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原则

⑴ 什么是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最早由启蒙思想家在十七、十八世纪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提出，是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学说的派生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各国在宪法和法律中先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时至今日，经过世界各国长期的司法实践，司法独立已经具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成熟理论，并且逐渐跨越国界，形成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标准。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司法过程是一个追求理性的“公平”“正义”的过程，虽然永恒的公平、正义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是可以通过全社会公认的公平、正义标准并且由一个全社会公认的机构予以定位和确认，这个机构就是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也就成为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和裁判者。独立行使司法职权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司法独立本身并非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的工具，司法独立——尤其是独立于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它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它的最终的目的是确保另一项价值的实现——法官公正无私的解决争端。”所谓司法独立，是指为了保证司法的公正，司法机关及其官员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外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司法独立的具体内涵，应当包括司法权独立、司法机关及其法官独立和司法活动独立等方面。 1、广义的司法独立和狭义的司法独立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包含着对司法、司法权、司法机关的理解。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职权，司法即审判，因而司法独立就是审判独立。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我国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因而狭义的司法独立就是审判独立；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的认识却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只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另一种观点认为除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外，还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甚至还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也应当属于司法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结合我国的司法体制，笔者认为，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公共管理职权，应属于行政权范畴。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广义的司法独立指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由于审判独立最能代表和体现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偏重采用狭义的司法独立即审判独立。2、结构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和程序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一词一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第一种是结构意义，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而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关于这一点，在主张“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下更容易理解。虽然我国也存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分，但是更多的是重视机构的分离和职权的划分，缺少对权力的制衡程序。第二种是程序意义，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法官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司法独立又属于“技术性的司法规则”。司法独立的两种意义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司法独立的涵义，并不能单指前者或后者，而是兼指二者，即：司法独立既指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又指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于法律的独立性及抗干扰性。3、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司法独立的含义包括司法权独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在制度上的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是司法独立的根本表现，法官不仅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也独立于其他法官。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法官独立就是“法官既不属于自我，也不属于政府”，“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相互相承，缺一不可。正如美国法学家亨利·卢米斯所说：“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宣布决定的法官，其作出的决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他也不是法官……。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⑵ 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司法原则是什么

宪法的四大原则：人v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

⑶ 如何理解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的原则是什么？司法独立启蒙思想家在反对第七世纪和第十八世纪的封建制度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础之一。它是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理论的衍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各国在宪法和法律中相继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如今，经过世界各国长期司法实践，司法独立已经有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成熟理论，并逐渐跨越国界，形成了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标准。正义是法律的灵魂，司法过程是追求理性的“公平”和“正义”的过程。尽管永恒的公平与正义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它们可以通过整个社会认可的公平与正义标准，并受到整个社会的统治。确定并确认了一个社会认可的机构。该机构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成为公正的中立和裁决者。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是公正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性，公正就失去了保证，无法讨论。”司法独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正义的工具。司法独立，特别是从行政机关独立，本身没有终极价值。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价值。其最终目的是确保另一位实现价值法官以公正无私地解决争端。”所谓司法独立是指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及其官员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受任何外部组织或个人的干预司法独立的具体含义应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及其法官的独立以及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广义和狭义意义，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包括对司法，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的理解，更普遍的观点是司法机关是司法机关。机关或法院，司法权是司法权或法院的权力，而正义是审判，所以司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1款规定：“美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在任何时候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1条规定：“所有司法权均属于最高法院。法律依法设立下级法院。”中国法律理论普遍认为，司法机关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或国家司法机关。
一种观点认为，司法机关仅包括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另一观点认为，除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外，还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甚至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也应当属于司法机关。纵观我国高校的所有法律教科书，结合我国的司法制度，笔者认为，依法行使公共管理权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属于行政权力范畴。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广义上的司法独立是指司法独立和检察独立。由于司法独立可以最好地代表和反映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狭义的司法独立意义上，即司法独立。在结构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和在程序意义上的司法独立通常被用在两种意义上。首先是结构性含义，它是指司法机构独立于其他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司法独立性，因此司法独立性是“国家权力的结构性原则”。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主张“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更容易理解。尽管我国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更多地侧重于机构的分离和权力的分立，而且缺乏制衡权力的程序。第二是程序上的意义。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保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司法权，以维持程序的合法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司法独立属于“技术司法规则”。司法独立的两个含义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证；后者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含义和价值。司法独立的含义不仅指前者，也指后者。就是说：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抵抗力是在行使其权力时仅服从法律。侵入性，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性，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法院独立性是司法独立性的系统体现，包括法院与非法院机构的独立性以及法院的相互独立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式，是司法独立的根本体现。法官不仅独立于其他专业的公民，而且独立于其他法官。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是司法独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子。”法官的独立性意味着“法官既不是自己也不是政府”。
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是相互继承的，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国法学家亨利·鲁米斯（Henry Loomis）所说：“法官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受到其他意见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力量或压力的控制或影响，而该法官已不存在。即使他的决定受到其他意志的轻微影响，他也不是法官。。。法院必须不受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法院将不再是法院。

