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发布稿

⑴ 什么叫伪造公司印章罪

1.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3.关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犯罪的处刑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对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犯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4.根据犯罪情节轻重，本款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犯罪规定了两档处刑：1．情节一般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情节严重的”，主要是指伪造、变造的次数多、数量大的；非法牟利数量大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

⑵ 李庄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庄，原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2009年11月，李庄接受委托，成为重庆市龚刚模涉黑案主要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人。当年12月，龚刚模向重庆市司法机关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随后，重庆市警方以涉嫌伪证罪为由逮捕李庄。

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认定李庄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半。同年2月4日，李庄以藏头诗的形式写下一纸悔罪书，被法院认定为“认罪态度较好”。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终审改判李庄有期徒刑一年半。

2011年3月29日，就在李庄即将刑满释放之时，又被追究“遗漏罪行”，但该案最终以检方撤诉告终。2011年6月，李庄刑满出狱。

(2)刑法发布稿扩展阅读：

“李庄案”对法治的三大积极意义：

第一是促成中国律师抱团，这对于律师权利的维护很重要。

第二是李庄案一季终审判决后，直接推动了2010年5月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这是司法改革中的小进步。

第三是，加快了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其中有最重要的“李庄条款”，即再碰上类似李庄这样的案件，要异地侦查、异地审理；另外，要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不能先把李庄案判掉，再审龚刚模，那是司法逻辑颠倒。这是大进步。

⑶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

刑法总则与抄分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袭，是结合起来的。

编：

我国刑法将总则和分则列为两编，把各种刑法规范科学而系统地纳入总则和分则之中，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刑法总则是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以及关于犯罪和刑罚一般原理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的具体规则。

(3)刑法发布稿扩展阅读：

刑法不仅按照编分为刑法总则与分则，还有附则，附则不另立一编，但性质上与总则、分则并列。

刑法分则包括：

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渎职罪；

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

⑷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体现反腐败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重要修改和完善，对中国的反腐败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这是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刑(九)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网，完善了有关制度，加大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

那么，刑(九)相关条款是怎样体现惩治腐败犯罪法网“严密”性的?接下来，将会为反腐败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数额+情节”

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8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刑(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以前规定的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完善为“数额+情节”标准，更符合实际情况，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对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弹性，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9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行刑法过于突出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彭新林分析说，1997年刑法修改时确定的5000元起刑点，与我国自古以来“计赃定罪”的立法传统有关。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具体标准早已脱离实际，而且也会令公众产生“量刑不公”的质疑。比如，“为什么受贿500万元的与受贿2000万元的，判处的刑罚一样?”“为什么有的贪官受贿几百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受贿几千万元只是死缓?”

“在单纯数额标准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犯罪情节，如是否对国计民生产生恶劣影响，是否有索贿情节，是否抗拒、干扰调查，是否拒不认罪等。”在彭新林看来，“数额十情节”的弹性标准确立后，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更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数额十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待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即无论贪污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情节严重，就要受追究;在打击腐败和量刑时，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误解;非常重视腐败的后果和影响，能提高反腐败力度，也让腐败分子减少侥幸心理。

“‘数额+情节’标准，也符合国际反腐大趋势。”庄德水表示，国际上对腐败行为也不规定基本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量结果。从现在反腐败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利益输送、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可能具体金额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对此应加以严惩。否则有的官员觉得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钱，就不会受到惩处。

根据刑(九)，起刑点在个案中可能会高于5000元，对此该怎么看?“威慑作用不会减弱。”彭新林说，以往的5000元和现在是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在“数额十情节”标准下，同样的贪污受贿数额，但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可能比以往处罚得更重。刑(九)对贪污受贿定罪的二元、弹性标准，更科学、更有威慑力。

“终身监禁”

让“巨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一大亮点，即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规定“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内容被保留至表决稿并获通过。

“这不是一个新的刑种，它的对象只是针对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具体执行中的一个特殊措施。”臧铁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将载入史册。”刑(九)草案三审时，任茂东委员对“终身监禁”内容表示肯定。这一内容，源于部分常委会委员的建议。草案二审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王其江委员建议增加终身监禁刑罚，赵白鸽委员建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

三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简称“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规定“终身监禁”等问题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公安部赞成死缓不得减刑的规定，认为对严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刑法室也通过外交部致电我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1国使馆，了解这些国家终身监禁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调研发现，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该11国法律都规定有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就是‘不许他出来’，相当于死刑，但基于人性的尊重又没有剥夺其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威慑力会很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李景平分析说，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减刑、假释得以重返社会，“这是老百姓对反腐效果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让一些贪官有了‘越狱’的侥幸心理。”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让受贿数额不等的人的刑期产生差别。”李景平说。

“刑法中明确写入‘终身监禁’，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诉记者，规定“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落到实处的双保险，一方面可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我国死刑的负面压力，更好地开展国际追逃。

