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股份公司法
『壹』 欧盟公司法指令第二条的原文是什么
三)欧盟公司法的立法
关于欧盟公司法是很重要的立法行动之一。它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欧洲公司法案:它原名是关于欧洲公司法的评议会规定之提案,不是准据欧洲联盟身成员国的公司法,而是持有共同准据法的欧洲公司设立和法律关系的法案。因而,欧洲公司并非是现在实际设立或已存在的公司 。 而且此欧洲公司法案体现了德国1965年9月6日制定的并在1998年6约6日按欧洲公司法指令修订的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许多内容, 也包括一些法国公司法的内容。
第二、公司法指令:它仅仅是一个平衡各成员国法律的工具,他们不同之处还是存在的。公司法指令的用词并不明确,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解释提供更大的空间。在公司法领域,欧共体早在1968年就开始制定了第1号公司法指令。目前欧盟已经出台有关公司法的指令近20个。欧盟明确地并且比单个的指令与规则更早地在公司法领域制定了公司立法的权限。就公司法而言, 为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并消除人员及物品自由交流产生的障碍, 在1987年公布的EC统一法中再次约定:在各个领域中进行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制协调工作。欧洲联盟(EU)公司法指令与各成员国的公司法修正应使自国国民在他国可以自由地进行企业活动。为此,各成员国各自拥有的企业组织必须讲行协调才行,并需努力设置对于各成员国的公司和企业活动的共同保护装置。
公司法指令是很重要的立法行动之一。它主要分为公司法指令与资本市场指令两类:
第一、公司法指令
它主要包括:
公开或登记指令 (Register- oder Publizitaetrichtlinie),也是第1号指令 :
为保护欧共体条约第五十八条第2项所称公司的股东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欧共体理事会制定了保障措施。这些措施与第一号公司法指令 相融合。1969年德国就将此转为国内法 。
资本法指令(Kapitalrechtlinie)
欧共体理事会为协调成员国为保护欧共体条约第五十八条第2项所称公司的股东和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1976年制定了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其资本的维持和变更的保障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第二号公司法指令 。指令要求成
『贰』 突然宣布收回奥迪仅剩的0.36%流通股,大众集团这步是一盘大棋
大众汽车集团全新汽车软件开发部门Car.Software(图片来源:大众集团官方供图)
Car.Software在奥迪子公司“奥迪电子创业有限公司(AudiElectronicsVentureGmbH)”基础上组建,大众汽车集团也因此成为第一家在研发上把把硬件和软件分开、也即软件部门和车辆工程相互独立起来的大型车企,大众计划在2025年之前投资70亿欧元在该软件部门的开发项目上。
按照大众集团此前公布的计划,到2025年将为“Car.Software”汽车软件开发部门集结5000多名数字化专家,开发包括“vw.os”车辆操作系统和大众汽车云在内的车载软件和服务,届时,大众集团旗下所有新车型都将在该软件平台上运行,成本也将随之大大降低。
“对于客户体验来说,软件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在软件方面具备核心能力。”大众汽车集团数字化车辆与服务负责人ChristianSenger在2019年9月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总部位于德国狼堡的大众汽车集团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拥有来自欧洲7个国家的12个品牌,其中总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的奥迪是大众集团旗下认知度最高的豪华车品牌。奥迪品牌2018财年的营收为592亿欧元,相比2017财年的598亿欧元有所下滑,扣除特殊项目支出前的营业利润为47亿欧元。
持续五年的架构频繁调整
过去五年中,大众汽车集团的调整从未停止。2015年9月,随着“排放门”的发生,大众汽车集团启动了一次大范围的深度调整。大众监事会通过了大众汽车集团、旗下品牌、以及北美地区全新管理架构调整的相关决议,这一架构调整的思路是简化集团层面的机构、体制,把集团与品牌的职能分开,加强品牌和区域管理职能,并为集团管理董事会留有必要的管理空间去为公司制定相关策略、措施。
当时的调整包括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场将合并成为新的北美区域;同时,集团层面的管理正式调整为以模块化平台为导向,其中,保时捷、宾利、布加迪品牌组建为跑车业务集群;奥迪、兰博基尼和杜卡迪组成的业务集群、卡车事业部,动力工程和金融服务保持原有运营架构;从事量产车生产的大众(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西雅特和斯柯达品牌均有一名代表入选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此外,大众汽车品牌在四个区域设立管理架构,每个区域的CEO将直接向当时刚就任大众汽车品牌CEO的迪斯汇报工作。由于各个品牌与区域将承担更大责任,生产部门也被立即解散。
2016年6月,大众汽车集团发布“2025战略”,除了对核心汽车业务进行综合性调整外,还宣布将在权责“去中心化”宗旨下,使旗下各品牌拥有更大的区域与本土化决策权。作为该调整的一部分,2016年8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在其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设立大众品牌乘用车中国CEO一职。
2018年4月,大众汽车集团的改革随着迪斯的上任更激烈的展开。迪斯上任同时,大众集团布了公司管理架构的大幅度调整,包括将构建出6个全新的业务领域及中国地区,并将旗下12个品牌划归至量产、豪华和超豪华3个全新的汽车品牌群组。其中,奥迪品牌仍是豪华品牌群组的单一品牌。而“非常大而又非常特别”的中国市场成为单独的业务区,被认为在接下来的电动化、智能化以及出行服务竞争中决定着大众的未来。
鉴于目前全球汽车行业均处于剧烈变革的阶段,确立更加高效的集团管理体系成为各跨国车企集团的共同选择,出了大众,戴姆勒也在过去两年间对集团管理架构进行了大幅调整。
丰厚现金流支撑继续转型
在迪斯全力带动大众转航、应对行业危机和企业内部挑战的同时,大众汽车集团去年在全球的表现也出现逆转,与2018年的失意相比,大众汽车集团2019年表现强劲,各主要指标都优于全球汽车业的总趋势。
