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概念

1. 民法的概念

 民法，是指一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近代“民法”一词，来源于古罗马“市民法”。在古代罗马早期，调整罗马本国公民即罗马市民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被称为市民法。后来，各国在转译“市民法”一词时，采用了与本国语言相应的词汇。在日本研究西方民法理论和制订民法典时，把西方国家使用的“市民法”一词，用汉字表达为 “民法”。这一用法后来传入我国，遂沿用至今。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根据不同的角度，人们在使用“民法”这一概念时，赋予其不同的含义：

    首先，民法可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所谓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指编纂成文的民法法典（即民法典）；所谓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指包括具有一切具有民法性质的法律、法规及判例法、习惯法等。比如，在我国，在民法典尚未制订的情况下，《民法通则》是基本的民事立法文件。此外，《合同法》、《担保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继承法》等是民事单行法规。而在我国《宪法》以及其他部门法或者法规中，凡是涉及民事问题的法律规定，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其次，民法可分为狭义的民法与广义的民法。狭义的民法指部门意义上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典及商事特别法；广义的民法的范围相当于传统的私法的范围，即商法典以及商事特别法（如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均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我们所学习的民法，是指实质意义和广义上的民法。

2. 古罗马的法律

所谓罗马法，一般乏指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全部法律，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罗马国家产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时期的法律，也包括公元７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法律。
罗马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十二表法。
元老院――是罗马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享有军事、外交、财政以及监督等方面的权利。立法方面，除对各种会议通过的法律有批准权外，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可宣告为无效，遇有紧急情况能停止法律的适用等。
进入帝国时期，法学界空前活跃，诸家争鸣，形成了普罗库路士和沙比努士两大学派。
帝国后期，由于君主制公开确立，立法权被视为皇帝个人的神圣权利，皇帝敕令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其形式较多，大致分为敕谕（对全国发布的命令）、敕裁（对非常诉讼及主要上诉案件所作的裁判）、敕答（对官吏或个人提出的法律疑难问题做出的解答）和敕示（对官吏下达的训令）四种。
第一部官方的罗马皇帝敕令汇编――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
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和死后不久，当时先后编出《查士丁尼法典》、《钦定法学阶梯》（又称《法学总论》）《学说汇纂》和《新律》等四部汇编，中世纪时期统称为《国法大全》（又译《民法大全》、《罗马法大全》），其中有理论性的法学专著、学说，又有许多法律、决议、法令、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历史上一部最完备的奴隶制成文法典。标志着罗马法本身发展到最发达、最完备阶段。
罗马法的分类
罗马法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标准将罗马法划分为下列四类：
（一） 公法和私法
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首创。前者包括宗教信仰、祭司的法律地位、司法官吏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后者主要指财产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规范。
（二）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成文法是指一切用书面形式发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成文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主要包括各种民众大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广义除包括上述几种外，还包括裁判官的告示、法学家的解答等。
不成文法乏指习惯法，内容包括过去的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通行的惯例。
（三） 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
市民法专指罗马固有的、仅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法律，罗马公民以外的外来人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不受其保护。
万民法是市民法的对称，指适用于外国人与外国人、外国人与罗马人所发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
自然法思想是罗马法学家承袭希腊思想家关于自然法的思想，并进一步加以系统化而提出来的。
罗马法历来有二分法和三分法的争论，盖尤斯认为万民法即变相的自然法，故在自己著作《法学阶梯》里分为市民法与自然法。乌尔比安采用了三分法，查士丁尼安编纂的《法学阶梯》采纳了乌尔比安的见解。
（四） 市民法和长官法（裁判官法）
长官法又称官吏法、大法官法，专指由罗马国家高级官吏发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构成的法律，其中以最高裁判官颁布的告示数量最多，是长官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市民法不同，裁判官法不是通过罗马的立法机关制定的。而是*裁判官的审判实践活动逐步形成的。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在古罗马，相同国籍的外国人之间发生法律关系时，适用当事人本国法）

第二节 罗马私法的基本制度
罗马私法的结构和体系是以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私权保护为编制顺序，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
一、 人法制度
A.权利主体：
１、 自然人（自然人：人格权=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市>家。）
在古代罗马，自然人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生物学上的人，包括奴隶在内；二是指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不包括奴隶，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为物件，不是权利主体。
自然人要有法律地位，享有权利能力，必须具有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享有权利能力的资格，它由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等三种身份权构成，总称人格权。其中以自由权为最高，市民权次之，家族权再次之。
罗马人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自由权有很大差别，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为自由人，没有自由身份的为奴隶，介于两者之间，自由权受到一定限制的称为准奴隶。市民权是罗马公民所享有的特权，根据是否享有市民权或享有多少，自然人分为罗马市民、拉丁人和外国人。
家族权是指家族团体中的一员在家族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
按照罗马法，家庭中父有父的身份，子女有子女的身份。
家长（家父）对外能代表一家独立行使各种权利，故又称“自权人”。
其他出于家父权力之下的人（妻、子女等）称为“他权人”。
只有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权，才能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完全的权力能力，才是一个享有完全人格的人，否则，三种身份权中有一种或两种丧失或发生变化，便成为人格不完全的人，这在罗马法上称为“人格减等”。
2、法人：
无完整法人制度，也没有法人的概念和术语。
罗马的团体分为两种：社团、财团。
B. 婚姻家庭制度：两种-----有夫权婚姻、无夫权婚姻。P52
二、物法制度
物法由物权、继承、债法三部分组成。
A.物权：在罗马有五种：所有权、役权（地役权、人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权（信托、典质、抵押）。
B.继承：
C.债法：
债发生的原因：在古典时代，发生债的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当事人签订契约而发生债的关系，另一类是由于不法行为（叫做私犯）而发生债的关系。
罗马法学家把契约分为四大类，即要物、口头、文书和合意契约。

