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判词案例

A. 龙筋凤髓判的张鷟与《龙筋凤髓判》

张鷟为盛唐时期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法律学家，因他编撰《龙筋凤髓判》，才使唐朝编例得以传世，并为宋元明清各代奉为圭臬；其影响所及，又遍于日本、朝鲜诸国，从而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张鷟在封建法制建设上能够取得显著成就，绝非偶然。这与他幼小聪敏好学，长成后勇于任事，并善于研究律学有直接关系。 张鷟，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省深县）人，幼年“聪警绝伦，书无不览”。唐初贞观年间生人，高宗李治调露初年，即公元680年，考取进士及第。后因“对策尤工”，首选考功员外郎。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为唐朝尚书省吏部考功司副职长官。辅佐正职长官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掌握外官课考，课考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进等有赏退等有罚。至开元二十四年科举考试移属礼部前，考功员外郎一直成为科举主考官员。由于张鷟博采群书，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一入仕途，便显现出杰出的行政司法方面的才能。以至謇味道称之为“如此生，天下无双矣！”
以后，张鷟调任岐王府参军，凡应对“下笔成章”，“词高文苑等科”，他“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因工作成绩显著，先授长安尉，又迁鸿胪丞，在参加吏部对在职官吏的铨试时，张鷟“凡四恭选判，荣为铨府（吏部）之最”。成为当时律学精湛而又出类拔萃的官员。主持铨试的吏部员外郎员半千曾对人说：“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而当时各界名流都非常倚重，称为“青钱学士”。以其字值千金，下笔如有神。
值得一提的是，张鷟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经验。他在任南阳县尉时，还智断失驴案，并为仓督冯忱洗冤，将盗卖官粟吕元绳之以法。
正因张鷟才高遭忌，加之他本人性格“偏躁”，得罪权臣，又被御史弹劾，坐贬岭南。后因刑部尚书李日知据理奏论，使张鷟得以移于近处。开元中期，入为刑部司门员外郎主持审判复核工作，后卒于任上。 由上可知，张鷟成就《龙筋凤髓判》，得益他博学多才，律师学功底深厚。同时他又有丰富的阅历和司法实践经验，从封建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深切的体验，故能对书中的每一条判例内容，都能引经据典，从律学的高度加以阐释，对每一案例所包含的刑罚适用原则都能明晰地加以说明；对每项案件的裁决，都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判决意见。当然，他站在封建士大夫的角度，从对封建纲常礼教的原则出发，来审视每一个案例，难免有偏颇之处。但这毕竟是历史的局限。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编撰的《龙筋凤髓判》中，看到它完善唐朝法律制度，丰富中华法系内容的光彩夺目的一面。并不妨碍后世人民对这位距今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才华横溢的律学家所拥有的崇敬之情。
其次，书后附有(1)《张鷟传》，(2)左右卫将军，(3)军器监，(4)《陈情表》，(5)《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文》等，使人能了解书的原貌。从全书内容看，每卷的每条判例都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为盛行一时的典型判例案由；第二，为张鷟等针对此案例所撰写的判词批语，以及适用律条与司法解释等。每条判例都具名具姓，记载所犯罪名，以及审判的简略过程。
譬如：卷一、《中书省》第一条载有：
“中书舍人王秀泄露机密，断绞，秀不服，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
针对王秀不服判决，请以从犯减轻处罚的诉讼要求，张鷟作了如下批语与解释：
“张会过言出，驷马无追。王秀转漏于人，三章莫舍。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
唐朝张鷟这种用解释判例的方法，同秦汉乃至于魏晋南北朝均有明显不同。
秦《睡虎地竹简》中的“廷行事”，是当时依例审案的重要根据，但只规定比附方法，没有引征法律规定和便于适用的司法解释。诸如：凡罪人格杀捕盗官，按“廷行事”，作为贼盗凶杀重犯从严惩处。殴打曾祖父母的罪犯，一律按照殴打祖父母的成例，黥为城旦舂。汉朝首开封建法律儒家化之先河，引经决狱之例盛行开来。如：1981年9月甘肃武威县出土的《王杖诏书令》中规定：凡欺凌由君主授予王杖的高年老人，不分官民，一律依例判弃市死刑。如过误伤父，非出本心，则可比照董仲舒引经决狱的成例减轻处罚，不再依律枭首示众。
通过与秦汉以例断案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伴随唐朝步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当时的封建罪刑法定主义有了明显加强。以《贞观律》为基础的唐律，以《永徽律》为基础的司法解释，构建了唐代法制的基本框架，在初唐时期发挥了实质性的法律依据作用。而判例的发展则受到相应的限制，特别是在唐高宗李治当政的永徽年间，曾经以“条章备举”为由，将刑部少卿赵仁恕上奏的《法例》三卷，“废而不用”，（《新唐书·刑法志》）。但至中唐时期，由于百年来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明显变化，使得唐初制定的律文有些不适应。这不仅要求开元时期的当政者对律文疏议进行重新刊定，同时也要求有成熟的判例与司法解释来解决《唐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各类案件，弥补法典审案的不足，以及灵活解决个案的要求。
但是，判例与司法解释的运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即“待得指归，方可裁决”。反对司法官吏以例为奸，破坏法律的正常运作。
再次，如按现代法学分类标准，《龙筋凤髓判》的内容，可以分为如下方面：第一，处理职务犯罪方面的判例；第二，处理民事纠纷方面的判例；第三，处理涉外经留纠纷方面的判例；第四，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方面的判例；另外，诞生于盛唐时期的《龙筋凤髓判》，既有同现今比较接近之处，同时又有古代中国特有的一些特色，在其内容当中，还有涉及其它方面的判例。譬如：第一，处理违反封建纲常礼教方面的判例；第二，处理不应言而上言方面的判例；第三，处理科举考试方面的判例等；因此，我们有必要综合以上内容，对《龙筋凤髓判》作一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

