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向上

①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如何维护好民法典论文题目

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首要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具有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结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

一、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新特点

当前，九零后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特点表现为追求新奇刺激，思想开放，个性鲜明，行为独立，富有创造力。同七零、八零年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在网络媒体下主动地接纳信息，选择信息，发布信息，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特点

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往往是对立的，思想教育者是高高在上的思想权威，其主要职责是进行思想理论灌输。而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思想教育主体是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他们制造、传播、监控网络信息，兼具信息传播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身份，他们具有高新技术和广博的知识以及良好的品质，但不一定是思想权威。他们不具有特定的身份，甚至可以不被称为教育者，不进行说服，而提供选择和引导。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新特点

网络时代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摒弃了传统“说教式”、“灌输式”的方法，借助多媒体的优势向大学生提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态逐渐立体化、动态化，教育形式也随之变得更为丰富和全面。如网上讲座、BBS论坛、网络博客，红色网站等等，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是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无法比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直观地表达教育者的教育诉求。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充分了解和掌握自由发表言论的大学生思想动态，并给予正确的引导，把握他们的政治方向，使思想教育更富针对性、及时性。

二、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建议

面临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我们应当积极利用网络时代下新媒体、新技术去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强化网络马列主义教育阵地的建设。对照新时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不断加强。

（一）加强对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大学生是高校受教育的主体，受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影响，一味严格管控和说服教育容易使其产生逆反心理，与教育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教育者充分信任大学生，给予其相对充分的自主性，重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律意识，尊重大学生张扬个性，并给大学生提供张扬个性、发挥个人特长的舞台，充分发挥大学生自主创新作用。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中共中央16号文件指出，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建设高水平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关系到教育方向的把握是否正确，教育内容的落实是否到位。高校应采取有效措施，倡导思政理论课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展开教学，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倡导辅导员队伍利用网络媒体开展日常教育和思想教育，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网络技术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使这支队伍既能熟练地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又能准确鉴别网络信息良莠，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创新利用网络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三）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新时期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信息传输功能的优势，引导为主，监督为辅。高校要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的政治理论武装学生，以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学生，以健康的网络文化鼓舞学生，提升大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依托网络媒体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制高点。高校应依托网络媒体，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上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帮助大学生远离网络垃圾，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微观实施策略

（一）加强工作领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引起高校相关负责部门的切实重视，在政策制定上有所体现，并重点贯彻实行。高校应当实时关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前形势和最新进展，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工作部署；高校应重点关注网络舆情的最新动态，并建立合理的分析与反馈机制，明确责任到个人，切实推动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应重点落实建设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机制，发现实际工作中的难点，并采取措施及时解决。高校学生工作部以及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应该定期召开工作研讨交流会，从网络思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入手，就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展开针对性调研，创新工作形式，开拓工作思路，结合本校学生实际情况总结出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二）加大校园网站及学生论坛的建设力度

高校学生工作部在推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重点关注校园主页、相关新闻网站及学生论坛建设，结合各高校校园文化特色积极推动互动交流平台建设，并以教育、服务和管理作为学生工作立足点。校园校园主页、相关新闻网站的建设要明确政治方向，体现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校园社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媒介。除此之外，应当加强校园网站的服务性功能建设，设立学生入学生活指南、勤工助学途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咨询与指导等专栏,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加强辅导员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为广大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引导学生走出生活和学习中的迷惘，逐步提高学生对校园网站的关注度，从而相应减少学生浏览校外娱乐新闻及交友网站的时间。此外，应加强学生工作部、学院学工办以及一线辅导员的官方博客和微博建设，并实时更新校园动态和个人工作心得，通过分享个人经验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投入到生活和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灵引导。

（三）强化对校园网络舆情动态的管理和引导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网络舆情动态的掌握和反馈作为工作中的重点环节。建立网络舆情动态监管工作团队，对学院及班级工作QQ群、校园贴吧、学生论坛、学工部及学院学工办官方微博等网络平台，实时掌握校园网络舆情导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及时识别和处理不良信息，将其中妨害校园安全稳定的不良敏感信息和重大恶劣突发事件及时向学校学生工作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保卫处等部门进行报告，防止不良信息对学生群体造成大面积负面影响。

