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演变
1. 实践合同的历史演变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起源于古罗马。在古罗马社会初期，商品交换不发达，且多局限于部落内部进行。对这种偶然进行的交换，交换双方当事人投入了充分的关注，采取了类似敬神般的特定仪式以期交换顺利进行，而最终实现交换的目的。法律也侧重于对形式的保护，规定契约必须经过特定的形式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即“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最初的契约形式分为两种：“曼兮帕蓄”方式与“耐克逊”方式。随着契约理论的发展，这两种形式逐渐为“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及“诺成契约”的分类所取代。要物契约出现于共和国末年，是通过物的交换而缔结的契约，包括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寄存和质押四种类型。这四种合同都是无偿的，即当事人缔结契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关系（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和寄存的缔结是基于相互信赖的关系）或为了特定的目的（质押是依附于借贷合同的，是以保证借款的归还为目的）。这种无偿性要求法律基于公平的考虑给予一方当事人以特殊的保护。要物契约的出现是法律“第一次把道德上的考虑作为‘契约’观念的一个重大革新”。诺成契约的出现晚于要物契约，是指通过合意而形成无须任何手续的契约。在它诞生之初，仅适用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但它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开创了契约法的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的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
罗马法对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但《法国民法典》对实践合同的规定与罗马法有所不同，是将交付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且《法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一种实践合同，即“本义上的寄托”。（所谓“本义上的寄托”是指当事人一方接受他方动产进行无偿保管，并负责返还原物行为。类似于古罗马时的寄托与中国的保管合同。
2. 诺成合同的历史演变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起源于古罗马。在古罗马社会初期，商品交换不发达，且多局限于部落内部进行。对 这种偶然进行的交换，交换双方当事人投入了充分的关注，采取了类似敬神般的特定仪式以期交换顺利进行，而最终实现交换的目的。法律也侧重于对形式的保护，规定契约必须经过特定的形式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即“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最初的契约形式分为两种：“曼兮帕蓄”方式与“耐克逊”方式。随着契约理论的发展，这两种形式逐渐为“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及“诺成契约”的分类所取代。要物契约出现于共和国末年，是通过物的交换而缔结的契约，包括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寄存和质押四种类型。这四种合同都是无偿的，即当事人缔结契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关系（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和寄存的缔结是基于相互信赖的关系）或为了特定的目的（质押是依附于借贷合同的，是以保证借款的归还为目的）。这种无偿性要求法律基于公平的考虑给予一方当事人以特殊的保护。要物契约的出现是法律“第一次把道德上的考虑作为‘契约’观念的一个重大革新”。诺成契约的出现晚于要物契约，是指通过合意而形成无须任何手续的契约。在它诞生之初，仅适用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但它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开创了契约法的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的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
罗马法对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但《法国民法典》对实践合同的规定与罗马法有所不同，是将交付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且《法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一种实践合同，即“本义上的寄托”。（所谓“本义上的寄托”是指当事人一方接受他方动产进行无偿保管，并负责返还原物行为。类似于古罗马时的寄托与中国的保管合同。
3. 民法三大原则的现代化变迁及其原因
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是近代大陆民法的三大原则。它们代表了19世纪民法的特征，贯彻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
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是近代大陆民法的三大原则。它们代表了19世纪民法的特征，贯彻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由个人主义本位发展到团体主义本位。
一、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神圣的天赋权利。所有权可以上达天空、下及地心，法律对所有权的内容也极少实质性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所有权观念。《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这是对绝对所有权原则的准确表达。依据《法国民法典》，财产所有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置其财产，可以自己使用，可以出卖、出租或出借，可以闲置不用，甚至还可以破坏。对这类处分行为，任何人不得干预，即使这种干预对财产所有者或社会有益亦是如此。
然而所有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制度，它总是要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演变而变化。19世纪末以来，个人主义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渐式微，社会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益发达。这种观念认为，法律保障所有权旨在发挥物的效用，使物被充分利用并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所以，所有权的行使应当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允许个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便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尽管它确立了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但已摒弃了诸如“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用语，并对所有权的行使规定了一系列限制，表现在：其一，所有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便是违反“善良风俗”，为法律所不容。其二，所有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三，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职能，不能只为个人利益而伤害社会整体利益。比如规定“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在地下或高空所为的干涉，无任何利益者，不得禁止。”其四，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效用。例如第904条规定：“在他人为防止当前的危险而进行必要的干涉，而其所面临的紧急损害远较因干涉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为大时，物的所有人不得禁止他人对物的干涉。”
