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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司法

发布时间: 2024-02-23 10:40:37

⑴ 珠海限购限售政策司法拍卖影响过户吗

不影响。
珠海市司法拍卖房屋所有权自法院裁定送达买家时转移,不受限购政策影响,产权过户协助执行单位必须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珠海市限购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可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指定的40个重点城市统一实施基本限购令:各城市本地户籍与持人才居住证家庭,最多限拥有两套住房;外地户籍和境外人士最多限拥有一套;两次购房时间需相隔两年以上;禁止公司购房。

⑵ 2022法考放宽政策有哪些司法考试放宽政策是怎样的

2022年对法考及司法考试的放宽地区具体政策有哪些?相信有很多考生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接下来就和我看看问题的答案吧!下面是整理的文章,本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参考阅读本文。

2022法考放宽地区政策

放宽政策的范围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解决艰苦边远和民族地区基层法律职业人才短缺问题。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25个省(区、市)的1000余个县(县级市、区)实施考试放宽政策,具体范围和名单详见司法部网站。

报考条件政策放宽

《公告》明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地区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学历,这是一项特殊政策,在-定时期内适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取得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即可,不论是否为法学专业,也不论是否为全日制学历,也不要求具有三年法律工作经历。(即:非法本可以报考,无论是否为2018年4月28日前入学)

二是如法律大专人员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放宽政策适用地区和适用期限内,不受其取得学籍(考籍)的时间和取得毕业证书时间限制,都可以报考。(即:法律专科取得本科以上学历,不受2018年4月28日前入学的限制都可报考)

放宽政策A证与C证

法考改革之前证书类别有A证、B证、C证,改革后原法律职业资格B证已经取消,只有A、C两类证书,但原已考过司法考试的考生,证书不受影响。

法考改革后,国家国家统-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两部分考试分别通过的方式。对于客观题考试来说,两张试卷合计总分划定合格分数线,不实行单科合格。主观题考试也实行单独通过方式,客观题考试成绩和主观题考试成绩不合并计算。客观题、主观题两部分考试成绩均达到全国合格分线的(客观题180+ ,主观题108+) ,可以申请授予A类法律职业资格。

符合放宽政策的考生客观题或者主观题考试成绩中有一个只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只能申请授予C类法律职业资格。取得C证,不影响A证的取得。对于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合格分数线,主观题成绩未达到全国合格分数线的,在申请授予C类法律职业资格后,还可以继续参加第二年的主观题考试,达到统一合格分数线的,可申领A类法律职业资格。

对于参加司法考试取得C类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若客观题成绩达到全国合格分数线的,可以参加主观题考试,但如主观题考试成绩未达到全国合格分数线的,不能再次申请授予C类法律职业资格。

客观题考试阶段已经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且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主观题考试继续享受放宽政策。

对于客观题考试报名结束后才将户籍迁入放宽地方以及未在客观题考试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不能在主观题考试阶段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为鼓励法律职业人才到艰苦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落户执业,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对原户籍在放宽条件地方因.上大学将户口迁至非放宽地方消宴(院校)的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考生,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原户籍地放宽合格分数的,在承诺毕业后能够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将户口迁回至原籍(放宽条件地方)地的,允许其参加下一阶段的主观题考试,享受原户籍地放宽政策。

司法考试放宽地区政策

合格分数线放宽政策

(1)法考客观题合格分数线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客观题全国合格分数线为180分。

放宽地区客观题合格分数线分为三档:

①西藏自治区放宽合格分数线为140分。

②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的放宽合格分数慎顷线为150分。

③其他放宽地方合格分数线为160分。

(2)法考主观题合格分数线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全国合格分数线为108分。

放宽地方合格分数线分为三档:

①西藏自治区放宽合格分数线为85分;

②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放宽合格分数线为90分;

③其他放宽地方合格分数线为95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参加考试的,单独确定合格分数标准。

