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商法民法冲突

『壹』 中国的《民法》都包括哪些内容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内得利、侵权行容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贰』 中国的国际私法条款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国际私法，基本的涉外民商事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宪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4年《仲裁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2005年《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4年《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中国国际商会调解规则》。当然《海商法》《合同法》《婚姻法》里面都有涉及国际私法关系的内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有一些司法解释。（详细资料参见国际私法教程 〈第二版〉）主编李双元
参加或缔结的国际私法条约主要有：
（1）1925年的《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关于事故赔偿的同等待遇问题》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79年〈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1966年《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2）在冲突法方面有：1993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另外1925年参加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也有涉及冲突法条款的
（3）在统一实体法方面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66年《国际船舶载重线条约》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55年《关于修订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94年《与贸易有关德知识产权协定》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
（4）在国际民商事程序法方面有：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65年《关于向外国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1970年《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此外，截止2006年8月14日，中国已同法国波兰蒙古比利时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古巴泰国埃及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匈牙利希腊摩洛哥塞浦路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老突尼斯立陶宛阿根廷韩国阿联酋朝鲜等32个国家签定了民商事或者民商事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除与比利时阿根廷立陶宛签定的协议尚未生效外其他的都已经生效。

中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国外瑞典奥地利以及美国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国际私法法典，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扩展一些阅读。

『叁』 海商法哪些规定与民法冲突

海商法一直被视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为海商法所适用。但在具体情形下民法与海商法也存在着冲突，而在此过程中又体现着二者之间的融合。本文从民法与海商法的关系入手，之后以民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下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制度为例，分析了民法原理与海商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关键词：完全赔偿；责任限制；冲突；融合
民法是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海商法是调整船舶关系和海上运输关系的特别法。通说一直认为民法与海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此观点被广泛接受。据此，海商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但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风险，决定了海商法不能完全依照民法基本原理，否则不利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进行。民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即为民法与海商法的适用所不尽一致的地方，二者存在赔偿原则的冲突但又在有些方面相互融合。
一、民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
民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是指因违约方违约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当由违约方负赔偿责任。[1]因违约方的违约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由违约方通过赔偿使受害人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民法通则》第112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据此，凡与违反合同行为有因果联系的损失都应赔偿， 赔偿规模须相当于对方的损失。
而在海商法下，即使承运人根据合同或法律应对海上货物运输中的货损货差负责，我国《海商法》和三大公约都赋予承运人一项特殊权利，即可将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数额内。限制承运人责任的合理性植根于对海上货物运输特殊风险的承认和对承运人的特殊保护，它因能帮助承运人衡量最高责任，建立统一的责任基础以制定统一、低廉的运费率而保留了存在价值。[2]尽管三大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责任限制制度不完全相同，但都承认了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的合理性。
二、完全赔偿原则与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的产生原因
就补偿性而言，为了使受害方恢复到倘使合同被正确履行的经济状况以保障受害方的利益，由此引出完全赔偿原则。赔偿损失是于违反合同场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方式，而完全赔偿被一直作为确定赔偿规模的一般原则。但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却是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
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特有的并区别于民法下赔偿的一项特殊制度，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第一，海上运输危险极大，如果承担无限责任将无人乐于从事航海业。第二，船长代理权限的法定范围极广。若使船舶所有人负无限责任， 未免苛责。第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大势之趋，让企业负有限责任在营业活动分散的今天很有必要。第四，基于国家航海政策考虑，有鼓励航运、保护海运企业的必要。
三、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与民法原理的冲突
完全赔偿原则被确立为损害赔偿的一项重要原则，旨在赔偿受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所以赔偿范围主要取决于财产损失的后果，而不应取决于责任方主观过错的程度。而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作为承运人责任限制的例外情况而使承运人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与民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存在着冲突。《海商法》第59条规定：“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或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或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条或第57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虽然对于“故意”和“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不很明确，尚需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但这体现了责任限制制度对责任方主观过错程度的考虑。
再者，根据完全赔偿原则，违约方应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确定可得利益的赔偿时，受害人不仅要证明其可得利益的损失确实是因违约行为造成的，而且要证明这些损失是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能合理预见的，且可得利益的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由于违约方违约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以及精神损害等，则必须根据侵权行为责任提起诉讼。而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同样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它以实际损害作为标准全部予以赔偿，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范围及数额。[3]而在海商法下有一条为人熟知的“喜马拉雅”条款，其规定承运人根据合同可以享受的抗辩和责任限制的权利同样适用于侵权之诉。[4]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以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这与民法相冲突。
此外，合同具有相对性，它是指合同只在特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而在海商法下，“喜马拉雅”条款规定了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与承运人一样享受责任限制的权利。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虽不是合同当事人，但也可以享受公约或法律为承运人所规定的权利。这与民法的合同相对性是相悖的。
四、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与民法原理的融合
尽管民法的基本原理与海商法的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存在着冲突，但二者也存在着融合。
首先，海商法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情况，其中之一即以特约的方式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海商法》第56条规定，如果托运人在货物装运前已经申报货物的性质和价值，并在提单中载明的，或承运人与托运人已经另行约定高于该条规定的赔偿限额的，则应按提单所载或双方约定的标准进行赔偿。托运人申报时，货物的性质和价值必须同时具备，且申报内容必须记载在提单上。如果提单上仅仅记载了货物性质，即使从该记载上很容易推知货物的市价，也不能不适用法定责任限制。[5]此处即是与民法基本原理相融合的体现，它体现了合同的优先性原则。
再者，民法中在确定侵权责任时，对于确定损害责任的大小，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起着重要作用，这与海商法下的赔偿原则方面是存在相同点的。前述《海商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也同样体现了主观过错程度在确定赔偿责任中的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到承运人能否享受到责任限制的权利。我国《合同法》中也建立了根本违约制度，规定根本违约使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的严重违约行为，诸如承运人没有取得托运人同意也不是依据国际惯例而擅自将货物装在甲板上、不合理绕航、无单放货等，应该认为，不管是根据《海商法》第59条还是《合同法》根本违约的理论，都不能仅仅根据违约的种类，而应该根据违约的主观意图及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是否剥夺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权利。这是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与民法原理相融合的重要体现。
总之，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作为海商法中一项长期存在的制度，虽然与民法基本原理存在着冲突，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与其相互融合，由此产生了海商法与民法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调整上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和谐局面。