② 何谓 艰苦奋斗

困难时期，为了自己的理想，不畏困难，斗志昂扬，迎难而上，奋斗不止，这就是艰苦奋斗。

③ 不讲究新闻道德而从事新闻事业的实力

下面这两篇论文里有你要的事例

一、论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如何面对新闻道德失范

肖燕雄

摘要：新闻道德失范是当前我国新闻媒体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十年来国内6次媒介调查结果显示，新闻道德失范的危害性极大，经由自律路径根治新闻道德失范几乎不可能。从道德分层理论、道德与法律关系、道德的现实境遇以及新闻道德本身的特性分析，文章认为，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并初步论述了它应该如何操作。道德的法律运作的主要方面并不是在何种程度下触犯道德规范该受何等惩罚的量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对某些新闻职业道德概念作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定义。同时，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违犯新闻道德规范后进行救济的多种可能性。总之，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应落实法对道德的形式化和技术化，重视道德规范的运作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新闻道德 底线道德 法律化 必要性 可能性 形式化

一、研究缘起兼新闻道德法律运作的必要性之一

新闻道德失范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其势尤烈，刚刚过去的2003年就接连爆出几件大事。这一年的4月20日，“红包”媒体控制上海车展，报纸、电视铺天盖地的新闻竟然与车商们自己所做的广告相差无几，在厂商的操控下，部分新闻传媒完全丧失了客观立场。同年的9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11名新闻记者（其中有4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上演一出“有偿不闻”的丑剧。《新闻记者》杂志连续三年评出的“年度十大假新闻”更是从较为专业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当前新闻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上面所谈到的种种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业内人士或专家给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界定。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新闻腐败现象，有的称之为新闻道德沦丧或传媒操守问题。但无论如何界定这一现象，其实它们都与新闻道德有关。对于各种形式的违背新闻道德的现象，社会必须作出反应，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彻底解决之。近年来，业界及政府对新闻道德失范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治，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约，但效果并不明显。1991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在1994和1997年经过两次修订。1993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但是，此后的新闻道德失范不光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大有溃退之势，而且花样翻新，走向了多种形式的新闻寻租。有事实为证。国内（含港台）关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状况的6次调查[1]有力地说明了我国最近十年来新闻道德建设方面面临的观念上和实践中的危机。这些调查显示，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违约现象严重，且普遍存在着“言行不一”的情况（特别是在大陆地区），认识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可见，职业道德的诉求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道德的召唤建基于新闻主体内心某一天突然的向善追求。但是，太多的外在诱惑，不良的媒介生态，过低的伦理素养，在道德上希望某些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自律，无异于与虎谋皮。多数媒体认识到，防止新闻道德失范光靠思想教育和职业自律不够，它迫切需要社会监督和建立相关制度。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自曝家丑，并公布举报电话、电子信箱和通信地址。中国记协、中央电视台也分别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吁请社会监督。11月5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联合发布《“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维护队伍形象”自律公约》，公布监督电话，表示“自觉接受监督，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其实，对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是自此时始。早在1997年1月，全国记协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欢迎社会各界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行为进行监督。为此，全国记协还树立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41家新闻机构作为“精神文明示范单位”，以促进全国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同样收效甚微。这也进一步证明，即便是有了明确的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和要求，“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导致规章制度的执行常常出现‘梗阻’，导致对教育后的效果检验和行为监督缺少相应的手段，而流于形式的现象……当前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应当在完善和加强监督机制上多下功夫，要强化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监督检查，要加大督察结果的处罚力度，以形成一个健全、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2]这个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必须以理性的和刚性的制度存在为前提，而新闻职业道德监督制度中最为理性化的刚性制度就是法律。所以本文就来讨论法律介入新闻道德的问题，看它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在何种程度下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其运作。