大众汽车集团2月29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全年销售收入达2526亿欧元,较上年增长168亿欧元;未计入特殊项目支出的营业利润达193亿欧元,高于2018财年的171亿欧元;未计入特殊项目支出的营业销售回报率为7.6%,略高于2019财年设定的目标区间(2018财年为7.3%)。由于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造成的特殊项目支出减至23亿欧元,其营业利润也增至170亿欧元(2018财年为139亿欧元)。
销量攀升、产品组合优化以及金融服务部门的良好表现,拉动税前利润同比增长17.3%,达184亿欧元;税前营业销售回报率增至7.3%(上一财年为6.6%)。同时,汽车业务的净现金流显著增长至108亿欧元,2018财年为-3亿欧元;净流动资产增至213亿欧元,2018财年为194亿欧元。
财报称,营业利润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源于客户交付量的小幅增长,达1097万辆(同比增长1.3%)。大众集团在几乎所有地区的市场份额均有所扩大,其中,欧洲和南美市场的客户交付量增长尤为显著,北美和亚太区域市场则因整体市场下行趋势而略有下滑。
值得一提的是,财报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市场面临挑战,但集团从中国两家合资企业——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获得的营业利润仍基本达到上一财年水平,为44亿欧元(上一财年为46亿欧元),占大众集团总营业利润170亿欧元的25.88%。受中国国内车市同比大幅下滑影响,这一占比比2018年的33.24%有明显下滑。但仍相当于大众汽车集团有1/4的营业利润来自中国。
汽车业务净现金流的增加将对大众继续展开的转型投资提供关键支持。按照2019年11月大众集团发布的2020年-2024年的未来五年投资计划,大众将投入600亿欧元(约4646亿元人民币)用于混合动力、电气化和数字化等领域。其中,330亿欧元的支出用在纯电动汽车领域,其余270亿欧元用于混合动力和数字化领域。针对中国,大众在2018年发布了将携手合作伙伴至2022年总计投资150亿欧元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数字化和全新移动出行服务领域布局的战略,其中2019年已投入40亿欧元,2020年也计划再投资40亿欧元。
大众方面预计,2020年,汽车业务的研发及资本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率预计将在6.0%至6.5%之间,2018年和2019年的研发支出比率分别为6.8%和6.7%。除了研发支出和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的继续影响,大众集团预计,2020年因并购带来的现金支出也将大幅增加。
因此,集团2020年净现金流预计会继续保持正向增长,但整体水平将低于去年。排除柴油发动机排放事件和并购活动的影响,集团2020财年将继续以实现至少100亿欧元的净现金流为目标。
对于2020年的市场表现,大众汽车集团持谨慎态度,预期2020年汽车交付量将与去年市场表现保持一致,集团预计销售收入将同比增长4%,乘用车业务领域的销售收入将略有增长,并预期2020年营业销售回报率将在6.5%至7.5%之间。大众方面同时提到,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冲突,包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等在内的诸多不容忽视的因素,都会导致2020财年展望中提出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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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大众计划 100% 控股奥迪 为加强奥迪战略地位
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计划收购奥迪品牌0.36%的自由流通股份,实现对奥回迪品牌的100%控股,进一步加强奥答迪品牌的战略地位。
据悉,大众汽车已经持有奥迪公司99.64%的股份。大众汽车集团正计划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通过挤压式并购的方式完成对奥迪的100%控股。根据该请求以及《德国股份公司法》相应内容,此次股权转让将于奥迪品牌本年度股东大会期间表决完成。鉴于此,奥迪品牌今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将推迟至2020年7月或8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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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所有者权益的中外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对企业所有者权益单独制定过会计准则。一般只是在其它会计准则中就其相关的所有者权益问题作出规定,往往也只是涉及所有者权益在会计报表中的披露,或者简单地要求企业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法律已经对涉及所有者权益事项的处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对涉及企业所有者权益的重大事项的处理作出了规定。考虑到在一个单独的准则中系统地规范涉及所有者权益事项的会计处理,便于企业实际操作,因此我国将所有者权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准则项目。
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特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将其作为法律或会计准则的重要规范对象。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核算有独特的要求,《公司法》等法律也较明确,为此,我国具体准则将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核算单独作为一类进行表述。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但其涉及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为此,我国所有者权益具体会计准则将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合并为一类进行表述。