二、契约自由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包括以下含义：其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的订立、变更与撤销均应由当事人自主作出决定。契约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便可以包含任何事项，其他人不得干预或变更。其二，国家尊重个人意思。这意味着国家在契约方面的立法权是有限的，除个别情况外，它只能制定任意性规范，而对这类规范，当事人可以不予遵从。其三，契约即法律。契约一经订立，便等同于法律，国家应当以强制力予以保证。这是契约法领域内国家的基本任务所在。
契约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逻辑延伸。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拥有财产及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契约当事人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一味追求契约自由有时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应当更多地介入契约法领域，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对契约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主要表现在：1）改变以往契约法规范大多为任意性规范的状况，增加强制性规范的比重。2）为维护平等竞争，制定特别法规限制垄断企
业订立契约的自由。3）以行政手段规定契约的订立和条件。国家干预的触角广泛延伸到战略军备物资、外汇、投资、证券交易、价格、工资以及劳资关系等各种领域中，制定了大量强制性规范。对于这类规定，订立人很少有商量余地，只能照章执行。4）普通商业企业中广泛采用的“标准契约”也限制了确定契约内容方面的自由。
三、从过失责任原则到无过失责任原则
整个19世纪，在大陆法系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过失责任原则，尽管在个别领域中开始出现某些无过失责任立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造成损害赔偿责任要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上要有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二是主观上要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过失责任原则是个人主义精神在私法领域中的重要表现。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无过失责任原则在立法和司法上得到确立。无过失责任原则也称严格责任原则，它意味着损害一经发生，即使对方没有任何过错，也应负赔偿之责。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在特别法中采取无过失责任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广泛涉及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以及航空器、核能的采用所引起的损害等。另一个相关的发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兴起。通过社会保险，使得整个社会分担一部分对事故受害者的赔偿，这是弥补赔偿不足和不及时缺陷的有效手段，它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些发展动摇了传统民事责任法律的基础。既往的当事人过错学说正在由社会过错或客观过错学说取代，甚至有人主张以风险概念取代过错概念。这些变化让人强烈感受到一种社会化和非伦理化的趋势。
总之，从近代民法三大原则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民法对个人主义的强调相比，现代民法更注重尊重公共利益，强调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
4. 用益物权的发展演变
从各国物权法的规定来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的种类亦不尽相同。在罗马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其中役权分为地役权和人役权，人役权又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地役权。这种规定沿袭了罗马法中的用益物权的分类，即把役权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前三种用益物权都属于人役权的范围；《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役权。其中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瑞士民法典》只规定了役权及土地负担，役权的具体种类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建筑权、对泉水的权利。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用益物权大多是以土地为标的的不动产物权，二是地役权、地上权、用益权是用益物权的最基本形态。
历史沿革
在中国古代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地基权、永佃权、典权。这些用益物权基本上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在清末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法都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施行于台湾的国民党民法仍规定着这些用益物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法律上只承认所有权，而否认他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致使中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法的理论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法的实践上也一直没有建立用益物权体系。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是中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以“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代替了用益物权的概念，规定了属于用益物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采矿权、国有企业经营权、相邻权。除《民法通则》规定的用益物权外，中国的其他特别法中还规定了渔业捕捞权、狩猎权、水权等用益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确认了典权和地上权的制度。尽管中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立法概念不准确
中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立法内容不完整
在中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立法体系不科学
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该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中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中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中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中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如何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
如何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学者们的看法差别很大。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典权、采矿权、地役权；
第二，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永佃权、典权；
第三，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地役权（相邻权）、典权、采矿权、租赁权；
第四，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水面滩涂养殖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水使用权、采矿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
