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

❶ 有没有刑法方面书目推荐

1.张明楷，周光权抄二位的刑法教科书

2.王安异《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研究》
3.陈家林《不能犯初论》
4.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向度 行为无价值论的深层追问》
5.贾济东《外国刑法学原理（大陆法系）》
这是国内目前介绍德日刑法相对最靠谱的书，其他人写的可以不看（尤其是武汉某T姓教授，槽点太多不想吐）
6.Roxin《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德国刑法学总论》
7.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第一本已绝版，第二本大陆没有）
8.Jakobs《行为 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刑法总论》
9.何庆仁《义务犯研究》
10.陈璇《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
11.方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
13.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
14.王政勋《犯罪论比较研究》
15.贾宇《死刑研究》
16.若干老师的论文
吃透这些后，基本可以秒杀国内一流大学的刑法研究生了

❷ 近代以来西方史上刑法理论的主要学说或学派

1911年公布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刑法典《大清新刑律》;采用了一些近代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及通用术语。

❸ 有哪些刑法学必读的经典著作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老仙逝，其思永存，学术地位自不待言。
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于先生早年经历，翻译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难读，却很易理解。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还没拜读这一本大作。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传统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少壮派法学家
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个好字！

❹ 能否推荐学习外国刑法的书目，就是关于外国刑法的著作。谢谢！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老仙逝，其思永存，回学术地位自答不待言。
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于先生早年经历，翻译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难读，却很易理解。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还没拜读这一本大作。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传统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少壮派法学家
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个好字！

❺ 学习刑法学总论有什么必看的书籍

1.张明楷，周光抄权二位的刑法教科书

2.王安异《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研究》

3.陈家林《不能犯初论》

4.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向度 行为无价值论的深层追问》

5.贾济东《外国刑法学原理（大陆法系）》

这是国内目前介绍德日刑法相对最靠谱的书，其他人写的可以不看（尤其是武汉某T姓教授，槽点太多不想吐）

6.Roxin《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德国刑法学 总论》

7.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第一本已绝版，第二本大陆没有）

8.Jakobs《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刑法总论》

9.何庆仁《义务犯研究》

10.陈璇《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

11.方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

13.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

14.王政勋《犯罪论比较研究》

15.贾宇《死刑研究》

❻ 西方国家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西方国家刑法中的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是西方国家刑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刑罚目的问题西方学者中的不同学派分庭抗礼，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颇具价值的观点。

〈一〉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

刑罚的报应目的是指刑罚是作为对犯罪的一种报复、回报而存在并付诸实施。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痛苦和恶害，对犯罪科处刑罚是基于报应的原理，亦即以恶害报应恶害。报应刑论中的绝对报应刑论主张，报应刑理论是一种回溯性的惩罚理论，刑罚只是由于已然犯罪才被科处。刑罚只能是报应，除此之外，作为报应的刑罚本身不具有也不应当去追求其他任何目的。报应刑论的具体主张可进一步分为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等量报应主义、等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

神意报应主义在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曾占据主导地位。神意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应受到神的惩罚，神意报应主义以神的旨意作为报应犯罪的理由，并认为国家是神的代理者，国家对犯罪适用刑罚是秉承神意给予防罪人以报应。神意报应借用虚幻世界的神之旨意诠释现实社会的刑罚，其立论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近代历史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著名哲学家康德力主道德报应主义。道德规律不但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国家立法必须遵守的依据和准则。因为法律价值的核心是公正，康德认为公正的实质与道德规律相符合，因此，可以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律的基础是基本相同的。[1]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违背了道德的规律，因而应受到惩罚。康德指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与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据普遍法则，这个行为和每个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动上可以同时并存。”[2]犯罪和违反道德的行为一样，都是违反了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它对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则同样构成了侵害。法律肩负着必然的道德使命。因而，刑罚权的理由和根据、国家刑罚的目的，也应求诸于道德，求诸于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则和绝对理性的至上命令。康德从自由意志论及道德命令，由道德的命令又论及法律规则，从这样论述中寻找责任的基础和刑罚的根据。这显然属于一种典型的道义报应主义。值得注意的是， 康德从尊重人作为目的的价值出发，认为人是现实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对人的行为的反应只能以其行为的性质为根据。虽然恶行必有恶报，刑罚是针对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惩罚和报应。但根据理性和正义的要求，犯罪行为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格主体，国家的管理人或统治者不得将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及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与此观点相呼应，康德还主张刑罚与犯罪对等，即根据犯罪的道德的罪过及其外在表现决定惩罚的方式和程度，实行等量报应。康德的道义报应思想及等量报应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及公共正义的要求，但由于以道德罪过来诠释刑罚的本质，显然混淆了刑罚与道德的本质区别。同时道德报应是不足以说明刑罚目的的，因为刑罚是法律现象，仅从道德上阐明刑罚目的，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因此，道德报应主义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康德主张的等量报应的特点是强调刑罚与犯罪在侵害方式，特别是危害结果上的对等，因而其报复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态复仇没有质的不同。