B. 刑法修正案九死缓规定有何新变化

刑法修正案九已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实施一个月以来，刑法修正案九对死缓有什么新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的区分了是否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因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法律依据】
(一)刑法修正案九
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其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修改后的新刑法
第五十条【死缓变更】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死缓相关知识介绍：
死缓的全称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换句话说，法院的判词包含了两个部分：判处死刑;决定在什么时候执行。并没有一种独立的刑罚叫做“死缓”。
判断被判死缓的罪犯两年后是否执行死刑，从四个要点把握：
1、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4、如果是累犯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可限制减刑。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死刑缓期执行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所以，死缓的罪犯再怎么立功、怎么减刑，考验期2年后都必须再关满12年。

C. 古代官员侵占百姓田地的判例、案例有哪些卑幼在外自娶妻的判例、案例有哪些

在这里我们梳理历朝历代典型的判例制度，期待从中找到应有的价值规律。

2.1 萌芽阶段——从夏到秦

从夏到秦朝建立前，是我国判例的萌芽阶段。

2.1.1 先秦——孕育阶段

在神权法思想主宰的夏商时代，没有判例的明确记载。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繁琐的占卜，但是伴随着法律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开始出现“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对于犯罪按照以往对同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判例和故事1（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周灭商后，获取了夏商的很多判例和故事，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史书称“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尚书·诏诰）。意思是说，先参考殷人的判例故事进行裁判，从而形成我周朝的判例故事。此处的“御事”指的就是判例。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明确的判例。值得称道的是，周人不仅继承了殷人的故事和判例，并且创造了“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意思是指：选择合适的判例故事来裁判案件，不预先制定包括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又当处以何种刑罚的成文法典。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有使用先例的习惯。由于司法官时常将判例筹在鼎上，这对于我们研究周朝的判例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是周人宗法贵族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在贵族政体下，各诸侯不仅具有相当独立的一系列权力，而且还保持着各自民族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传统。宗法血缘链条决定着权力再分配的方向，各级贵族官吏（包括法官）世卿世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这就造成了当时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地域上的多样性与时间上的连续性，使“前车后辄”“遵循先例”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则。而且，法官通其他官员一样是世袭的。敬祖孝宗的观念，必然导致遵循先辈故事的传统。（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73页208页）

战国时期，伴随着《法经》的颁布和法家思想的崛起，成文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判例并未消失，它对当时的成文法起着辅助作用。（法学杂志 2008年2期
杨思斌 121）这一时期关于法律样式的专门研究也出现了，苟子就曾说："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
。此处的“类”就是司法审判所遵循的判例和原则。

总的来说，西周时期的判例还处于萌芽状态，判例地位的正式化还是秦王朝建立后实行“廷行事”的事情。

2.1.2 秦朝——判例的雏形时期

秦朝，我们着重研究“廷行事”。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自程诀事，”（汉书·刑法志）这些事即“廷行事”。

根据史料分析，秦律《法律问答》中有多处以廷行事断狱。这说明以例断狱在秦代已经为法律所肯定，也说明秦代已经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援引的审判依据了。（曾宪义：《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60页

在秦代，廷行事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睡虎地秦墓竹简》作为可靠的秦代法律历史资料，记载了当时不仅制订了相当完备的法典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实行援用判例，即廷行事或者行事作为依据的制度。秦律中的《法律答问》经常提到运用“廷行事”作为定罪量型的标准,成了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判例法。这说明以例断狱在秦代时已经为法律所肯定,也说明秦代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自此,判例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走向正式化。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来，“廷行事”在司法审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弥补法律文件的不足，有可以修改法律文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例如，“求盗追捕罪人，罪人格杀求盗，问杀人者为贼杀人，且斗杀？斗杀人，“廷行事无贼，”（《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67页）。在成文法支配一切的秦朝，“廷行事”（即判例）更以成文法的补充地位成为法官审判量刑的参照物。可见，以轻罪重罚法网严密著称的秦王朝，也不能阻断判例的成长。当时，知不知“廷行事”，也同明不明“法律令”一样，成为区分官员好坏的标准。（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17页
）

由此可见，以律为主，以判例等其他法律形式相互补充，是秦立法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做法被后世大多数统治者所继承，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立法的一大传统。

