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刑法

❶ 为什么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监察委员会决定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上级决定

这是因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行使国家权力的是检察机关和法院。公安机关并不是作为刑事案件的行使权力机关存在，所以其决定权不在公安机关以及其上级手中。

❷ 监察委员会在调查案件中要不要适用刑诉法

刑罚尚未对监察委员会作出相关规定，如果涉及到刑法就适用刑法，未涉及到适用行政法。

❸ 法律有哪些种类

刑事责任，是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的法专律责任。属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管制。管制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相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刑罚中最轻的一种。2、拘役。拘役是一种短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由法院根据刑法对犯罪情节与危害后果较轻的人判处的刑罚判决，公安机关就近执行，一般为拘役所执行。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对大部分犯罪人普遍适用的、高度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刑期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4、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也即没有期限的徒刑，是对罪行较重的人终身监禁的刑罚。5、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罪行特别严重犯罪人的罪行依法判处了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6、死刑。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判处剥夺生命的极刑；一般采取注射、电击、枪毙的方法执行，家属可以收尸。死刑的执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❹ 违反监察法是什么犯罪行为

如果其行为属于抄《监袭察法》第六十六条，只能说涉嫌犯罪。如果违反其他条款，但不触犯《刑法》的，不属于犯罪。
是不是犯罪，属于什么犯罪行为，不是由《监察法》规定，而是由《刑法》规定。《刑法》是唯一能够认定犯罪的法律。
《监察法》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❺ 有谁知道最新刑诉法都改了哪些吗

一）调整检察职能，为改革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建构了缺席审判制度
（三）总结试点经验，规定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和速裁程序
（四）完善律师制度的新措施
（五）刑诉法修改决定关于刑诉法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的有关问题
一）调整检察职能，为改革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刑诉法修改决定中，删去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与此同时，为保障案件管辖的转隶，对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问题，刑诉法修改决定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
1.基本原则的衔接。《监察法》第4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笔者认为，监察委在调查案件过程中，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处于相互配合、制约的关系，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应当遵守刑事基本原则。
2.管辖衔接。《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犯罪进行监督、调查。
为了与《监察法》的内容相衔接，刑诉法修改决定第二项将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修改为第19条，删去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
这两类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六大类案件：（1）贪污贿赂犯罪；（2）滥用职权犯罪；（3）玩忽职守犯罪；（4）徇私舞弊犯罪；（5）重大责任事故犯罪；（6）公职人员的其他犯罪。
3.强制措施的衔接。强制措施的衔接主要涉及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中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二项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4.审查起诉的衔接。为了跟《监察法》更好地衔接，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监察法》第47条对移送给检察院的案件，其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审查起诉后的处理，规定如下：
一是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
二是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三是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四是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
5.证据的运用和要求的衔接。《监察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及“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刑诉法修改决定第二十五项明确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移送到人民检察院的案件，其证据标准仍然是“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方能提起公诉。即调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法庭裁判均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司法机关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来审查监察委提供的证据。
6.关于涉案财产的处置。《监察法》第46条明确规定关于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处置，应当移送人民检察院。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七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❻ 纪委可以对违纪的非党员立案吗

不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三章监察范围和管辖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6)监察法刑法扩展阅读：

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有犯罪事实

指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这是立案的首要条件。有犯罪事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1．要立案追究的，必须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立案应当而且只能对犯罪行为进行。如果不是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立案。

2．要有一定的事实材料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包括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和预备犯罪。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指依法应当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当有犯罪事实发生，并且依法需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才有必要而且应当立案。

❼ 贪污罪在刑法中是怎么规定的，监察机关能否对涉嫌贪污

刑法对贪污罪的量刑标准：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构成贪污罪应具备以下条件：
1、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中行使一定职权、履行一定职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侵犯的是公共财物，所谓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和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3、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故意。
4、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❽ 如何判定玩忽职守行为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刑法

如何判定玩忽职守行为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玩忽职守主要由过失构成，且存在主观性所构成的故意犯罪情况。行为人因为行为过失类型的不同，在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会有不一样的标准。

一、直接过失的玩忽职守行为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上的判断

因为直接过失行为直接导致了危害后果的产生，这时我们可以用假定因果关系来进行判定，判定的方法是看直接过失行为是否是危害结果出现的必要原因？假如行为人没有这个直接过失行为，那么这个危害后果就不会出现，此时就认为直接过失行为与出现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需要对直接过失行为人按照玩忽职守罪进行刑事处罚。反之则认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二、管理过失的玩忽职守行为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上的判断