彭新林认为，“终身监禁”体现了严厉惩处腐败的方针，高压反腐会成为常态。同时也体现慎用死刑精神，发挥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对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慑作用，“想到没有出来的希望了，心理震慑会很大。”

严惩行贿

让“围猎”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陈某行贿30万元、向对水务局相关官员有影响力的市民张某行贿70万元等手段，接近、拉拢水务局相关官员，违规向该市一水库倾倒残渣余土。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七)，认定陈某、张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徐某的行贿行为，法院仅认定其向陈某行贿30万元构成行贿罪，而对其向张某行贿70万元的行为则未定罪量刑。

这是发生在2009年的一则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后，类似徐某行贿张某这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的行为，也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庄德水表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是近年来滋生的腐败现象，一些行贿中介“围猎”官员无效的时候，会转而向官员身边的人，如亲属或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如高薪聘请、重金送礼、合作经营等，以“曲线”行贿的方式达到目的。“刑(九)的这一条款相当于切断了行贿渠道，压缩了行贿犯罪的空间，对行贿人将给予沉重打击。”

记者看到，刑(九)对行贿犯罪增加了财产刑，在每一档量刑中新增“并处罚金”。“这是让行贿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项惩处。”庄德水认为，很多行贿人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和需求才行贿，现在让他经济上受损、无利可图，相当于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贿人行贿目的是获取更高收益，如果给予单纯的自由刑，其财产没有损失，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利于遏制寻租行为发生。而有了财产刑以后，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会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贿行为。

此外，刑(九)还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依据现行刑法第390条，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九)则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行贿人加大惩处力度，是从源头上打击腐败，从而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那么，对行贿人“免除处罚”门槛的提高，是否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挑战?

“这对司法机关办案会有一定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获取犯罪证据。”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对犯罪官员的惩处，另一方面加大对行贿犯罪空间的压缩，“两头掐，才能真正减少腐败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应该服从于司法的实质正义。”庄德水表示，换个角度看，刑(九)的这一修改，也是倒逼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提高反腐败查案能力，不依赖口供，更多依靠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

“受贿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犯罪人不供述的时候，行贿人如果不指控，会给侦查带来挑战。”彭新林分析说，但是刑(九)的修改也并不是说行贿人指控了受贿人就没有回报，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现时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参考：网页链接

⑸ 630车祸最后怎么处理的

南京“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开庭。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

昨天（27日）上午9点30分，备受关注的南京“6·30”特大醉驾肇事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方认为酒后驾车造成5死4伤的肇事司机张明宝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建议法庭据此予以量刑定罪。昨天的庭审进行了约两个小时，20多家媒体记者及部分受害者亲属、市民代表获准入场旁听。因案情重大，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日宣判。

今年6月30日晚上，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的张明宝与朋友在南京江宁区金盛路吃饭并饮酒后驾车回家，沿途先后撞倒9名路人，并撞坏路边停放的6辆机动车，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事发当晚，张明宝即被警方控制。经交警鉴定，张明宝属醉酒驾驶，事发时血液中酒精浓度高达381毫克／100毫升。南京检方对此高度重视，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工作，并对案件的定性进行了多次研讨。7月15日，张明宝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昨日，该案在南京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这起因醉酒驾车引发的特大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对张明宝如何定罪、如何量刑成为焦点。

检方调查，张明宝此前就常有酒后驾车的经历，他拥有的3辆轿车2006年以来有过80次违章记录。据悉，事故发生后，由于张明宝现有财产一时无法足额支付赔偿，南京江宁区政府代为偿付了300多万元赔偿金。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案情事实扒陪答没有异议，分歧主要在犯罪主观意愿及罪名认定上。控方认为，张明宝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张明宝的辩护律师则辩称，张明宝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且过去有过酒后驾车经历，吃饭的地点离家较近，路况熟，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应当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同时考虑到张明宝犯罪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积极对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等，要求法庭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昨天，张明宝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庭审结束前，他痛哭流涕，向受害人家属道歉。惨死小夫妻郑琳和康伟东的父母以及另一位死者家属表示，坚决不接受道歉，要求严惩张明宝。

“6·30”惨案发生后不久，南京掀起了“禁酒风暴”，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同时，关于酒驾的法律问题也成了探讨的热点。对于与醉驾者同桌劝酒者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问题，也引起人们关注。昨天上午，张明宝接受了法律、受害者家属及自己良心的三重审判。再过数日，他将被定罪量刑，得到应得的惩罚。“6·30”惨案发生后，本报曾撰文追问，同桌共饮者要不要担责，接受采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跟张明宝同桌喝酒的人如未尽提醒义务，则对惨案负有一定责任。事实上，近5个月过去了，这些人似乎并没有被追究。