我国的所有者权益具体会计准则包括引言、正文和附则三个部分。引言主要说明了本准则所规范的范围,即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报表揭示。正文部分为定义、所有者权益的构成、投入资本、增加资本、发行费用、接受捐赠和资产重估、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减少资本、应揭露的事项等九个自然段。定义一段为准则的进一步展开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理解并使用准则提供了依据。所有者权益构成一段指出了所有者权益包括的内容,而后分别规范了投入资本、增加资本、接受捐赠、利润分配及亏损和减少资本的会计处理。发行费用一段介绍了企业发行股票时,股票承销费、注册会计师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公共场所涉及广告费用、印刷费等费用在股票平价发行以及溢价发行时如何处理。应揭露的事项一段落地所有者权益应揭露的事项进行了说明。附则说明确准则的解释权归属和生效日期。 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所有者权益部分称之为业主权益和股东权益,它的构成如下:
(1)实缴资本,即股东实际缴入的股本;
(2)资本盈余,即股票溢价;
(3)资产增值,即由于价格水平变动,对企业资产重估而形成的盈余;
(4)留存收益,即企业收益支付股利后的剩余部分;
(5)非股东对企业的捐赠。
与我国所有者权益比较,实缴资本与我国的实收资本是基本相同的。资本盈余、资本增值、非股东捐赠的资产均与我国的资本公积概念相对应;留存收益与我国的未分配利润相对应。我国有“盈余公积”概念,属于所有者权益的内容,代表从利润分配中提取的有关金额内容。在我国,财务制度规定要从税金利润中按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并将这两部分提取的金额放入“盈余公积”之中,而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税后利润进行股利分配,剩余即是留存收益。
美国所有者权益一般分为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实收资本即股东权益,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若存在超面值缴入股本则将其单独列为一项。
日本所有者权益即为资本。资本必须划分为属于资本金部分和属于盈余部分。资本金部分应当列示其法定资本额。对于已发分为资本公积金、利润公积金及其他公积金,并分别列示。资本公积金包括由于股票发行转入的盈余。利润公积金包括来源于利润的盈余。其他公积金包括任意公积金和本期末分配利润。
英国的所有者权益一般包括资本及准备。通常分为已缴股本、股本溢价、重估价准备、其他准备及损益7部分。其他准备包括资本收兑准备、自有股份准备、按公司章程提取的准备等。 这里所说的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即所有者向企业缴入的注册资本。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美、英、荷等国家采取“授权资本制”,根据这种资本制度,公司资本被区分为“额定资本”和“已发行资本”。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中载明授权资本的数额,但一部分,其余留待日后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决定是否发行。所以授权资本不代表公司实际拥有的资产,而只是公司有权通过发行股份而募集资本的最高限额,是一种名义资本,而发行资本才是公司真实的资本。
法、德等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取“法院定资本制”,根据这一制度,公司章程中所载明的公司资本额在公司设立时必须由认股人全部认购完毕,否则公司不得成立,公司如增加资本必须修改章程。法定资本制有利于保证公司拥有充实的资本,防止利用公司进行欺骗、投机,但其要求过于严厉,已不适应现代股份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授权资本制,如日本公司法规定,公司在设立时需发行股份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即可,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当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予权发行新股增加资本时,可以一次或多次完成,但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我国实行的是注册资本制度,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的注册资金应当与实用资金相一致。注册资本是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资本为限,所以注册资本亦称为法定资本。公司法对各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在其经营期内,注册资本只能增加、转让不得减少,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减超过20%时,应按资金使用证明或验资证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擅自改变注册资本或抽逃资金等,要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
对于所有者投入资金的核算,股份有限公司设置“股本”科目,其他企业设置“实收资本”科目进行核算。所以必须明确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的区别与联系。实收资本是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者已投入的资本总和。企业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一般不是在认定后一次全部投入,而是根据合同或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随着企业基建、生产和经营的开展而逐步分批投入的。只有当按规定缴足出资额后,企业的实收资本才等于注册资本。虽然,投入资本核算的内容只能是实收资本,而不是注册资本或投资总额。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资者超面值购买股票时,股票的溢价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而“股本”账户只记载股票的面值。