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助力企业复工
① 被上黑名单了怎么办
上了失信“黑名单”，被限制出入境，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怎么办？一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某通过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激励机制，让公司得以转危为安。
原来，李某向一家贷款公司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并由某文化公司、王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借款到期后，李某只付了一点利息，遂被诉至法院。经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判决，李某须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某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后，法院又依申请人申请，对李某、王某采取了边控措施。但是，李某、王某急需出境办理黄金销售许可证等相关事宜，向法院申请解除出境限制，并提供信用承诺，即作出还款计划、提供担保人。但申请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出境限制。
对此，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李某的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申请符合相关规定，法院在依法查封担保人相关财产的情况下，依法解除了李某、王某的边控措施，给予宽限期。不久后李某将借款连本带息全部归还。至此，一起大标的借款合同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信用修复，是指法院可依被执行人申请，充分考虑其积极履行和担保行为，将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删除，对其信用进行修复的行为。”吉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周修文介绍，针对愿意积极履行且提供了担保的被执行人，可以通过适用信用修复机制让其获得“喘息之机”，增强履行能力，促进尽快执行到位，让双方当事人获得双赢。
在执行中，如果法院机械地采取强制措施，不给予企业当事人宽限期限，不仅会让申请人的债务得不到清偿，还会造成被执行人的企业“雪上加霜”。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激励机制，被称作“放水养鱼”式的善意执行举措，为不少市场主体解了燃眉之急。
运用法治手段治理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让失信者受到惩处，也要让诚实守信者受到激励，促进诚信社会建设。近年来，人民法院建立健全惩戒分级分类机制，持续推动惩戒措施向精细化、精准化发展。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有751万人次迫于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已成为信用中国建设的一大亮点。
最高法执行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畅通信用惩戒救济渠道，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5月，最高法出台指导意见，提出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根据意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执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确因复工复产需要，申请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在征得其同意后及时予以解除。
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还探索“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创新诚信履行“通行证”。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合作，将企业信用等级划分为AA、A、B、C、D五个等级，对AA级且无不良司法记录的诚信企业，在诉讼中依法适用更为柔性、灵活的司法措施作为激励，鼓励企业珍惜、爱护信用。
诚信企业在办理贷款时也能享受到优惠。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与辖区21家银行机构达成合作，将诚信履行名单纳入“普惠金融征信平台”和“信用宁波”平台守信红名单，把诚信履行企业名单与“芝麻信用”等网络信用场景挂钩，为诚信履行当事人提供相关优惠和绿色通道。
② 涓滃钩鍘垮徃娉曞眬鍔╁姏浼佷笟澶嶅伐澶嶄骇鎺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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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邮政服务合同纠纷和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的区别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背景下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相关法律特点实践性分析与常态化权责优化举措提示
章国栋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
邱译莹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一、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案由梳理与涉诉维权管辖提示
(一)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相近合同纠纷的区别
