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公序良俗

❶ 民法的基本原则最后一条，公序良俗原则：规避课税属于违背公序良俗，但缴纳税收不是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吗

《民来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源法》第七条和《物权法》第七条关于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承认了公序良俗原则。所谓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在我国现行法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谓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❷ 如何妥当认识我国民法的“禁止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如何妥当认识我国民法的“禁止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总则》第8条评析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八条【禁止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本条确立了禁止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

1986年《民法通则》在第7条确立了禁止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但没有规定“禁止违反法律”的原则要求。《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规定和现代其他国家确立的“尊重公序良俗”条款表述也有所不同，体现了我国关于公序良俗的一种特殊理解，甚至把当时国家任意性很强的的经济计划等也纳入其中。

1999年《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将禁止违反公序良俗，发展为尊重法律和禁止违反公序良俗并置的原则，且对公序良俗的表述略有变化，从提升合同自由的角度拿掉了经济计划等比较意志任性的表述。

此次，《民法总则》通过本条将《民法通则》、《合同法》上述规定予以继承和提升，不仅在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全面确立了禁止违反法律与违反公序良俗，而且关于公序良俗的表述简化了、直接了，直接使用“公序良俗”的弹性概念，不再像过去那样具体化表述；同时还把《合同法》第7条的“遵守”的正面表述转换成“不得”的禁止表述，实现这一原则规范在禁止表述方式的统一。

我国《民法总则》的这一禁止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是一项明确以禁止表述方式表现出来的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中的限制性原则之一，构成对作为民法体制性原则的平等原则和自愿原则等的一种限制。该原则对于传统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中最大发展就是把禁止违反法律的要求也加入进来。

尊重公序良俗条款，在近代民法以及之后一个时期作为原则开始得到发展,一开始仅在一定范围被适用。例如,《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以及第1135条规定“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原因”;《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对他人故意施加损害的人,对受害人负有赔偿损害的义务”;《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和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但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之后,它开始被一些国家民事立法或实践提升为一般条款,以补救传统民法原则指导的民法规范的不足。例如,日本于1947年民法修正时,便以一般条款的形式确立了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条款,经修正的民法第1条第1项规定:“私权应服从公共利益”。根据这一规定,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结合的范围,私权行使应与公共利益结合,受公共利益要求约束或限制,其行使必须同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现代国家民法上，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按理也是应有之义，但是它们却没有从原则表述高度加以强调，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民法对于涉及民事活动的强制规定总是抱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担心国家权力会借助立法之名而任意施加各种不必要的干预。民法以追求确认和保护民事权益为目的，以贯彻平等、自由为体制追求，因此应当尽可能鼓励民事活动自由开展，对之进行法律限制必须慎重。总之，民法总体上多是任意法，所以不宜动辄加以原则性的法律限制，而是最好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引入必要的禁止违反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具体干预，例如在法律行为领域关于法律行为效力规定中，各国民法往往规定违反强制性法律的法律行为或合同无效的具体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在相关的法律行为效力和合同效力部分也都做出了类似规定。此次，我国《民法总则》将禁止违反法律直接将之提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同时大概为了避免表述上重复的缘故，四审稿将法律行为效力部分的相关具体规定删除了，但未做过多解释，结果引起了一些细节上的批评和争议。

笔者认为，此次立法过程对于禁止违反法律的原则规定，其实最值得商榷的是其在上升为基本原则的理由上尚欠一个清晰有力的说明。从有关民事活动的限制性立法的发展趋势而论，全面确立禁止违反法律原则的合理性仅在于：由于当今社会复杂化的加剧，导致对于有关民法体制原则的社会限制必要不断添加，其中有些需要通过国家介入强制性立法方式来进行解决，既有在民法之内的强制性规定，例如物权法、合同法中某些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也有在民法之外的强制性规定，例如一些体现在非以民法为主题的单行法中的旨在限制民事活动的强制性规定。这些强制性规定，不仅仅是针对法律行为、合同，也涉及到权利行使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将禁止违反法律上升为一项贯彻全部民事活动的原则，确实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是这种提升的意义，需要严格把握，特别是需要注意这种提升本身，并不意味着鼓励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对于民事活动进行任意限制和干预。

我国这一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在适用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理解：