这时,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子资本为“股本”账户记载的金额,而投入资本则包括股本和溢价两部分。其他形式的企业在收到投资者投入资金时将其金额记入“实收资本”账户,所以,其它收资本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在投资者按规定缴足出资时是一致的。 我国会计制度中规定的公积金实质是企业所有者共享的但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的权益。资本公积是与缴入资本相关的但又不享受权益的资本投入。由于资本是一个法定数额,标志着所有者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权益,只能单独列示,不能混淆,因此,凡是不能标有限责任也不能享受权益的资本投入必须分开列示。盈余公积则与国外的法定准备相同,属于限制利润分配的一种手段。
美国的拨定留存收益完全是公司自己的事,其比例大小由股东大会决定,法律对此未作任何强制规定。拨定留存收益对利润分配作一限制,不须划拨相应的资产。对于与缴入资本相关的但又不享受所有者日常权益的资本投入,分项列示,如“超面值缴入股本”、“捐赠资本”等。
日本的商法要求公司设立下列准备:(1)资本准备。即前面提到的资本公积金。包括股票溢价和因资本减少或兼并而产生的正差异。如果兼并时所产生的正差异等于法定准备与被合并公司其他留存收益之和,可以不作为法定准备,而在资本准备下列示。(2)法定准备。即前面提到的利润公积金。日本的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至少按支付的现金股利的10%计提法定准备,提满股本的25%为止。
法国的准备主要包括法定准备、约定准备、重估价准备以及管制资本利得准备等。法国公司必须按股本的10%提取法院定准备;约定准备是根据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提取的准备或类似的任意准备;重估价准备是根据1975年法定重估价而设立的,一般显得并不重要。管制资本利得时,如果将利得列入准备,公司就可以要求15%的特别税率。但若用于分配时,必须纳全额的税,例如,100法郎的利得,15法郎税金,85法郎准备;若用于分配,税率为42%,多付27法郎,可供分配的利得为58法郎。分析人员应将27/85分配给递延税收,58/85作为永久性权益。
我国公积金分为两类,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资本公积金包括资本溢价、资产重估价、资本折算差异、捐赠资本。资本折算差异为外商投资企业所持有。盈余公积分为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按税后利润的10%计提,提洪注册资本的50%后可不再提,任意盈余公积由股东大会决定提取比例。我国还有一项既不属于资本公积也不属于盈余公积的项目-未分配利润。按一般理解,税后利润在提取各项准备后,即是可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既然是可分配利润而又没有分配,似乎不易理解。如果未分配利润理解为利润分配时的限制,就应当是不可分配的利润,即任意盈余公积。 我国规定所有企业均要按程序进行利润分配。而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税后利润是直接向股东分配股利的。
『伍』 跪求翻译!老板让翻译
执行董事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按照《德国股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执行董事会成员劳务合同中的规定,以监理会的核准目录以及监理会所列出的规定汇报、信息义务作为补充。
『陆』 车闻热搜|2020年转运年蔚来本年已获融资4.35亿
一汽丰田拟投85亿建新能源工厂
日前,丰田汽车和一汽集团被曝正计划在天津新建一家汽车工厂。丰田计划投资84.95亿元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建造一座新的新能源工厂,如此一来,丰田在华新能源汽车产能将进一步扩大。
据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设计招标公告》显示,丰田汽车和一汽集团计划投资84.95亿元在天津滨海新区生态城新建一座新能源工厂,该工厂已被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总占地面积197万平方米,一期占地面积为9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4.2万平方米。而该新能源工厂年产能为20万辆,其中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此次设计招标的工期时间要求为2020年02月26日至2020年05月25日。按照天津市方面的规划,一汽丰田新能源工厂项目将在2020年年底前取得明显进展。
事实上,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电脑”装有Hardware芯片,而3.0版芯片为特斯拉自研,性能上较2.5版有极大的提升,例如3.0每秒能够处理2300帧画面,而2.5只能每秒处理110帧。此前,特斯拉曾表示,Hardware3.0将标配在2019年下半年生产的所有特斯拉车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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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大众为何要100%控股奥迪
德国当地时间2月28日,大众汽车集团公布了2019财年业绩报告,营收和利润双双飘红。与此同时,大众汽车也宣布将收购奥迪在市场上流通的剩余股份,实现对奥迪的100%全资控股。
大众已经拥有了奥迪99.64%的股权比例,第一控股人身份不可动摇。那么,大众汽车为何还要执拗于剩余的0.36%的股权,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资控股呢?
大众汽车对未来技术的投入热情始终保持在高位。财报上的一个利好消息是,与去年同期相比,汽车业务部门的净现金流量增长至108亿欧元。强大的净现金流量无疑是大众汽车在转型之路上的资金保障。
按照大众汽车集团最新出炉的2020年-2024年的未来五年投资计划,其将在混合动力、电气化和数字化等领域投入600亿欧元巨资,以赢得在转型之战上的胜利。
大众正在积极谋划着未来,奥迪显然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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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德国公司法