2.2 发展嬗变阶段——汉至唐

2.2.1 汉代“决事比”和“春秋决狱”：判例的重大突破

西汉时期,判例制度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一种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叫做“决事比”。《汉书·刑法志》记载:“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廷尉是当时最高司法官,不仅引用决事比,而且经常编著决事比。比的产生，根据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的说法：“比，以例相比况也。”可见比产生于案例，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决事比”的发展使汉代的判例得到了重大突破，其发展规模大大超过了秦代。整个两汉时期，引用判例来作为断案的法律依据，成为通常的做法。两汉的统治前后四百年，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判例，其中又分为一般的“决事比”、“死罪决事比”、“
辞讼比”以及“春秋决事比”等等。““死罪决事比”是单指判处死刑的判例；“
辞讼比”是有关婚姻以及其他民事纠纷的判例；“春秋决事比”则是援用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审判案件的判例。西汉中期以后,引经断狱之风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而成文法律没有规定时,便求教于儒家经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则进行裁判。如延尉张汤曾请教董仲舒,董氏即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经“春秋决狱”而形成的主要法律观点与原则,不仅弥补了律文的不足,而且影响了以后修律。然而，汉代决事比并非唯一的判例形式。汉承秦制，汉代决事比的发展，明显是历史沿袭的产物，其发展规模渊源超过秦代。由于援用判例来审判案件有利于统治者进行司法镇压，汉代可以作为比附的案件，更是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记载，汉代仅““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见其规模之大。到了东汉，决事比又有所增加。东汉末年，决事比又被整理汇编，内容上更加全面广泛。（陈光中谢正权《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问题的思考》，《中国法学》1989年2期）

2.2.2 魏晋至唐初“比附断事”：判例的沿袭

这一时期“比”仍然是当时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但是这一时期故事的创制与使用使得判例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故事包括制书、诏诰、先例和司法审判的案例。此时故事成为一种与律令并行的成例。东汉的故事编辑成书的有《建武故事》、《律令故事》等。晋时“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晋书·裴秀传）贾充等“撰律令,兼删定当时制诏之条,为《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同行”。
魏晋时期,例开始出现。《晋律》改旧律中的刑名为刑名、法例,
又规定:“若无正文,
依附名例断之”。此处“名例”具有判例的因素；名例虽不是判例,仅是定罪量刑的原则,但它是后来的例产生的根据。从某种意义而言，汉晋之决事比、故事就是后来的“例”。到了隋朝和初唐，例已经作为判例开始在司法中发挥作用。唐初，司法实践中仍沿用以例判案的做法。

2.2.3 唐朝中晚期“废例而类推”：判例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唐高宗出台《唐律疏议》，成文法比较完备,对例的适用严格加以限制。但是,《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的“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作为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适用类推和以前批准的判例,实际上表明判例仍然在起作用。从唐高宗开始,唐代废止了“例”,高宗从重视制定法的立场出发,禁止援用《法例》,但审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时有发生,所汇编的先例也是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唐代,判例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即在唐代,律令格式是完全的法源,相对于此,判例居于附带种种限制的第二位法源的位置。（日冈野诚《唐律疏议中的例字之用法》载《法律史论集》3、4卷）“

2.3 成熟阶段——宋元时期

2.3.1 宋初“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判例的限制使用

宋代的立法活动非常频繁。不仅编敕是宋代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动，而且“比附断事”“以例为据”，在宋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的“例”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法律地位之高，都大大超过唐代，对元明清“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例有三种：一是“条例”即皇帝发布的特旨；二是“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三是“指挥”即中央官署对下级官署下达的指令。宋初，出于历史考虑和《行统》的规定，而且有宣赦的不断增加和广泛使用，所以用例尚少。加上宋代法律明确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所以在北宋前期的司法审判中，例只是制定法的一种补充形式，无论是“举明议罪”，还是“用例”，都是以“法所不载”为前提。

2.3.2 宋朝中后期“引例破法”：判例的广泛运用

随着宋代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政治经济需求的扩大，“例”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宽，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更何况，“例”这种法律形式确实有其优势。宋神宗时，又出现“引例破法”的现象。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广泛推行御笔断罪，使得法外用例造成的法治紊乱非常突出。虽然多次降诏不准弃法用例，但是收效甚微。

南宋时，由于“指挥姿势成例”，“例”的数量大大增加。虽然有官员奏请，朝廷多次申明“一时指挥不可为常法”，但兴用指挥，引例断案的情况愈演愈烈。宋孝宗时已经形成了国家“以例为要”，官吏“非例无行”的局面。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敕令的实际效果。《庆元条法事类》中明确规定：诸敕令无例者从律，律无例及例不同者从敕令。从这条规定看。例已经优先于敕令使用。当然，法律体系此时就无章法可循了。

“例“不仅在司法领域异军突起，在立法层面也是后起之秀。当时，例可以经过立法渠道成为律条或者敕令，也可以单独成书，如《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这些都是经过斟酌形成的原始判例。可见此时例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之高。

2.3.3 元代“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判例地位的突出

蒙古人作为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判例的作用。元代的判例在编例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采用诏制、条格、断例混合编制的形式，而没有继承汉民族原有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元代没有单纯的成文法典，取而代之以符合蒙古习惯的令、格、制、敕、例等，而是以诏旨和断例杂而为法。这对明清时期律例合编的法律形式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以元朝的《至正条格》为例，条格有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占总条数（两千九百零五条）的百分之九十还多。（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70页）判例成为官吏裁决案件的重要依据。此外，元朝的各级官吏收集和编例的风气也很盛行，甚至出现了“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状况。