第一，这一原则是一项民事活动的原则，因此适用于全部民事活动领域，重点是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领域，但又不限于此。这一原则,到了权利行使的领域，则可体现为权利不得违法和滥用等下位原则。

第二，这项原则作为一项限制性原则，所谓禁止违反的范畴，包括禁止违反法律和禁止违反公序良俗两个方面。

其中，禁止违反法律中“法律”一语，应该限定为强制性的法律。从目前学理和司法而言，不仅应限于法律中与保护民事权益目的直接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到了决定法律行为、合同无效的特殊领域，还应该限于那些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

至于公序良俗，则指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但本身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地域性，通常需要司法实践逐渐通过类型化方式确定其内涵。

目前，在学理和司法实践上，公共秩序既体现为宪法和法律的公共秩序，也体现社会共同体规范意义的公共秩序，即人们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生活秩序；善良风俗，除了一般意义的社会道德或良好习俗，有时也包括较高层次的社会公德。

关于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道德风俗，是否应当进入民法上的公序良俗范畴加以考量，一直存在一些争议。过去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道德风俗，作为一类倡导的道德高标准，不宜作为普通民事活动的硬性要求，否则会存在对于现实民事活动要求太高的情况，而不利于普通民事生活的开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的民事生活应该具有社会主义道德高度。此次《民法总则》在第1条明确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总体目的追求加以规定，显得有利于后一种观点。

第三，这一原则的解释,应从客观标准出发,即不问当事人主观如何,客观上构成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便为法所不许。

❸ 怎样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中的“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七条和《物权法》第七条关于社会公德、社专会公共利益属和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承认了公序良俗原则。所谓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在我国现行法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谓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❹ 为什么民法通则中没有公序良俗选择

你好

按照理论观点，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民事行为不能违背公序良俗的

如泸州遗嘱案件。遗产给小三，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败诉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❺ 关于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例及详细分析

案例：现年60岁的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二人收养一子（黄勇，现年31岁，已成家另过）以养儿防老。1990年7月，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原泸州市市中区顺城街67号房屋所有权。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还房安置给了蒋伦芳。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永彬与蒋伦芳将蒋伦芳继承所得的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蓉。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将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黄永彬因病去世。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留下的遗嘱。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审判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并经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公证，该遗嘱形式上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抚恤金不是个人财产，它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者单位对死者直系亲戚的抚慰金，不属遗赠财产的范围；2、遗赠人黄永彬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是黄永彬与蒋伦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遗嘱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遗嘱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未经共有人蒋伦芳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3、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蒋伦芳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该8万元售房款还应扣除房屋交易时蒋伦芳承担的税费，实际售房款不足8万元。此外，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便对其遗嘱进行了公证显属不当，违背了《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公证机构对不真实、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作出拒绝公证的决定”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讲，本案被告蒋伦芳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际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于2001年11月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分析

本案属遗赠纠纷。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实际上已经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其次，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剥夺了蒋伦芳一发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的保护。“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但黄永彬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遗嘱。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为部门规章。《民法通则》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

本案中，黄永彬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违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黄永彬基于其与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子法即部门法。

各部门法都是宪法的子法，但它们与宪法的距离和联结点却是不一样的。宪法性法律距宪法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宪法之下各部门法系统中最庞大的法群，宪法对其主要是一种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调整的是宪法领域之“外”的私权利关系。