昨天，检察院在起诉中提到了与张明宝事发当晚同桌饮酒的共有9人，起诉书中列出了其中5人的姓名，但并未提及他们的身份，记者多方打听，试图联系他们，但均未成功。随后采访张明宝妻子时获知，她认识其中一位同桌共饮者，但从没想过联系对方，对方也从没跟她联系过。她认为，祸毕竟是自己丈夫闯下的，尽管别人说一起喝酒的也有一定责任，但她不想将别人牵连进来。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经过持续的整治，目前酒驾情况已经比以前明显减少。这一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亲朋同事聚会时碰到开车人一般都已不再劝酒。在此，将张明宝在法庭上掏心窝子的话送给每位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莫开车。记住，这是一位酒后驾驶者的忏悔之言。（记者 陈珊珊 陈迪晨）

张明宝醉驾案回放

6月30日晚20时许，张明宝在南京江宁金盛路醉酒驾车，酿成5死4伤的惨剧，当场被警方抓获；

7月1日，张明宝涉嫌交通肇事春慧罪被南京市江宁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7月15日，张明宝被南京江宁区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

9月15日，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张明宝案，张明宝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10月16日，因案件重大、复杂，该案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

11月27日，张明宝案在南京中级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张明宝流泪大喊“对不起” 受害人家属痛斥“太乱袭迟了”

昨日上午9：30，制造了震惊全国的“6.30”醉驾惨案的张明宝在南京中级法院受审，南京市检察院对张明宝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庭审中张明宝对自己的行为基本未作辩解，承认所犯罪行，只是痛哭流涕地请求受害人家属原谅。他的忏悔未得到在惨案中不幸身亡的康伟东、郑琳父母等受害人家属的原谅，控制不住悲愤情绪的受害人家属在法庭上几次出声痛斥。辩护律师认为张明宝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最高刑是7年。张明宝将如何量刑？检察官未提出具体量刑意见，只是请法院依法判处。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未当庭宣判。

双方家属都参加了旁听

开庭时间是上午9点半，8点20分，记者来到南京中院门口时，部分受害人家属已在寒风中等候多时。其中有两名神情悲怆的老人，正是在车祸中惨死的孕妇郑琳的父母，57岁的郑传润和55岁的袁振英。郑琳的公婆、康伟东的父母也来了，由于康母日前不慎跌伤腿，需坐轮椅，所以提前从特殊通道进入法庭了。此案受到了全国几十家媒体的关注，不仅南京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派了众多记者到场，还有不少中央和省内外媒体记者，由于旁听席座位有限，还有不少媒体记者没有能拿到旁听证。进入不了法庭，他们就在庭外采访受害人家属等人。还有不少市民自发前来，家住明月港湾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不认识死者，但是事情发生在小区附近，他对此事极为关注，对康伟东郑琳的父母充满了同情：“孩子都走了，两家老人怎么办啊，太悲惨了。酒后驾驶真是害死人。”

进入法庭后，记者没有看到张明宝的家属。要开庭前，在旁听席的后排出现了一位神情忧郁的妇女，记者认出，她就是张明宝的妻子。

上午9点30分，审判长沈晓蓓宣布开庭。两名法警将身穿黄色犯人服、戴着手铐的张明宝带上法庭。相比于5个月前，现在的张明宝面色灰暗浮肿，看上去苍老了不少。他轻轻扫了一眼旁听席，旋即移开目光，径直走到被告席。当张明宝出现在法庭上时，受害人家属露出愤怒的神情。

庭审特写 张明宝突然冲旁听席大喊“我对不起你们”

庭审持续两个多小时，张明宝的情绪基本稳定。从他回答法官及公诉人讯问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悔罪态度还是不错的。另外，整个庭审过程中他一直低着头，神情悲伤，语气低沉。

最后陈述时，张明宝首先向受害人家属道歉。“我要向受害人家属说一声对不起，我确实不是完全故意的，真的……”说到这里，张明宝语气发颤，哽咽出声。在此之前，公诉人与他的辩护律师就“故意还是过失”进行了激烈辩论，大概是受此影响，张明宝用了“不是完全故意”的表述。

张明宝说，开庭前他在看守所一夜没睡，连夜写了份稿子，想拿出来读。法官说，书面材料庭审结束后交给法庭，现在简明扼要地陈述一下想法就行。张明宝顿了顿，再次向受害人家属道歉，“我给受害人家属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非常非常愧疚。我想以我的事情告诫所有的开车人，大家一定要以我为诫，开车别喝酒，喝酒就不要开车。”

张明宝的最后陈述很简单，大概只说了两三分钟，一半内容是向受害人家属道歉，另一半则是哀求法院对他从轻判决。张明宝说，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全部承认，希望法院念在以下三点，对他从轻判决。一是事发至今，他的悔罪态度一直很好，也在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二是，他以前一贯表现良好，是个合格的公民，从来没有危害过国家和社会；三是，他工作兢兢业业，为国家社会创造过财富，做出过贡献。

