罪情节，纯看定案的证据等等，总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认为，法院对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对有法定从轻情节或证据有问题的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则恰恰体现了司法公正。可见，我们讲的司法公正与德观观念中的公正有时也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要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须把什么是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科学化的命题。公正与效率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即法院必须奉行被动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要求当事人来打官司，更不能“无案找案”甚至“无案造案”；同时，司法审判还奉行中立性原则，法院和法官相对诉讼双方，应该不偏不倚。
3.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刑事审判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严格执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及无罪推定等原则，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应当确保公正。效率理念则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诉讼时间实现诉讼目的。公正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公正，效率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效率，公正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于刑事审判涉及可能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鱼”而不是“熊掌”，故决不能用通过牺牲公正的方法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应当绝对服从并服务于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质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证，最终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司法资源进行纠错，这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效率价值本身也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③
同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强化效率意识，尽可能地提高审判效率。在新世纪之初，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司法效率问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说它具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讲究高效率，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为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提高效率是社会的需求。所以，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与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义；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
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全国人大已经批准我国加入《国际人权最低保障公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载入宪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我们树立这一理念，就是一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三要做到严格执行审限，防止“两超”案件发生。
1.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原则。“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应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请回避、辩护、举证、最后陈述、上诉等各项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活动中真正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为充分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其实质就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进一步落实辩护制度，强化人权保障意识，促进司法公正。
3.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严格执行审理期限，严防“两超”案件发生。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必须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案件，才能确保刑罚产生预期的打击和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在法定时限内，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也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或者变相超期羁押被告人。
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切实解决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造成“两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视的原因，有审限意识淡薄的原因，有防范机制不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两超”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审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审限仅一个半月。若扣除双休日，一般案件的实际工作日仅有23天；二是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相联系，因此在审限内不能审结案件也就自然对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羁押；三是无论案件的繁简，都实行一样的审限，很不科学。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法院老是违法，总是出现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但深究原因，与立法不完善息息相关。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刑诉法时应从立法层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延长审理期限。纵观世界各国，英美法系的国家没有审判期限，办理一个案件法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大陆法系国家虽有审判期限，但它比我国的审限要长得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期限应该有所延长。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强制措施制度。三是将审理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并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改革、完善审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严格案件交付审判的条件。当然，在刑诉法没有修改之前，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不仅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这是公正司法的起码要求。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实体公正表现为有罪必罚，无罪不罚，罪刑相适，罚当其罪。而程序公正则表现为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观念将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价值长期受到漠视。实际上，程序公正是现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内涵，它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就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④这一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刑诉法和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说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突出注重人权保障。从目前的现状看，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二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探索和研究。
四、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强化中立裁判意识，既重视控方的意见，又重视辩方的意见，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为保证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对具体案件不能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因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也不利于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样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审判法官应当牢固树立文明司法的理念，无论是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还是宣判、执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要做到形象公正。由于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法官在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情绪，都有可能给人以不公正的感觉，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为转变审判作风、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措施抓出实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须公正，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权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坚决摈弃和杜绝司法活动中不文明的做法。过去，有的地方通过捆绑、游街等形式，来营造“严打”声势，展示“严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适应历史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应当坚决摈弃和杜绝。集中统一宣判、集中统一执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坚决废止。
六、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个严肃执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刑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刑罚指导思想和科学进步的刑罚观，树立正确的刑罚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刑罚观必须高度重视量刑问题。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内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特别是在“严打”中，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不论对象，一律从重判处，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这是错误的。量刑是适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样关系到案件的公正与否，量刑失当，该重而轻，该轻而重，或者同一类案件在不同地区量刑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都会削弱和降低刑罚的适用效果及功能。只有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准确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效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轻刑化的道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回心转意。”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刑罚的轻刑化是一种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犯罪的增加决非判得不狠、不重。严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犯罪的发生。长期实行重刑主义，必然会使刑罚的负面作用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罚不当，尤其是轻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属、亲友对国家、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仇视心理。这些人集聚得越多，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确地运用刑罚这一手段。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正在于此。死刑问题，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设计的司法制度还不尽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无论标榜多么公正的法官，都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证据、虚假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生命的刑罚，一旦用错，将无法弥补和回转，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曾指出：“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⑥在刑事审判中，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不能为了所谓“平民愤”就把可杀可不杀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依法充分适用管制、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监禁性还是非监禁刑，都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适用监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有利于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对立情绪，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于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减轻监押负担，降低刑罚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罚资源。对此我们应及时更新观念，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或者确有悔罪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充分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

Ⅸ 刑事司法学学什么内容

大概包括有：犯罪学原理、犯罪学专题、警察学专题、刑事证据学、比较刑事司法、侦查学研究、监狱与矫正学研究、国际犯罪与跨国犯罪专题、犯罪被害人学、指导阅读、论文写作等。

刑事司法学是一门研究刑事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改造罪犯方面的法律制度、组织体系和活动规则的刑事科学。

刑事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分三大部分：

一是刑事司法机关，包括刑事司法组织和刑事司法人员；

二是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组织体制和工作体制；

三是刑事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包括活动规则、活动程序以及所依据的基本原理。

Ⅹ 刑事司法学学什么

大概包来括有：犯罪学源原理、犯罪学专题、警察学专题、刑事证据学、比较刑事司法、侦查学研究、监狱与矫正学研究、国际犯罪与跨国犯罪专题、犯罪被害人学、指导阅读、论文写作等。

刑事司法学是一门研究刑事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改造罪犯方面的法律制度、组织体系和活动规则的刑事科学。

刑事司法学的研究对象分三大部分：

一是刑事司法机关，包括刑事司法组织和刑事司法人员；

二是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组织体制和工作体制；

三是刑事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包括活动规则、活动程序以及所依据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