『肆』 我国古代国际私法的萌芽有何特点

中国国际私法的历史

1、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史

（1）古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遗迹

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唐朝法律（永徽律）中便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冲突规范。《永徽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定。但沿袭到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时期，绝对属地主义的法律思想得到了发展。国际私法发展受到阻碍。

（2）近代中国国际私法的畸型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计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在一些不平等条约中，虽有类似法律适用的规定，其目的均在于排除中国法律的适用。这一时期，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就涉外案件而言，已无法律冲突可言，自然就没有调整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

但是，中国人民一直在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西方冲突法学说顺应时代的需要被引进了中国。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法律适用条例》。尽管它是抄袭德、日国际私法的产物，但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私法单行法相比，它是条文最丰富、内容最详尽的立法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国际私法立法。但由于其脱离中国实际，结果仅仅形同虚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立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凡在中国发生的法律关系或诉讼基本上按中国法处理，创造1959年中苏领事条约中有一条冲突规范外，直到1979年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再也找不到其他类似规定。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则完全是片空白。

1978年改革开放后，涉外民事关系迅速发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就国内立法而言，其内容涉及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法律适用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有关规定主要包含在《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等法律之中

『伍』 物权中有可能产生哪些财产上的权利冲突

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规则2008-11-2 【大 中 小】
——中国法律经验的总结和评析

关键词: 物权/债权/权利冲突/优先效力

内容提要: 物权法中的权利冲突表现为物权和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之间的冲突，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物权优先于债权，但根据法律的特别安排，租赁权等特定债权能优先于物权；解决后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顺位，即根据物权设定先后次序来排列同一财物上负担的限制物权的实现顺序，此外，还有限制物权优先于所有权等根据物权特性以及当事人意思表示来决定物权地位的特殊规则。

由于物权的客体通常可反复利用，但又具有稀缺性，在负载某特定物权之外，它还可能成为债权或者其他物权的标的物，一旦客体的价值有限，就会导致这些权利产生冲突，物权法学理中所说的物权优先效力就是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规则，其重要意义毋庸赘言。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主要表现为物权与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与物权的冲突，由于物权和债权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两类冲突的性质也完全不同，分别要适用不同的规则，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属于外部规则，后一规则是内部规则。不过，任何一部物权法都没有集中规定这些规则，它们分散于同一物权法的不同部分、甚至于不同的法律中，我国同样如此。本文主要根据我国法律文本和实践，总结相关经验，以供适用和检讨。