说这段话时，他有点“抖抖豁豁”，几乎带着哀求的意味。最后，他说：“希望法官看在以上三点，对我有个好印象，让我早日回归社会，再创财富，再去进一步补偿受害人。”

在被带出法庭时，张明宝回头对旁听席大喊“我对不起你们”，痛哭着离开了。

受害人家属：他就是“刽子手”

旁听席上除了媒体记者、市民代表外，还有不少受害人家属。郑琳的父母和康伟东的父母都来了，四位老人紧挨着，坐在旁听席北侧后排，神情悲怆。在他们旁边，坐着一名年轻男子，是受害人汪云水的儿子汪先生。

昨天上午，这些家属第一次见到“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他们的悲痛和愤怒可想而知。庭审开始前，记者看到康伟东的母亲郑翠红坐在旁听席默默流泪，心中不忍，上前安慰她。老人告诉记者，从事发到现在，儿子、媳妇和未出生的孙儿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她眼前晃悠，她内心悲痛难忍，真的熬不下去了。20多天前，她恍恍惚惚地摔了一跤，腿摔坏了，刚在鼓楼医院开了刀，早上还是坐轮椅来的。

考虑到受害人家属身体状况不好，情绪波动太大可能出现意外状况，法院特意安排了医生在庭外值班。开庭前，主审法官还过来安慰郑家和康家的四位老人，提醒他们在庭审中控制情绪。郑翠红咬着牙说，她会忍住，坚持住，一定要看着刽子手受审。

庭审中，每当郑琳、康伟东被撞的瞬间被提起，记者总忍不住回头望望四位老人，怕他们撑不住。只见他们低着头强忍悲痛，肩头一颤一颤的。

张明宝的眼泪和道歉，在受害人家属的剧痛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庭审结束时，张明宝犹在道歉，郑琳的母亲袁振英和康伟东的母亲郑翠红终于忍不住怒吼出声：“你的对不起说得太迟了！从我孩儿死到现在，这么多天了，你现在才说对不起？！”张明宝痛哭出声，他扭过头冲两位悲痛欲绝的母亲说：“我也没办法，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张明宝被带离法庭后，郑母、康母喊着惨死孩子的名字，抱头大哭，郑父和康父也老泪纵横，此情此景，令人心碎。

律师减罪辩护惹怒受害人家属

庭审中，张明宝的辩护律师提交了好几份证据，证明张明宝具有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所有辩护，检察官迅即反驳，有的更激怒了旁听的受害人家属，使得他们忍不住高声责骂。法官不得不多次提醒旁听人控制情绪。

辩护律师出示被撞伤的西瓜摊摊主王某和李某与张明宝达成的谅解协议，表示希望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对张明宝的处罚。还有包括张明宝邻居的证词，证明张明宝平时为人真诚热情，工作踏实勤奋，关心社区工作，关心家庭，是个好公民，没有劣迹。但检察官反驳说，这些材料并不能为张明宝起到任何一点开脱，实际上，不少受害人，如康伟东与郑琳的父母就提交材料要求严惩，还有不少市民甚至希望对张明宝处以极刑。因此，判决不应该受此影响。

辩护律师指出，张明宝肇事的那条道路缺乏相关安全设施，道路自身存在安全隐患，检察官认为这个理由很荒唐，不能睡不着怪床歪，难道贪污犯能指责制度缺陷吗，难道强奸犯能以被害人衣着暴露为减责理由吗？

辩护律师忠于职守地进行辩护，张明宝是酒精肝病人，醉酒后控制力比健康的人要弱。但检察官迅即指出，张明宝有酒精肝这种病，更应该注意不能酒后驾驶。律师又说，张明宝曾有见义勇为的行为，听到“见义勇为”四个字，郑琳的母亲忍不住怒斥这是“屁话”。而法官也打断这位律师，称张明宝有无见义勇为与本案案情无关。

随后，检察官也明确表示，这些所谓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情，也不能证明张明宝具有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因为张明宝是个好居民，好父亲，与他犯罪量刑无关。

法庭激辩“故意”还是“过失”

检察官认为，张明宝明知酒后驾驶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15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罪量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庭审中，张明宝大多数情况都是低着头，对检察官的指控基本不持异议，其辩护律师也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表示认可。但是辩护律师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而张明宝应该以刑法115条第二款，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此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如果以此款定罪，张明宝最多判7年徒刑。他认为张明宝并不希望撞人，只不过自认为经常喝酒开车都没事，这一次也没事，因此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且，张明宝没有仇视社会和社会公众的故意。

对此，检察官迅速予以反驳，指出如果张明宝醉驾希望撞到人，故意撞人，那就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故意杀人罪了。张明宝虽无撞人的故意，但他明知酒后驾驶是违法的，是存在危险的，却还是酒后驾驶，实际上是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因此属于故意犯罪里的间接故意。而且，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以仇恨社会为条件。