2.4 完善阶段——明清时期

封建社会到了明代，判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作用也进一步增强。

2.4.1 明代“以例辅律，律例并行”：渐趋完备

明朝的例源于断案依据的判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例不断增加并且成为正文律的附注。明代对判例的运用时独创性的。其一，在律例关系上，由明初的“以例辅律”发展到后来的“律例并行”，表明判例地位的不断提高，以至于开创了“律例合编”的新模式。具体而言自1482年起，例可以破律，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后，条例具有永久性法律效力，形成了“律例并行”的格局。随着条例在司法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1585年制定《大明律附例》，律为正文，条例为附录，也就是“律例合编”。律和例在具体案件中的使用，例不仅优先于律，而且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确认可。（董冒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61页）；其二，出现了《明大诰》这样的御制判例集，表明我国古代判例已经相当发达。从内容上看，《明大诰》基本上是官民犯罪尤其是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典型案例汇编，司法官吏断案必须参照援引大诰中采编的判例为依据，并且其效力优先于法典。虽然，朱元璋死后，《明大诰》成为具文，但是它重视判例的精髓被后朝继承。

2.4.2 清代“律例合编，以例破律”：判例制度达到顶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律例，判例的地位更加重要，发展更加成熟，达到了古代判例发展史的顶峰。清朝不仅保留了明代的立法模式，并且确立了一系列规范判例形成的制度。首先，清代确立了因案生例的制度，使判例的使用基本上实现了规范化要求。所谓因案生例，是指司法官在其审判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这种例在适用上优先于律，以“有例则不用律”（清史稿
·刑法一）为原则。其次，为了保证判例的规范化使用，防止判例的大量出现和引用泛滥对封建法制的破坏，清代非常重视例的编纂，并且通过制定法对例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清代例的编纂和删定是重要的立法活动，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改一次；至十一年开始，确立了五年一修的制度。（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2）这些措施，保证了判例的操作与运用，显示出当时判例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还需指出，清代不仅有例，还存在着成案。成案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形式，是由各部或者各省对某些典型案件判决的汇集形成的。清代成案数量很多，“在《刑案汇览》所收案例总数中占35%以上，”（美国学者D布迪C莫里斯在其著作《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8页）。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成案的地位和效力远不如律例，成案的引用和效力的发生必须经过中央最高司法机关严格审核方能成立。

D. 请问哪里有关于罪行法定原则的案例

许霆案件判决违反罪行法定、平等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判词矛盾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许霆一案判决，认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鉴于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许霆犯罪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该判决首先违反了刑法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和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规定的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既然认定许霆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那就要板板正正的，一是一的办，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何必法外开恩捞取大赦的英名，正规的刑法原则不适用，偏偏深街陋巷的，怕是有难言之隐吧？古代就有“欲加之罪”，还要你感恩。
其次该判决最精彩的自相矛盾的判词是“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该句判词是否可以翻译成：“一、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客观条件下，许霆恶意取款，或者说，二者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二、许霆（合法公开的）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该句话描述的可是该案件的客观方面即确定罪名的依据的事实啊。
第三，判词认定“许霆（合法公开的）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凸显该判词描述许霆并非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作案，盗窃罪的最典型的客观特征，是其行为的秘密性，柜员机“神经了”向许霆献媚，招手钱来，就像对一个5岁的婴孩，许霆在大街上向其讨要了170张面额1000元的金元券，怎麽能定性“盗窃”呢？