一、解决权利冲突的外部规则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债权是特定人之间的请求权，没有直接支配物的权能，正是因为物权的直接支配功能，导致其与债权无法两立时，能排斥债权而优先实现，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物权优先于债权”。但这并不绝对，法律中的权利无非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当特定债权被赋予特殊价值时，它将排斥物权，从而形成例外。

（一）原则：物权优先于债权

学理上一般把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细化为以下两种情形：（1）在某财产既为债权给付的标的物，又为物权的客体时，无论物权成立时间先后，物权优先于债权；（2）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存有限制物权，就出卖该特定物所得的价金，限制物权人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效力。[1]情形一又可以细分出以下规则：

第一，当非同一权利人的所有权和债权共同指向某物时，只要所有权人不受该债权约束，由于所有权是完全物权，具有强烈的对抗力和排他性，而相对性的债权只能约束特定当事人，要承受所有权的排斥，故所有权优先于债权。

第二，某特定财产既是不以租赁为内容的债权给付（如买卖、借用）的对象，又是限制物权的客体，则无论成立时间的先后，限制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人既不能请求除去该物权，也不能请求物权人交付或者移转该财产。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66 条、《物权法》第190 条第2 句，某特定财产既是限制物权的标的物，又是租赁合同的客体，由于租赁合同具有物权化的特点，此时，应参照物权之间的内部效力规则，成立在先的物权能排斥成立在后的租赁债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 条，在一物两卖等同一财产被处分数次的情形，先通过公示取得物权者，即使其债权成立时间在后，也能排斥成立时间在前的债权。

情形二之下的规则大致包括：

第一，根据《担保法》第56 条、《物权法》第170 条、《企业破产法》第109 条，债务人的财产设定了担保物权，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担保物权人就标的物变价后的价金，优先于一般债权而受偿。

第二，在某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后，又设定典权等限制物权，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若无人应买或者所出价金不足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执行法院可除去典权，重新估价拍卖，所得价金于清偿抵押权所担保债权后，如有余额，典权人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受偿。[2]

（二）例外：债权优先于物权

在特定情形，法律为了维护债权人的群体利益，给予特殊保护，使其优先于物权，形成债权优先于物权。

1．租赁权

租赁权是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而对标的物进行使用、收益的债权。在传统民法中，出租人是独立的物权人，与其相比，要依赖于他人之物才能生存和发展的承租人被视为弱势之人，特别是为了保护住房承租人的生存利益，不至于让其承租利益因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而受新主的排斥，遂有“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产生，这也是租赁权物权化的标志。

在我国，该规则早先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 款：“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移转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该规定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旨，体现出对承租人生存利益的特别保护。之后，《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使得无论何种标的物的租赁权均可物权化，如此一来，反倒模糊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政策定位，因为与住房租赁等不动产租赁相比，动产租赁并不包含保障承租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让它与不动产租赁权一样被物权化，难言合理。[3]

为了在担保关系中体现出租赁权的物权化，《担保法》第48 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这与《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的租赁权只要有效成立即可对抗新主所有权的规则不同，抵押人是否履行书面告知承租人义务，似乎成了租赁权能否物权化的前提，租赁可否破除买卖完全控制在抵押人之手，这就失去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看来，抵押人书面通知承租人的义务是为了落实《民法通则意见》第118 条规定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为的制度措施，并非影响租赁合同效力的因素，[4]故而，《担保法解释》第65 条将《担保法》第48条修改为“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其实，如果着重考虑租赁权的物权化特色，当它与抵押权共存于同一财物上时，应适用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成立在前的租赁权当然可以对抗成立在后的抵押权，反之亦然，《担保法解释》第65－66 条体现了这一点，值得赞同。

