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曹守晔
1. 票据无因性原则
1、案情简介1990年11月12日，某回收站作为付款人填写了一张面额为100万元、收款人为某铸造厂的商业承兑汇票，并在承兑人处盖了公章，汇票到期日为1991年5月13日。次日，回收站、制造厂持该汇票至某信托投资公司贴现。
投资公司扣除贴现利息56472元，943528元汇入将铸造厂驻某市办事处账号。该汇票到期后，回收站无款返还。投资公司在收不回贴现款的情况下，向公安局报案。
公安局立案后，追回89700元，但认为该案虽有诈骗行为，但构不成犯罪。1992年6月4日，投资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回收站、铸造厂归还债款并赔偿损失。
2、法院判决要旨法院审理后认为，回收站与铸造厂恶意串通，开出空头商业承兑汇票，利用贴现套取资金，应予以返还。投资公司违反《银行结算办法》中关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只能在收款人的开户行贴现的规定，造成款项不能收回，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部分利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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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性
虽然票据法的制定和发展，更多的是出于促进票据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的技术上的考虑。票据法本身亦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法律。
固然基于这种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票据法将"方便"、"快捷"、"效率"置于比"稳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
所以才规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视对公平和诚实信用的追求，忽视对票据使用所需"稳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
正如台湾学者钟兆民所言："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
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按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故为追求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
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该原则的效力不及之处;在对该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即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原则，才能实现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
2. 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
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公益诉讼正迈向一个新台阶。
不久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消委会”)提起的“三宗关于生产销售假盐的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作出一审判决，广东省消委会胜诉，三案8名被告共须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67480元。这也是消法修订后，法院首次支持的消协组织的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
消协组织提起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赔偿额度如何确认？
现行的法律法规未对惩罚性公益诉讼的赔偿金额作出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法》中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因为公益诉讼涉及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的价款可能各不相同，像食盐、猪肉这类食品，很难保存购买时的发票。周虹认为，公益诉讼如果按照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支付价格的十倍来计算的话没有价值，而如果按照消费者损失就是一个特定诉讼，不是公益诉讼了。在周虹看来，从销售端入手，以企业的销售额进行计算更容易取证。
广东省消协组织在提起诉讼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要求按照侵权人销售价款的十倍金额作为赔偿金。
但也有专家指出，产品销售过程中有很多中间商，侵权人如果是生产商，消费者的支付价款必定高于侵权人的销售价款，那么按照侵权人的销售价款来计算赔偿额度，赔偿金额度对消费者也不太公平。
对于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如果难以确定消费者购买价款，但可以确定生产企业出售给批发商或零售商的价款，可以按照侵权人所在企业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进行倒推，通过行业零售商的平均利润额度加上侵权人作为生产商出售商品时的价款，以该价的十倍计算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总金额。
“任何人都不应该通过违法得到收益，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认为，对于赔偿金的确认更多的还是需要从企业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通过企业收益来判定侵权人的赔偿额度。
关于赔偿额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委员王范武认为，可以看侵权人企业的营业额，如果查不清楚企业的营业额，就看销售利润或盈利情况来推定赔偿额度，“这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已经大量运用了。”
消费者组织胜诉后侵权人支付赔偿金以后，受害的消费者是否还可以主张赔偿？王范武提出了这个担忧。
在他看来，消协组织如果胜诉后，消费者个体再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还是要受理案件，但让侵权人再进行赔偿，这是不太可能的。
王范武认为，应该以侵权人已支付的赔偿金为主，根据法院针对消费者起诉确定的赔偿额，来支付相应的对价，不足的部分可以由侵权人继续承担。
设立基金是否更合理
在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中，消协组织虽然是原告，但权益真正受损害的是消费者。当消协组织胜诉时，赔偿金应该判给谁，如何使用分配也是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
在广东省消委会胜诉的三例案件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将惩罚性赔偿金由法院上缴国库。对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韩方给出了解释，因为在不能确定具体的消费者时，上缴国库最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可以起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看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恰恰反映了消协组织在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上的特殊性质，体现了和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差异，也能体现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差别。“如果认为消协组织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是消费者个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总和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若干个不特定的消费者私益诉讼的总和，怎么能叫公益诉讼呢？”
但在一些专家看来，如何公益诉讼赔偿金使用仍值得商榷。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认为，如果把赔偿金上缴国库，那跟行政罚款是一样的。从长远来看，曹守晔建议，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将赔款放入基金。
一些专家也认同设立基金来管理赔偿金显得更为合理。
周虹认为，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公益诉讼的基金模式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由第三方托管，如果特定消费者起诉，获得法院判决支持的，可以从这些基金里面去获偿。
在赔偿金管理上，后续将面临着赔偿款发放的工作。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桂珍认为，这中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筛选出具有索赔资格的消费者，设立一个基金能够专业化地解决很多问题。
针对管理惩罚性赔偿金问题，刘俊海给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中消协作为发起人，成立中国消费者民事诉讼赔偿基金会，将所有的赔偿金放置在这个基金会中，将每一笔赔偿金详细备案，单独记账，专款专用，当消费者拿出相关案件证据，并申请理赔的时候，可以从这部分款项中，给消费者发放赔偿金；另一种是委托基金会，比如中华慈善总会，或委托信托公司作为受托方，确定信托的监督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