E. 被别人骗了,然后成了销赃,可以起诉骗我的人吗

起诉需要主体，你连对方什么身份逗不知道，你怎么起诉。先报警看看吧，看下警方有没确认对方信息，能不能找回自己得钱。aqui te amo。

F. 一个法学理论成立的可能性可从哪几个方面分析

刘 鹏
《当代法学论坛》2006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刘鹏，男，1957年生，1983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咨询委员，贵州省社科院法研所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刑法学、犯罪法学术成果：已出版专著、主编、参编教材、学术文集共10部，完成省部级课题两项，在研两项，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成果中，有两项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获四等奖，一项获贵州省公安科技强警奖二等奖。
内容摘要：期待可能性是指对于某一定之行为，欲认定其刑事责任，必须对于该行为人能期待其不为该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之情形。大陆法系期待可能性理论自创立以来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论，但仍在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质、标准等方面存在争议。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将导致我国刑法学犯罪基础理论的一场革命，在刑法实务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大陆法系 期待可能性 评介
The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Liu Peng
Abstract：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refers to a condition that an actor is expect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but another legal act instead when the act o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oncerning the act is determined.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charming theory full of vital power since it was created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putes on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standards of the theory and so
on.Introcing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is to revolutionize the
basic criminal theories of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and it i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Continental
Law System probability of
anticipation evaluation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一般认为其发端于1898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对"马尾绕缰案"①所作的判例，该案一经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德国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针对此案纷纷著文，力图从理论上寻求根据与突破，其中最具影响的如迈耶的《有责行为与其种类》（1901年发表），弗兰克的《责任概念之构成》（1907年发表）。迈耶作为规范责任论的首创者，指出：责任要素除心理的要素外,还必须有"非难可能性"存在。弗兰克亦指出：当时通说将责任的本质视为心理的要素并不妥当,“责任”是除心理要素之外，尚须以“责任能力”及“正常的附随情状”为要素的复合概念。并且，他认为责任的最重要的要素是“附随情状之正常性”。这里所谓的“附随情状之正常性”即期待可能性。故一般认为弗兰克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首创人。之后，一批德国刑法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这一理论，使之逐渐成型、成熟，并很快传入日本。经过日本学者的倾力推介，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已获得了日本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该理论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受到很大的推崇，在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等国已成为一项极富生命力和魅力的理论②。
一、待可能性的含义及其理性评价
“所谓期待可能性者，乃对于某一定之行为，欲认定其刑事责任，必须对于该行为人能期待其不为该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之情形也。亦即依行为当时之具体的情况，如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其竟违反此种期待，实施犯罪行为者，即发生刑事责任之谓也。故若缺乏此种期待可能性，则为期待不可能性，而成为阻却责任之事由，即不能使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1］期待可能性，从其产生的背景即可看出，该理论的核心或实质在于“法不强人所难”，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中，客观外部环境迫使他只能实施违法行为解困，或难以选择适法行为时，对其无奈的选择就不应加以谴责，既使其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成立的条件，也不应该成为刑事非难的对象，或者至少，应当对其减轻处罚。
人们常说“法不容情”，当法与情不能两全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依法办事,即所谓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司法的角度而言，这一命题无可指责，存在的问题是，制定法律时，立法者应当如何考虑尽量减少和防止情与法的冲突，亦即如何考虑“法要有情”这一命题。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应当体现人道的精神，如果一个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违背其本意选择违法行为，并且为此而承受刑事追究的重负，如此做法“无疑于与人情相背，是在制造国民与法律的仇隙。”［2］刑法作为一种表相的“恶”，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忠诚，使社会容忍这种“恶”的存在，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对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拷问，使表现为“恶”的刑法包含“善”的前提和因素。{3}日本学者西原春夫对此评价到：“刑法的结果是程度如此严重的‘必要的恶’，我们就不得不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常性，我们的国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确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违法时就被处以刑罚，重要利益受到侵犯，并被打上犯人的烙印，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忍受。”［3］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指出：“刑法是以规制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4］正是基于此，日本刑法学家大冢仁对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了如下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5］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6］期待可能性的提出，无疑地为刑法的理性回归提供了一条归途，因此我们说，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不仅是期待可能性合理存在的伦理学基础，而且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体现了刑法人道主义原则，充分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而且它迎合了刑法内缩，后隐而非外张，前置的价值立场。现代刑法理念十分崇尚刑法在干预社会活动中的谦让和抑制，刑法的谦抑原则除了追求刑法启动成本的最小化，而达致刑法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抑制国家可能不断扩张的刑罚权。一个社会，如果到处充满了刑法的触须，其结果必然导致犯罪化和刑罚的滥用，从而也就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难以培养公众对刑法的忠诚，故刑法只能作为终极的手段，在采用其他的方式无力或无效时，才能最后动用刑法的力量，期待可能性理论正好符合刑法的这一精神，它不但使期待不可能成为刑罚消灭的正当理由，亦使期待值不大的情形成为刑罚减轻的事由，从而大大地抑制了刑罚权的扩张，起到了“调节现实与法律正面磨擦的安全活塞功能”［7］之作用。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争议问题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由于在整体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较晚，故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这些争议或者说不同见解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质
所谓期待可能性的法律性质，是指当期待可能性缺乏或期待不可能时，该情形能否成为一种超法规的责任免却事由，抑或只能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见解：德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加以限制，所谓限制就是仅在刑法上有规定的场合，缺乏期待可能性才是被确认的免责事由。而如果突破刑法规定范围运用该理论来否定罪责，会产生无原则的谅解和宽恕，导致责任非难的虚无化，甚至会流于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不利于犯罪判断的统一性和科学性。{4}相应地，德国的刑事立法也贯彻了这一主张，早在1925年和1927年的德国刑法草案中，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在1973年10月施行的德国新刑法第35条第1项更是明确规定：“为避免自己或自己之近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者之生命、身体或自由现所遭遇他法不可避免之危险，所为之违法行为，不构成责任。行为人依其情况，如其自行招致危险，或具有特别法律关系等情形，可期待其经历危难者，本项规定不适用之。”对此，日本刑法学界持不同看法，其通说将期待不可能解释为一般的超法规的免责事由，因为“立法者及其实定法都不是万能的，实定法不可能没有遗漏地规定了责任阻却事由，因此尽管没有法律的规定，但从具体情况考虑缺乏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不管是故意犯或者是过失犯都应承认阻却责任。”［8］此外，以期待可能性之缺乏否定责任，使不幸的被告人从责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亦符合有利于被告的刑事司法公理，不违背罪刑法定的精神。故“期待可能性不存在为理由否定刑事责任的理论，不是基于刑法上的明文，而应解释为所谓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9］昭和31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所作的一个判决中，亦有这样的判词：“以期待可能性不存在为理由，而否定刑事责任之理论，并非仅依据刑法上的明文规定，而应解释为系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故原审判决未明示其法条上之依据，而将其根据求诸条理，虽此种理论之当否另当别论，但不能谓之违法。”［10］