检察官提醒辩护律师注意，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后果，但轻信能够避免这一后果；但本案中，张明宝在第一次撞人和第二次撞西瓜摊时都有意识，此时，危害结果已经发生，过于自信的过失成立的基础已经丧失，张明宝显然不适用“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且，此时，他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放任了危害结果，显然属于间接故意犯罪。

如何量刑 “酌情考量”是未知数

检察官对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法律支撑，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新闻发布稿》，发布稿指出：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

文中特别提到“行为人醉酒驾车，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量刑时也需要酌情考量”，“行为人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不影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因此得到被害方谅解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一位律师表示，依据该司法解释，张明宝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但如何“酌情考量”还是个未知数。

“我不敢面对他们，不知如何应对”

昨天上午9点多，醉酒后驾驶私家车在南京江宁区金盛路上酿成5死4伤惨剧的主角张明宝首次受审，在张明宝被羁押将近5个月后，同样作为一名间接受害者的张明宝的妻子、43岁的刘凤霞，在丈夫受审前一天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叙述了丈夫肇事后至今的痛苦心路历程。她流着眼泪一再哀求记者转达她一个请求，希望社会能给张明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欠他们一个道歉”

“我丈夫从进去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过得怎么样？”刘凤霞说，有时想想也挺恨丈夫的，毁了别人幸福的家庭，也毁了自己幸福的家。深夜里，有时甚至想一死了之。

“我一直对被我丈夫伤害的人心存愧疚，我也多次委托街道和社区处理事件的领导表达我的歉意。”对于外界指责她一直没有出面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刘凤霞说，自己很害怕，对这样的事也不知如何应对，更担心面对受害者家属时，怕他们难以控制情绪，自己无法面对。”

打电话道歉没人接

张明宝的妻子进入法院时，没有记者发现。庭审结束她走出法院大门时，立即受到了各路记者的围追堵截采访，张明宝的妻子在家人的陪同下准备打车离开现场，而所有的媒体记者也跟着紧追了过去，瞬时整条广州路立即堵塞起来，法院法警不得不一边拦住记者，一边帮助张明宝妻子打车离开现场。在坐上出租车前，张明宝的妻子对众多记者说，她在事后曾多次打电话到郑琳的家里，可是就是一直没人接听，她希望受害人的家属能原谅她，无论她做什么她都希望能弥补，可惜他们不原谅她。说完这句话，张明宝的妻子就钻进了出租车离开了现场，而她的亲属则还没来得及上车，一路追过去喊“她身上没钱！”

“这5个月，我眼泪都流干了”

在一位亲戚的家中，刘凤霞对记者说，“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刘凤霞说，为了偿付因丈夫惹祸而欠下的赔偿款，她四处奔走，筹凑款项。

刘凤霞告诉记者，张明宝的父母均是孤儿，且均在早年过世。张明宝上有两个姐姐，但大姐几年前已去世，二姐夫在其事发之前数天，正好检查出患上了胃癌，又动了手术。“那段时间，我都快要崩溃了，每天上医院挂水，前后就我一个人忙里忙外，半个月就瘦了20多斤。”刘凤霞流着泪说，当时连帮忙的人都很少，什么事都要她自己处理。就是到了现在，每到晚上，她就睡不着觉，整夜失眠。“想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不想，就这么想着想着，就心酸，就失眠。”刘凤霞说。

对于当地政府垫付的赔偿款300多万，刘凤霞称自己一直在努力寻求机会偿还。“三套房子和两辆车都交给政府了，由政府来处理。”在昨天法庭上，刘凤霞是第一次听说三套房产卖了110多万。刘凤霞说，当初的那辆肇事别克小轿车，现在仍然停在交警大队的停车场里。“如果可能，也要将这辆肇事车卖掉，多凑一点是一点。”

“丈夫进去了，欠账难要”

刘凤霞向记者证实，跟张明宝一直合作的一家公司，算下来，尚欠他们家500多万元，但自从张明宝被羁押后，刘凤霞找到这家公司，希望能支付相关的款项时，被对方以这笔债务需要审计为由，一拖再拖，没能要到一分钱。

“以前都是我丈夫在外面打理，现在他进去了，轮到我到处找别人要钱，原本算好的账，又说要审计，到现在一分钱也没能要到手。”刘凤霞介绍说，张明宝跟对方合作了6年多，为了要钱，她是拿着算好的账单找对方要钱，但被推翻了。刘凤霞向记者回忆称，以前张明宝都是干一段时间，基本是到年终了，结算时，算一下工程量，以监理签字为准，扣去非常小的一部分，再通过内部协商，就能拿到几百万的工程款。但现在改为由她去讨要工程款时，对方却称需要审计，还告诉她，初步审计后，可能张明宝还倒欠该公司200万至300万元。