宽桥陆 享有放宽地区政策的省份

司法部法考放宽地区名单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没有外,其他地区均有享受放宽地方政策区域。其中河北省(48个)、山西省(36个)、内蒙古自治区(70个)、辽宁省(8个)、吉林省(11个)、 黑龙江省(58个)、浙江省(1个)、安徽省(20个)、江西省(24个)、河南省(38个)、湖北省(28个)、湖南省(40个)、广东省(3个)、广西壮族自治区(65个)、海南省(8个)、 重庆市(4个)、四川省(72个)、 贵州省(66个)、 云南省(96个)、 西藏自治区(全区共74个)、陕西省(56个)甘肃省(61个)、青海省(41个)、 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8个)。

拓展阅读】

客观题备考阶段训练主观题思维

对于今年参加客观题考试的考生,建议在备考客观题的同时捎带为主观题考试作准备。当然,主观题的考试题型与客观题不同,主观题中主体和行为更多,人物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涉及的考点知识更多、更综合,要求考生快速理清人物关系并与相关考点匹配对应,从而得出结论。但法考的客观题和主观题考试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主观题的考点也是客观题考查的内容,客观题备考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主观题考试也就胸有成竹可从容应对;而在备考客观题时,也应当有意识地训练主观题做题思维。对此,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在知识点复习时融会贯通。距离客观题考试还有1个半月左右时间,绝大多数考生应该是至少完成了第一轮基础知识的学习,进入熟悉考点、提高做题准确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考生需要牢记常考知识点、理清易错易混淆考点,此时也是可以融汇各学科知识,跳出某个学科之外以全局的视角思考法律问题的阶段。由于主观题题目存在学科融合趋势,比如近几年的主观题考试中民法商法、民诉融合出题,在一对或者几对人物关系中存在民法、商法、民事诉讼上的多个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看似复杂,实际上拆解开来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民法考点、商法考点、民事诉讼法考点,但如果考生不经过特别的练习,或许就会一叶障目,分析法律关系时考虑不周全有遗漏。其实,考生在复习知识点时是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训练这种思维的,比如,遇到商事合同的知识,联想一下可能涉及到哪些民法合同的知识?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中有许多涉及诉讼的知识,能否关联到民事诉讼的相关内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量刑、减刑、假释等内容方面也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法理学在主观题论述题、其他部门法中的特殊疑难问题中则可作为学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当然,知识的融会贯通建立在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之上,考生首先应当熟练理解掌握各学科的考点知识,然后再有意识地进行融合。

二是做题时训练分析法律关系的思维。刷题无疑是应试的不二法宝,在客观题复习时,有的考生可能会二轮、三轮的刷题,把历年试题反反复复做好几遍,甚至有的一看到题目的开头不用继续看选项就知道选哪个,因为已经做过多次,题目已经深深印在脑海中。刷到这种程度再继续刷题实际上是在做无用功,换一种表述(如考试时)就很可能做不对。还有的考生,客观题准确率较高,能够通过考试,但主观题考试却得分率低,导致落败,这是因为客观题毕竟有4个选项,在选项的提示下,能够很好地匹配所学知识,做对题目,但主观题是问答形式,没有提示所以做不对,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学会独立分析法律关系。主观题和案例化的客观题没有本质区别,法考改革后,客观题案例化明显,考生们在刷客观题时也是可以锻炼主观题做题思维和能力的:建议考生在做题时可以不着急看选项,通过题干的信息,先尝试能否分析出人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当事人有什么救济方式,等等,然后再看选项一一验证。这样做不仅是锻炼分析案情的能力,有利于主观题考试,也能检验自己的基础知识是否掌握到位,思考问题是否周全等。

客观题和主观题是可以做到一体化备考的,毕竟主观题专门的备考时间也就1个月多点,在客观题备考阶段有意识地融进主观题做题思维,到备考主观题的时候就能更笃定,不会慌乱。不过,客观题备考阶段的首要目标肯定是通过客观题考试,因此,考生不需要过多地把精力用于主观题复习,上述建议考生在知识点复习和做题时在大脑中有意识的过一过即可,不必在纸上或者电脑上形成连贯的文字。