关于上述争论，在我国刑法学界同样存在，如否定论者提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将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司法信用不高的我国，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刑法的弱化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容易导致罪刑擅断是最现实的问题，这是非常可怕而必须坚决杜绝的。{5}而肯定论者则指出：否定说禁止在法律规定之外考虑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问题，认为只能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确定阻却责任情形。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奠定在立法本身已自我圆满信念基础上，过于信赖了立法者的技术与能力。然而事实上立法者在立法时，其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犯罪行为无遗漏地得以详尽规定，至于阻却责任情形并不是立法者注意力所在。{6}值得注意的是肯定论者在主张期待可能性超法规适用的同时，亦强调基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和司法人员素质，认为应从严适用。这里所谓“从严”，应理解为程序上的从严控制，如过去我国刑法关于适用类推的限制性规定，现行刑法关于酌情减轻处罚的控制等立法例，可作为设计期待可能性超法规适用的参考。
（二）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所谓期待可能性的标准，是指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具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也就是在具体案件中究竟以什么为根据来评判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从而得出责任的有无与大小的判断。由于涉及到如何具体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及大小的操作问题，引起的争论亦较激烈，见解各异，归纳起来大体包括：行为人标准说或曰个人标准说。主张应以行为人的自身能力，以及行为当时的具体状况，分析评价其在伦理上，道义上是否值得非难，从而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平均人标准说，或曰社会标准说。主张以社会一般人为标准，根据社会平均认识能力和认识可能来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法规范标准说，或曰国家标准说。该说是对前两种学说的否定，认为期待可能性的标准既不能在行为人中，也不应该在平均人中去寻找，其标准应建立在国家的法律秩序基础上，以国家法律期待行为人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的要求作为标准。
我国学者大多对法规范标准说持否定态度，对前两种学说各有不同的肯定，也有人提出综合标准说，认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应兼顾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对于如何兼顾，亦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行为人标准为主，兼顾平均人标准，也有人主张以平均人标准为主，兼顾行为人标准。还有人提出，首先要兼顾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在少数情况下，也要参照国家标准。理由是虽然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本来的追求看，行为人标准说较妥当，因为创立期待可能性的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种具体的恶劣环境中的人从刑事惩罚中解救出来，但是，如果贯彻行为人标准说，结果会是理解一切，就允许一切，使责任判断成为不可能，并且随意性太大。故应以行为人的主观的、个人的事实为基础，再根据处于行为人地位的平均人标准进行判断,这样才能兼顾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同时，正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所说：由于行为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生活在一个被确定设立的社会之中和一个被确定设立的国家之中，这就使得行为人必须接受某种强制和不能减轻对这种强制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也应以国家标准认定有无期待可能性。{7}上述分析有其合理性，不足之处在于参照的标准太多，容易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和无谓的纷争，并可能导致适用中的不统一。本文的看法是：基于期待可能性的提出是缘于特殊的个案，并且其目的是想把那些不幸陷入某种具体的恶劣环境中的人从刑事惩罚中解救出来，则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自应以行为人标准为依据，只有当采用行为人标准确实明显有违社会一般正义时，才可考虑平均人标准。至于国家标准，原则上不予考虑，但并非完全排斥，即当行为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时，可以通过国家标准进行判断，如有人所列举的,战争中的士兵，并不应该对他们因为恐惧死亡而开小差的行为予以免责。
三、期待可能性的借鉴
在国内，由于受前苏联刑法学说，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对期待可能性理论未引起重视，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论及于此，或在一些研究外国刑法的著作、教材中偶有涉及、介绍。2002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从重视刑法基本理论研究的角度，将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列入当年年会的一个主要议题，由此展开了一次集中的讨论。但总的来讲，该项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讨论主要停留在对国外现有研究成果的认识、分析、评价等方面。从目前总的认识来看，学者们对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看法是一致的、肯定的。引进的理由除了对其价值判断的肯定外，不少学者还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寻找理由，如有人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将因其能够科学检验行为人罪过之有无而对我国刑事司法做出重要贡献。在我国刑法中一直存在着如何科学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罪过这一难题，由于主观要件的内容是心理态度，故主观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但如果引进期待可能性，则可根据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来证明行为人罪过的有无，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如果存在行为的可选择性，行为人竟不选择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而选择了实施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则说明其主观上具有反社会性，存在主观罪过。反之，如果不存在行为的可选择性，行为人只能如此，说明其失去了意志自由，罪过也就不复存在。{8}所以张明楷教授认为：以期待可能性理论来检验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罪过，这是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实务上的最重大意义。［11］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人们都认为应该引入该理论，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存在众多分歧，这些分歧除了前文所涉关于判断标准的争议，关于能否超法规适用的争议，以及期待可能性在责任论中的地位之争外，较多的集中在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现行刑法有关条文规定的联系上。肯定论者认为，虽然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未见明文宣示，但在一些具体条款中已有所体现，比如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关于紧急避险、不可抗力、胁从犯的规定，以及分则的有些规定等。否定的意见则指出，我国刑法某些条款是否隐含了期待可能性，应在读懂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条款立法旨趣的分析而得出。如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乃是因为法律拟制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为无责任能力人，而适用期待可能性的前提是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对于无责任能力人，其无责任能力本身就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理由，无须再以其对行为缺乏辨别、控制能力而无法期待其为适法行为来解释。又如紧急避险在我国是法定的合法行为，而期待可能性解决的是违法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有的国家，如德国刑法中，对紧急避险的定性采取二分法，即在保护较大法益损害较小法益时，紧急避险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在两种法益的价值相等时，紧急避险属于责任阻却事由。在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时，由于本来就不具有违法性，自然就不成立犯罪，此时根本就无需用无期待可能性来解释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理由。在作为责任阻却事由时，紧急避险具有违法性，但此时不能期待行为人采取其他方法来避免危险，因而阻却了责任，因此期待可能性不是一概用于紧急避险的任何情形，而是仅适用于紧急避险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场合。当然就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虽然紧急避险是法定的合法行为，其合法性本来就是免责的理由，与期待可能性无关，但我国刑法同时又规定了避险过当的，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之所以减轻责任，可以理解为此时期待行为人不采用过当避险的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作为部分阻却责任事由是成立的。至于不可抗力则是由于身体上的强制造成的不负刑事责任的事由，而期待可能性解决的是精神强制的问题，等等。分歧颇多，见解各异，不一一述及，总而言之，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理论魅力，将之引入我国刑法中，将导致我国刑法学犯罪论基础理论的一场革命，可以解决刑事司法中很多的疑难案例，故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82页。
［2］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86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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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
［日］大冢仁：《刑法论集》（1），有斐阁昭和53年版，第240页。
［6］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
［7］
黄丁全：《论刑事责任中的危机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8］
［日］内滕谦：《刑法总义总论》（下），有斐阁1991年版，第1103页。
［9］
［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1页。
［10］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03页。
［11］
张明谐：《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①即所谓的"癖马案"。该案被告系一名马车夫，受雇驾驶一辆双辔马车，其中有一匹马素有以其尾绕缰并用力下压的癖习，此举极易造成马车失控而引发事故，被告就此向雇主提出更换此马，然雇主拒绝采纳，并以解雇相威胁，迫于无奈，被告只得屈从。某天，被告驾驶该辆马车上街时，癖马恶习发作，以马尾绕缰并用力下压，被告虽极力拉紧缰绳制御，但未能奏效，马车失控狂奔，最后将一路人撞倒骨折致伤。案发后，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决宣告无罪，检察官遂提起上诉，案件移至德意志帝国法院，帝国法院经审理后，最终驳回上诉，理由是：要认定被告人具有过失责任，仅依据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之习惯并可能导致马车失控伤人还不够，还必须考虑被告人基于此认识而向雇主提出拒绝驾驶此马为必要条件。然而事实上无法期待被告人不顾失去工作的危险而拒绝驾驶此马，故被告人不应负过失责任。（参见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74页。）
②参见武玉红《评说期待可能性》、张亚军《期待可能性理论刍议》。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第519页。
{3}参见游伟、肖晚祥《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哲学伦理基础》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4}参见武玉红《评说期待可能性》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20页。
{5}参见李立众：《立足我国刑法学研究期待可能性》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页。
{6}参见郑丽萍：《我国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吸收和借鉴》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
{7}参见周光权：《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借鉴》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477页。
{8}参见李立众《立足我国刑法学研究期待可能性》载：陈明华等主编《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G. 中国古代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例