二、新闻道德法律运作的必要性之二：道德与德治的现实境遇

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有一个基本见解：道德理论是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基。在现代社会，人们通常把冲破身份、等级和出身等传统对个人的制约的樊篱和现代自我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而麦氏则认为，这种脱离社会规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自我，恰恰是当代道德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所在，因为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人们在庆贺自己获得历史性胜利的同时，却把人类传统道德的社会根基也一并铲除了。如果道德判断的标准只出于“自我”，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可捉摸的道德相对主义。正是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裂变”或“现代性道德危机”。由此，道德权威丧失；道德观念一致性缺失；道德理论的哲学本性、价值观和世界观本性脱离了其本体论的意义和地位，道德取向纯粹工具化，认识论的时代取代了本体论的主导地位。[3]

如何应对这种危机？简略地说，应对全球道德危机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走麦金太尔所主张的重建道德哲学世界观的“上层路线”。但在异质性的现代社会里，这似乎不太可能。一是走尊重底线伦理中内在法制意蕴的“法律化”“下层路线”，重新厘清现代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我们先论前一条路线在中国当下的不可能性，下文再论后一条路线，即法律道德化的可能性。

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讨论，传统社会是小型简单社会，是同质性社会；现代社会是大型复杂社会，是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异质性社会，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道德相对主义风行。前者是熟人群居的空间，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约束个人行为的是伦理规范；后者是“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规则社会，它需要制度理性来保证社会秩序。所以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境界伦理”、“美德伦理”、“身份伦理”应分别改造为“境遇伦理”、“规则伦理”、“契约伦理”。真正意义的新闻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新闻道德是从一个国家、民族、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它关乎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事务。新闻道德规范需要以制度理性来取代道德理想，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必须被约束在公共规则之下，道德理想的未来性、务虚性必须让渡给制度安排的现实性、务实性。总之，道德的转型是时代使然，是地球人的“别无选择”之选择。

从行为方式的角度讨论，道德观则可分为程序道德观和贤人道德观。贤人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之上的，这种道德观不仅要求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而且要求人人都是自知、自爱、自省、自律的圣贤。它确立的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这样，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观也是如此。程序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定之上的。它认为，人类的本性中总是潜伏着某种作恶和不道德的基因，人们不光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人都是道德机会主义者。这种道德观主张，只有通过抑恶来扬善，才能改变为恶的方式，减少为恶的程度。在市场经济时代，仅仅依靠道德教化和自省自律，是无法建立良好的道德循序和道德社会的。要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建立道德社会，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对不道德者的恶行给予严厉惩处，增大其作恶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对有道德的善行以巨大的激励，提高为善的预期收益。如此，法律制裁与道德劝导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政府与其替代个人作出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如努力创造适当的社会氛围和制度条件；与其直接倡导和从事道德建设，不如下大力气建立和健全法制。[4]眼前的例子是，《今日美国》因为手下记者造假，于今年3月19日在头版做了一次“自首”式曝光，为未能发现并阻止该报著名记者杰克·科利凭空捏造“重大新闻”而道歉。这种自首并不说明《今日美国》记者和管理层有着天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律精神，只说明他们慑于严厉的监督和惩罚机制而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掩盖的代价远远大于自我曝光的代价。