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物权法》第190 条：“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不过，它不是《担保法解释》第65 条至第66 条的翻版，其特点在于：（1）明确了租赁权对抗抵押权的时间点，即抵押合同的订立，此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不变动的规则，抵押权并未设定，成立的仅仅是抵押合同之债，而从抵押合同成立到抵押权通过登记而设定之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即使租赁权在抵押登记之前存在，但只要它后于抵押合同成立的时间，也不能优先于抵押权，这对租赁权的物权化限制得更为严格；当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抵押权因抵押合同的成立而设立，之前的租赁权可以优先于抵押权。（2）明确了可优先于租赁权的抵押权范围，即已经登记的抵押权，虽已成立但没有登记的抵押权纵然设定时间在前，也不能对抗租赁权，其原因应当是登记为承租人提供了相关信息，让其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宜，进而在信息完全充分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承租的判断，一旦判断肯定，承租人就要承受抵押权存在的事实，这实际上将因抵押合同成立而设立的、同时也没有登记的抵押权排除之外。这样一来，将租赁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时间点设置为抵押合同成立之前，反倒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只要没有登记，租赁权就能对抗抵押权，抵押合同其实对租赁权的优先效力不产生实质影响，实不如将该时间点设定为抵押登记之前。

2．职工劳动债权

劳工在近现代社会也被视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法律给予特殊保护，其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优先保护劳动债权，比如，根据《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1 项和第25 条第1 款，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权优先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不过，在《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职工债权和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时，何者为优，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因为优先保护前者是以人为本，优先保护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舍，难以决断，这可谓是《企业破产法》最难以选择的难题。[5]《企业破产法》第132 条最终确立了担保物权优先的一般规则，但也有例外。

3．购房消费者的债权

购房消费者是另一个弱势群体。鉴于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不成比例，房地产市场交易不规范，房地产商占据了强势地位，购房消费者难以知悉所买房屋的具体负担情况等现实，最高人民法院特别保护购房消费者对房地产商享有的请求移转房屋所有权的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下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至第2 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买受人的请求权可以对抗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其他债权人就该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据此，只要购房消费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其请求权即可对抗其他物权，至于其是否占有房屋，在所不问。不过，该房屋上的抵押权应没有通过登记公示，否则，视为购房者自愿承受该权利，或者购房者懈怠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担保法解释》第67 条，购房消费者的债权不得对抗抵押权。

4．预告登记的债权

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债权，它是债权物权化的重要表现。[6]《物权法》第20 条明确规定了预告登记，此前，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该制度，比如，《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预告登记的对象是预购商品房和房屋建设工程的请求权，经过预告登记，债权人能排除其他人取得将来的房屋物权。需要说明的是，预告登记债权之所以有优先效力，基本上是为了防范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之间的时间差对物权受让人的风险而设，这不同于以上几种优先性债权所蕴涵的保护弱者的社会政策考量。

5．其他债权

在我国，法律赋予优先效力的债权至少还有：（1）《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2 项至第5项、25 条第1 款规定的船舶营运中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以及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等债权；（2）《民用航空法》第19 条第1 款、第22 条规定的援救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费用等债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 条规定的被拆迁人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请求权。

二、解决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

一物上存有数个有冲突的物权时，物权法通常采用“时间早者权利先实现”的规则，[7]我国也不例外。当物权公示能决定物权变动时，物权的标志就是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它们出现的时间将影响物权的实现顺序，公示在前的物权具有优势地位，该规则被称为顺位，主要适用于同一物上的数个限制物权之间、或者限制物权与预告登记之间。一般规则通常伴随例外，顺位规则也不绝对，比如，不同特性的物权之间会遵循其他规则，限制物权即可优先于所有权而实现。

（一）顺位规则

顺位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之外，按照限制物权设定的前后顺序决定其实现顺序。在不动产物权（如房屋抵押权）和权利物权（如专利权质权），顺位以登记为标准，在动产物权则以交付为标准。[8]至于当事人约定的设定物权的合同，在其内容尚未被登记之前，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义务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顺位的标准。由于不动产物权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更常见，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基础的顺位更富有法律技术含量，本文以下主要讨论不动产物权的顺位规则。

在不动产物权，顺位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登记簿，为了使物权能够有序地在登记簿中得以表现，就必须整理物权在登记簿中的存在空间，相同性质的物权应在同一栏目之中，这样，就可以按照栏目簿页空间上的前后位置，来排列物权实现的顺序，即物权登记空间位置在前者，有优先顺位，反之，顺位在后。