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来探讨问题的。但由于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局限性，这些意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用益物权体系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下列用益物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用益权，而永佃权、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租赁权等，则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因为：第一，永佃权已无存在之基础；第二，承包经营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用语，在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第三，国有企业经营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而至今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权，我们倾向于通过法人所有权的方式来解决；第四，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第五，租赁权自始都是一种债权，虽然现代法中有“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但这并不能改变租赁权的债权属性。
地上权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地上权是指为建造房屋、隧道、沟渠等工作物及培植竹木、树木，使用他人土地之权。中国民法中是否存在地上权，是否应当确认地上权，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就是地上权，或相当于地上权；也有学者认为，地上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必要硬拘泥于地上权的概念，不应非将它们的名称统一不可。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完全可以用地上权这一准确、统一的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建立中国的地上权制度，应当以现行的以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造林权为基础，同时，应当确认地下和空中地上权。
地役权
地役权是一种古老的物权形式，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而且英美法系国家也予以确认。通说认为，地役权是为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可分为积极地役权和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和不继续地役权、表现地役权和不表现地役权。中国立法中没有地役权的规定，《民法通则》只是规定了相邻关系。相邻关系与地役权颇为相似，立法例上也有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地役权加以规定的。如，《法国民法典》在地役权篇第二章“法律规定的役权”中就规定了诸如流水、通风、采光、滴水、通行等相邻关系。中国也有部分学者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等同起来，用相邻关系取代地役权。这是不正确的。从法律性质上说，地役权与相邻关系是不同的：相邻关系属于自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是对所有权行使效力及范围进行直接限制；而地役权属于他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人土地以便于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自罗马法将相邻关系作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措施，纳入所有权体系，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民法都沿用此制。因此，在未来的用益物权中，应当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区分开来，在用益物权体系中，给地役权以一席之地。
典权
典权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物权制度，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进行使用收益的权利。典权是属于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学者们甚有分歧。我们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论述，认为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在传统民法中，典权的标的物包括土地和房屋。新中国成立后，以土地为标的物的土地典权被废除，但公民之间的以私有房屋为标的物的典权一直大量存在，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承认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典权的适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中国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应当确认这一具有中国固有传统的物权种类，并将典权物扩大到一切不动产和不动产权利，如土地、房屋、地上权等。
用益权
用益权是指对物或权利不加变更地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国外立法例中，如罗马法、法国法、德国法、瑞士法等，均将用益权作为人役权的一种。按照《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用益权包括物上用益权、权利上用益权和财产上用益权。借鉴国外的用益权制度来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这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和国有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我们赞同创设用益权制度的设想，但对用益权的具体内容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目前有两种权利可以归入创设的用益权之中，即以开发利用国有、集体自然资源（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矿藏）为目的的使用权和以耕作、牧畜、养殖为目的而承包国有、集体自然资源（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因为，这两类权利都符合用益权的特征，其内容与用益权基本相同。至于国有企业经营权，应当通过法人所有权的途径加以解决。关于能否将农村承包经营权改造成为永佃权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改造成为永佃权；也有学者主张，现代法中不能重建永佃权制度，但在未来立法中可以借鉴永佃权制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及其做法。我们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以改造成为用益权为宜，而不宜改造成为永佃权。因为：第一，在现代法中，随着各国土地政策的不断改进，永佃权已趋式微，甚至消灭；第二，永佃权作为封建剥削的工具，已在大陆消失近40年，这种国情不能不予考虑；第三，使用用益权而不使用永佃权，国外已有立法先例。《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都规定的是用益权，而没有规定永佃权。 用益物权是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有概念。中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含义的认识没有原则分歧，均将用益物权界定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权利。在对用益物权性质的认识上，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用他物权的性质来阐述用益物权的性质；也有的学者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分析用益物权的性质。我们认为，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明确用益物权是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物权的通有性，如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和追及性等；
第二，应明确用益物权是他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他物权的通有性，如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