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系2021年起新增案由之一。202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实施,其中,“服务合同纠纷”项下变更“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为“邮政服务合同纠纷”,同时增加“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使得“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成为第三级案由“服务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新案由。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1.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邮政服务合同纠纷的区别。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邮政服务合同纠纷都是对于原案由“邮寄服务合同纠纷”的修改与细化,但两者主体有明显差异,“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系因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引发的纠纷;而“邮政服务合同纠纷”系因邮政企业与用户之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引发的纠纷。
2.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运输合同纠纷(特别是公路、水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以及联合运输合同纠纷)的区别。从实施过程来看,快递服务合同与货物运输合同均会涉及特定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向收货人交付,并由托运人或收货人支付运费等流程,但一般情况下,两者主体有明显差异,快递服务合同特指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货物运输合同则主要是托运人与收货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无行业或主体类型的限制。
(二)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的管辖提示
在合同履行期间,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寄件人若发生权利义务争议,维权过程中如何判断与确定管辖呢?如上所述,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作为服务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对于合同履行地之判定需特别注意:对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如快递服务企业主张快递费的案件,快递服务企业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对于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如企业或个人基于快递变质、被冒领等主张损失赔偿的,快递服务企业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对于快递服务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若合同约定了履行地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该约定地址的,则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1.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集中管辖规定的甄别。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作为服务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由普通法院管辖;而涉及铁路运输、水路运输,需根据相关管辖规定,通常相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或海事法院管辖。其中,以闵行法院为例,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管辖规定,原属于闵行区管辖的一审航空、公路、水路等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由上海铁路法院依法管辖(应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辖的除外)。
2.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管辖规定的区别。除约定外,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而运输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相较于“合同履行地”,运输始发地与目的地更具有确定性、指向性与唯一性。
二、此轮疫情背景下关于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数据梳理与合同权利义务提示
此次疫情发生后,“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类型、诉求等均表现出一定变化,对下一阶段复工复产之预判具有一定的统计与研究价值。以闵行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为例,截至2022年5月(该案由设立至今共计17个月),闵行法院共受理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45件:
