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之精神

① 什么是商法精神

有关商法精神是很难用几句话介绍清楚的，其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是公司和商人；二是公司法和商业组织法；三是公司法的精神和商法的精神。理清这几对关系有助于理解商法精神。
公司法中体现的商法精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公司的自治。公司法规定的关于公司的自治，特别是有限公司的自治非常明显。除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定规定外，公司的营业是自由的。另外,公司可以依照章程来实施公司的行为，但公司章程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司自治体现着整个商法的自治，公司的自治与整个商法的自治一致被很多人认为是在私法领域中“高高举起的一面大旗“。“高高举起”说明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
第二、方便投资。方便投资是在公司法中体现出来的。公司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促进投资、方便投资、有利投资是公司法的精神，也是公司法体现的商法的精神。
第三、追求效率。,相比较而言，民法更有伦理性，商法更追求效率，商法的追求效率是它的特点。另外，商法精神的发扬可以促进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商法的精神强调怎样能够推动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它也很注重商业组织的团体性和发挥作用的结果。

② 商法的特点

商法的特点：商法调整行为的营利性；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规范较强的技术性和易变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国际性。

商法的原则：商主体法定原则（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则（地位平等、诚实信用）；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交易简便、短期实效、交易定型化）；鼓励交易原则（维护交易的有效性、对于有过错的交易行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过其他原则如短期实效、意思自治等原则） 。

(2)商法之精神扩展阅读

商法的种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③ 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商法的基本准则是商法实际标准与抽象性的商法使用价值的交汇处,是当代商法特性的充分体现。针对商法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各不相同，都还没产生统一的见解。加强民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保养买卖平等原则，从2个层面反映，一个是民商事买卖行为主体的影响力公平，一个是诚实信用原则。推动买卖讯捷标准，关键反映在三个层面，买卖简单，短期内时效性，定型化交易方式。维护保养买卖安全性标准。

诚实信用原则标准，通称诚实守信标准。诚实守信标准规定一切销售市场参与者遵照诚信生意人和诚信员工的道德标准，在没有危害别人权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条件下，追求完美自身的权益。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体制主题活动中的社会道德规则。市场经济体制标准下，每一个有工作工作能力的人，都理应根据销售市场互换获得权益和生活纪录片。用现有钱财项目投资牟取暴利；用自身的技术性、专业知识获得酬劳，用自身的体力活获得薪水。

④ 关于商法的论文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
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
摘要：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
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
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
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
“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
关键词：商法；商事通则；商法基本原则

