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专访

⑴ 中国民法系统更新完毕了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一系列关乎中国民众婚姻、居住、网络生活，甚至是如何起名的新规也正式施行。如何看待这些新规？如何理解这些改变背后的意义？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全程参与民法典立法的权威专家孙宪忠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现在已有现行法律300多部，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为什么还要再立一部民法典？

孙宪忠：简单说有三方面的价值。

第一是因为以前20多个法律显得很零散，不成系统。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民法典，而我们是碎片化的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把这些法律编在一起，使得法律内在的系统比较协调。

第二是提升法律本身的时代性。这(部)法律是人类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很少照顾到。我们现在制定的民法典，其中规定数据资产的问题，尤其现代化信息化社会条件下隐私保护的问题等，实际上就适应了现代化的要求。

第三是要弥补原来法律立法的短板。我们过去有些法律，像民法通则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它在投资制度、人民权利制度很多方面都跟市场经济体制、跟人民权利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甚至连《合同法》都有这样的缺陷。通过这次新的立法，把这些制度短板都给弥补了。

所以民法典可以说从思想性、技术性、体系方面都实现了极大的飞跃和更新，这就是它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王珊珊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法典非常重要，您之前多次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他一生的功绩并不在于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他为法国制定了民法典。为什么这么讲？

孙宪忠：这是法制史上一段佳话。

法国民法典编撰之前，法国有50多个省，民法领域的法律体系有400多个。所以当时伏尔泰说，你(骑马出行)上马的地方是一个法律体系，下马的地方就(是)另一个法律体系，换法律比换马还频繁还复杂。法律体系不统一，国家经济怎么发展？这个话对拿破仑有很大的刺激。拿破仑执政以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来，推进社会进步。他用系统性的法律，实现了法国市场规则的统一。

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之前也有法律，但是没有像法国民法典影响这么大。从现在来看，我们从(这个)法典也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⑵ 大衣哥儿子朱单伟发声明，首次回应离婚事件，怎么回事

知名媒体（乡里乡外）专访大衣哥朱之文，对于外界关心的大衣哥儿子和陈亚男离婚事件进行了专访，这也是继张同学之后，新京报记者耿子叶老师专访的又一草根明星。

在网络上出现了一封长达4页纸的“朱单伟声明”，声明开头就写道，“全国广大粉丝朋友们，我是朱单伟，在此针对陈亚男女士发表的言论，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想象中的夫妻比翼连枝没有实现，随着加深了解，两人矛盾越来越多，结婚不过5个月陈亚男就提出要把婚房卖了，但由于父母不同意没卖成，从此两人就开启同床不同被的生活，感情越来越不好，后来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娘家。

朱单伟觉得回顾以前种种，感觉自己是被骗婚了，陈亚男每一步都像是阴谋，口口声声说没花男方一分钱，彩礼也都退还回来，可如果不是和朱单伟结婚，女方也不会成为网红，也就没有所谓的直播事业，现在直播挣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有男方。