再就我国现在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绝大多数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都是行为者明知不对而仍要为之，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道德建设状况不佳，主要原因不在于道德说教的不到位，而是制度安排存在问题，急需检讨。首先，制度安排不够完整，欠缺制度结构上和操作方法上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保障机制。其次，制度安排不够合理，包括体制的不合理和细节的不合理。第三，制度安排缺乏预见性。第四，制度安排有失偏颇，导致道德恶果。[5]比如：一、人们遵从道德的代价太大（原因详下文），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道德劝导和道德说教效果不大。相反，一些人故意跟道德过不去，恣意“蹂躏道德”。[6]二、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法规肆意提高行政成本，扭曲市场经济秩序，致使那些遵从道德和社会良知的企业和个人只能“弃明投暗”。良知太重，道德太重，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负荷能力就成了“悬空”之物。所以此时，法制是基本前提，上位的道德还是奢侈的东西。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基本道德的制度建设问题。但是，我国各行各业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存在着道德化倾向。表现为：第一、对于腐败的认识道德化，即认为腐败主要是一种道德品质的问题。第二、将反腐败的手段道德化，即看重道德教育在反腐败中的作用。第三、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带有一定的道德化色彩。第四、反腐败在适用法律时自由裁量空间太大，且反腐败法律不够严格和周密。[7]可是，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背景下，这种作为“他治”形式的“德治”是难以操作的，也难以从正当性上证成。首先，德治意味着要形成统一、普适、确定的道德体系，而道德是多元的，非建构的、标准模糊的，因此，无论是创建新的道德体系，抑或在现有的多元道德生活中确认某一种道德标准，都涉及创制或选择的主体、资格和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其次，德治究竟是只针对行为抑或还指向内心？如果只针对行为，则违背道德的本性：因为道德区别于法律的最重要本性，在于它无论认同或责难都是指向内心的。如果它追究内在动机，那么这种“他治”意义上的德治该如何操作？是不是让道德诉求成了诛心之论？最后，道德的非程序性、非可诉性，使得德治无法凭借道德自身来实现“他治”，而必须借助某种道德以外的力量，如一定的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以及为公共选择和决定所需要的专门制度和程序。[8]在我国，许多这种看似道德的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将这部分道德实行法律运作实有必要。

三、新闻道德法律运作的可能性之一：道德法律化

道德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范畴。黑格尔将道德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层；康德分为完全的义务、不完全的义务；哈贝马斯将实践理性分为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罗尔斯则区分了责任和超责任，等。我国学者认为，现代道德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它既有不同领域中道德性质（政治道德、经济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等）区分，又有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常德、美德、圣德）划分。通常情况下，道德的层次性划分，主要体现在公共道德或政治道德领域中，职业道德、经济道德、家庭道德大都是以常德规范构成，如诚信自律、正直守法等等，一般不需要舍己为人的圣德。（但在特殊情况下或在特殊领域中，一些职业道德行为也具有圣德性质，譬如警察和军人的牺牲精神，既是职业道德，也具有崇高性质）。所以，现代职业道德、经济道德、家庭道德等，皆可涵盖在常德之中。常德所规范的领域宽大，圣德所规范领域狭窄，这也符合道德自下而上金字塔形构成规律。由常德向上到美德再到圣德，所赖以生成的心理基础是不同的，个人道德实践的难度也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应当是常德被全体社会成员实践、美德被多数社会成员实践、圣德由少数社会成员实践，由此形成金字塔结构，正好构成文明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但我们既往的伦理倡导正好逆反：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圣德被泛化。[9]于是，人们遵从道德的代价太大。这位学者所说的常德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伦理，也即下文的“义务的道德”。恪守职业道德底线是公民的义务，它表现为自觉守法的良好品行。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困扰法学的一个哥德巴赫式猜想，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将其比拟为法学中的“好望角”。美国当代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其中有许多规则都自动执行：如果你不同他人合作，他人也就不同你合作，因此你就会失去合作的收益。这些规则内在化了，违反了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内疚”的不快感。但是当有些规则完全没有制裁时，就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服从这样一个道德原则。所以，尽管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制约我们的冲动，这并不必然就使道德成了一种理性，“道德对于行为的影响程度比道德学家认为的程度要小”。[10]所以，波斯纳更看重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的制约作用。法律存在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它既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又是规范性（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法律运用强制，并因此保证了人们对那些并没有提出道德义务的法律或某个具体法律的服从。在谈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时，波斯纳认为，道德理论也许看来是法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关注，因为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有重迭。一方面，法律确实强化了道德。也许有人会因此说法律支持了道德，给良心制裁增加了世俗的制裁（尽管是有选择地）。而另一方面，有许多为法律所制裁的行为却与道德无关。许许多多的道德争议可以省略，或者可以重新表述为解释的问题、制度能力问题、实践政治的问题、分权的问题或遵循先例的问题，或者作为一个要求司法自制的强有力的理由。也就是说，他认为道德的法律化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此时的道德已没有了道德学家的争论席位，它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11]