“实在不行，只能通过起诉解决了，欠政府的钱不能不还。”刘凤霞说，没想到自己出去办事这么难，欠的钱没要回来，张明宝先前在外面欠钱的债主也找上门来，好在不多。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欠的钱都要还掉。刘凤霞表示，欠了政府的钱，而政府相关人也了解了她家的情况，确实有一些外债没能要回来，但还是有偿还能力的，目前需要再等等。

“希望社会给他一个机会”

刘凤霞一直关注着相关媒体对丈夫张明宝的报道，她告诉记者，律师多次传达了丈夫的意思：“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尽最大努力赔偿受害者，偿还政府垫付的费用。”

刘凤霞说，丈夫犯下了错，伤害了那么多人，社会影响也很不好，这些都是不能抹掉的事实。“我理解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情，我丈夫也要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价，但同时，我也希望社会能给丈夫一个机会，看在他积极悔过的行为上，给他一个机会。”刘凤霞说着说着又流下了眼泪。本报记者 梅建明

父亲庭外举着女儿女婿婚纱照

“他们家人怎么就不能登门向孩子遗像鞠个躬？”

昨日上午，在“6·30”惨祸中痛失孩子的康伟东、郑琳的父母等受害人家属早早来到南京中院参加旁听，尽管有在该案中受伤的伤者与张明宝达成谅解协议，但康伟东、郑琳的父母坚决表示不原谅，并要求法院判张明宝死刑。

把儿子女儿照片捂在胸口

上午8点20分左右，“6·30车祸”受害者康伟东、郑琳的父母均来到了法院，因为康伟东母亲腿受伤，康伟东生前的同事建议老人就不要去听庭了，但是老人坚持要来，说无论如何也要看看那个“杀人犯”是如何被审判的！当老人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曾经在事发前采访过老人的记者明显感觉眼前的这两位老人又憔悴了许多。康伟东的母亲由于过于伤心，终日精神恍惚，20多天前摔断了腿，幸好儿子的同事接她来南京治疗。昨天她是坐轮椅来的，她哭着说，没有人能体会到这几个月来她每天度日如年的感觉。人家生病，儿子女儿都来到病床前看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而她却没有，只能把儿子媳妇的照片捂在胸口……7月份从南京回盐城老家后，她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买了套房子，装修得跟儿子家一模一样，把儿子媳妇的婚纱照挂在里面，专门纪念他们。康伟东父亲则表示，他们坚决不能原谅张明宝。

在没有进入法庭之前，郑琳的母亲和父亲面对记者的镜头，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郑琳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女儿忘记不了，女儿肚子里的孩子也忘记不了。郑琳的父亲郑传润说，在事发之后，他们全家虽然悲痛万分，但心里总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期盼，希望张明宝的家人能够登门，向孩子的遗像鞠个躬，献束花。可遗憾的是，张明宝的家人从来没有露过面。

高举女儿女婿遗像

上午11点30分，庭审结束后，刚刚走出法庭的郑琳的母亲，又被记者围了起来。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泪流满面。“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张明宝来偿命。”她坚定地说。而郑琳的父亲则在法庭门口再一次展示了女儿女婿的大幅结婚照，上面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如今不在，而面对着数十家媒体记者的询问，郑父一手高高地举起这幅照片，同样坚定地回答：“让张明宝来为车祸中所有的逝者偿命，是最好的结果。”
康伟东的父亲推着轮椅上的老伴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面对电视台的镜头，康伟东的父亲高举着手臂表示，一定要判处张明宝死刑！由于当庭没有宣判，老人表示他们之前已经上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处肇事者张明宝死刑，虽然当天没有结果，但是他们期待着宣判的那一天。

