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研究的意义

㈠ 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3000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深刻认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因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统一、正确、严格实施，已经成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高发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迫切需要发挥司法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作用。多年来，司法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群众广泛认可。但是，也要看到，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损害了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法律”、“讨说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司法领域，法律手段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人民群众关注的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三大问题，都与司法密切相关。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已经变得十分尖锐，如何正确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

二、始终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为确保改革不入歧途、不走弯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始终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健康发展，始终随着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始终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同步深化，必须坚持以下基本遵循：
（一）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司法制度。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既与时俱进，又不超越现阶段实际提出过高要求。
（五）坚持遵循司法规律
司法活动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遵循和运用司法规律，才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只有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高效权威的要求，才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坚持依法有序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配置，事关重大，必须依法有序推进。在落实各项改革措施过程中，既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实施。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后再全面推开。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以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七）坚持统筹协调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提高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的能力，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兼顾公正和效率，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公民法律素养的要求，又适应司法职业特点，做到整体规划、科学论证，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㈡ 国内外司法网站建设的研究情况及重要性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简答答案：
① 持党的领导
② 依法司法，创造条件接受监督，公正司法，严格执法
③ 对人民负责
④ 深化改革,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公正司法，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详细解读：
从立法上解决法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职权问题，如司法调查取证权。完善司法警察教育培训体制、执行现场中的处置权等加强法警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 是法警职权明确化，做到互相协调。这是司法警察发挥职能作用的必然要求，形成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法警队伍的警力网状布局，解决法警长期以来没有固定的培训基地。因此必须对司法警察职责，确立规范的垂直领导体制，落实司法警察的编队管理、职权进一步明细化、互为补充，提高法警在一个区域的整体作战能力，形成自成体系的教育培训系统，能够具体化，使司法警察职权同公安警察一样、明确化。

二、 是队伍管理规范化，确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司法警察的领导、无法得到正规，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务的根本保证、系统教育培训的问题。

三、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进程必然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的步伐。加强法治建设已成为广大政法部门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治建设的重要职能，在面临着法治建设。

㈢ 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1、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是一致的。但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长远和根本一致性，并不能排除和消灭两者之间的差异，两者在局部上也会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因为代表国家采取行动和措施的国家公职人员无法完美无缺，由于情况复杂或者是执法者素质问题，很难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越出法律的界限，而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局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与公民和其他组织之间时有争议发生。无视这些争议的存在或者故意回避这些争议，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消极对待这些争议，极有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基石。要使国家和社会稳步向前发展，只有面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适宜的途径解决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包括与其他组织的争议，使国家和个人局部利益的冲突的妥善解决而处在一种良性协调的关系之中，而司法审查正是一条最为适宜的途径。之所以这样说，也是经过慎重而多方面的比较的。
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1）通过人民代表机关。代表机关是权力机关，宪法地位崇高，其主要职能是立法，对国家重要事务行使着最高决定权和最后控制权。虽然代表机关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机构，且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责，但却不宜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同时制定法律又适用和执法法律，其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监督行政机关；（2）通过行政机关自身解决，这种方法是解决争议最普遍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行政复议、申诉、上访等。但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时上级会编袒下级，其公正性缺乏切实有效的保障，仅用此种途径解决争议，有时会取得反面效果，无法取信于民；（3）通过党的组织。党是国家政治上的领导力量，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协调好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若党组织分身去处理形形色色的各种行政争议，将导致党政不分，同时也会降低党的领导的层次，将党组织推向各种具体事务的前台，必然会削弱其政治领导作用。实践也已证明，党应该把握大政、方针和政策，不宜陷入各种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4）通过社会团体、工、青、妇等社会团体既是维护其成员利益的组织，也是联系人民与党组织、国家机关的重要纽带之一，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由于它们不具有国家权能，无法定强制力作后盾，因而不能亦不宜处断行政争议；（5）通过信访。在某种意义上说，信访应包含在上述四种方式之中。但信访的方式长期以来是人民群众对个别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满的主要申诉方式，信访是领导机关洞察民情，了解社会动向，反馈政策、法律的一个良好的机制，多年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信访制度和信访组织不拥有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力和有效手段，也不能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途径；（6）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例如“四清”、“文革”等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这种形式已被实践证明破坏性大，易被坏人利用，已被遗弃到历史的角落。
根据以上情况，必须开辟一条新的解决争议的途径。这一新的途径就是司法审查。此种途径中人民法院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遵循公正、公开的程序。在行政复议的情况下，若不能妥善地平息争议，也要最终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比较理想、比较完善的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
3、《行政诉讼法》是中国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社会主义人权原则是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理论上的重要基础。过去，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的激烈而无情的批判，误以为是马克思否定了人权原则本身，因而将社会主义与人权原则对立起来，而经过多年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领会和研究，马克思最关心的就是人，实现人的解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中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制定的宪法和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权的保护范围也在日益扩大，也急需《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
4、公民通过诉诸法律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的最为有效的监督。中国公民作为社会的成员，不但可以通过其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而且也迫切期待在其利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监督纠正其违法行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请审查，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的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既是倡导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根据之一，也影响着司法审查模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法治表现在国家管理领域，就是代表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尽可能详尽周密的法律来规定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明确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相应的制度监督，并在监督的前提下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相应的监督制度之一就是司法审查。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隶属于行政系统但又有独立性的行政法院。如法国，因这种模式中行政法院的独立性无法保障且不符合我国宪法的法治原则，是不可取的。中国宪法确认的法治原则之一就是审判权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另一种模式是设立专门法院，但这种模式与中国的国情不符。最后考虑到中国体制、观念、人力、财物等方面的种种因素，最终选择了在普通法院内设立行政法庭这种模式，由普通法院肩负起履行行政法治的责任。
5、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总体上不能也无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中国宪法为我国设置了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制约机制的政体。宪法将立法职能赋予权力机关，将行政职能赋予行政机关，将审判职能赋予审判机关，而作为权力机关的代表机关有权监督上述机关，上述机关须向它报告工作，向它负责，除此之外，宪法还明确了公、检、法机关在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外，还必须相互制约。众所周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而防止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已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思想财富。虽然从本质上讲，制约政府的的最深刻的力量是人民，但是以一种权力通过一定程序监督另一种权力却是绝对必要的，非如此不能确保政府成为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型的政府。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是宪法上的这种权力制约精神的重要产物。