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从需求的角度
说，商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
业的复兴所带来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阶层的
产生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是商法产生所必须的
社会因素。独立的商法产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
给予商人特殊的保护，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
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加强政府本身的统治，各国政
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
尊重，于是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随后，西方快速发
展起来，并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国
家。中世纪独立商法的出现开创了欧洲的新纪元。
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自然经济在
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专制制
度的基石。商业对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
法则是私法中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故无论是基于
模糊的认识还是借助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统治
者总是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
展，打击商人，贬抑商人，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发
展的机会。所以，主要调整商人之间横向联系的商
法根本无法出现，相反，反映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纵
向控制的商业法规在中国却很发达。而真正意义
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国出现。在随后的近百年
里，中国的商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经历了
一
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从法律
部门的序列中消失。我国的这一传统，对市场经济
的发展及国际贸易一体化是有负面影响的。
加入WTO为中国彻底打破旧有的轻商、抑商
传统，振兴商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际贸易日益一
体化的商品经济潮流要求必须振兴我国的商法。
我国的商事立法既没有商法典编纂也没有商法总
则的统领，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商法应采用民商
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映对商
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起
草工作似乎也未对商法的未来发展予以切实的考
虑与设计。更何况，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的重大区别本身就决定了商法和民法有着不同的
原则、方法和精神，应该是有区别的法律部门。①因
此，及时制定中国商事通则既可以尽快发挥统领单
行商事法规的作用，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交叉和
法律之间的冲突或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现象，又
可以为编纂商法典奠定基础。然而，在对中国商事
通则制定相当关键的商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上目
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其中一些主流观点进
行反思，并对商事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的精神作一
次尝试性探析。
一
、
商事诘律关系的根本特征‘聚合"
而非“营利"
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一
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
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
的要求、愿望或期待，它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获取
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获取。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
理学的观点看，营利被看做人们追求的实现，这种
实现又是新追求的起点和契机，因此，追求利益即
营利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
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商事法
律关系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将营利性拿来作为商事
法律关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的法律
关系并否认其他法律关系具有营利性，显得过于牵
强。例如，简单的民事交易虽然规模小，法律关系
主体简单并且不具有反复和连续性，但在任何一次
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绝不会因为从事的不
是商事交易而放弃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营利目的，
相反嘈杂的菜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总是不绝于耳。
应该说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及
其他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应该是“聚合性”，这种
“聚合”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源于对
简单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聚合，单一的
以物易物和钱货交换都不能被排除具有营利性，但
他们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⑤ 商法和民法的关系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包括二者的联系和二者的区别。二和的联系包括二者均属于私法、都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均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原则等；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关注的方面、性质和适用效力。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如下：
联系：
1.在法律划分上，均属私法。尤其是在民商合一的国家，往往认为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商事单行法规，只是为补充民法的规定，或为变更民法的规定。即使是民商分立的国家，也往往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2.就调整对象来说，民法和商法都要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
3.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公平原则都两法均适用。
区别：
1.民法所关注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平衡，公平是其首要特征。商法关注的是商事主体的价值增值追求，保护营利是其首要特征。
2.就性质而言，民法纯属私法，商法还有公法属性；
3.就法律适用与效力而言，商法应优先适用。
我国法律的制定不能忽视商法总则内容的加入
1、从比较民商法角度分析，无论是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还是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商法都是优先适用于民法的特别法，而且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的制度与规范，更多表现为商法总则的制度与规范(如作为商主体的公司、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作为商行为的商事合同、商事代理行为)。
2、从当下我国民商立法的实际出发，这种“商法体现”既可以表现为有关民商事单行法律(如合同法、公司法)的立法安排，也可以表现为有关民商事单行法的司法解释(如合同法、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的司法安排，但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总则性质的民商事基本法(如制定法律或商事通则)，来体现商法总则制度和规范，则是包括《民法典》编纂在内的我国市场法律制度立法完善的一个当务之急。
我国法律“立法目的”条款中商法内容的加入
第一，《决定》将《民法典》编纂作为我国法治经济中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所以对于我国而言，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现代意义，大于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历史意义。
第二，重视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是现代民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即“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当下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将人权保护重点由保护人的生存利益向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转移的发展趋势。体现上述发展的一个重要立法趋势是，有关民事主体权利的分类愈来愈细，以便从形式和内容上更好地体现民法对民事主体权益的“终极关怀”。
第三，民法主要是裁判法，而裁判法的重点是法律适用。无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中还是在民商分立的立法体制中，商法相对独立于民法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在于 “特别法优先适用于基本法”的法律适用价值，所以法律确定商法规范“优先适用”于民法规范的一般条款亦即商法总则有关商法规范适用的一般规则，十分必要。
1.民法与商法都是私法范畴中调整民商事行为的法律。两者构成大陆法系私法的基本部分。民法是抽象化的法律，而商法是具体化的法律。民商事法律行为的调整需要民法与商法的密切配合。
2.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对商品经济活动主体资格的一般规定，任何个人和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最终都是由民法的主体制度来完成。商法上的主体制度是民事主体特殊类型的特殊制度设计。如公司制度是民法中法人制度的一种最典型形式，合伙企业制度是民法中合伙制度的典型或高级形态。
3.商法中的物权制度是以民法物权制度为前提的，而商法中的债权制度作为市场交易活动的特殊规定也必须是以民法债权制度为前提的。如票据制度中票据权利的设定、转移、保证、付款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还有保险合同是民法中典型的格式合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⑥ 100分~~~~ 求法经济学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请认真回答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商法价值取向研究
一、关于商法价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价值取向是从法哲学高度对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调整商事社会关系时欲求的理想目标,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商法价值取向问题,相关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钱玉林从商法与经济法相比较的角度,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是交易迅捷、灵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与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鸿高认为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商法的三大价值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在贸易本位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动态的、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链[2]。在商法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上,虽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认为是公平,有认为是效率,但相同之处在于多倾向于存在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可以统领一切商法价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价值取向的方式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商法价值取向这一宏观问题缺少微观基础支持。第二,也有学者意识到单一商法价值取向的缺陷,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罗列多种价值作为替代,分别将其定位为“目标”、“基点”或“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各价值间的关系。“理想的商法价值取向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两者的冲突在现实中难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预设其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为价值冲突的解决立下规则”[3]。但是,“事先预设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等于先入为主预先确立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也就不存在价值冲突问题。第三,从部门法比较的角度考察经济法与民商法,得出商法价值取向与经济法不同的结论,但该类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论之上的,认为公平原则是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是一个高位原则,对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则起指导作用。实际上未注意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不同,笼统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4]。第四,有个别文献认识到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但没有考虑到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和层次性,未能从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层面加以详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学的规范研究为主,缺少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证。因此,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商法的微观层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寻隐藏在商法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规定之中的商法价值取向,并讨论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对完善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建构