（二）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

刑罚的预防目的是指通过对已然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效果。西方历史上用预防将来再犯作为刑罚目的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罗塔哥拉，此后，古希腊另一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荷兰的政治思想家、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5]但在近代西方社会正式提出预防主义刑罚目的的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对报应刑论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主张刑罚之目的是预防犯罪，并进一步表明了双重预防的思想。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6]这里所谓“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就是指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所谓“规戒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辙”，则实际上指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刑罚的双重预防中，贝卡利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贝卡利亚不仅指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而且进一步认识到预防犯罪并不能仅靠使用刑罚来达到。他认为要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必须在树立法律权威的前提下，严肃执法，并应建立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完善对公民的教育措施。

近代德国刑法学者费尔巴哈是继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主张一般预防刑罚目的观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以其著名的“心理强制说”对刑罚威慑的心理学根据进行了理论上阐释，费尔巴哈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心理，这就是人们实施一切行为的心理动机。犯罪人之所以要实施犯罪，是因为犯罪行为能给他带来某种欢乐；而如果有一种犯罪后的必然结果能够让犯罪人承受大于犯罪欢乐的痛苦，犯罪人就会放弃犯罪念头。刑罚就是为犯罪人设定的这样一种痛苦。每个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必然在犯罪之乐与刑罚之苦之间进行选择，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他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如果从刑法学和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理解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则可以将其解读为：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刑罚在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上造成的畏惧和威慑效应，形成了人们远罪避害的心理和思维定式。也就是说，刑罚的惩罚性和强制性压抑了人们犯罪意念的形成和对犯罪行为的模仿。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产生影响。近代学派也都采用“实证”的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研究，加之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渐显露，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财产犯罪大量增加，累犯 显著增多，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趋势。曾经备受推崇的刑罚的威慑作用及刑罚一般预防的效果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实证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特殊预防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菲利和李斯特。意大利的犯罪学家龙勃罗梭以“先天犯罪人”为依据提出剥夺犯罪能力的理论，他主张应该研究和治理的是具体的犯罪人， 而不是抽象的犯罪，应当针对各个不同的个体犯罪人的特殊情况适用不同的处罚方法，即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意大利刑法学家菲利进一步发展了龙勃罗梭的特殊预防目的观。菲利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改造，使其人身危险性逐渐消失，从而不至于危害社会。菲利根据“犯罪饱和法则”，主张根据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会情形，使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罚，在刑罚学说上，菲利否认国家具有惩罚犯罪人的刑罚权。菲利的这一刑罚思想被称为“刑罚替代物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是著名的教育刑论的倡导者，李斯特主张：“应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不是对犯罪行为的事后报复，而是防止具有社会危险的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是以保护有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的利益和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统治利益为目的而适用的。只有“法益保护”或“社会防卫”才是刑罚的目的和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李斯特还认为，刑罚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险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8]李斯特强调不同犯罪人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差异，认为刑罚必须以每一个犯罪人的个别情况为标准来确定个别的刑罚，为了达到防止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刑罚目的，刑罚必须个别化。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刑罚思想在以下这句名言中灼然可见：“矫正可以矫正的犯罪，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9]