㈣ 研究法律体系的意义

研究法律体系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专学习和研究法律体属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法的本质。
其次，学习和研究法律体系可以有助于国家的立法活动。
第三，学习和研究法律体系，可以有助于法学研究，有助于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
第四，学习和研究法律体系，有助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法律和法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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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㈦ 考法律研究生有意义吗

法律硕士简单一些，学的考的都偏实践一些；法学硕士难一些，偏理论一些。版看你选择了权。
一般而言，民商法是最好找工作的，因为它即可以去法院律所，也可以去公司企业。此外，由于民法中很多东西都是私法基础理论性的，对学其他私法门类学科也都很有用，好好学的话也会提高逻辑分析架构能力。学商法的话将来做非诉很有优势，尤其你是英语硕士，作跨国并购或企业融资等等都有优势。
英语加法律至少在我们学法的人眼中是强悍的技能组合，因为这两个学好了（英语除了普通英语外还要法律英语），意味着进外所和国内一流律所的机会就会提高了，在这种地方干几年做到中层及以上，那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收入都是很爽的啊～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英语不好的法学硕士，非常羡慕你……

㈧ 研究犯罪心理结构对司法工作有什么意义 求高手解答！！！

可以从心理开始分析更能好的研究犯罪的出发点和一些犯罪人的心里攻破点。很有帮助。每个人心理都有入手点和易攻破点的。

㈨ 研究司法审判和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一) 法律推理符合法治精神
美国法学家伯顿指出，法律推理增强了判决的一致性和正当性，
可以为法律问题提供健全的经过充分论证的答案。无论是法律推理
的形式还是法律推理的内容与法治的精神和要求都是一致
(二)法律推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法律推理从思维方式上规定了法官判决的思维路
径。如果法官严格遵守法律推理的程序，不违反逻辑规则和法律规
则，并以此种方式论证判决结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我们就得承
认法官的判决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
(三)法律推理是通过法官的职业化思维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
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逻辑方法，
因而带有明显的职业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推理是法官的思
维方式。法官队伍的职业化是法官独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司法公
正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法律推理使法官依靠理性，而不是依赖经验做出判决
理性被认为是人的心智的结构，其首要特性，就是“对观点、意见
或结论提供证据”。理性的思维和分析的手段是逻辑，它要求运用逻
辑推理，合乎规律地从一定的根据和理由中得出结论
法律推理的
过程表明法官的判决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据和理由的，而不是法官的主
观擅断或主观意志的产物。总之，公正判决结果的形成，离不开法律
推理，无论是形式推理还是实质推理，都是为法院公正判决结果提供
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一个法庭决策过程。