⑶ 如何把握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把握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政策与法律的含义与特征
(一)政策的概念与特征
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任务而确定的行动指导原则与准则。[1]通过制定政策,以确定行动的目的、方针和措施。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作为社会权力和伦理政治的应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普遍性。政策的普遍性指的是其调整社会关系内容的广泛性。政党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得基于社会权力的政策影响力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方便与法律的比较,我们简单地将社会关系内容分为思想和行为两类。不同的利益要求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在政治取向上获得最低限度的一致,那么它的良性运作与正常发展便是根本不可能的”。[2]这就是政策对思想的统一与整合的过程。政策对行为的调整则相当广泛,无论是涉己的还是涉他的,都受它指导,这里不再赘述。
(2)指导性。政策是社会权力的应用,具有指导性。首先,它表现为内容的原则性与宏观性,较为概括与凝练;其次,它表现为一种号召性与期盼性,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最后,政策的指导性就其效力而言,不具国家强制力,仅是一种社会影响力,它代表的是政党意志而非国家意志,其效力只及于党组和党员,而且这种效力也只是一种纪律约束力,没有法律约束力。违反纪律规定,可受党纪处分,但不受法律制裁(违法除外)。其效力不能自然及于其它组织及党外人士,只能通过民众的信赖来自觉实现。[3]当然,如果某方面的政策经过法定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则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政策向法律转化的问题。政策能够宏观指导,但相伴而生的则是其微观操作的缺乏,这就为其因人性的多重道德而被善意或恶意歪曲提供了可能,也为人治的随意性提供了可能(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灵活性。政策的灵活性是就其环境适应能力而言的。政策最大的优点就是环境适应能力强,易随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其对环境的适应与相关调整有两种情况:一是已有的政策调整关系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二是新发现的社会关系还没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在这两种情况下,政策都可能作出较为灵活的反应。与政策的灵活性相伴生的则是其随意性。因缺少应有的规范,政策随意性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建国以来的经历已足以证实这一点。
(二)法律的含义与特征
法律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法律作为国家权力及法理政治的应用,其特征相对于政策而言,体现在:
(1)普适性。法律的普适性是就其在特定的调整关系下,适用范围的广泛程度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法的正义性追求,各国宪法对这一点都给予了确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说明了法律适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了司法适用性,而党的政策如果没有上升为国家法律,则不具司法适用性,这也是我们依法治国的起点。
(2)规范性。法律的规范性是法律区别于政策的最主要特征。首先,表现为内容规定的具体性,对权利与义务,法律都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说明;其次,表现为程序的规定性,它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制定法律,都有必要加以程序上的规定;最后,也是规范性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无论是内容还是程序的规定,都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违法行为由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法律的规范性有其范围,它对思想意识及私领域行为则无能为力,譬如不能用法律手段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与信仰。
(3)稳定性。法律的稳定性是基于法律“保守性及侧重过去的特点,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可预见性”。法律的稳定性主要侧重社会影响和社会秩序方面,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就会影响它作为行为参照座标的权威性,丧失了权威地位,也就丧失了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没有了认同感,也就意味着法律的无效。当然,这种稳定也是一种相对稳定,法律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且这种调整必须依法定程序去办,这也是保证其权威性与严肃性的必要前提。法律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又产生了相关的“时滞”性与僵化性,柏拉图在其政治作品中对法律观点所表达的反感,就植根于法律的规范性特性。
二、政策与法律的区别
政策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现象,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制定主体和程序、表现形式、调整和适用范围以及稳定性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意志属性不同。法律是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加以制定的,它是国家意志和公共意志,是全体公民之间的契约性文件。而政策有所不同,党的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依党章规定的程序制定的,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
(2)规范形式不同。法律必须具有高度的明确性,每一部法典或单行法律和法规,都必须以规则为主,而不能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否则就难以对权利义务关系加以有效的调整。而政策则不同,有些政策文件主要或完全由原则性规定组成,只规定行为方向而不规定具体的行为规则。
(3)实施方式不同。法律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它依靠其强制力使人们普遍遵从。政策不一定都以强制力为后盾,政党的政策主要靠宣传教育、劝导,靠人民对政策的信任、支持而贯彻执行,虽然国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较弱,政府对违反政策的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分。
(4)稳定程度不同。法律一般是对试行和检验为正确的政策定型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政策则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相对于法律而言,政策灵活多变,稳定性不强。
三、政策与法律的一致性
政策与法律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利为基础,服务于政治权利的要求,实现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体而言:
⑴功能的共同性。政策和法律都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手段,共同调整、控制和规范社会关系。政策与法律在社会调控上具有同样性质的功能。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同样,国家也通过实施政策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和法律共同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手段。
⑵内容的一致性。在我国,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的国家的大政方针,它往往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之中,具有明显的法律效力,是宪法和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国家政策往往成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法律本身。同样,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政策(除了党务方面)一般都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它不仅对我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成熟之后大都上升为法律,因此,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之间具有一致性,政策与法律之间在内容上也具有一致性。
⑶适用的互补性。政策与法律虽然在功能的性质上相同,但是二者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只在自己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内发生作用。政策比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政策的调整和规范,而法律则并不可能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宗教、道德、民族等领域的许多问题就只能适用政策调整,而不能用法律进行硬性约束。
四、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对策建议
当前重政策轻法律的现象,反映出政府官员法治观念淡薄,人治影响仍存在,计划经济的传统仍然发挥不良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权力腐败的源泉之一,政府权力回避司法审查,攫取利益,无视法律要求。改变这一局面,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法律建设,通过高质量的法律来压倒政策优势。首先,注重完善立法。要从提高立法质量上下功夫,不能仅仅只是依靠增加立法数量。要抛开“先以政策积累经验,后以法律推行”的旧的立法思想,尽快使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法可依。在立法技术上要注意明确、简洁、逻辑严密、便于操作和执行。其次,要注意加强诉讼程序法的制定。“历史上法制的实质性进步往往是通过程序体系的发达和合理化才落实的。”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严格惩处违法行为,强化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通过程序控制来保障行政权合法、正确行使,使行政权力运作程序化、规范化,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制定政策的现象出现。最后,保证司法独立。落实法院的宪法地位,严格执法,把司法审查作为监控行政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使司法独立于行政系统,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对行政机关政策制定的监督作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二)对政策运作进行规范,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在法治体系中,政策与法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回避这一事实。我们应着力于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时,有意识减除其对抗色彩,使政策主动支持与配合法律,在法治原则的指导下健康运作。法律也可以从不良政策的危害中吸取教训,加强法律建设的步骤,促进法律体系更新与完善。从而使政策与法律得以良性互动,加快“法治”进程。另一方面,要注重规范政策制定与执行,使之既合法又合理。“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规则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政府制定政策必须有规则依据并限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对于同一问题,如果已有法律的规定,就不必制定政策来重复调节,除非它是为落实法律的。法治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密切联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行为都要受到立法、行政、司法的监督以及社会监督,从而确保政策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总之,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又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在处理两者实践上的矛盾,我们既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修订法律,最终使二者在内容和原则上达成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我们要做到把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我国法律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修订法律,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民主与法制政策指导、法律保驾的轨道前进,确保党的十六大精神得到全面地贯彻落实。