不同类型的物权则应位于不同的栏目，这导致它们之间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登记空间前后排列顺序，而应依登记时间顺序为标准来确定顺位。登记时间通常以登记簿记载的登记时间为准，而且，基于物权公示的推定效力，无论登记簿中记载的时间是否真实，法律都推定其真实可靠，这样，登记时间在先的顺位优于登记时间在后的顺位；记载时间相同的，顺位相同，此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公平衡量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9]虽然登记簿记载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或者相同，但是，如果登记簿注明登记申请日期或者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或者提出顺位主张的当事人能够证明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则应以登记申请日期的先后顺序为准。[10]这一标准是对顺位更为细致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登记时间和申请时间的计算单位，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58 条第1 款，当事人同一天在不同的法定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视为顺序相同，由此，该计算单位应是“天”，即同一天递交的登记申请如果都符合法律要件，则应在同一天登记，这些权利的顺位相同，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1 项、《物权法》第199 条第1 项，抵押权顺位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然而，这种规则并不符合客观上存在的先来后到的顺序，即使两项登记申请在同一天，但只要申请到达登记机关的时间有先后，就将导致顺位也有先后之别，不宜用“天”为基本计时单位来模糊处理。对此，我们宜借鉴德国的经验：两项登记申请虽在同一天，但在不同时间到达土地登记局，应在登记簿中通过顺位附注方式清楚标明，先提出申请的权利优于后申请者；[11]或者借鉴瑞士经验，登记机关在接受登记申请时，宜清晰标注申请到达的钟点并按照先后顺序编号。[12]

（二）特殊规则

根据物权的不同特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适用不同于顺位规则的特殊规则，主要为：

1．限制物权的优先效力

限制物权的有效存在，是所有权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所有权人自愿承受负担的表现，故而，所有权要受到限制物权的限制，只有在限制物权消灭后，所有权才能恢复其本有状态，因此，所有权总是滞后于限制物权。

2．登记物权的优先效力

当某物上有数个物权存在，其中有登记外观的物权优先于无登记外观的物权，具体而言：

第一，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原因行为成立即导致物权变动，但不登记者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么，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2 项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2 项，登记的物权能对抗没有登记的物权。另外，尽管同一物上的数个未登记物权的原因行为的有效成立时间会有先后顺序，但由于未登记的物权不具有对抗力，无论成立时间先后，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对抗，而是处于同等地位，就此而言，《担保法解释》第76 条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3 项修改《担保法》第54条第2 项按照抵押合同生效时间排列未登记抵押权的先后顺序的规定，改为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值得赞同。

第二，与登记的公开性、稳定性和公信程度相比，动产占有显得更隐秘、不稳定，也不那么公信，动产物权的设定也不如登记物权那样明确，当事人完全可以在设定登记物权后再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移转占有的动产物权的设定在先为由，对抗登记物权，[13]故而，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记抵押权也有质权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1 款，登记的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不过，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据此，未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动产质权，而不宜按照权利产生的时间先后来排列它们之间的顺序。

3．法定物权的优先效力

法定物权是无需当事人约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要件即可当然产生的物权。与意定物权包含的由私人进行计划安排的特性不同，法定物权则是立法者根据社会公益或者特定社会政策而作出的强制性安排，具有优先效力，比如，根据《物权法》第239 条、《海商法》第25 条第1款和《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2 款，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和质权。

法定的不动产物权属于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产物，适用登记的宣示效力规则，故而，无需登记即可设定，并能排斥登记物权，比如，根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建筑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优于抵押权，这也是学理上通常所谓的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但是，费用性担保物权虽然无需登记就直接排斥他人利益，而无论先前已经存在物权是否登记，这将使既有的融资性抵押权失去意义，并导致其他物权人或债权人采用措施来排除风险，从而产生诸多经济成本。[14]为了摆脱这种困局，可能比较好的出路，还是借助登记，将费用性法定抵押权公示于众，使得其他人能获取较充分的信息来决策安排计划。[15]

4．意定顺位的优先效力

前述的顺位为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规则确立的法定顺位，意定顺位则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排列的物权顺序，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能排除法定顺位规则。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意定顺位，但从《物权法》第194 条第1 款第2 句，也可推导出相关意思，即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从而打破抵押权原有的顺位。当然，意定顺位要发生效力，意思表示必须有效，而且，意定顺位必须在登记簿中显示出来。