(一)从数量来看,案件受理量逐步上升,且此轮疫情期间上升速度加快。2021年上半年法院仅收案2件;2021年下半年收案27件,其中,2021年11月至12月收案17件,接近2021年全年收案的60%,这与周期内购物节较为集中,年底快递业务量明显增加,年底企业核算结账周期临近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2022年1月至5月收案16件,其中,3月疫情以来已收案11件,占比近70%,在无前述年底客观因素影响之情况下,不降反升,且上升率加剧,与疫情防控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二)从诉讼主体来看,原告由寄件人企业或个人向快递服务提供方转变,且此轮疫情期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变速度加快。2021年法院受理的29件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寄件人企业或个人作为原告的为23件,快递服务企业作为原告的仅6件,两者对比比例为4:1;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企业或个人作为原告的案件仅5件,而快递服务企业作为原告的案件为11件,两者对比比例反之为1:2,其中,3月疫情以来已受理的11件中,快递服务企业作为原告的案件更是达到7件,比例进一步扩大至1:3。
(三)从案件提请的诉请与所依据的事实来看,由寄件人主张快递损失向快递服务企业主张快递费用转变。2021年受理的29件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中,寄件人因快递丢失、损毁或者被冒领向快递服务企业主张赔偿的案件占比达到75%,诉请要求赔偿的范围涵盖快递费损失、货物损失与惩罚性赔偿等。然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快递服务企业因提供快递服务向寄件人企业或个人主张快递费用的案件占比近70%,诉请内容主要集中于快递费、违约金或逾期利息损失。两者相比,反差显而易见。
三、复工复产背景下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处理难点梳理与纠纷处理注意事项的提示
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系服务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其在法律关系处理上与其他类型服务合同纠纷存在一定共性,但随着相应市场化因素与市场化可视性特征的增强,此类案件在认定与处理上的难点凸显出来,需要进一步细化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要求。
(一)随着复工复产节奏的逐步加快,疫情防控背景下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逐步呈现出以下难点与特点
1.心理预期提升,致使对过程与结果的要求与接受度提高,矛盾易升级。当事人对于快递服务的需求与要求逐步由“能有就好、能到就好、能用就好”的基本保障需求与基本生活物资需求,向“越全越好、越快越好、越简越好”的多元化需求与优化型需求转变,长期封控之后受到复工复产信号与正面积极心理效应的助推,对快递服务的时效、过程,可服务产品的种类、品质等要求都会随之提高,一旦发生纠纷,心理预期的落差也更易激化矛盾。
2.法律依据交织,致使当事人更易产生认识与理解的偏差度,释法明理的精准度与普适性要求高。一方面,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与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重合,从案件信息反馈来看,经营快递企业也未在实际操作中将快递业务和货物运输业务加以区分,主要是通过物品价值、重量等划分操作流程,在源头上使快递服务类纠纷的案件性质、权利主体、行为要求、责任范围等认定上产生难点。另一方面,快递服务合同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等作为特别法和规定,亦对其进行了特别规范,明确了快递收寄、投递规则,细化无法投递、无法退回快件的处理规则和快件损失赔偿规则,然而,双方合同并无上述规范,甚至可能出现有违背原则的条款。如何做到既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加快快递流通,又确保各方权利义务得到保障,对法官的法律适用、释法明理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多重因素层叠,致使因果关系判断难度提高,双方争议焦点易集中但难查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期间,快递服务的品质除去快递服务企业自身的努力与把控之外,还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局部地区交通管制或临时防控政策的要求,导致货物在某一环节点停滞,甚至原路径返回,一旦快递丢失或变质,认定责任分担与责任大小的难度提升;再如原有点对点的配送方式也绝大部分由门卫代收、放置代收点、“团长”等联系人集中代收等方式取代,一旦快递丢失、变质、损毁或内件短少等情况发生,查明因果关系的难度提升;又如,疫情期间,往往由物业、志愿者负责消杀并完成“最后一百米”配送,如何认定交付的完成、风险的转移及消杀、保管的责任主体,也会成为审判的疑点、难点。
4.企业良莠不齐,对抗市场风险能力与兑付能力差别巨大,克服处理与化解纠纷能力不齐,调解难度增大。受到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出现流动资金运转困难,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企业更是面临短期调整、阶段补损、资金回笼、重新规划等多重经营性困难,使得拖欠快递费的现象频发。如前述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快递经营企业作为原告主张快递费案件大比例提升,也印证了这一客观情况。相较于快递服务企业作为被告,以减免服务费、适当赔偿补偿方式促成调解而言,寄件方企业作为被告时,难点往往不是服务质量瑕疵的认定,而是寄件方面临多重经营性的刚性资金困难,调解难度势必会增大,即使判决处理,能否顺利执行也会带来难度,甚至会成为压垮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针对上述心理预期落差、法律关系交错、事实查明困难、调解难度增大等客观难点,提示以下几点处理注意事项
1.保持谦和礼让的心态,理性消费。要努力营造起快递经营企业与寄件人(收货人)之间同力协契、共商共赢、互依共存的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的理性消费理念,一方面,对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引发的关于送达时限、外包装完整程度等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纠纷和矛盾,尽可能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来解决,表达谦和礼让的体恤之情;另一方面,力争树立优先保障基本需求,优先采购日常物资的理性消费模式,把快递服务带来的复工复产活力,用到最需要的民生上、关口上。