（三）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

西方国家的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为了弥补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的缺陷。西方国家的刑法学者开始探索在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之间进行折衷、调和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并由此提出了折衷主义或综合主义的刑罚目的观。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认为刑罚是由于有了犯罪而科处，将刑罚的原因归之于报应主义；同时承认刑罚的目的，主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或防卫社会。刑罚在价值取向上应兼容正义（公平）和功利（效益），用报应主义来限制刑罚对功利的追求，在功利主义的前提下追求公平的报应才是合理的选择。西方刑罚理论中相对报应刑论即是绝对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和调和，相对报应刑论主张，刑罚虽然是对已然之罪的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未然之罪的目的，即所谓“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刑罚目的论多以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或多层次论的面目出现。如德国学者考斯特林认为：“刑罚只有在报应主义的范围内且达到刑罚目的的必要范围内才得科处之。”[10]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从三个方面观察刑罚的目的，可将其作用作如下分类：对犯罪人方面，刑罚首先对犯人发挥其作用，称之为特别预防；对社会方面，刑罚又以警戒一般社会以防后车的倾覆为目的，谓之一般的预防，而同时又有满足一般社会报应思想的作用；对被害者方面，刑罚对被害者法益不当的侵害不能忽视，而又给予满足的作用。[11]以英国学者哈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刑罚的根据应视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而定。刑罚活动分为立法、裁判与行刑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刑罚的根据也表现为三个方面。刑罚在立法上的确定，即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受惩罚以及应受多重的惩罚，主要取决于一般预防的需要。在审判阶段，刑罚的裁量则以报应为根据，即只有对已犯罪的人才能适用刑罚，对具体犯罪人所处的刑罚的份量应该与其犯罪的严重性程度相适应。刑罚执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个别预防，即是说，对犯罪人是否实际执行已判处的刑罚，实际执行刑罚的方式，以及实际执行的刑罚的份量，均应以个别预防为根据，即应与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适应。[12]美国学者麦克尔·D·贝勒斯认为，在已揭示出来的刑罚的诸多基本目的中，下列几个是较为重要的：使人们不敢实施犯罪行为（威慑）， 报复犯罪行为（报复）。改造罪犯（改造或复归），以及谴责违背社会价值的行为（谴责）。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目的，即对人们进行社会价值的教育，与谴责密切相关，因为教育经常是通过谴责违背社会价值的行为而实现的。[13]由此观之，西方国家刑法上的刑罚目的论之争，极大地丰富了刑法理论。其中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融正义观念与目的思想于一体，对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国家刑法中的刑罚目的对我国刑罚目的界定之借鉴意义
西方刑法中的报应主义刑罚目的观蕴含着社会公正观念，合理的解释了刑罚正当化根据，由于报应论强调已然之罪对刑罚的决定作用，因而使刑罚的裁量具有了客观标准，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人遭受不公平的处罚。西方刑法中的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强调刑罚的个别化，满足了预防犯罪的社会需要。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将报应论与预防论予以调和，强调刑罚目的对公正与效益地追求。折衷主义的多层次说的刑罚目的观确实提出了刑罚目的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种多层次说或综合说的刑罚目的观有着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我国的情况出发，应当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包括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刑罚目的依次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法益。下面借鉴西方国家刑罚目的观，对我国三层次说的刑罚目的中的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作一探讨。

近代刑罚理论从人本主义出发，以人的主体性或主导性为支点，从而发展了以行为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理论，建立起“分配主义”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14]我国刑法典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从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发展而来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确立、适用与执行刑罚时，既要考虑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该原则合理化的基本因子就是惩罚与预防，其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则是公正（或正义）和功利（或效率）。虽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既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意刑罚与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立法上规定和实践中适用刑罚时，应当以犯罪行为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5]即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罪责刑相适应作为罪与刑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制约着我国刑事活动的全过程，而刑罚目的作为国家创制、适用和和执行刑罚的总体目标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刑罚目的决定对刑罚方法和制度的选择与取舍。我国刑罚目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型预防论的刑罚目的观忽略了国家创制、适用、执行刑罚活动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忽略了刑罚目的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超出罪责刑相适应的界限而追求刑罚的功利性目的即是本末倒置。综观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已成为刑罚创制、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的基本依据或核心。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刑罚首先是对已然犯罪的回顾。因此，可以认为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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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安异：《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回价值研究》；答
3.陈家林：《不能犯初论》；
4.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向度 行为无价值论的深层追问》；
5.贾济东：《外国刑法学原理（大陆法系）》；
6.Roxin：《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德国刑法学 总论》；
7.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
8.Jakobs：《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刑法总论》；
9.何庆仁：《义务犯研究》；
10.陈璇：《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
11.方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
13.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
14.王政勋：《犯罪论比较研究》；
15.贾宇：《死刑研究》；
16.若干老师的论文；