此外，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81 条和《瑞士民法典》第813 条第2 项，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不动产所有权人可在登记簿上为先设立的限制物权提供一个后顺位，为将来设定的其他限制物权保留一个先顺位，这被称为顺位保留，它也打破了法定顺位规则。顺位保留之所以产生，源于实践中的客观需求，比如，不动产物权人在为土地开发借贷而设定抵押权之前，要为另一项较为次要的利益设定另一物权（如为购买汽车贷款设定抵押权），为了保障重大利益，就要为前者保留优先顺位。我国交易实践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故我国将来的《不动产登记法》宜借鉴和规定顺位保留制度。

注释:

[1]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35 页；温丰文：《台湾民法典物权优先效力规定之施行经验》，载《月旦民商法》第3 期，2004 年3 月，第132 页。

[2]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页。

[3]参见苏永钦：《关于租赁权物权效力的几个问题》，载《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页以下；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 页。

[4]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5]参见余力：《新“企业破产法”面临最后抉择》，《南方周末》2004 年12 月23 日，第21 版；李曙光：《破产法进入三审关键之争：担保债权与职工债权孰优先》，《21 世纪经济报道》2005 年5 月30 日，第34 版。

[6]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7]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18.

[8] Vgl.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2. Aufl.， Verlag Staempfli， 2000， S.141.

[9] Vgl. Mueller， Sachenrecht， 4. Aufl.， Verlag Hezmanns， 1994， S. 398－399.

[10]参见《瑞士民法典》第972 条第2 项；《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6 条第2 项第2 句、第47 条；《澳门物业登记法》第6 条第1 款；《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11 条第2 句、第13 条第3 款第1 句。

[11]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12]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92.

[13]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14]参见苏永钦：《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载《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5－271 页。

[1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商品房按揭合同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14 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117 页。（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常鹏翱

『陆』 我国海商法该从哪些方面修订

没有官方结论，都是学者观点

『柒』 民法总则海商法的修改是怎么样的

海商法的修改是怎么样的？ 海商法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根据需要灵活使用。狭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应定义为"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和"与船舶有关的其他特定社会关系",广义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海商法律关系、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关系,又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海事行政关系、海上刑事法律关系。广义海商法含有多个部门法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对于广义海商法的性质，国内有学者将其归属于经济法或国际经济法的范畴。如《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认为，海商法“是国内经济法兼有国际经济法性质的法律”。中国教育部在学科分类中，将海商法作为国际经济法(二级学科)的一个分支。但不少国内海商法学者主张海商法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狭义的海商法性质，海商法学者认识比较统一。在“民商分立”的国家，海商法被认为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别法;在“民法合一”的国家，则被认为是《 民事诉讼法 》的特别法。因为中国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所以《海商法》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两者的规定相冲突时，《海商法》优于民法而适用;《海商法》没有规定，而民法有规定的，以民法为主。 特点： (1)涉外性强。首先，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大多数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其次，海商法的表现形式除国内法外，还包括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航运惯例。再有，海商法的效力范围，可及于该国海域的外国船舶以及外国海域的本国船舶，甚至是外国海域的外国船舶。 (2)技术性强。海商法是法律理论和航海技术、航运业务紧密联系的法律，因此技术性较强。 (3)风险特殊、法律制度特殊。海上运输及其他海上业务活动有陆上运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风险，如海上恶劣气候、海盗等。从事海上运输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海事的发生可能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责任。为鼓励航运业的发展，针对这些特殊风险，在海商法领域形成了一些其他法律所不存在的特殊的法律制度，如船舶 抵押 制度、船舶优先权制度、海上救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海上保险制度及海事请求保全制度等。 综合上面所说的， 民法总则海商法 的修改是怎么样的？主要就是维护中国航运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的目的，也为了能让海上运输能够很多的发展，国家也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也是能让海上运输的利益不受损失，最大化的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捌』 我国哪些立法中规定有国际私法规范

在我国现复行国际私法制的国内立法中，关于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主要规定在宪法、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公司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

(8)中国海商法民法冲突扩展阅读：

国际私法规范中的冲突规范：

是指规定确定某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应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又称为“法律适用规范”或者“法律选择规范”。

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这一规定并没有指明结婚有什么条件和要求，而只是指出，婚姻的条件和要求应当由婚姻缔结地法律来确定。因此，冲突规范是一种间接规范，是国际私法所特有的规范。它一直是国际私法的核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