中国古代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例

一、《旧唐书·刑法志》上正当防卫的案例：

1、唐朝穆宗皇帝长庆年间，由于穆宗皇帝昏庸无道，贪玩享乐，尤其喜欢摔跤游戏。经常召一些民间的摔跤高手到皇宫里表演，表演完了就大肆赏赐。这些演员也摇身一变蛮横起来，有些演员竟成了京城的恶霸。

2、其中有个叫张莅的演员，很是霸道，他曾向皇宫里的禁卫军士兵康宪借了些钱。借了钱就得还，康宪过了段时间带着儿子出去玩，路过张莅家，顺便就跟张莅讨债。谁知张立正好喝醉了酒，不光不肯还钱，还把康宪好一顿胖揍。

3、因为张莅是摔跤演员，受到皇帝宠爱，康宪根本不敢还手。眼看康宪被打的气息奄奄，康宪14岁的儿子康买得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康买得年少力弱，打不过张莅，于是顺手拿了个木锸打在了张莅的后脑上，张莅就被打死了。

4、按照唐律，伤人致死是杀人罪，康买得是要被判死刑的。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们一致认定康买得解救父亲是孝行，不是暴力，打死张莅是救父心切下的无奈之举，从作案动机上说，是应该从轻发落的。

5、后来穆宗皇帝皇帝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以孝治国的重要性，于是同意审案官员的观点，康买得被无罪释放了。

二、《清朝名吏判牍》所载张船山《拒奸杀人之判》上正当防卫的案例：

1、有陶文凤者，涎其弟妇丁氏美貌，屡调戏之未得间。一日，其弟文麟因事赴亲串家，夜不能返。文凤以时不可失，机不可逸，一手执刀，一手执银锭两只，从窗中跳入丁氏房中，要求非礼。丁氏初不允，继见执刀在手，因佯许也。

2、双双解衣，丁氏并先登榻以诱之。文凤喜不自禁，以刀置床下，而亦登榻也。不料丁氏眼疾手快，见彼置刀登榻，即急趋床下，拔刀而起，文凤猝不及意，竟被斩死。次日鸣于官，县不能决，呈控至府。

3、张船山悉心研判，便得其实，随后下笔判丁氏无罪。判词曰：审得陶丁氏戳死陶文凤一案，确系因抗拒强奸，情急自救，遂至出此。又验得陶文凤赤身露体，死在丁氏床上。衣服乱堆床侧，袜未脱，双鞋又并不齐整，搁在床前脚踏板上，身中三刃。