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故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但违反了它，则会受到谴责和惩罚。“愿望的道德”是用“你应该如此”这样的句式来表达的，而“义务的道德”则是用“你不应该如此”这样的句式来表达的。由于“愿望的道德”代表的是一种理想，所以它不是一种现实的行为规范，而“义务的道德”则要求人人必须遵循践行。按照富勒的说法，“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不能，但能对法律产生间接的影响。富勒说，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不同之处所仅仅在于，法律在禁止这些行为时应区别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大小。比如道德对于大赌和小赌之分似乎不太关心，而法律则要做区分。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极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也许还有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爱心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这与富勒的观点如出一辙。在这两类道德中只有第一类适宜于转化为法律规则，而第二类则不能。[12]

近代以来西方的立法实践也贯彻了道德的法律运作取向，如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等底线道德的法律化就很能说明问题。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诚实人之所为者为之。19世纪后期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中的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或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03条规定：“凡本法范围内之任何合同或义务均要求（当事人）必须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该法典的《正式评论》解释说：“本条确立了一个贯穿全法典的基本原则，即在商业交易中，要求所有的协议或义务以诚信履行之或执行之。”可见，在西方民法典或商法典中，作为道德原则的诚实信用被转化为最高的法律原则，故学者称其为“帝王条款”。

有人害怕以道德的法律化来拯救道德将伤害法律又伤害道德。因为，法律可使社会有序，却难以促成社会的美好；可使人获得安全的保障，却不能使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可使人循规蹈矩，却不能使人有更高尚的追求。可是，没有“有序”，何谈“美好”？没有“安全的保障”，何谈“优良的生活”？没有“循规蹈矩”，何谈自由而高尚的追求？那么，法律何以能强制执行“义务的道德”？这就在于站在现代法律的立场，法律所强制执行的“义务的道德”无论从应然讲、还是从实然言都具有“普适性”的缘故。也许，从实证的角度而言，现代各国法律中的义务规定大相径庭，从而使现代法律所强制执行的是一种“普适性”道德的结论被轻易证伪。但事实上，各国法律中所强制执行的道德，其差异性只在于基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而对“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的不同划界。这不能否认法律为道德的底线之命题的成立。[13]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类行为不再是选择性的，而是在某些意义上是义务性的。

四、新闻道德法律运作的可能性之二及其如何操作

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关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中国学者认为，民法中的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刑法中对杀人、抢劫、强奸等恶行的犯罪化，都是社会底线道德法律化运作的一般例子。对约束政府官员权力的道德原则法律化的，则有美国的《从政道德法》（1987年通过），对政府官员申报私人财产、收受礼品等作出规定；《在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了政务活动的公开性，以便于群众监督。有关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领域中的道德自律要求也都可以法律化，如中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公务员条例中，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的法律规定。[14]