❽ 法学的法学发展简史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晋朝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 652 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废除。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方各种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 人类历史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国外，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邻近地区各国、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各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学的内容极为广泛，通常指古希腊 、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尽管成文法并不很多 ，也没有职业法学家，但当时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著作中，探讨了关于法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法是神授还是人定；法的基础是权力还是自然、正义或理性；是法治还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关系 ；法和国家、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对后世西方法学一直具有影响。
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学极为发达。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 ，第一次出 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 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欧洲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教会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法学与哲学、政治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出现和成长，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 ，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中世纪的法，主要是普通法。这种情况表明了以后西方世界两大法系的渊源：民法法系（又称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7～18世纪最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国的C.L.S.孟德斯鸠和 J.-J.卢梭等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纲领尽管有很多差别，但总的来说 ，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论基础。这个学派极大地提高了法在社会中的地位，倡导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创立了宪法、国际法等新的法律学科，沉重地打击了神学，使政治学、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这个学派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时代所给予它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亦即《拿破仑法典》
在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古典自然法学派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哲理法学派。在欧洲大陆，开展了广泛的编纂法典的活动，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随之兴起。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从事殖民扩张，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西方两大法系终于确立起在世界范围的地位。
进入 20 世纪 ，西方法律和法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所谓“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强调法不仅应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应着重保护社会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国家经济职能大大增强 ，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多地采用改良、让步和福利主义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说 ，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稳定，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们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国在战后通过新宪法，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宪法和法律监督进一步加强。
②立法重点从私法转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现。
③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已从17～19世纪的理性主义、概念论法学转向现实主义、利益多元论和折衷主义，在强调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时承认这种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虽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干重要法典，但一般采用单行法、特别法形式。
⑤对司法组织和程序进行改革，加强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利 ， 形成事实上的 “ 法官创制的法律”。
⑥两大法系逐步靠拢 、 国际立法增多。但与此同时，破坏法制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学领域中，学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学（或类似的价值论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别相互靠拢。非法学思潮对法学影响更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等新的法学派别。
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学领域几乎一直是由有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垄断的。他们为法学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的人在阐述法律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学的观点，有的法律思想也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但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它的出现为法学领域带来了根本变革。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 ，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以往法学的原则区别
①以往法学主要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否认经济因素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掌握国家政权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最终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当然，法和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也相互作用。但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②以往的法学否认法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肯定法的阶级性，同时肯定法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社会主义法都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法律文化遗产的同时创立和发展的。
③以往的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法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时当然还有具有某种强制力的行为规则，但已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①他们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就说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②他们在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贡献是：
①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制的本质及其虚伪性。
②他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指示以及《共同纲领》关于废除旧法律创建新法律的规定 ，都表明一种新的法学在中国大陆的创立。但在相当长 时期内 ， 这一法学的发 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法学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成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的法学，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发展了法学。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是在中共和国家重要文献或领导人关于法制的重要论述中体现的发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出了科学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发展了这一结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忽视，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观经济调控也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指令，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法律在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提出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为加强，法学研究随之进一步开展。
同时，中共中央主要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针，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协同其他各机关、团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预防和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十余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综合治理的理论是对法学，特别是对刑法学、犯罪学等法学学科的重要贡献。
此外，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一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实现就意味着“一国数法”的出现。这将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和法学向多样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专业的法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贡献。主要是：
①对一系列重大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为此而撰写专著、教材和论文，以及编写法学工具书、召开学术研究会。在各个部门法学以及国际法学中都曾进行过有关本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
②改进和发展许多已有一定基础的法学学科（如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同时又创建许多在国内以往并不存在的新学科，如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军事法学、科技法学、环境法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立法学等，并发表有关论著。
③专业法学工作者经常参加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关立法建议等，很多专业法学工作者出任兼职律师或参加其他法律实际工作。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法学与实践的结合。
④从事法律院校教师工作，培养中高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大学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此编写大量各种形式的法学教材。
⑤将国外法学（包括方法论）新动向引入国内作为借鉴，为此翻译了不少外国法学论著、法律、法规、法学工具书等，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法学交流，大量的学生、教师去国外学习、进修和讲学或参加国际法学会议，又有不少外国法学家来中国讲学和学习。
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法学、经济学比文学、史学等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法学家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学说远离现实，但从客观上来看，法学家的不少主张离实际操作过远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学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来解释，而就联系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家的出身经历，作更广泛的考察。
从法学教育体制来看，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有过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一道传授给了学生。而中国法学院院长、教授中有过官员、法官、律师、检察官经历的实在为数不多。他们大都是从高中进大学，然后留校任教，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实际，不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要他们的学说贴近实际(不是盲从、附随实际)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要他们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也非举手之劳。
浏览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学家，他们大都有担任过官员、法官等经历。根据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统计，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法学家有四个：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查士丁尼，除盖尤斯出身不详外，帕比尼安曾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近卫都督（相当于副皇帝）等。乌尔比安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
法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居亚斯和朴蒂埃两位，居亚斯虽未当过官，但其师从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则在奥尔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职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萨维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萨维尼担任过普鲁士枢密院议员、柏林上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顾问等，祁克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律师、见习司法官、军官等。近代以来的著名法学家有科克、布莱克斯通、边沁、奥斯丁、梅因等五位，这五位都有过官员或律师的经历。科克做过律师，担任过诺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伦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国副总检察长、国会下议院议长、英国检察总长、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枢密院成员等。布莱克斯通做过律师，大学校长、法院陪席法官、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王室副总检察长、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边沁做过律师，虽然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但为了自己的学说能紧密联系实际，他走出书斋，曾经草拟了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议会改革的要点，给俄国沙皇编制法律。奥斯丁当过陆军军官，做过律师，被大法官布劳汉任命为第一刑法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皇家刑法和诉讼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法学家有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三位。霍姆斯做过律师，担任过马萨诸赛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过律师，担任过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纽约上诉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庞德做过律师，担任过内布拉斯加州高级法院上诉受理专员和州最高上诉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顾问和教育部顾问等。
经济学家中也有类似情况。作为首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从年轻时起就投向仕途，在荷兰中央政府任职15年。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1962年就任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1941年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194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53年在美国预算局任职，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委任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过克林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因此，从事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的学者们，如欲把学问做得扎实、有价值，就要勇于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让自己的学说接受国情的检验，或者贴近现实，或者改造现实。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于法学家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的制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制度化。