第三，应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用益物权除具有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追及性和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物权和他物权的共有属性外，还具有如下法律性质：
1．用益物权具有用益性所谓用益性是指用益物权是以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物权。用益性是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是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是就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而设立的权利：用益物权侧重于物的使用价值，担保物权侧重于物的价值或曰交换价值。正因为如此，用益物权又称为使用价值权，而担保物权又称为价值权。由于用益物权的目的在于对物的使用和收益，因而，它不可能具有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等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涉及以用益物的价值清偿债务问题，也不涉及用益物灭失后以其他物代替的问题。用益物权的用益性因用益物权的种类不同而存在着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例如，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和永佃权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权利，但两者的用益范围和程度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地上权以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和种植树木为用益范围，而永佃权则以在土地上耕作或牧畜为用益范围。
2．用益物权具有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用益物权不以用益物权人对所有人享有其它财产权利为其存在的前提。用益物权的独立性表明用益物权不具有担保物权所具有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以他权利的成立为成立前提，不随他权利的让与而让与，亦不随他权利的消灭而消灭；同时，用益物的变化，如部分灭失或价值减少等，用益物权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在用益物权独立性问题上，地役权似有例外。通说认为，地役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这似乎与担保物权相同，其实不然。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存在明显的差别。地役权的从属性是指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所有权分离而存在，不得保留地役权而处分需役地所有权。这种从属性具体表现在：地役权必须与需役地所有权一同让与，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分离而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地役权的不可分性是指地役权不得被分割为两个以上的权利，也不得使其一部分消灭。可见，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是为保证需役地人的用益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而非为保证某一债权的实现而设置的。
3．用益物权具有占有性所谓占有性是用益物权须以实体上支配用益物为成立条件。物权是一种支配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是如此，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支配形态不尽相同。用益物权的内容在于使用收益的实体，即对物的使用价值的用益，因而它必然以物的实体上的有形支配，即实体占有为必要。用益物必须转移给用益物权人实际占有支配，否则，用益物权人的用益目的就无法实现。例如，若不转移土地，地上权人或永佃权人就无法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或进行耕作；担保物权的内容在于取得物的交换价值，因而可不必对物进行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以无形支配为满足。在担保物权中，质权和留置权以标的物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但这种支配并不是用益性的。在质权和留置权中，都有权利人非经物之所有人的同意，不得使用收益物或留置物的规定。否则，权利人应负民事责任。
5. 优先受偿权的历史演化
优先权受偿权是指特种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规定而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其债权的权利。优先权制度渊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创设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或为维护公平主义，或为应事实之需要。罗马法上的优先权制度后来为法国所继受，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并列于第三编财产取得法第18章中，优先权居首，抵押权次之，均视为担保物权。法国民法典中的优先权制度比罗马法上的更加完善和丰富，它将优先权分为动产、不动产一般优先权和动产、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全部动产及不动产优先受偿，但应先就债务人动产价款受偿，动产不足清偿时，才可就其不动产的价款受偿。特别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优先受偿。民法典还进一步规定了优先权的保持方法、登录方法和消灭。以法国法为蓝本的法国法系各国民法，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优先权制度，只是有的对之加以补充，使之意义更加明确，如比利时民法；有的加以修改，以适应本国的需要，如荷兰民法；有的则将优先权性质加以变更，如西班牙民法。日本民法亦认优先权为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仿效法国民法中的优先权制度，于《日本民法典》第二编物权第八章中对之加以专章规定，题为“先取特权”，与各担保物权并列。德国民法并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它认为优先权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而仅是特种债权所有的一种特殊效力——优先受偿效力。英美法系没有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在一些留置权中却包含有优先权的内容，如衡平法上的留置权（EquitableLien）、海事留置权（MaritimeLien）和法定留置权(StatutoryLien)。台湾地区民法典中没有对优先权作出规定，但是在一些特别法中却有规定，如海商法中的船舶优先权、矿产法中的矿工工资优先权、强制执行法中的强制执行费用优先权等。
可见，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优先权制度的继受和发展程度不同，但是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法律体系中均落实了优先权制度的具体内容。这说明优先权制度适应了法律调整实际生活的需要，在世界各国法制实践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6. 古罗马法的演变历程
折叠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的具体权利制度几乎均可追溯至古罗马法，从中找出其渊源，在我国就民事基本权利制度加紧进行立法的今天，从宏观上探讨罗马法财产权构造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对我国财产权利体系的理论和立法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折叠大陆法系财产权利构造体系