H. 判决书的评论怎么学就是给你一个判决书，让你写评论，哪里判得好为什么哪里不好，为什么能否举个例子

【判决主文如下】：
（一）被告陈水扁（无期徒刑）
（二）被告吴淑珍（无期徒刑）
【本院认定之事实如下】：
前言
一、陈水扁自民国89年5 月20日起至97年5 月19日止，担任中华民国第10任及第11任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及解决院与院间之争执。
二、吴淑珍系陈水扁之配偶，于陈水扁担任中华民国第10任及第11任总统期间，受陈水扁之授权及指示，以总统夫人名义（非法定职务），协助陈水扁执行总统职务，且经陈水扁同意，而代之处理国务机要费之动支等事务。
三、马永成（绰号：小马）曾于81至83年间，林德训曾于82至83年间，分别为陈水扁担任立法委员期间之助理（陈水扁担任立法委员期间乃自79年2 月1日起，至83年12月25日中途离职），且于陈水扁83年至87年担任台北市政府市长期间，亦随陈水扁至台北市政府任职，马永成甚至曾担任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职；陈镇慧早于73年起，即在陈水扁担任律师之华夏律师事务所任职，以上3 人均与陈水扁及其家人有长久相处之情谊。
【本院量刑审酌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陈水扁、吴淑珍部分
爰审酌被告陈水扁曾任律师、立法委员，受外界誉为正义象征、形象良好，有幸获取人民信赖，荣登元首之位，担任我国第10、11任总统，现仍享有卸任总统礼遇条例之各项尊崇，本应将「作之君、作之师」铭刻于心，秉持总统高度，为民表率，殚心竭虑，以福国淑世为己任，然而却为一己之私，纵容家人与身旁亲信，以权生钱，致未能秉持廉洁自守、忠诚国家之初衷，将总统有权动支，须用于国家政经建设访视、军事访视、犒赏及奖助、宾客接待与礼品致赠等之国务机要费，任意挪取、占用，甚至以不法方式诈领，致立意良善之国务机要费，至此竟沦为总统之家族零用金。又被告陈水扁身为一国元首，当知「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风行草偃、上行下效」不变之理，却公开高举改革大旗，私下行贪腐之实，滥用总统职权，上从假借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政策，下至公股投资职位，均能以金钱交易牟利私囊；被告陈水扁此举，公私不分、知法犯法，不但有违法律人之良知，且已背弃人民之托付与期待，难为表率。亲信权贵有样学样，官箴日渐败坏，主管机关配合浪费公款仅为解决私人财务，财政部长必须戒慎恐惧安排私人职位，内政部长配合提供标案数据，可见一斑。嗣又知法犯法，以空前繁复手段将不法所得洗至国外。
又被告吴淑珍身为被告陈水扁之妻，因意外受有身体上之残疾，固甚可悯，然其曾任立法委员，当知国家公帑分毫，均源自人民血汗，却于被告陈水扁获选担任总统后，以总统夫人之尊，非但不能力持清廉，反而每每藉权势地位，获取巨额私利，公款私用，又与民间企业主往来，失所分际，将被告陈水扁之总统职位限缩于财团豪阀之服务，身为台湾三大家之鹿港辜家，尚需以贿赂维系家业，其余企业更不必书，已然反背人民之殷殷期盼，且其2 人于95年间国务机要费案爆发争议后，不知以民意为圭臬，反省自躬，反而穷尽总统之权力，以可操纵之国家行政及党政之力，大肆进行全面性之灭证、伪证、串供。被告陈水扁明知已咎，却以前朝不法在先，发动转型正义攻势，企图合理化自己恶行，藉以逃避司法之侦查及诉讼进行，即便卸任之后，仍以过往丰厚人脉及残存权力继续为之，从不间断，又被告陈水扁秉其权势，视社会基柱之法律为无物，再肆意冠以政治干预，不愿循正当诉讼程序，每每以政治干扰司法，不论法律、证据，不提自家异于正常收支之巨额资产，言却必称司法迫害云云，显然对犯罪明确已然自知，仅侥幸图政治势力介入解决而已，身为法律人，却视司法为玩物，甚属不该，其2 人行止均对司法信誉破坏至深，及其2人之素行、生活状况、智识程度、犯罪不法所得之高令人咋舌（详如前述）、犯罪之手段及违法义务之程度，犯后态度等一切情况，量处如主文所示之刑，并科罚金部分，，并谕知如易服劳役，以罚金总额与6 个月之日数比例折算，并定其应执行之刑，另依贪污治罪条例第17条、修正前刑法第37条第1 项规定，褫夺公权终身。

南方周末的郭光东
近读台湾陈水扁弊案判决，颇感震撼。全案判决竟煌煌一千五百二十三页，重逾三公斤，须分上中下三册装订送达各方。判决详列诸类证据图表，所引法条悉数全文奉上，谨严之风扑面而来。
尤为震撼且新奇者，乃判词之说理。譬若久不见丽人，一日得见，人面桃花，摇曳生姿，怎不令人惊艳。判词引经据典，古风悠悠，说理圆通，情辞切切，立意高远，大义昭昭，更法理畅达，法相庄严，诚可谓法理、情理、事理、文理“四理并茂”。读之，胸中焉能不腾起正气。
反观海峡此岸，当事方苦武断、八股判决久矣。或恐于言多必失，或囿于才识困乏，或习于人云亦云，以致千判一面，不屑说理之判决比比皆是。虽法院高层力倡增说理以革新司法文书，惜乎数年间成效不彰，所推模范判词亦不过尔尔。
两岸同文同种，扁案判词当可资效法。
判决何者？法院脸面也，司法权与人民沟通之终极管道也。判决单为正确绝非已足，尚需公正合理，便民领悟，旨在以个案判断而倡导公序良俗，宣示公义法理。我法官岂敢不慎？
唉，看多了扁案的判决书，写读后感也东施效颦文白夹杂起来。其实，彼岸法官的古风可以不学（此岸民众未必尽懂），但他们的谨严、四理并茂则不可不学。期待我们的判决书也多多让人惊艳。

I.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缓的相关规定是怎样的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专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属；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