(一)法律价值取向的微观基础

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基本满足,反映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蕴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规范是具体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具有微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对专门法律术语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义;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构成法的价值的微观基础。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释权等问题;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则和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的价值的宏观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的价值的积淀,决定了法律的价值取向。立法价值取向是指法律向着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方向运作和发展,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部门法的法律原则上[4]。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个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5]。价值取向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以转化为或直接体现为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又会具体体现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层次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法律原则又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它要求具体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避免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6]。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内涵

商法的价值取向也可称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商法规范、商法概念、商法技术性规定和商法原则中。商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借助商事规范、概念、技术性规定和原则来体现。商法的原则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调整商事关系必须遵循的普遍行为准则,是编撰商事法规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7]。因此,讨论商法的价值取向离不开对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所谓商法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商法的性质和特点、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并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规则[8]。在我国商事法学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则是一个必然论及的问题。在数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专题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事实上,极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重视法律基本原则[9]。关于商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三原则说。有认为应包括保障营利原则、维护交易效率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也有认为应表述为交易自由原则、交易诚信原则、交易公平原则。还有学者主张维护市场正常运行原则、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则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则[10]。(2)四原则说。持四原则说的学者最多,但分歧也较大,如有学者认为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则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也有认为应是是强化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11]。(3)五原则说。主要是商主体法定原则、公平交易原则、交易简便和迅捷原则、鼓励交易原则、交易明确和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确认和保护营利原则、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12]。(4)七原则说。认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鼓励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13]。(5)八原则说。即利润最大化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磋商调节原则、互惠原则、简便敏捷原则、安全原则、经营自主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和社会责任原则[14]。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在商法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是为主流观点所认可的。笔者认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则正是商法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公平价值体现在许多商事规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收购制度、公司破产制度等。公平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商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经济上应该是表现为分配正义,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价值体现在交易自由、交易规则及行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电子签名、股东借助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等具体商事法律规范中。如学者所言:“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权利外观主义、公示主义、票据无因性和严格责任等制度则是商法安全价值的体现。

有些原则不能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仅仅适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是商法基本原则在具体商事制度或领域的表现,比如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在民法中被誉为“帝王条款”,但在商法中,诚实信用只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至于有学者主张“保障营利原则是商法保障营利基本价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则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适应商事交易发展的需要而进一步细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中的基本原则”[1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商行为与商法的关系,值得商榷。因“营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护的商事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法律必须尽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对他人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营利行为”[7]。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法经济学解析