⑷ 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在政治实践和政治意识形态中,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政策高于法律;
在对经济发展促进的作用上,法治处于强势话语,政策处于有效实践的主导地位;
作为治国策略,政策是主导性的,法律是辅助性的。

⑸ 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如何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中总有一种倾向,要么以司法政策代替法律,搞法律虚无主义,要么认为在司法领域只能依据法律,绝不能靠政策,将二者视为相互排斥、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的关系。事实上,司法政策的作用和功能并不是法律所能替代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二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追求目的的一致,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一致,以及基本内容的一致。如果只强调法律,舍弃司法政策,那么司法活动的进行就会受到影响,许多司法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包括司法标准、界限等方面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法律也不会得到很好的适用。而且从各国的治国经验看,由于司法政策能够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有利于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和打击,因此世界各国的司法活动中几乎都存在着“钟摆式”的司法政策,不断调整打击犯罪的重点和力度。我国根据社会治安状况而展开的“严打”实际上也就是这种司法政策。

虽然司法政策对司法活动起到价值导向作用、具体指导作用和弥补法律缺失的作用,但是司法政策毕竟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司法机关定罪处刑的直接依据。因此,在贯彻司法政策、充分发挥其价值功能时,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不能以实施司法政策为借口而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司法活动中,对法律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案件,绝不能有什么“敢闯法律禁区”的思想,不能离开法律另立标准或者擅自更改法律,以所谓政策作为依据来办案。在法律对有罪判决的证明程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不能以政策为借口,对不符合定罪条件的公民追究司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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