2.把握合法合情的特性,依法处理。充分掌握快递服务合同自身的特性,即其不单纯涉及运输环节,还包括物品的揽收、收寄、分拣、投递等服务环节,其标的是提供服务而不仅仅物的交付。例如,饿了么、美团、盒马等消费类平台的即时配送服务,其时效性较之常规的运输合同有明显不同,而客户通过闪送、跑腿等服务平台联系骑手,骑手根据其指令至特定地点购买商品或取件,再即时送至指定地点、人员处,这种模式下服务的属性更加明显。因此,服务属性,特别是个性化服务特性下,尊重当事人的合同意思自治,同时兼顾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背景下的特殊性、局限性,综合审查事实与证据,判断权利与义务、界定责任与赔偿范围,可使得处理结果更为合法合规、合情合理。
3.提升融情于理的释法,明晰权责。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的具体规定,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全面把握并确定各方责任。对于因疫情影响造成短暂资金流动性困难不能清偿快递费、运费类案件,积极引导双方协商,采取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迟履行等方式,助力困难企业恢复发展,减少疫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疫情防控带来的履行风险,应查明快递揽收、配送、交付等各环节的事实情况。判断快递丢失、变质等违约事实发生的阶段,是送达前即丢失、变质、未及时消杀,还是送达代收点、门卫代收后清点不及时、保管不当、消杀过度,抑或是志愿者无法满足及时配送的要求、或收件人怠于受领所致。查明后,若违约事实发生于配送之前,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合同约定、损失情况及过错的程度确定赔偿责任。若系因防控措施导致快递企业无法配送、延迟配送,可以认定符合不可抗力,快递企业可主张免责或者部分免责。若违约事实发生于配送之后、交付之前,则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身份、行为性质,判断是否在快递服务合同中处理及认定其责任范围、风险承担。
4.引导双方互助互利,促成纠纷和谐解决,共克时艰。要始终坚持依法保护寄件人、收件人合法权益和促进经营快递企业稳定有序发展并重的精神。在纠纷的处理上,要充分考虑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对双方的影响,既要保障个人或企业的合法权益,又要为经营快递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生存发展、有序运转创造应有的条件。同时,积极推进先行调解、诉源治理工作,充分利用一体化诉源治理、一站式诉调对接、一平台多元解纷等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联动工作机制实效,加大沟通调解力度,及时将矛盾纠纷调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四、快递服务合同主体权责的梳理与复工复产常态化要求下的优化举措提示
司法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介入,一旦诉诸法院,意味着当事人的权利已受到实质损害,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当前,上海市疫情防控逐步向常态化防控转换,快递服务业作为连接供给侧和消费侧的关键一环,如何预防其复工复产过程中的风险及隐患,在兼顾效率与安全的语境下推进货运通畅、产业循环,应从强化快递企业的权责意识入手,加大政策支持,强化司法指引,确保我市各行业复工复产安全、有序、向深推进。
(一)强化司法指引厘清释明,营商环境共优化
1.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白皮书、新闻宣传等方式明确司法导向。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上海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制定《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意见》,出台《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发布上海法院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到了司法保障。对于疫情期间内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涌现的新特点、新问题,积极梳理研判,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白皮书、新闻宣传等方式,加强对快递行业的司法指引,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2.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运用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和委托、委派调解等方式,密切与卫健、公安、司法行政、市场监管等单位的联系,及时反馈快递服务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强化诉调对接和诉源治理,借助工会、行业协会的优势,发挥多元解纷机制合力,柔性处理快递服务行业与个人、企业的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通过购买服务广泛吸纳有关专业人员担任调解员,打造资质水平高、理论功底深、业务能力强的多元调解队伍,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快递服务合同纠纷的“分流阀”作用。
3.依托智慧法院,优化复工复产诉讼体验。当前,我市全面复工复产在即,法院作为当事人集中诉讼、调解、执行的主要场所,疫情防控压力仍处于高位。积极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可以线上办理的尽量线上办理,避免人员聚集;对于跨域诉讼服务,特别是与疫情相关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等案件中,健全在线诉讼服务规程,及时发布操作指南,确保在线诉讼各环节合法规范、指引清晰、简便易行,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影响,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化解矛盾纠纷和诉讼服务能力水平。