⑹ 中国在1949年到1979年没有刑法典的年代是如何打击犯罪的

在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刑法史上，具有真正刑法典意义上的分则规范，初见于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中国内地第一部刑法典。内地现行的刑法典分则，即在这部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形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内地刑法分则性规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据地刑法(又称新民主主义刑法)的有关立法内容。革命根据地的刑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专政的一切刑事法规的总和。在革命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刑事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刑事立法具有直接历史渊源和重要借鉴作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79年7月1日内地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前的30年间，内地刑事立法内容从性质上看，主要是刑法分则性的规范(当然，其中也渗透着不少刑法总则性制度)，这些规范内容成为嗣后供刑法典分则起草、拟订而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为较为全面地把握内地刑法分则的来龙去脉，下面分若干个历史时期对内地刑法分则的立法沿革作一阐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可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萌芽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奠基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的重要发展阶段)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刑法在全国取得逐步胜利的阶段)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工农民众的基本权益，镇压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即运用刑法这一锐利武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及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此制定了一些刑法分则性规范。例如，为了惩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1927年制定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11条，其第1条确定了土豪劣绅的主要罪行，规定：“凭借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依本条例惩治之：(1)反抗或阻挠革命者；(2)反抗或阻挠民众运动者；(3)勾结军匪蹂躏地方者；(4)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5)压迫平民致人死伤或损失者；(6)苛索民财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7)擅理民刑诉讼压迫平民者；(8)破坏地方公益者；(9)侵蚀公款者。”此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还对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侵害人权罪以及禁烟禁赌等方面的惩处办法，作了原则的规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制定的刑法分则性规范，主要见诸1934年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确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即“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是反革命行为。”接着具体列举了各种反革命罪行，如：组织反革命武装及土匪侵犯苏区者，或在苏区内举行反革命暴行者；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以武力进攻苏区者；组织反革命团体破坏苏维埃政权意图恢复反动统治者；携枪投敌或组织他人投敌者；投降反革命积极反对苏维埃和红军者(革命叛徒)；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破坏苏维埃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项事业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混入革命机关进行破坏、暗杀、抢劫、放火或盗取国家机密者；以破坏苏维埃经济为目的，制造或输入假货币及公债券，故意扰乱金融者；假冒苏维埃、红军或革命团体名义，或伪造公私印章、文件，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文字、图画、讲演进行反革命宣传者，以及对上述罪犯的藏匿者和协助者，皆以反革命论处。此外，苏区制定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中央苏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训令、保护山林条例和红军惩罚条例等刑事法规。
抗日战争时期的刑法，是新民主主义刑法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刑事法规有：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汉奸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以及1941年12月18日《陕甘宁边区破坏金融法令惩治条例》、1941年7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条例》，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等，分别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及其处刑办法。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取缔反动组织、镇压反革命罪犯的刑事法规。例如，《辽北省惩治土匪罪犯暂行办法(草案)》具体规定了对各种土匪罪犯的处刑办法。1947年11月晋察冀边区《对破坏土地改革者的制裁问题》的布告，1948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带头组织或勾结反动武装，对农民进行报复、倒算、杀害干部和农民，或者其他严重危害农民利益者，处死刑；次要分子处劳役。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1月专门颁发布告规定：解散一切反动会道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应即向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拒不登记继续活动者，定予严办。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刑法奠定基础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内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随即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立法权限方面，根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为执行政协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施政方针，有权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在地方设立大行政区(1953年撤销)，省(或行署)、县、乡各级地方政府。依照《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的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和政务院颁布的决议和命令，在其职权范围内颁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拟定与地方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报告政务院批准或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几年的主要任务，是有步骤地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创造条件，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并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财政，稳定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活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为此，根据需要与可能，先后制定了一批单行刑事条例和法规，还有各种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条款，对上述各种犯罪行为及其惩治作了规定。这里就几个重要的单行刑事法规的分则性规范内容作阐述：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于1950年7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①对一切手执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②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以及组织间谍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③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④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2)1951年2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文21条，主要内容包括：①确定了反革命罪的基本概念，第2条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②自第3条至第13条，分别列举了11项主要反革命罪行，即背叛国家罪、叛变或策动叛变罪、持械聚众叛乱罪、间谍或资敌罪、组织或参加特务组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杀人破坏罪、反革命煽惑挑拨罪、反革命偷越国境罪、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罪、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等。③规定了各种刑罚，刑种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④规定了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的条件是：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⑤确定数罪并罚的处刑原则：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外，应在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3)1951年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规定了对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财产依法没收的处理程序。
(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防止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该法作出以下规定：①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砍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②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凡侵犯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为了惩治不法地主的犯罪活动，使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正确掌握量刑标准，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先后颁发了惩治不法地主的单行条例，如1950年9月19日《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同年11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1月16日《中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2月13日《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上述条例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以下各点：①凡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以下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视其情节轻重，处以当众悔过(或当众警告)、劳役、或处以一年以下徒刑(中南区规定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以出卖、出典、赠与、假卖、假典、假分家等方式，分散转移隐瞒土地财产者；在减租期间，以不法手段，夺佃、抽房，致使农民遭受损失者(西南区规定：非法索取依法应废除的解放前的欠租欠债者，以恐吓利诱等手段胁迫农民明减租而实不减者，向农民预收或抢收地租者，隐藏或否认已收之押金或故意拖延不退押金者)；拆卖房屋者；砍伐森林者；杀害或故意饿死耕畜者；破坏农具或农作物者；故意荒废土地者。②凡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中南区规定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造谣惑众，挑拨农民与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致发生严重影响者；以不法行为，组织假农会或假借农会组织，径行减租退押及分配土地，或篡夺操纵乡村政权者；挑拨离间，制造农民内部纠纷，引起宗派斗争，致人民财产损失或身体伤害者；以金钱财物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贿赂引诱他人，包庇其不法行为者；以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侵夺农民已获得之减租退押利益及分得之土地财产者。③凡企图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为之一查有实据者，中南区规定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华东区规定处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西北区规定处死刑或五年以上徒刑：为首组织土匪武装或勾结匪特武装，反抗人民政府，杀害农民或其他重大危害农民利益者；为首组织或利用封建迷信团体，实行暴动，杀害农民或其他重大危害农民利益者；狙击或暗杀农民及工作人员，因而致重伤或死亡者；以爆破放火等手段，烧毁房屋粮食，破坏山林或水利建设，因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者。