新闻道德对新闻记者的行为和新闻报道的要求实在是基本的，甚至是“低级的”。各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鲜有对道德理想和境界的追求的明示，它没有要求记者去实现智慧、博爱、美等“愿望的道德”，它规范的是记者忠实报道社会生活和认真对待公民精神权利的基本义务。分析《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美洲报业协会新闻道德信条》，有关“愿望的道德”的文字分别计有：“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谋求个人便利，及争取任何有违大众福利的私利，不论所持理由为何，均与这种职业行为不相符合。”“新闻记者要维护两项原则：忠实收集和发表新闻的自由，及公正评论与批评的权利。”“在辩论时，保持冷静和高尚的态度。”“将……‘非出乎正人君子之口吻，即不足以充任记者，而从事写作’作为座右铭”。其他条款则是新闻正确性查证、新闻更正、尊重个人名誉与隐私、慎重处理消息来源、保守职业秘密、保证客观公正、不抄袭、不污蔑诽谤、不能接受贿赂处理新闻，这些规定都是可以实行“法治”的制度性的道德义务，而且这些义务都是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无关。 [15]主张道德强制理论的英国的法官德富林认为，既然公共道德对社会是必需的，那么社会就有权利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它。[16]在一些领域，底线道德就是法律，法律也就是底线道德，但在我国的新闻道德规范里，留存的多是党建观念，少见行业制度理性，底线道德建构不全面，本该与一些底线道德观念因应产生的法律理念更是付之阙如，比如在隐私权、公开权、公众人物、消息来源隐匿权等方面就是这样。新闻法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最为当紧的是，将反对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保护消息来源等底线伦理规范实行法律运作，同时在民法典中建构公民隐私权概念。其实，在遏止虚假新闻方面，在香港、台湾和国外有先例可资借鉴或可资反思。1951年的《刊物管理综合条例》第6条款是关于发布虚假新闻的内容，1986年该条例被删除时，此条款被纳入《公安（修订）条例草案》中，成为其中的第27条。根据该条款，发布虚假新闻者，最高可被判罚入狱2年及罚款10万元，以督促报业谨慎从事新闻发布工作，使得公众人士免受虚假新闻的危害。并规定，任何根据该条被起诉的人，可以举证先前曾有合理的原因相信被指是虚假新闻之内容是真实的，藉此作为抗辩理由。不过，该条款因遭“草拟不良”的口实，已于1988年12月被撤销。[17] 1989年，我国台湾的沈君山教授提出，对于虚假报道，若涉及政府，台湾“新闻局”有权公布有关媒体和记者的名单。这一“示众”式的行政处罚建议在学者、业界和政府官员之间引起了争论。学界和业界多持反对意见，政府官员多持肯定意见。但学者们只是反对动用政府行政力量，而认同司法介入的解决办法。[18]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也在有关新闻事业的专门法中作出规定，不得刊登、传播“虚假新闻”。1920年，在美国，一个提案被提交到纽约州立法机构，并且最后被宣布为法律。这条提案写道：“任何人如果有意识地故意向任何报纸、杂志、出版物、期刊或系列出版物的报纸管理人、主编、发行人、记者或发行人的其他雇员，通过任何手段陈述、传递或传输涉及任何个人或企业的虚假和不真实的事实陈述，并预期有关内容会照样刊登，都属轻罪。”[19]

新闻底线道德法律运作后，有关的道德规范不会立即从职业道德准则中消失（但从长远看，一些道德规定也许会完全演变为法律制度，就如法律史中所显示的那样），而是仍将存在，只不过是它多了一个法律的辅佐和确证，使它更可行、更有可操作性。比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新闻不得揭人隐私，而我国的民法中没有建构隐私权概念。这就会影响到什么是隐私、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侵犯隐私等基本问题的判断。在法治社会里，这样的概念应该是由法律而不是由各种利益团体来界定的，这就需要我们将这个道德概念法律化。所以，道德的法律运作的主要方面并不是在何种程度下触犯道德规范该受何等惩罚的量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对诸如“弄虚作假”、“真实”、“有偿新闻”、“新闻广告”、“剽窃抄袭”等等作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定义——就如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中对概念进行定义那样。还有，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违犯新闻道德规范后进行救济的多种可能性。如《准则》规定，“如有失实，应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更正”。问题是，更正并主动承担责任以后是否不再需要面对法律诉讼？（如大陆法系那样）抑或承担责任本身就意味着面临诉讼威胁，“更正”只是法律判决后的理所当然之举？（如海洋法系那样）当然，道德的法律运作不只指道德规范的实用化，还包括从法律上赋予新闻行业组织（如新闻评议会）以处理新闻道德失范现象的权力。如意大利的新闻法确定了行业机构——记者协会的法律地位，并且从法律上保证该协会有权制裁任何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而且授权该协会制定新闻职业行为规章或道德准则。[20]

总之，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应落实法对道德的形式化和技术化，重视道德规范的运作机制的建设，否则法律运作后的底线道德就跟空洞的道德呼吁没有什么区别。毕竟，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直指的是新闻道德规范条文的“悬空”，而不是“道德”本身。如是，说我们是在讨论新闻道德法“律”运作，毋宁说是在讨论新闻道德法“治”运作。道德的法律运作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社会权力化运作过程。法律不只是国家、政府的强制行为，它还包括民间及中间组织的权力行为，即所谓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公民特别是社会团体