❾ 西方刑法与我国中国刑法的主要差异差别有哪些

西方刑法和我国刑法的差别，主要在于两种法系的区别，我们国家属于大陆法系，也就是成文法。英美法系主要采用判例法。但是最近的趋势是判例法和成文法都在逐渐吸取对方的有点，
这两种法系的区别主要是：
1、 从法律渊源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具有制定法的传统，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除行政案件外)，对法院审判无约束力;而英美法系具有判例传统，判例法为其正式法律渊源，即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有约束力。
2、 从法典编纂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一般不倾向法典形式，其制定法一般是单行的法律和法规。当代英美法系虽然学习借鉴了大陆法系制定法传统，但也大都是对其判例的汇集和修订。
3、 从法律结构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基本结构在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传统意义上的公法指宪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的基本结构是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从历史上看，普通法代表立法机关(协会)的法律，衡平法主要代表审判机关(法官)的法律(判例法)，衡平法是对普通法的补充规则。
4、 从法律适用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考虑制定法的规定，而且十分重视法律解释，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英美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或原则，这种判例运用方法又称为“区别技术”。
5、 从诉讼程序传统来看，两大法系也存在一些传统的差别，如大陆法系倾向于职权主义，即法官在诉讼中起积极的作用，英美法系倾向于当事人主义，即控辩双方对抗式辩论，法官的作用是消极中立的。
6、 从职业教育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在律师和法官的职业教育方面突出法学理论，所以大陆法系自古罗马以来就有“法学家法”的称号;而英美法系的职业教育注重处理案件的实际能力，比如律师的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协会进行，被称为“师徒关系”式的教育。
除了区别，刑法教育教学的应用也逐渐由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逐渐往实践教育靠拢。

法源刑法模拟教学软件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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