(5)由政务院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于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基本内容是：①规定了贪污罪的概念。第2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条例》同时规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现役革命军人犯贪污罪，适用本条例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吞盗窃、骗取或套取国家财物者，应追缴其违法所得财物，并酌处罚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得参照本条例予以刑事处分或没收财产的一部或全部。②确定惩治贪污罪犯的政策原则。即要贯彻执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③规定了多样化的刑罚，便于灵活掌握。刑种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劳役、管制，以及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等。按贪污数字多寡分为四个等级：一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处死刑；二为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为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年至四年劳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四为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除刑罚给予行政处分。
除上述单行刑事条例和法规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还制定了其他刑事法规；在许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规中，也规定了刑法条款，内容涉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渎职罪等方面。举其要者：(1)有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法规。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通过《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规定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处理。罪大恶极者依法惩处。没收剥削妓女的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公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依照这一法规，西南军政委员会于同年7月制定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和《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颁布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2)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放火失火罪的法规，有1950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严防火灾的命令》，1951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1952年3月《政务院关于严防森林火灾的指示》，1953年3月《林业部关于护林防火的指示》等。关于破坏交通设备罪的法规，有1950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加强保护电讯设备令》，1950年10月《东北区电信线路保护条例》，1950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关于爱护保养铁路电信等交通命脉严禁破坏偷盗的布告》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规，有1949年9月《北京市交通管理暂行规则》，1950年2月《铁道部关于消灭事故保证行车安全的命令》和1950年7月《铁路奖惩暂行条例》，1950年4月交通部公布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和1953年7月《修订汽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3)有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法规。其中关于走私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950年4月《海关总署关于解放区与待解放区货运管制办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务院公布的《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4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对于走私行为情节重大人犯的处理原则》，1952年6月《海关总署关于逃汇套汇案件应作为走私案件处理应行注意各点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各级司法机关对海关总署所提处理走私案件的意见应遵照执行的通知》。关于投机倒把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非法工商业行为暂行办法》，1950年11月《贸易部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偷税、抗税罪的法规，有1950年1月政务院《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同年12月《印花税暂行条例》和《屠宰税暂行条例》，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私盐查缉处理暂行办法》等。关于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的法规，有1951年3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1952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票据及证券出入国境暂行办法》；特别是1951年4月19日政务院公布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共11条，根据各种犯罪情节，具体规定了量刑幅度。(4)有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法规。其中关于侵犯他人民主权利罪的法规，有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1950年4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确立法制观点维护革命秩序认真执行保障人权的通令》，1952年7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严格禁止滥检查信件妨碍“人民通信自由”的通令》。关于拐卖人口罪的法规，有1952年4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认真处理回乡转业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1953年3月《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关于诬告陷害、报复陷害罪的法规，有1950年12月《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953年5月8日政务院批准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规定“诬告”与“误告”的界限)等。(5)有关惩治妨害婚姻家庭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法规，有1951年5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为贯彻执行婚姻法保障人权的通令》，同年9月26日《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关于重婚罪的法规，有1950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重婚案件的处理原则》，1953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处理重婚、纳妾、童养媳案件的时间界限问题的复函》，同年12月22日《法制委员会对中南政法委员会关于在婚姻法公布后的重婚、纳妾如何处理问题的解答》。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法规，有1952年4月2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认真处理转业建设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6)有关渎职罪的法规。其中关于泄露国家机密罪的法规，有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1951年6月政务院公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上述各类法规，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
建国初期在制定单行刑事条例、法规和非刑事法规中的刑事条款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1950年也着手起草刑法的准备工作，并由法制委员会先后拟制了两个刑法草案，这两个草稿为以后正式起草刑法典作了必要的准备，起到了参考对比和启示作用。
3�社会主义刑事立法的初步发展及其被削弱和破坏阶段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标志着中国内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宪法的颁布，也大大推动了内地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1954年冬起，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至1957年6月28日，已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该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共计215条；其中分则8章119条，8章的名称是：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室自1962年5月开始，对刑法典草案第22次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写出第33次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其中第二编分则共8章111条，8章的名称与第22次稿基本相同，只是将“危害公共安全罪”改为“危害社会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改为“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改为“妨害管理秩序罪”。当然，条文的内容调整变动较多。内地第一部刑法典的第33次草案稿曾考虑公布施行，但因“四清”运动很快开始，接着又进行“文化大革命”，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
自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至1957年以前，在刑法典起草工作进展较快的同时，其他各项单行刑事法律和包含有刑法规范的行政法规，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这一发展趋势，自1958年以后，不仅没有得到继续加强，反而被逐步削弱。进入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法制横遭践踏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