《德国公司法》复是2010年法律出版制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德国作家漫德比西勒、德国作家怀克。全书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德国公司法的制度与原理,并从欧盟及国家化视角上去介绍和探讨公司法及其发展变革
本书是德国公司法学的简明教材,为第21版,在德国法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全书分基础知识、人合公司法、资合公司法、公司形式混合和公司改组四大部分。
本书不仅适宜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也适合于公司法研究人员研读。
『玖』 股东身份存疑存在以下哪些情形
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收藏本文章关键词: 股东身份/股东权/认定/章程 内容提要: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股东身份产生股东权而不是相反。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 众所周知,公司股东身份(资格)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除了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外,各类股东权(如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派生诉讼权等)的行使、股东会各类决议效力之异议等多类纠纷案件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都是一个重要的先决问题。新《公司法》的实施,仍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就公司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的关系、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东身份与股东权 有学者认为,股东即股权所有人。凡拥有股权者即为拥有股东资格,凡失去股权者即为失去股东资格。因此,凡可依法证明其股权有效存在者,即为股东。反之,凡可被依法证明其股权为无效或者是丧失者,即不为股东。依照不同的公司形态以及不同的资本表现形式,证明股权有无的方式可为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总之,不管以何等方式来证明,只要证明其为股权所有权之人,即可主张其股东资格之拥有。[1]
在确认股东身份(资格)问题上,简单地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在判断股东身份与股东权享有的逻辑关系上,应当是由股东身份产生股东权而不是相反。股东权的定义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股东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取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2]否则当我们在讨论股权拥有的标准时,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 其次,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文件对于股东身份问题的证明指向未必是一致的。他们能够证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于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选择。
以出资证明为例,在以出资作为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情形下,出资证明无疑可以确认股东身份;但如果股东身份确认是股东名册登记,股东身份的取得可能是在出资证明取得之前,换言之,出资证明或许可以证明股东身份,但他不能作为股东身份取得的标准。此外,出资证明书的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3]
第三,股权本身是一种权利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权利体。在很多情况下,投资人的股权是不完整的,投资人取得完整股权有时是一个动态的甚至是变化的过程。在这些情况下,股东身份的取得并不能反映具体股东权能(利)的取得。
第四,导致审判实践中把股东权的行使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而股东权行使在外在形式上并不具有排斥效应。如股东享有查阅账簿的权利,并不排斥其他不具有股东身份者查阅账簿;在存在名义股东情况下,名义股东违背实质股东意思的表决行为或参与利润分配的行为也未必就能用来确认其股东身份。
第五,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资格)的判断依据会造成对案件性质或证明方式的判断失误。 〔案例〕孙某的儿子在A公司求职,A公司是由股东5人组成的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张某告知孙某:公司准备扩张,如果孙某出资5万将成为公司的股东,年终分红,其子工作也一并解决。孙某依约交纳了5万元,A公司发给孙某股东卡,其子也在A公司谋得一个职位,第1年孙某分红得红利4300元,但之后两年不见公司分红。在此情况下,孙某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返还股本并两年股东红利。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东身份的确立问题,即公司的投资者在何时以及怎样在法律上确立起股东的身份,股东身份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就该案而言,应从“股东卡”人手,如果“股东卡”基本上反映了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应认为孙某的股东身份,反之则认定孙某的债权人身份,进行相应的处理。[4]