⑷ 中央什么时候提出的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通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并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一次次会议，一项项部署，努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执法司法公开全面推进……随着一系列带有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司法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意义：
1、司法体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模式，都需要对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秩序和安宁。至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治体制和本国国情等紧密相联。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又是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机关。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与西方宪政制度另一个不同的是，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在人大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它和审判机关共同构成中国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以履行国家的法律监督为专门职责，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2、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2006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对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中央专门就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与深入贯彻好《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3、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大量地以诉讼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通过司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和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
司法环境出现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对司法工作提出相应的新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观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期望，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论断、新概括，也是对新时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中来考虑，突破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障碍，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使司法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5、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领导来实现的。当然，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组织和团体等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履行职责方面。在司法领域，党对司法的领导重点是对司法工作实行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职责。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举措要有利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手中，有利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⑸ 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

1、完善机构设置，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司法机关相互关系以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职权配置，在侦查、公诉、审判等职权中使决定批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予以合理配置。同时要改革司法机关内部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内部工作机构设置和管理机构的分工，合理划分上下级审判、检察
机关的工作职能，理顺上下级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建立以审判权、检察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形成配置科学、运行顺畅、公开透明的司法工作机制。
2、坚持不懈地推进司法队伍建设，建设合格的、高素质的司法官队伍。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有利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应当加快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有利于各类工作人员各尽其能的管理体系。改革司法官培训、管理和保障制度，不断提升司法官员办案和独立行使职权抵御不当干预的能力。改革法官、检察官培训体系，实行任职前定期培训制度，新任司法官员不仅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并且必须经过一定时期专门司法实务的培训方可担任法官、检察官。健全司法人员行为规范，规范司法人员行为，确保司法人员形成公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司法作风。
3、改革司法保障制度和司法监督制度。没有司法保障，也就没有司法公正。坚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有机统一，坚持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司法活动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依法独立公正办理案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强化有效抵制各种不当干涉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依照司法规律和司法实践的客观需求，强化对审判权、检察权的监督机制建设，完善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确使司法机关得到有效的监督，又防止各个方面的不当干预。改革当前司法保障体制，应当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财政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完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经费保障制度和标准，建设司法经费正常增长机制，逐步使司法保障制度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利条件。

⑹ 论述题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1）司法法治原则。司法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既要遵循实体法又要遵循程序法，具体体现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必须在司法中全面贯彻执行。

（2）司法平等原则。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公民个人，也适用于法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

实行这一原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反对特权思想和行为，惩治司法腐败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尊严和统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速实现法治，有其重要意义。

（3）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监督，这里包括：党的领导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上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4）司法责任原则。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而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这是根据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则而提出的权力约束机制。

（5）司法公正原则。司法公正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违法犯罪者受到了应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过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最终通过的<<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立法基本原则有四项：一是宪法原则，二是法治原则，三是民主原则，四是科学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

⑺ 什么叫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本人理解：就是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设置的机构（审判、内检察等）、职权以及容规定其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规范和制度的总和。
1、司法是社会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2、公道的社会基础性秩序，只能由司法来维系，司法是社会冲突的减压阀。
3、司法另一功能：保障民众不受政府权力的侵害。司法也是政治冲突的减压阀。
4、司法体系改革原则或亦可称之什么是司法体系改革：
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为出发点，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一、优化司法的制度环境
二、优化司法权配置
三、重整法院体系
四、培育法律人群体

中国社会走向优良治理的正道是，分散治理责任，让司法在社会治理体系扮演其本应承担的角色。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将及时地分散地解决社会问题。

⑻ 司法独立原则的含义

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司法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这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司法工程当中，司法独立无疑是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有人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但日渐加快的社会民主化、国家法治化进程使这司法独立的种种不足暴露无遗。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真正独立已经迫在眉睫。
一 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司法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还包括公安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2] 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二 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 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三 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之忧。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二是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我国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现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为的直接指导，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其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约束。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报就随意作出判决。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