(二)加大法规政策应对扶持,助力发展谋平稳
1.引导金融资源向快递行业阶段性倾斜。现阶段,金融机构应优先考虑快递行业在复工复产阶段的排头兵作用,给与经营稳健但资金短缺的快递优质企业阶段性政策倾斜。建议审慎处理加速到期、单方解除贷款合同等情况,积极沟通,努力以展期续贷、分期还款、增加担保等方式暂缓纠纷。发挥好贷款的杠杆作用,主动为暂时性经营困难的快递企业“增”发展之韧性。
2.加大疫情期间对快递行业的助企服务。尽快排摸快递业务复工复产的情况,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及困难,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热点电话设立复工复产服务专窗,集中发布市区两级复工复产指引,汇总梳理各级政府惠企政策,为快递企业提供政策宣贯、诉求协调、指导咨询等针对性服务,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
3.落实系列政策对快递行业的纾困扶持。通过发布系列政策,综合实施减税降费、房租减免、财政补贴、援企稳岗等措施,通过降低成本,努力帮助快递企业减压。同时,研判上下游堵点,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保障跨省快递物流的稳定、通畅,从而助力各行业企业复工复产。
4.强化快递行业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加强行业协会对快递企业的监督,指引其制定全员核酸检测、封闭管控等应急情况下的处置方案,确立好核酸监测点、隔离观察区,并做好防疫及必要生活物资储备。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员工熟悉疫情防控应急各项流程和措施,鼓励快递企业培训专属核酸员。一旦有疫情突发情况,应第一时间安置到临时观察点进行隔离,并按照相关规定对人和物进行处置。
(三)强化快递企业权责意识,严防严控不松懈
1.坚持疫情防控,降低传播风险。在快递尚有积压、快递人员尚未完全到位的背景下,严格内控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仍尤为重要。继续落实全程人员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的要求,做到工作期间每日自我健康监测;坚持场所消毒、中转消毒、车辆消毒、派前消毒,落实全程消杀到位的要求;为从业人员配备足量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在前端揽收、末端投递中做好防护措施,采取无接触派送,降低“物传人”的风险。
2.加强服务管理,降低诉讼风险。快递业对从业人员有着极大依赖,谨防因疫情防控带来的管理疏漏、服务下降。在疫情稳中向好、管控影响渐弱的情况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关于快递服务要求的特殊规范,避免快递快件丢失、变质、损毁或者被冒领等情况的发生。加强快递员的岗前培训,提高防疫意识、规范实际操作,减少风险摩擦。寄件人填写快递运单前,及时提醒其阅读合同条款、遵守禁止寄递和限制寄递物品的有关规定,核验其身份,通过开箱验视、过机检查,确保快递安全;及时询问寄递物品的品类,提示寄件人贵重物品事先声明、详细填写货物名称、数量、价值及收件人姓名、地址、电话等信息,告知生鲜物品可能的滞留风险、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注意对重要环节、节点拍照留痕,如开箱、消杀、派送。对仍受防控措施影响不能直接向收件人派送的情况,及时电话联系收件人,通知其派送地点、接收人并提示取件,减少因多环节介入增加的风险。
3.强化合同管理,规避经营风险。以单位为寄件人的快递服务合同为重点,全面梳理快递企业在租赁、融资、业务等各环节合同,对已存在违约风险的合同的相对方,及时跟进沟通,做好账目的核对、确认及催收工作,对协商无果的,可通过和解、诉讼、调解、仲裁等方式积极维权,降低对企业营收带来的影响。对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积极沟通,努力达成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迟履行等和解方案,争取对方的支持。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快递服务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时赔偿,并通过相应险种的投保,进行风险对冲。
4.落实生活保障,解决供需矛盾。疫情期间,各辖区防控具体措施不同,使得部分快递从业人员出入住所困难。切实改善快递从业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使其无后顾之忧,以便投身到复工复产中。同时,在疫情期间不随意解除或终止员工的劳动合同,按时发放工资,以调休、轮休、轮岗等方式保障其休息权。对于疫情期间员工对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等诉求,认真听取其意见,柔性处理,保障员工的劳动权益,从而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快递行业劳动力的供需矛盾。
④ 在家里隔离，单位还发工资吗
有。在家自我隔离是有工资的，但职工首先应该与单位说明情况并协商居家隔离期限。根据人社部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规定，单位对于因为被隔离而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应该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给职工。
一、在家自我隔离有工资吗？
在家自我隔离期间是有工资的。人社部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明确，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及实施条例，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及前述人等的密切接触者均应进行医学观察及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因此，为严防新冠肺炎传播，用人单位可以在统计掌握职工出行情况、健康状况等信息的基础上，安排符合情况的职工进行居家自我隔离，并就居家自我隔离的期限、工资或生活费进行协商。
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怎么支付工资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三、疫情防控期间，如果产生严重的用工纠纷，员工该如何维权?