(一)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商法的价值是一组价值集合,经过博弈达成一种均衡状态,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的均衡结果,而不是以某种优位价值统率其他价值。商法各价值经过博弈达成价值均衡状态,从而显示商法的价值取向,商法各价值间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团力量博弈的结果。具体历史时期的商法是该时期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均衡,该均衡表现商法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我国的商法还是国外的商事法律,其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结果。另外,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还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间实现均衡,只有这样,该法律才能适应经济活动的需求。比如旧《公司法》是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强调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很明显两者体现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之间不同的均衡状态,同时也说明商法价值取向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变化。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具体性: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所谓“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我国商法学研究者曾对此问题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是现阶段商法学研究界占主流地位的学说[17]。我国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合伙企业、信托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单行商事立法,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商法学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门法为研究内容。从各个商事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并非整齐划一,各商事部门法对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侧重不同。《公司法》侧重效率,《证券法》和《保险法》强调安全,《破产法》更关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门法中体现出的不同均衡状态,或者说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均衡状态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门法而异。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商事制度变迁与商法价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宏观问题,能够通过其微观基础,即商法的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等要素得以体现。而商法相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具有易变性,商事立法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的商法必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背景相适应,不同的微观基础也就必然体现差异性的商法价值取向。以我国的《公司法》为例,该法自出台以后历经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明晰了法人治理结构,更大程度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东股东的权益保护。公司立法理念的变化可以从新旧法律条文的对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样的结论可以在证券、保险等商事部门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对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我国的《宪法》,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所经历的4次修改,都充分说明了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此时如果仍然坚持认为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难以服人。有学者与笔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法律诸价值的阶位仅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具体制度中探讨才有意义,纯理论上的研究仅具有假设意义[18]。理想的商法价值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其冲突在现实上难以避免[3]。

(四)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达:第一,商法作为私法的价值取向,即商法和同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一样,其终极价值目标都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二,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实质意义上商法的具体价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集合。第三,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门法内部,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何者更为优先。形式意义上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均衡。以上三个层次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商法价值取向。在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中,对于民商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一点已形成共识[19],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五)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价值取向

“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是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实然之法”是现实存在之法,是“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即在现实中实际存在、对人的行为实际发生效力的制定法,“实然之法”是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种价值的均衡。“应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应该是怎样的法”,即根据法的特性而应达到某种理想状态的法。商法价值取向与商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是商法价值取向决定商法基本原则,因此,可以通过对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来追寻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显然,从商事部门法的要素中无法探知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

在法哲学领域寻求“应然之法”价值取向的研究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探寻应然层面商法价值取向的又一路径。法经济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其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起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为目的。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如同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律的经济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减少不确定性[20]。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并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润内部化[21]。也就是说,当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个人追求利润的活动在满足交易双方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应然层面的商法作为正式制度,显然也具有以上经济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为“应然之商法”价值取向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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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民法、商法和经济法都是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但它们在多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调整对象不同。民法主要处理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商法则聚焦于商业活动中的平等主体关系，以商业活动为关注点；经济法则主要涉及国家协调经济运行中产生的公共经济关系，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策，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因此，民法和商法通常被视为私法，而经济法则被视为公法。

其次，法律属性不同。民法和商法属于民商法范畴，其基本属性为私法，注重私法原则；经济法则属于经济法范畴，其基本属性为公法，强调公法原则。民法和商法的立法精神侧重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经济法的立法精神则侧重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调整方式上，民法和商法主要依靠民事规范和商事规范，这些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依据；经济法则主要依赖于国家干预经济的行政法规和政策，这些规范多为强制性规范，体现国家意志。

此外，它们的发展趋势也有所不同。民法和商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形成了现代民商法体系；而经济法则与其他法律领域相互渗透，相互配合，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经济法体系。

综上所述，尽管民法、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但它们在调整对象、法律属性、调整方式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和联系。

⑧ 对商法的认识和体会

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对我而言，不仅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商业活动的基石。

商法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框架。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各种交易、合同和商业行为层出不穷，商法通过确立一系列原则和规定，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例如，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的设立、运营、变更和解散等各个环节的法律要求，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指引。

商法的实践性和应用性非常强。学习商法不仅仅是理解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在实际商业环境中运用这些法律原则。在我个人的体会中，商法的学习和应用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参与实际的商业案例分析和模拟，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商法的精神和实践价值。

商法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商业活动日益复杂多变。商法作为调整这些活动的法律规范，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这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商法的发展变化。

总的来说，商法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还是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通过学习和实践商法，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并将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继续深化对商法的理解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