⑶ 佟柔的法学贡献

佟柔教授40年致力于民法学研究和教学，他是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和民法学理论奠基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他潜心研究中外各主要国家民法典，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民法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他把这一开拓性研究成果——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法理论公之于世。他突破了传统的私法理论的框架，据弃了民法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等含糊不清的说法，他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法律调整对象的变化；中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既不同于私法理论中的“私权关系”，也不同于苏联教科书里笼统概括的那种“财产关系”。他提出“中国的民法调整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这一观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上册（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上、下两册是当时最早的、理论性较强的、系统购民法教材）；《民法概论》（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人民大学优秀教材奖）；《民法原理》（高等学校民法学试用教材，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和司法部高校优秀教材奖）。这三本书是与他人合写，后两本书他任主编，书中都有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论述；尤其是1983年西南政法学院出版的全国第三期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整理的佟柔教授讲课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上册和《广东法学》1988年第3期刊登的《建立中国民法理论和体系》（在广东省法学会的报告）以及《中国民法》（199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具有充分而深刻的阐述。
佟柔教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观点，与他对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理解，与他渊博、精深的民法学知识是分不开的，这一切使他的观点具有牢固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商品交换过程的论述——“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如果要进行交换，必须互相承认对方是财产的所有者”，而且双方意思一致，商品才能够交换，他分析了民法的本质，认为民法的主要任务是为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商品经济服务的。然后，他又结合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民法典都有权利主体、所有权（物权）及债和合同三部分，认为这正是商品交换缺一不可的要求。中国现阶段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而民法的发展史启示我们，存在着商品生产、交换的社会，就必须制定与该社会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中国的民法体系也必须以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及债和合同制度为核心内容，否则就无法为中国商品经济服务。
关于民法体系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都有论述，以他主编的《中国民法》（199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表述得最为完整‘该书是在《民法通则》公布后，按照佟柔教授民法理论及体系结构与他人合作，重新编写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佟柔教授还紧密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在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提出一套关于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关系的论述，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理论…他反对把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股份化的主张，他认为：“如果国营企业都股份化了，全国其它战线上近十亿人都将成为一无所有者；全民所有制不存在了，还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制度。”这一观点在1988、1989年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年会都曾讲述。
佟柔教授对经济法也进行了研究，并首先提出学科经济法理论。他认为：经济法是门学科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的任务是遵循和运用各种基本法的法律手段综合调整具体的经济事务，达到一定的经济效果。详细论述见198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法诸论》中的“学科经济法论”。其它著作中也有关于此观点的论述。
此外，他对民法大量具体制度以及婚姻法，继承法和公司法、票据法、知识产权法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或论述，散见于他的著作和论文中。1985年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疑难问题解答》第一辑，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参与编写的书还有：《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1984年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法学词典》（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并负责民法部分；《继承法教程》（1986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他任主编并参与写作，此书也是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任《中国法律年鉴》编委，撰写1987年和1988年本中的《民法学》部分（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友渔同志主编的《中国法学四十年》中的《民法学》、《民法通则要论》（199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孙亚明同志主编，佟柔教授是撰稿人之一）。
他主编的书有；《民法通则简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这陶希晋同志负责的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项目——《中国民法学》（佟柔教授是副主编之一）系列中的第一本，1990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概论》，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民法问题》1985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论国家所有权》，1987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法讲义》（1987年），他任副主编，该书是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材1989年重新修订以《中国民法教程》出版；（人民法院出版社）；另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民法、破产法、票据法等论文、报告和专访数十篇。
佟柔教授负责的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项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和他主编的《中华法律大辞典·民法卷》尚末出版。他曾拟定写一本《中国民法的几个理论问题》，可惜尚未动笔，他就患病与世长辞了。

⑷ 数据交易合规研究者齐爱民：鼓励金融教育等探索行业交易规则

数据交易问路之专家访谈

数据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效率、合规与安全，需要系统研究数据交易方式与交易场景，推动数据产品标准化，创新 探索 新型交易模式。我国大数据交易产业仍然处于初级 探索 阶段，虽然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大数据交易发展存在诸多障碍。

那么，国内数据交易市场现状如何？数据交易存在哪些问题？数据交易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齐爱民曾经带领团队到杭州、贵阳、武汉等多地数据交易场所调研，是重庆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重庆大学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与大数据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就上述问题接受南都专访。

以政府主导大数据交易平台模式为主

南都：齐教授曾经带领团队到多地数据交易场所调研，据您观察目前国内数据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如何？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齐爱民： 目前，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发展规划。2021年期间，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相继成立，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批设立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就整体而言，我国在数据确权、数据定价、交易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尚处于 探索 阶段。

在交易类型上，我国以政府主导的大数仿弯据交易平台模式为主，还包括互联网企业生态体系内的数据交易和第三方数据公司推动的数据交易。对于大数据交易平台中的数据交易，目前交易主体以央企、国企以及研究机构为主，商业机构因合规风险等考量尚未大范围参与到大数据交易平台之中。在交易内容上，各交易平台有所不同，有的交易平台提供API数据服务，有的交易平台提供经过加工后的数据产品，还有的交易平台提供原始的数据集。