㈩ 法律起源的论述，及其研究意义

一、从古到今，许多思想家、法学家对法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关于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主要有：
(1) 神创说：这一学说认为法是人格化的超人类力量的创造物，各种各样的神为人类创造法。中世纪神学政治的鼻祖奥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来源于上帝的永远的正义和永恒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从神法，是从神法派生出来的。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认识。
(2) 暴力说：这一学说认为法是暴力斗争的结果，是暴力统治的产物。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认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有斗争有暴力才需要解决冲突的规则。
(3) 契约说〔古典自然法学者〕：人类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前处于自然状态，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或更好地生活，人们相互间缔结契约，通过缔结契约人们放弃、让与部分自然权利，组成政府，这最初的契约是法律。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者大部分都持此说。
(4) 发展说：具体包括两种：
① 人的能力发展说：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的能力有了发展，例如，火的作用，弓箭的发明等，财富有了增加，社会关系开始复杂，因而需要法。
② 精神发展说：黑格尔就认为绝对精神在自然界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绝对精神发展到自然界阶段，才有了人类，人类精神的发展产生法。民族精神论者提出法来自民族的精神或历史传统。
(5) 合理管理说〔法社会学者〕：许多法社会学者持此说，如美国当代法的社会学家塞尔茨尼克认为，一个群体的法律秩序，是基于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① 生产力的发展、② 社会经济的发展、③ 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④ 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及其与法的本质学说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和对应的关系，如神创说就与法的本质的神意论观点一致，是神学法学的主要内容；契约说则是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与法的本质的理性论观点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 ①生产力的发展、②社会经济的发展、③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④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一）根源·法产生的根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和氏族习惯就逐渐被国家和法所代替。法的产生有着经济的、阶级的、社会的根源，同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言：
1．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产生的经济根源。从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导致了法的产生。法是为了维护某种所有制、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和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
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前，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产品实行平均分配，个人与集体浑然一体。利益基本一致使他们只需依靠传统习惯就可以把经济关系调整好了。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产品的交换，逐渐促进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使得财富向少数人的积累,公有制因此逐渐地解体了。
后来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公有制的解体，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在这些所有制的背后，存在着各种不同利益的集团，其中在对抗性的所有制经济关系中，还存在着两个对抗性的社会利益集团——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各个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着保护一种所有制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斗争，这就使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如何才能调整这些经济关系呢？如何才能迫使广大劳动者——奴隶服从当时奴隶主所有制的劳动条件进行生产呢？靠原来的习惯显然是不行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社会各集团在毫无限制的冲突和争夺中同归于尽，于是就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一些特殊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来维持社会秩序，以保护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限制甚至消灭那些不利于奴隶制发展的经济，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可见，法是为了维护某种所有制、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和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
2．阶级的产生是法产生的阶级根源。法是为了维护和调整一定阶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以前，人们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那时的习惯也是符合氏族公社全体成员利益的，人们能自觉遵守。后来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公社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开始产生。私有制的发展促使私有者吸收更多的劳动者为其创造剩余产品，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作为奴隶保留下来，奴隶制开始萌芽了，随着个体劳动发展成为普遍现象，产生了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子女继承制，社会逐渐向两极分化：一些氏族部落首领通过剥削和掠夺而成为贵族和奴隶主，而广大自由民由于货币、高利贷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开始出现而沦为债务人，进而沦为奴隶，社会逐渐分裂为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他们由于根本利益冲突而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习惯已不能调整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了，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地位，除了组织国家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外，还把它的阶级意志制定为法，把被统治阶级的活动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并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统治者与同盟者的关系。显然，这种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特殊社会规范，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是不行的。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需要有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调整新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种特殊公共权力来确定和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于是法就应运而生了。
3．社会的发展是法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分配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秩序。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二、研究法律起源出发点不一样，利用法律的态度就大相径庭：
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 ”，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在宋时，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统治阶级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到元时，大多法规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明时，法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如制定了盐法、茶法、税法等门类。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谕令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单行条例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关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加强，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特别是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输入大陆法系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开始解体，中国法制的发展开始与世界法制的发展连结起来。法律中才出现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的分类。在此法律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中西法文化的“体”“用”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极力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6]“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7].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法治，他大声疾呼：“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先例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说我们要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9]应该“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