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宪法与民法

民法规范先于宪法产生，[22]从历史上看，与其说宪法是民法的源泉，不若说民法是宪法的基础。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法治理念之源头在民法而不在宪法，民法能够供给宪法以思想营养，而不像其它部门法那样主要靠宪法供给它们以思想营养，能够滋养宪法的部门法，非民法莫属。如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来自民法中的平等原则（从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而不是从今天的法律体系之位阶来看），然后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再转化为其它部门法的原则，如行政法、诉讼法、刑法上的平等原则，刑法虽然也比宪法历史悠久，但将“平等”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宪政社会之后，是被宪法指引和规范的结果。“在权利本位主义的取向中，传统民法早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利类型，其中的人格尊严和平等、私权神圣，经济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为近代宪法确立自己的规范价值和权利类型提供了具体的蓝本。后者正是在参照了前者的基础上，才建构起自己的权利规范体系的。只不过民法的权利乃是市民社会中私人之间彼此所拥有的权利，而宪法权利则主要是个人相对于政治国家所享有的权利而已。”[23]民法“曾为近代宪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模式的雏形。比如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显然是从民法中的契约原理得到了启迪，进而认为国家权力应根据自由的人民的社会契约而成立，在其看来，这种‘社会契约’的具体形式即是宪法，或曰宪法就是一种‘根本契约’。”[24]作为“根本契约”与民法契约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制宪阶段的宪政关系中，人民彼此之间的关系恰如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对话，共同协商，意思自治。但亦有不同，民事契约在形成时任何一方当事人若有不同意见随时可以退出，一经退出就与该契约不再有利益关系；而在制宪过程中任何个人都很难退出或退出了可能对己更加不利，即使有人不同意这部宪法或不同意其中部分内容，他们仍必须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它。因此，在缔结宪法这个根本契约时已经出现了权力（社会权力），出现了少数人的屈从。宪法作为契约比民事契约复杂得多，后者一经制定即可实行，而前者还需经过复杂的再加工（立法对其具体化）才能真正操作起来。前者涉及的主体比后者多，民事契约中即使有多方当事人，他们之间也只是一种平面关系，而宪法这一契约则呈现出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空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虽然民法距离宪法较远，但距离宪法的远近并不能作为判断法律重要性的依据。距离宪法越远，说明宪法对之干预越少，即距国家权力越远（有国家权力的地方宪法都会有至少是原则性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不涉足或少涉足的领地，就是在告戒国家权力不涉足或少涉足，也就是表明此处属于“私法自治”之领域，而“私法自治”与宪法保障人权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民法与宪法距离最远，但从精神价值层面上看民法又与宪法最近，其它法律与宪法只是形似，而民法则与宪法神似，其它法律或许只是宪法实现其终极价值的途径和方式，如通过分权、限权来保障人权，而民法的终极价值本身就是宪法的终极价值，甚至宪法消逝之后，民法可能永存，即国家权力消逝，人权永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宪法都只是实现民法价值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宪政乃以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25]

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26]只是遥远未来的一幅图景。以人类历史目前的发展来看，宪法还处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在有的国家甚至还处于稚嫩的童年时代。在当今的宪政社会，宪法更宏观的视野，更复杂的结构，尤其是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而具有的一种自然法力量，使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的地位，民法在法律位阶上不得不低于宪法。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也应以宪法为依据，在宪法之前的民法规范只有在不与宪法相抵触时才能继续适用，民法随时都可能受到合宪性审查。虽然宪法之前的民法制定时并不需要宪法作依据，它依据的主要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等，但有了宪法之后，这一切都蕴涵在宪法之中了，宪法就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的结晶，以前它们分散地呈现在教科书中，在学术著作里，在乡规民约或法典汇编中，在人民的思想和信仰里，现在它们集中体现在一部宪法文本中，以庄严的根本法规范明确而集中地表达出来，宪法因此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成为“万法之母”。

“私法被认定为社会关系的调节规则，在这方面，国家除了为保证解决争端的程序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公法则被看作是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框架。”[27]民法作为典型的私法，主要是规范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宪法重点规范的是权力关系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只作了简洁的原则规定（如权利的平等性、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等），其具体内容由民法自己去处理。如果说宪法对宪法性法律是千叮咛、万嘱咐（为其制定了一大堆相对具体的规则），对诉讼法、刑法、行政法也是态度严厉，约法三章，那么它对民法则是和颜悦色，甚至有点放任自流。当民法是宪法的规范对象时，宪法对民法比对其它法律宽松，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比制定宪法性法律、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此时宪法对它们的制约可能远不如民风民俗、传统习惯、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大。当某些行为是民法规范的对象时，民法也比其它法律宽松，如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明显更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较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而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的意志却很难影响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是依法行政，而不是与对方协商行政。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相比，民法不太受宪法影响的变化，对宪法变迁的反应相对迟钝，不论政府如何更迭，政体如何变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依旧，市民社会之间的来来往往所遵循的规则并不因此有大的变化。“即使是在因革命或征服而致使整个政府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大多数正当行为规则，亦即私法和刑法，却会依旧有效——即使是在那些主要因欲求改变部分正当行为规则而导致革命的场合，事实亦是如此。”[28]