三诉讼法制度：
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同时也将诉讼分为公诉和私诉
私诉方面，采用
1、法定诉讼-----〔共和国初期〕最古老又原始的诉讼形式
2、程式诉讼-----〔帝国初期〕比较流行，它克服了一些形式主义的色彩，又扩大了适用范围，不仅限于罗马公民，也审理外国人的违法案件。其审理仍分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但已有不同。
3、特别诉讼-----〔帝国后期〕唯一通行的诉讼制度

第三节罗马法的影响：P60（作为论述考过）
a.罗马法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全面维护了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巩固了罗马经济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关系广泛的发展；它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证国家机关实现权力。
b.罗马私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主要凭借法学家的研究、著述和罗马长官的司法活动来对各种财产关系进行调整。
c.罗马法的影响超出了欧洲，遍及亚、非、南北美各国，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罗马日耳曼体系。如德、法等国，以罗马法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先后制定了民法典。英国普通法中的契约原则、遗嘱制度和信托规则均来源于罗马法。
d.综上所述，罗马法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不仅在于它曾服务于罗马奴隶制社会，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为后世调整和保障商品生产以及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提供了借鉴的现成形式。

3. 法律上的市民与公民的区别

市民法是罗马法上相对与万民法的类似于国内法的法律，这里的市民指的是罗马市民内，万民法指容的是罗马帝国占领的地区的外邦人与外邦人、外邦人与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纠纷时候适用的法律，很象现在的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市民法则类似与国内法，针对的是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纠纷。

现代法律上没有所谓市民之说，只有地方法规规范本地区的公民，而没有市民的法律用语。

4. 民法、自然法、万民法的概念和三者间的联系

在西方,自然法是与成文法相对而言的。成文法因历史、地域、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其内容具有不完全性,有恶法和被错误适用的情况。
万民法是市民与外人或外人间关系适用的法
自然法强调依照自然规律解释法律
万民法不等同于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动物，即万民法只适用于人类自己。

5. 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法律,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是现代民法的始祖.
万民法,调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卢人等等"外国人"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范围的不同是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古罗马“自然法” 、“万民法”意义及关系考

“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去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观传统中去探求古罗马法中“自然法”、“万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澄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并尝试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 西塞罗对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词的是赫拉克利特（约前5世纪），他认为：一切人法受哺于神法。自然法学说由此发端，遂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古典三大时期。考夫曼教授认为：这三大时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点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变的和普适的，适于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第二、借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认识的；第三、自然法不仅是实证法的标准，而且在后者与其相悖时取而代之。[1]当然，这三点共性也非以同样的程度一以贯之于自然法的历史，在其各个阶段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显。

在历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后，斯多葛派哲学最终完成了对“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学以“自然”为核心，强调自然是支配性原则，其本质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为人类所认识；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适用于一切人，这一特征恰应了斯多葛哲学家的终极理想——人们作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国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腊随着内战的消耗和外敌的入侵而逐渐衰败，富于实践精神的罗马人用鲜血和汗水促成了罗马的兴起。在法学界，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可谓罗马人的开山鼻祖，正是他为后来鲜有哲学情调的罗马法学注入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国家篇》中，西塞罗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我们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而免除其义务，我们也不需要从我们之外来寻找其解说者或解释者。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它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是他逃脱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惩罚。[2]

由此可见，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确证了上帝作为自然法创造者的权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级法特征在他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西塞罗还首创了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3]他说：“… … 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4]这一经典论述不但间接地确定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外延，而且为下文对两者关系的厘清奠定了学理渊源。不过分地说，后世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大多围绕西塞罗的理论而展开。

二、盖尤斯的二分法及学理思考

盖尤斯（约130—180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他是这样论述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法。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创立法，一个城邦的法就是这种法，它被称为“市民法”，可以说它是该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创立的那个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称为“万民法”，可以说它是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罗马首度出现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职责是裁判罗马人与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间的案件。其时，陈旧、僵硬的市民法已远远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对外扩张的罗马帝国在解决外邦人在罗马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据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处理纠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罗马与与其有交往的异邦异国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组成的一个规则体系，罗马法学家称其为万民法。此即万民法的第二种含义——实践层面的外民法，后世所称万民法，通常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6]

那么，盖尤斯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万民法”一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讲，盖尤斯不可能不受到万民法制度的影响，他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业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单纯从上文所引盖尤斯论述的文本意义来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罗的主张。