事实上,该案涉及两个层次的争议,一是股东身份问题,二是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并不能必然解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而该案的诉讼请求是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法院选择“股东卡”是否反映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作为案件判断的关键也是要解决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而不仅仅是股东身份问题。法院之所以会错误地将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置换为股东身份纠纷,原因可能就是简单地将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等同起来。而在未确定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书并不能证明存在股东的出资行为,最多只是证明了行为人对公司投入了资产。因为出资权是股东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非股东的出资行为不能产生公司法上取得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效果。非股东的出资行为充其量能够产生的是债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在确认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明才可以用来证明股东权体系中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草稿)第1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之后,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者未将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履行签发记载义务。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证据证明未与出资人达成出资协议,或者未承诺接受股权受让人为股东,主张公司不应承担签发记载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事实上也是对此作出了区分的。
二、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 那么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有的学者提出了“股东资格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分析路径”,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股东资格的形式特征,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属于股东资格的实质特征。形式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特征更有意义,而其中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示性最强,又优先于其他形式特征。实质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而其中签署公司章程反映行为人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又优先于其他实质特征。在个案中,可以抽象地说,当在案件中发现与股东上述特征相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优先选择适用相应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5]
这种分析方法在结果上很可能导致在不同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不同,同一个主体在股东身份确认上的不同结果。这对于一个相对民事法律关系而言,由于判决既判力的相对性,或许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确认身份关系的诉讼,其既判力往往具有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效力,这就容易引发裁判权之争,因为先作出的判决会具有确定股东身份的效力。此外,由于商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股东身份是和一系列登记、记载制度相关联的,而这些登记、记载又是向公众开放以取得公示的效力。如果允许在股东身份确认上根据内外法律关系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判断,当事人依照不同的判决要求进行登记、记载的时候,以哪一份判决为准呢?我认为,对于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多元主义、分别讨论的路径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对外在关系上,只需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给予救济,并不需要赋予这种信赖以设权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落脚于何处。
按照我国《公司法》(2006)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6)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依次参与下列与股东身份的认定有关的程序:(1)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签署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2)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缴纳首期出资,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3)依照《公司法》第三十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公司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公司设立登记,公司登记簿上记载为公司股东,供社会公众查阅;(4)公司成立后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5)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编号。在这些程序中,哪个程序能够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标准?