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29]与宪法的有关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民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其说是从宪法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不如说是它们与后来的宪法之间完成了一种有效的“对接”。其中平等原则与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只是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比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内涵更宽泛。其余的原则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是专属于民法的原则，但它们与宪法中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之含义也是相通的。诚实信用是与他人相处时的要求，它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物的注意对待他人事物，保证法律关系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30]公平原则是通过协商和平衡的手段“在民事主体之间合理地、恰当地配置权利义务”，“使民事主体在实现自己利益而享有权利的同时，也为实现对方的利益而承担相应的义务，……民法既鼓励人以正当行为取得权利并在权利范围内把别人化为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时又不允许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在法律规定范围拒绝充当别人利益的工具。”[31]这与我国宪法第33条、第51条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是完全契合的，[32]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原则在民法中的表现。“兼顾公益”的要求使民法中亦存在某种“公法”因素，这一因素是它与宪法之间的一座桥梁。

但民法基本原则中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道德因素，如诚信原则固然体现了宪法中的法治原则精神，其宗旨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经济交易秩序（一种公益），秩序是法治的基础价值，“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33]但诚信原则又不完全是一种法律原则，它最初树立的是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历史上，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成为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诚实信用原则被民法所吸收后，先是作为债的关系之原则，后来才“上升为涵盖整个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成为其“帝王条款”。[34]这一原则中的道德成分往往直接源于社会生活，而不是直接源于宪法。当它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时，它的主要作用是指导整部民法，构建具体的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这种对民法规范的指导作用，即约束立法者的作用，多是通过民法的子原则和民法规则表现出来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这些子原则和规则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它强调只有当事人的诚实守信才能维系民事法律的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35]在个别时候，当民法规范缺乏具体规定时，立法者授权法官可以依据诚信原则直接进行案件的裁判，法官在这时候对这一原则的适用往往是在发挥该原则中的道德作用，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所“创造”的是这一原则中的道德要求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这种道德性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反映的是社会上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水准，这种个别情况下的依诚信原则判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道德判案。在严格要求“依法审判”的诉讼法领域，在明确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领域这是不可想象的，它是民法领域的特有原则。因此同是对宪法权利界限原则的具体化，刑法、行政法、诉讼法所确定的权利界限是明确的，相对固化的，而民法所确定的权利界限有时是模糊的，由法官临时裁量的。

民法中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子原则有的源自民法中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源自宪法，如民法中的身体权、健康权与宪法中规定的人身自由，民法中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与宪法中规定的人格尊严，民法中的知识产权所包括的著作权、专利权、发明权、发现权及其它科技成果权等与宪法中的科研文艺创作权，民法中的财产权、继承权与宪法中的财产权、继承权等等，都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像《继承法》这样的次级民事法律，其基本原则（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互谅互让，团结互助，权力和义务一致）[36]也往往与宪法原则或规则有直接关系，如保护公民继承权的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13条，[37]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48条，[38]养老育幼的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49条，[39]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33条和第51条，[40]等等。民法规范与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规范十分相似，但同为权利规则，二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民法中的权利所产生的义务是另一个或另一些权利主体的义务，而宪法中的权利所产生的义务主要是国家的义务，民法调整的是权利与权利的关系，民法中的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而宪法调整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宪法中的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的责任。

❼ 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它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经济的公序，是指为了调整当事人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经济的公序分为指导的公序和保护的公序两类。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的公序地位趋微，保护的公序逐渐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相关的保护性公序，成为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判例学说上的讨论、研究的焦点。良俗，即善良风俗，学界一般认为系指为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会所尊重的起码的伦理要求。不难看出，善良风俗是以道德要求为核心的。为了将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区别开来，应将善良风俗概念限定在非交易道德的范围内，从而与作为市场交易的道德准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各司其职。与诚实信用原则相仿，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效。这是因为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机能。一旦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扰乱社会秩序、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时，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❽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 有哪些新

您好，从立法体系看，民法包括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有以下新看点：
亮点一：明确胎儿利益保护

亮点二：以年龄来划界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调为8周岁
亮点三：再次强调抚养赡养义务
亮点四：扩大监护对象范围
亮点五：单位将不作为监护人
亮点六：完善撤销监护人情形
亮点七：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
亮点八：细化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增加保护数据、虚拟财产规定
亮点九：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两年延长为三年
亮点十：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作了明确的规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