管理过失行为因为并不直接对应危害后果，在管理过失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会存在中介物或中间人，此时我们不能用假定因果关系来进行判断。我们在判断管理过失行为与出现的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管理过失行为与危害后果的产生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也就是说，管理过失行为人虽然并不是危害后果的直接实施人，但如果这样的管理过失行为通常会产生那样的危害后果，现在这种预料之中的危害后果也真的产生了，此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管理过失行为与出现的危害后果之间就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需要对这样的管理过失行为人按照玩忽职守罪进行刑事处罚。反之则认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三、监督过失的玩忽职守行为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上的判断

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一样，都不直接对应出现的危害后果，所以在是否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上，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一样，都是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监督过失有一点与管理过失不同，监督过失行为人只能为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监督过失行为人不能为被监督者的故意犯罪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承担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根据“合理信赖原则”，上级在监督下级时，会合理信赖被监督者不会实施故意犯罪行为，一般情况下，监督的是下级的工作不力、工作过失等情况。当监督者不知道被监督者存在犯罪计划时，监督者虽然在工作中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过失情形，但被监督者的故意犯罪行为(介入因素)隔断了监督者与出现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监督者明知被监督者在实施犯罪还故意不去制止时的行为就不仅仅是玩忽职守行为了，此时监督者的行为将被纳入不作为犯罪的领域进行探讨。

比如，每个行政单位都有监察部门，如果某单位监察部门工作很不负责，从来不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任何监督，后来该单位有工作人员因贪污、受贿被法院判处刑罚。这种情况下，这个单位的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虽然是有法定监督职责的，但是，不能认为该监察部门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察职责的过失行为与被监督的工作人员的故意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故意犯罪行为是造成危害后果的独立原因。监察部门工作人员未能完全履行监督职责的行为也只是违反行政法及相关纪律规定的行为，该行为在没被刑法认可为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因为，“罪刑法定”是《刑法》之法定，而非法律之法定。凡是脱离《刑法》规定，直接套用其他法律规定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的方法都是有违“罪型法定”这个基本原理的。

❾ 刑诉法将修改成什么样子

刑诉法修改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各级监察委的监察人员，若存在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对此类犯罪的侦查权建议由检察院行使。

草案规定，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检察院侦查权做出调整是此次草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今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陈光中称，监察法通过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已从检察院转移到监察委，为解决监察法与刑诉法相矛盾的问题，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此次刑诉法修改做出调整。而保留检察院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相当于“将这一部分侦查权又还给检察院。”

“草案中司法工作人员所指的范围也引起关注。《刑法》第94条将司法工作人员的概念界定为‘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负有侦查职责的人员包括公安、检察机关中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人员。”陈光中说。

他认为，各级监察委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也有可能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意味着监察委的工作人员有此类犯罪行为的由监察委自行调查。

对此，他建议，草案应将监察工作人员犯罪的侦查权也划入检察院，这样调查才更客观、中立，也符合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缺席审判还应保障被告人诉权

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

草案还规定了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并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陈光中表示，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是加大反腐败和境外追逃力度，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目前，中国在境外追逃追赃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如何证明其是潜逃至境外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不同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时，不同国家要求的证据材料、司法文书不同。有的国家认可法院判决才是正式的司法文书，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认可。此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缺席审判程序，这给引渡、遣返境外在逃人员带来一定难度。

他对《财经》记者说，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配合该公约的实施，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中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作用，他曾提出建议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但有关部门认为这会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只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及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中共十八大后，追逃力度逐渐加大，“缺席审判制度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陈光中认为，缺席审判程序必须慎重行使，并不是每个外逃至境外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一定要适用缺席审判。还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并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财产权。

因此，对缺席审判的案件还应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比如规定委托辩护和提供法律援助，审判应经开庭，近亲属有权参与庭审，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上诉权等十分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应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决定，授权两高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二年。

陈光中称，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并转化为法律，才能予以复制和推广。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如何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试点中的做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有些案件可能并非是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自愿如实供述，并不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非常重要。二是认罪认罚可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有关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都须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参考美国辩诉交易的做法，认为证明标准可以从宽，这值得推敲。”

陈光中建议，该类案件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风险。

该罚的还是要罚，该做的还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