目前, 各国公司法的理论与规则关于股东身份的界定有两类标准, 即出资标准与记载标准。
而股东在签署章程后的出资行为则与股东权有密切联系。股东权是一个集合性权利体,而非单一的权利。股东身份的取得能确保股东享有出资权和信息权(如查阅账册的权利),而诸如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等权利则取决于出资行为的完成情况。因此,可以说股东身份的取得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股东权的取得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正如所有权在设立抵押后其权能受限相似,股东权也会受制于出资状况等因素。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4条2项的规定:“在全部支付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章程可以规定,在支付了法律或章程所规定的更高的最低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已支付的最低投资款只保证一票;在支付了更多的投资款后,表决的比例关系也根据所支付的投资数额进行调整;如果章程中没有规定,表决权是在全部付清投资款后才生效,并且对任何一份股票都还没有付清投资款,那么选票的比例关系根据已支付的投资数额加以调整;已支付最低投资款的保证一票。只有当票数的一小部分是为有表决权的股东提供全票时,对该部分选票才予以考虑。”[19]在股东出资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限制其股东权的行使是完善我国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 谁来确认股东身份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股东权的确认,是法律赋予的公司权力之一,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股东权的确认标准首先要看公司自己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承认这个人是公司的股东,他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国家不能强行干预,也没必要强行干预,只有在公司自身不能确认的时候,才可由法院来进行确认。[20]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同样把股东权等同于股东身份,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事实上这里是在讨论股东身份问题。股东身份的确认,恰恰不是纯粹的公司内部事务,且不说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出资责任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公司内部事务,即使在公司与股东关系以及股东与股东关系上,股东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公司自治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公共问题,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事实上所谓公司自己的意思,在涉及股东资格问题上,主要是多数股东或控制股东的意思。因此,这是基本权利保障的要求对公司民主的限制,是防止在资本多数决制度基础上形成多数资本的暴政,防止大股东利用公司架构下形成的优位对小股东赤裸裸的剥夺的需求。股东资格是股东权利的基础,把股东资格(或者股东权)的确认交给公司自治等于把公民的基本权利交给政府(行政机关)来判读一样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域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英国公司法上要求对于公司细则的变更不得剥夺法院给与股东的权利。在Dafen Tinplate Co v Llanelly Steel Co (1907) Ltd 一案中,Llanelly Steel Co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细则,使得公司能够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强制任何股东按照董事会所确定的合理价格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并以此挤出公司股东Dafen Tinplate Co。法官Peterson. J认为,多数股东强制转让的权力的行使不能轻易地取决于多数股东的意愿。[21]在另一个方向上,德国法上认为股东的成员资格是一种主体性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开除股东,不仅要求股东大会作出开除决议,要求向股东宣布,而且要求类比适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德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27条、第133条和第140条的规定,提起开除之诉。这样就由法庭审查开除的理由,并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开除决议。[22]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于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只能是建立在公司管理和契约履行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契约上的权利,而不带有任何裁判、判断的意义。股东资格确认是一个身份判断的行为。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是一个法律规则问题而不是什么私法自治。股东资格确认的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享有。对此,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在内部层级,由投资人向公司提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对于确有依据的,公司应当在一定时间内召开临时股东会明确其股东身份。对于公司拒绝确认,或股东会决议认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投资人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对于股东会决议认为具有股东身份的,持有异议的股东也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