④ 侵犯他人隐私权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隐私利益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一项人格利益，因此构成侵害隐私利益的，行为人就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相关法律责任
(1)停止侵害 受害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侵害，如加害人正在宣扬传播受害人的隐私资料、侵入受害人的私生活领域等，可以请求停止侵害，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等。
(2)赔礼道歉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在适用此种民事责任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3)赔偿损失 隐私权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受害人受到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二是对受害人因隐私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其他损失进行赔偿，主要指财产损失。
法律适用上应类推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侵害隐私利益的民事责任方式，应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侵害他人隐私，造成财产损失的，应按照全部赔偿原则，予以全部赔偿。侵害他人隐私，致他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抚慰金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根据侵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害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侵害人的得利情况，侵害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受诉法院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予以酌定。
隐私权的保护方法
(1)直接保护方法。法律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当公民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以侵害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寻求法律保护与救济。这就是隐私权的直接保护方法。如美国、德国。
(2)间接保护方法。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当公民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能以侵害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寻求法律保护与救济，而只能将这种损害附从于(或称“寄生”于)其他诉因(如名誉损害、非法入侵等)寻求保护与救济。这就是隐私权的间接保护方法，如英国。
(3)概括保护方法。在民法或相关法律及判例中笼统地规定保护人格权或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个人隐私权，如日本。

⑤ 民法典来了，民法典究竟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民法典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和谐。也会让一些犯罪分子，不敢对我们无辜人下手。民法典的完善，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同时，也会让我们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好的维护。对于那些坏人也有了严惩，对于婚姻也有了保护。对于那些坏人，国家法律，有了更完整的体系。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现象，都有法律可以去保护我们。所以我觉得民法典，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改变。同时也会被很多人所喜爱！而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不仅仅要去对民法典熟读。同时也要遵守民法典，绝对不可以触犯法律。一定要了解民法典，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的不知法，所以无意间去犯了法律。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⑥ 应该怎样评价《拿破仑法典》

《法国
》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
外，分为3编，《法国
》第一版封面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
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
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

的规定。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
和
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

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立法原则 这部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则来说，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
，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权原则来说，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
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
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
和
，这对
是重要的。 ③契约自治，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
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
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
、履行迟延、
的
等等。 在《法国
》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
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
》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随着100多年来法国政治、 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该法典也经过100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废止了第726、912两条,从而使外国人在继承法上和法国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废止了第22～33条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条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记法》改进了关于
的规定。1871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得到巩固以后，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典改革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结果，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修改，特别是放松了对于父母同意的要求，对当事人较为方便。离婚制度一度于1816年废除，
得到恢复，但基于夫妻共同同意的离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复。关于亲权的行使，发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并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遗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亲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予以剥夺或限制。由于战争的结果，
的法律曾对收养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进行了修改。关于
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由于1891、 1917、
的法律补充规定了对配偶遗产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权而有所扩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变更了在丈夫单独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废除了奁产制，并且许可妻子在不经其夫同意下开立银行帐户，并管理其个人财产。1970年的法律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长的原则。最后，1972年的法律废除了婚生子女和
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
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
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
》为基础。美国的
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
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
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
的《
》、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
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
的《巴西民法典》等。 《
》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
，为保卫
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
》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
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
。