1、遇到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选择向所在单位或单位所在地工会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进行调解解决。
2、劳动者还有权向人民政府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进行劳动违法行政监察解决。
3、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还可以向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律师依法代理解决。
4、确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向单位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符合条件还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企业在疫情期间复工的，应该统计掌握职工的行程以及健康状况，以此保障复工期间职工的身体健康。对于需要进行居家自我隔离的职工，企业应该支付职工生活费。如果职工隔离期限较长并且不能进行工作的，企业可以与职工协商调整薪酬或者支付生活费。
法律依据：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对在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指导企业应先安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本人小时或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⑤ 党的惠民政策的内容
法律分析：1、坚持就业惠民，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
2、坚持教育惠民，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3、坚持医疗惠民，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4、坚持社保惠民，完善社会保证体系。
5、坚持扶贫惠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6、坚持安居惠民，积极推进安居乐业。
7、坚持暖心惠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8、坚持兴边惠民，有力促进稳边周边。
9、坚持安全惠民，提高各族群众的安全感。
法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三、畅通评价渠道 （四）政府部门“监督查评”。要积极开展政务服务调查，尤其是对新出台的利企惠民政策、新提供的服务项目以及直接关系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项，及时了解政策知悉度、办事便利度、服务满意度等情况。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参与评价的企业和群众，开展回访调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政务服务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服务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发挥中国政府网政务服务投诉与建议平台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二、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 精准服务“六稳”“六保”。充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作用，及时出台审理涉疫民商事、涉外商事海事、执行案件等4个意见，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应对疫情引发的诉讼问题。紧急为1386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临时变更财产保全措施，支持扩产抗疫。青岛法院4小时内组织完成听证并裁定解冻资金，使被起诉的呼吸机企业迅速投产运营。苏州、威海、新乡等法院紧急准许处于破产阶段的企业恢复生产，确保紧缺医疗物资供应。针对受疫情影响出现的履约难问题，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等规则，妥善审理相关合同违约、企业债务、房屋租赁等案件4.3万件。北京、上海、贵州、云南、新疆等法院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加强府院联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各级法院对2.5万家企业暂缓强制执行措施，在18.1万件民商事案件中采取“活封”等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1631亿元、土地869万亩、厂房3271万平方米，帮扶3.6万家企业复工复产。坚决纠正涉疫就业歧视行为，严禁仅以劳动者曾感染新冠病毒、来自疫情严重地区为由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支持并规范共享员工、网络零工等灵活就业，让群众在疫情冲击下就业得到法律保障。
⑥ 洛江区司法局：开出“法治良方”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1. 近年来，洛江区司法局积极履行法治职能，为区域复工复产和“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战略提供支持，确保招商引资和项目攻坚等法律事务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强化复议层级监督和行政执法监督，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2. 在万安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江区司法局局长蔡涛带领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志愿团进行“法治体检”，为企业提供法律诊断和管理建议。通过此次活动，帮助企业识别并防范法律风险，提升依法经营能力。
3. 洛江区司法局局长蔡涛指出，该局通过开展“法治体检”活动，深入了解企业需求，提供精准法律服务，解决涉法问题，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促进企业依法决策和管理，增强企业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4. 今年，洛江区司法局开展多场“法治体检”活动，梳理企业法律服务需求，识别法律风险，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法律维权意识。
5. 洛江区司法局组织“送法进企业”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提升企业法治素养，增强企业经营信心，确保企业依法合规治企。
6. 洛江区司法局通过“百名干部进百企”和“企业家学法”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家法治能力，加大司法服务保障力度，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7. 洛江区司法局强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监督和培训，打造公平公正执法环境，通过推行“三项制度”及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提升执法透明度。
8. 洛江区司法局局长蔡涛表示，该局将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建立长效机制，深入企业开展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