后世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说法，是先有了万民法的具体制度，而后经古罗马法学家运用衡平的手段，将万民法制度与自然法联系了起来，赋予了万民法的理论意味。[7]凯利也持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将这种作法的渊源追溯至西塞罗，指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西塞罗使用的实践性的“自然”概念在后世的罗马法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终丰富了万民法制度；而对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观念，仅仅是盖尤斯对“这一全然实践性的法律成长”套上了“比较研究的虚幻光环”和法学家偶然地给与其哲学意蕴罢了。[8]

但是，我们不难在梅因和凯利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纰漏之处。他们都没有明确区分万民法的两种意义，这是他们所犯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梅因说：“所谓‘自然法’只是从一个特别理论的角度来看的‘万民法’或‘国际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是历史的，在本质上，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9]不难看出，梅因依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万民法，而是用“特别理论”这个语义含混的词描述了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模糊关系。[10]凯利的错误如出一辙，他正确地指出了罗马法学家发展万民法的一面，但由于忽视了万民法的理论意义，从而做出了“不能将万民法定位或归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隶制度”这个看似正确实则没有完整透视万民法的结论。[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认为：在盖尤斯的划分中，万民法与自然法同义，此即万民法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自然法侧重于强调法来源于自然原理，而万民法重在强调法的普遍适用。[12]当然，尼古拉斯并未忽视万民法制度的存在，他这样论述万民法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万民法’（指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这个词是如何应用于这套法（指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关的哲学观念对它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在盖尤斯时期，这个词，就像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都被使用，而且在这两种意义上，它都涵盖着除人法和继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笔者认为：业已存在的万民法制度对盖尤斯是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盖尤斯就不能就此展开理论上的发挥，何况早先已有西塞罗的创举？至于两种意义的万民法之间，是否真能条分缕析，也许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罗马人从来不在实在法（即实际应用的发）与应当订立的法之间做这种明确划分。”[14]抑或对这一问题更精致的探讨，须等到与乌尔比安的说法展开比较后，我们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乌尔比安的划分法及相关争论

乌尔比安（约170—228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乌氏给出了一种异于通说的自然法定义：

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包括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15]

在他那里，万民法与自然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共同的法，而万民法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法。[16]乌尔比安的这一划分，开启了以后罗马私法关于法的分类的争论，即所谓盖尤斯“二分法”与乌尔比安“三分法”之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乌尔比安之所以区分自然法和万民法，是因为前者否认的奴隶制度为后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别于三分法。[17]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都是就事论事的介绍性文字，而甚少学理探讨。这里，笔者尝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须明确的是：盖尤斯的“自然法”概念与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异于通说早就成为学界共识。对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维（Ernst·Levy）的话时曾说：“这种由任何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学者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18]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万民法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样，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特征。在信仰斯多葛哲学的罗马统治者那里，这一特征刚好迎合了他们建立世界国家的愿望，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万民法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意义的万民法为外事裁判官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旗号，使得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的法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此，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评价：“在他们（指罗马法学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种诠释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适应于不断变迁的客观情况之历程中，在使一个国际文明（或毋宁说是超国家的文明）之法律体系日益精良的历程中，自然法与国际法一起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念性万民法与实践性万民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观念上适用于世间之芸芸众生，而后者主要针对罗马及周围与罗马发生实际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而言。

综上所述，不仅“自然法”概念在盖尤斯和乌尔比安那里是不同的，就连他们两人使用的“万民法”也存在些许的差异。盖尤斯的万民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乌尔比安的万民法，实践性色彩较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乌尔比安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奴隶制度——争论的焦点与实质

乌尔比安的这段话让人再熟悉不过：“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话：“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人的财产。”[22]不难看出，法学家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万民法，显然是指实践性万民法而言。在实践性万民法中，奴隶不再被当作人（Pesona）来对待，而沦为权利的客体。

隐藏在这个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法中的法律拟制技术问题。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与万民法，是罗马人立法思维的产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样，乃是神明启示的结果（西塞罗）。在罗马法，Homo指生物状态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权利主体。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实即滥觞于罗马法对人的拟制。学者认为：“自然人是一个法律构造的独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学含义，指称个人得在法律上作为权利主体的那一存在范畴。这一部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义上的人获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认的结果。”[23]故此，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于实践性万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度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观传统下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个简短的小结

西方法律史中，历来存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对立；在康德、黑格尔以前的法哲学史中，这一二元观尤指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尽管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对实践问题的强调远远高于哲学上的进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无视对正义的追求，事实上，较之于希腊人，他们无非是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关注正义的实现。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法的认识上，他们关于法的分类的探讨，并未因为似乎多了一层实践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为我们更加明晰的透视他们的法律观拓展了可资比较的视野。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竭力廓清所谓 “二分法”与“三分法”区分之后的学理内涵，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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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 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页。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Ⅲ22（33），中译文参见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3] 对此，考夫曼如此评价：“在他（指盖尤斯——笔者注）的影响下，在罗马还产生了万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国际法，而是自然法，它适于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市民还是外来民，是自由民还是奴隶。”参见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C3，17，69.中译本参见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