南都：调研主要发现数据交易存在哪些问题？经过几年发展是否得到改进？对此有什么建议？

齐爱民： 我们2016年前后对北京、上海、杭州、贵阳、武汉等地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进行调研，发现7个问题包括：各类数据主体缺乏共享理念；数据交易平台定位不明；数据交易缺乏统一标准；数据法律属性与归属存争议；交易规则理论亟待创新；缺乏跨学科人才和培养基地建设不足；政府数据分类不明，存在交易风险。

经过这几年发展，我国在数据要素市场顶层规划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展上有了较大进步，但数据流通的基础法律制度构建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几乎陷入业务停滞状态，国内同类大数据交易所也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我认为，应当吸取前几年大数据交易平台实践 探索 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鼓励各地开展大数据交易试点工程和规则制定，另一方面也应当从法律层面解决数据的权属、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的边界等基础性问题。

南都：目前市场上数据交易平台主要包括政府类数据交易场所、数据服务商等，各有什么优势？随着数据应用更精细化，您认为哪些数据悄蔽更符合市场需求？

齐爱民： 目前国内知名的大数据交易平台，如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主要是由政府支持建设，这类数据交易场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能够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激发数据交易主体的积极性和交易市场的活力，可以促进数据资源整合、规范交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启大州、增强数据流动性，在数据来源、运营规范化等方面有较大优势。

数据服务商以服务客户的特定数据分析需求为目标，通过将合法收集到的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提供给客户来盈利，其服务方式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如帮助客户进行消费者身份验证和欺诈检测，为客户提供营销效果分析等。我认为，一些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如金融、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数据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较大影响，也更符合数据交易市场需求。

南都：高质量数据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头部互联网平台及金融机构等主体手里，我们需要如何培育多样化数据供需市场及交易场景？

齐爱民： 我认为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如数据的法律性质，数据交易的边界等，一方面让高质量数据的控制者敢于并积极释放数据，另一方面也让数据需求方放心使用数据。数据交易市场培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不应过分仰赖大数据交易平台这一当前的主流模式，还应鼓励金融、教育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开展行业内的数据交易规则 探索 ，从而形成多样化的数据交易市场。

南都：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被作为网络空间治理和数据保护的三驾马车，目前数据交易仍然面临哪些新难题？需要如何完善交易模式与法律制度的构建？

齐爱民： 我国近些年在网络空间立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数据交易确立一些基础边界，但数据交易仍面临权属不明、定价模式不成熟等问题，阻碍了数据的自由流通和开发利用。我国《民法典》第127条肯定数据的合法性，为数据交易的专门立法提供了民事基本法支撑。

我认为，首先要在民法层面确立数据的法律性质。其次，通过部门规章等方式建立数据资产评估制度，推动形成多元化的数据定价模式。最后，对大数据交易平台等数据服务提供者设立准入门槛和备案登记制度，采取政府和平台协同监管模式，加强对平台内交易主体和交易活动的合规审查，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和国家数据主权的风险评估和防范。

南都：数据权属是数据立法绕不开的问题，深圳出台国内首部综合性数据立法，提出数据权益概念，《上海市数据条例》提出授权运营等，2022年1月25日天津发布数据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目前，对于数据确权、数据交易在立法层面有哪些经验？地方数据立法应往何处？

齐爱民： 数据确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数据不同于传统的有形商品，具有非竞争性，直接采取确权的方式可能并不利于数据的流通。目前，我国法律层面尚未确立数据的权利归属，但对数据交易活动的开展以及边界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例如，《网络安全法》第42条允许将匿名化后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为数据交易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数据安全法》第33条规定数据交易中介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数据提供方说明数据来源，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并留存审核、交易记录。《民法典》《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禁止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法律底线。

在促进数据交易方面，深圳、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地方立法 探索 ，其内容更多是鼓励市场主体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开展数据交易创新实践。我认为，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还尚未成熟的市场，应当给予市场主体更多自由 探索 空间。在各地相继建设大数据交易平台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数据交易实践制定具体的交易规则，如《天津市数据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在规则的适用过程中不断完善数据交易制度，待相关经验成熟后再上升为国家立法。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数字政府研究中心

策划：王海军 统筹：邹莹 凌慧珊 研究员：袁炯贤 设计：刘寅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