⑦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从上面已可看出，德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方面与法国民法典绝然不同。研究比较法学的人几乎都指出了这点。用最简单的说法，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的法典，其特点是破旧立新。德国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甚至是守旧的法典。法学家们对这一点说得很多，不必一一引用；K·茨威格特和H·克茨称德国民法典是“保守而又有特点的法典之一。”他们两次引用了拉德布鲁赫的话：“与其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的序曲，不如说是19世纪的尾声。”[2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各国编纂法典（特别是民法典）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法国民法典兼有守成、统一和更新三重目的，而德国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统一[25]。都说明德国民法典的这一特点。
德国民法典的这一性格是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制定民法典的当权者——的性格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融合而成的。它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守成”而不是“革新”。它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留容克贵族的利益。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已提出的问题上，它也要求尽量维护现状，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再从制定法典这一点看，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要求，是“第三等级自下向上奋斗的结果”[26]。而德国民法典是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制定的。这种不同当然对两个法典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提出几点，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⑴首先是法典（国家)对教会的态度。法国民法典完全排除了教会在婚姻方面的势力，教会在法典中无存身之处。德国民法典迟了一百年，却做不到这一点。德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法》）第一章虽然标题为《民事婚姻》，但在起草时实际是以基督教的宗教风俗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27]。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一章里，还有一节（最后一节）标题为“宗教的义务”。该节里只有一条（第1588条）：“关于婚姻的宗教义务，不因本章的规定而受影响。”这种规定分明是对宗教的妥协，甚至投降。而且这一条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于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其他方面，德国民法典也和其他欧洲各国民法一样，所有封建性的规定（如男女不平等、歧视非婚生子等），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有所改革。
⑵在民法典第3编《物权法》里，保留了一些封建土地制度中和封建财产制度里的东西。法国民法典消灭封建制度较为彻底，取消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德国民法典一方面直接保留了日耳曼固有法（封建社会的法）中的某些物权制度（如土地的产物负担就是从封建的领主权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允许州法中的某些物权继续有效（由民法施行法规定），从而使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例如封建社会所盛行的先买和买回两种制度，都为德国民法典所保留。德国民法典既在物权编中规定了物权的先买权（第1094条以下），又在继承编中规定了共同继承人的先买权（第2034条）。而先买权在法国民法典中已被取消。至于买回，法国民法典规定约定买回期间不得超过5年，超过5年的，应缩短至5年。此期间为严格的，法院不得延长之（第1660、1661条）；．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对土地的买回期可以长达30年（第503条）。比较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德国民法典虽在100年之后，都是落后的。
⑶制定德国民法典时，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民法中已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德国民法典却对这些新问题视而不见，对这些新办法拒不接受。最主要的例子是：德国早在1838年已在普鲁士铁路法中规定了铁路危险责任，但德国民法典中仍不规定这种责任。德国民法典仍以过失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普通原则。又如德国民法典只规定雇佃合同，而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劳动合同关系不作规定，将之排除于民法之外。当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公布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已对该草案未能照顾到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批评，但是以后的第二草案以及最后公布的民法典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民法典于1896年夏季在帝国国会通过时，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29]
德国民法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的规定，例如对民法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的限制、对承租人的照顾（但如进一步规定“买卖不破租赁”，与其说是保护承租人，不如说是适应房地产资本家的利益）、设定一些“一般条款”等；但这些都只是当时已成立的法律关系的记录，没有什么新意。特别是在亲属法与继承法里，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相比，仍在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一些法学家在论及德国民法典时，除了经常引用拉德布鲁赫的那句警句之外[30]，还经常引用齐特尔曼的话：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31]这两人的话说得再恰当不过了。

⑧ 儿子要结婚问我要彩礼，但我都老了，不想给儿子钱，可以吗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有所提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体现在彩礼的变化上面，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彩礼一说，双方看上了对方的人品与内在，且家庭双方不存在任何问题便结为夫妻，步入婚姻的殿堂，可以说是最没有物质束缚的一代人。到了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便对彩礼也有了要求，那个时候的彩礼是小三件，虽然放在现在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在那个时代来看也算的上有些价值，后面八十年代伴随着三大件，代表着彩礼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再到90年代开始向金钱上面发展，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结婚的彩礼已经让许多家庭难堪重负，比如车房都是女方的基本要求，甚至有的还需要额外的加上金钱，可以说结个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难。

如果孩子是打算自己付彩礼，但是因为彩礼数目太大，导致孩子实在是无力负担彩礼的整体数目，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孩子的责任了，而是女方的责任，并且这项行为已经触犯了《民法典》中关于禁止高价彩礼的相关规定，可以对此项行为进行叫停。而不管怎么说，自己年事已高，孩子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自己于情于理都是可以不用继续负担孩子的彩礼费用的。

⑨ 中学生怎样才能做好民法典宣传员

作为中学生必须首先学好知识，与家人，与亲朋好友交流，爱国爱家，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有远大的理想，才有可能帮助和影响他人

⑩ 拿破仑帝国是什么的一种延续

拿破仑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延续？这个是需要嗯，当代共同努力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