主要涉及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一是所有权与他物权的法律关系；二是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构造。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必须首先分析罗马法“所有权”的雏形及其发展过程。罗马法“绝对所有权”概念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帝国晚期才出现了与近现代所有权意义最接近的术语“proprietas”，这一术语初步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个人所有权的定义。确切地讲，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只是对事实上的个人所有权的一种经验性确认，《民法大全》里也没有关于所有权的完整定义和专门论述。这是因为罗马法上个人所有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与家庭财产的分离。在古罗马早期，不动产由家长统一支配，“家父”是财产权利的惟一主体，其他成员并无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同时，古罗马家庭在很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政治单元。因此，家父权并不能体现为民商事主体的财产权，而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秩序。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个人通过“特有产”制度取得了独立的财产时，个人对财产的权利才真正表现为一种“个人所有权”。二是万民法规则的扩展。早期罗马与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主要由罗马城邦市民和贵族享有，外国人并不能享有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法律规定行省土地与罗马本土土地的转移方式是不同的，这导致了市民法所有权仍是一种身份和特权的象征。只是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自然法思想的充分吸收和万民法规则的建立，罗马人的兴趣才集中于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的法律关系，从而冲破了特权和身份的藩篱，并最终使万民法和市民法合二为一。个人所有权因而成为私法上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一种重要权利。
折叠具有独立性和单一性
就罗马法上“所有权”与“他物权”而言，自近代以来，通常的说法是先有了所有权的科学界定才有他物权的出现，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所有权是地役权和用益物权大量存在而激励的结果。“proprietas”（所有权）产生于帝国晚期，也是相对于用益物权而使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役权的出现，才客观上产生了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地位的要求。古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各个土地使用者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留未分割前的状态，当时尚未形成地役权的概念，而认为多个使用人对供役地享有共有权。因此，早期的役权与所有权处于混沌状态，并无明确的界限。当役权不再限于共同使用的特定区域时，役权才独立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役权在当时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作为“无形物”被纳入物的范畴，其交易方式几乎都是略式的。由此看出，罗马人是从“物”这一概念出发去拓展财产，他物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形物”的法律问题。这种思路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他物权既然并非与所有权同属权利范畴，自然“物权”这一概念无法抽象出来；二是所有权的内涵相当模糊，很难形成一种纯粹物权意义上的定义。因为物同时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所有人在拥有两者的同时，不可能得出所有权是一种“对物的支配权”的结论，而基本上是对“我拥有什么”的确认。另外，罗马法上对于役权并不当然认为是所有权派生的产物，而是通过“役权确认诉”和“准役权确认诉”来加以保护，以对抗所有人，这可以说明罗马法关于物上设定的权利均具有独立性和单一性。
折叠完整地区分了物权和债权
罗马法是否已形成近代大陆法系上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分野，也值得思考。早期罗马法并不存在独立的债的关系。物的让渡是通过复杂程序即时交付的。随着后来交易过程中双方的交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产生分离，复杂程序之外的合意才成为交付的一种依据。至诺成合同出现时，债才从物的转让阴影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但罗马法体系仍是以人法、物法和诉讼法来安排的，债法实际上依附于物法，并不能类似今天大陆法系民法具有明确的二元分野。其原因在于：首先，罗马人并无彻底的权利观念，还不擅长以权利为线索构建法律结构体系；其次，罗马法尚未发展到高度理论抽象的阶段，仍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尚不能把许多重要的法律关系概括出普遍原则；第三，罗马法是从诉讼中衍生出权利体系，权利只不过是法律程序对实际利益的反映。权利源于诉讼这一特点，使权利依赖于诉讼模式，无法独立地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尽管罗马法已有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区分，但这是一种操作层面上的表述和分类，并不能当然认为罗马法已完整地区分了物权和债权。
折叠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
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理论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但由于《普鲁士普通邦法》和《法国民法典》仍将他物权和债权等归于无形物，因此所有权的概念并不表现为纯粹的物权，物权也未被抽象出来，物权、债权二元体系仍未建立。近代《德国民法典》则将物限于“有体物”，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物权”概念，并将“无形物”剔除出去，使之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他物权和债权等。可以认为，该法典最终完成了大陆法系的民事财产权利的完整构造模式。因为在他物权作为无形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后来所有权和他物权明确定义的。只有当他物权和所有权共同成为物权的类型时，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关系才成为一个理论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此，《德国民法典》为权能分离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苏俄民法典》进一步将所有权定义为若干权能的集合，将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关系理解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并形成了权能分离学说。我国沿袭了苏俄民法典的理论模式，权能分离理论一度成为通说。目前，“权能分离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怀疑，认为该学说混淆了所有权的形式与所有权作用的关系，如果所有权体现为某种权能的集合，那么在理论上便不能解释为何一种或几种权能分离出去时，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他物权也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观念日前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折叠财产权体系构架
物权和债权制度的系统建立使大陆法系的财产权体系构架得以最终确立，后来的日、瑞、荷、苏俄以及中国等国民事立法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划分。我们认为，物权和债权作为两种性质和表现形式迥异的权利，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适应性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划分作为衡量所有民事权利的模式，则其弊端日渐显现。现代社会人们实际享有利益的范围和种类日益丰富，并非完全表现为“物的支配权”或“请求权”，而还有游离于两者之外的权利，如对于知识产权、股权等无法将其确立为“物权”抑或“债权”。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法学理论界已在理论上对这种划分的涵盖性提出质疑，甚至怀疑这种划分本身的科学性。我们认为，物权和债权这种划分方法本身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上形成了过于僵化的分析模式，即企图将所有民事权利囊括其中，而不允许某些权利在性质上超脱于“物权”或“债权”。因而我国民法理论对于财产体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研究建立适应当代财产权实现状况的民事权利体系。目前中国正酝酿制定物权法，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