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的结果

① 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法律,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是现代民法的始祖.
万民法,调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卢人等等"外国人"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范围的不同是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古罗马“自然法” 、“万民法”意义及关系考

“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去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观传统中去探求古罗马法中“自然法”、“万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澄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并尝试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 西塞罗对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词的是赫拉克利特（约前5世纪），他认为：一切人法受哺于神法。自然法学说由此发端，遂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古典三大时期。考夫曼教授认为：这三大时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点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变的和普适的，适于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第二、借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认识的；第三、自然法不仅是实证法的标准，而且在后者与其相悖时取而代之。[1]当然，这三点共性也非以同样的程度一以贯之于自然法的历史，在其各个阶段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显。

在历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后，斯多葛派哲学最终完成了对“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学以“自然”为核心，强调自然是支配性原则，其本质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为人类所认识；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适用于一切人，这一特征恰应了斯多葛哲学家的终极理想——人们作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国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腊随着内战的消耗和外敌的入侵而逐渐衰败，富于实践精神的罗马人用鲜血和汗水促成了罗马的兴起。在法学界，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可谓罗马人的开山鼻祖，正是他为后来鲜有哲学情调的罗马法学注入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国家篇》中，西塞罗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我们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而免除其义务，我们也不需要从我们之外来寻找其解说者或解释者。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它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是他逃脱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惩罚。[2]

由此可见，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确证了上帝作为自然法创造者的权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级法特征在他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西塞罗还首创了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3]他说：“… … 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4]这一经典论述不但间接地确定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外延，而且为下文对两者关系的厘清奠定了学理渊源。不过分地说，后世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大多围绕西塞罗的理论而展开。

二、盖尤斯的二分法及学理思考

盖尤斯（约130—180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他是这样论述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法。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创立法，一个城邦的法就是这种法，它被称为“市民法”，可以说它是该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创立的那个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称为“万民法”，可以说它是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罗马首度出现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职责是裁判罗马人与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间的案件。其时，陈旧、僵硬的市民法已远远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对外扩张的罗马帝国在解决外邦人在罗马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据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处理纠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罗马与与其有交往的异邦异国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组成的一个规则体系，罗马法学家称其为万民法。此即万民法的第二种含义——实践层面的外民法，后世所称万民法，通常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6]

那么，盖尤斯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万民法”一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讲，盖尤斯不可能不受到万民法制度的影响，他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业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单纯从上文所引盖尤斯论述的文本意义来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罗的主张。

后世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说法，是先有了万民法的具体制度，而后经古罗马法学家运用衡平的手段，将万民法制度与自然法联系了起来，赋予了万民法的理论意味。[7]凯利也持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将这种作法的渊源追溯至西塞罗，指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西塞罗使用的实践性的“自然”概念在后世的罗马法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终丰富了万民法制度；而对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观念，仅仅是盖尤斯对“这一全然实践性的法律成长”套上了“比较研究的虚幻光环”和法学家偶然地给与其哲学意蕴罢了。[8]

但是，我们不难在梅因和凯利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纰漏之处。他们都没有明确区分万民法的两种意义，这是他们所犯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梅因说：“所谓‘自然法’只是从一个特别理论的角度来看的‘万民法’或‘国际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是历史的，在本质上，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9]不难看出，梅因依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万民法，而是用“特别理论”这个语义含混的词描述了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模糊关系。[10]凯利的错误如出一辙，他正确地指出了罗马法学家发展万民法的一面，但由于忽视了万民法的理论意义，从而做出了“不能将万民法定位或归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隶制度”这个看似正确实则没有完整透视万民法的结论。[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认为：在盖尤斯的划分中，万民法与自然法同义，此即万民法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自然法侧重于强调法来源于自然原理，而万民法重在强调法的普遍适用。[12]当然，尼古拉斯并未忽视万民法制度的存在，他这样论述万民法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万民法’（指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这个词是如何应用于这套法（指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关的哲学观念对它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在盖尤斯时期，这个词，就像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都被使用，而且在这两种意义上，它都涵盖着除人法和继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笔者认为：业已存在的万民法制度对盖尤斯是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盖尤斯就不能就此展开理论上的发挥，何况早先已有西塞罗的创举？至于两种意义的万民法之间，是否真能条分缕析，也许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罗马人从来不在实在法（即实际应用的发）与应当订立的法之间做这种明确划分。”[14]抑或对这一问题更精致的探讨，须等到与乌尔比安的说法展开比较后，我们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乌尔比安的划分法及相关争论

乌尔比安（约170—228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乌氏给出了一种异于通说的自然法定义：

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包括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15]

在他那里，万民法与自然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共同的法，而万民法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法。[16]乌尔比安的这一划分，开启了以后罗马私法关于法的分类的争论，即所谓盖尤斯“二分法”与乌尔比安“三分法”之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乌尔比安之所以区分自然法和万民法，是因为前者否认的奴隶制度为后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别于三分法。[17]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都是就事论事的介绍性文字，而甚少学理探讨。这里，笔者尝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须明确的是：盖尤斯的“自然法”概念与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异于通说早就成为学界共识。对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维（Ernst·Levy）的话时曾说：“这种由任何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学者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18]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万民法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样，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特征。在信仰斯多葛哲学的罗马统治者那里，这一特征刚好迎合了他们建立世界国家的愿望，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万民法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意义的万民法为外事裁判官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旗号，使得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的法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此，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评价：“在他们（指罗马法学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种诠释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适应于不断变迁的客观情况之历程中，在使一个国际文明（或毋宁说是超国家的文明）之法律体系日益精良的历程中，自然法与国际法一起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念性万民法与实践性万民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观念上适用于世间之芸芸众生，而后者主要针对罗马及周围与罗马发生实际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而言。

综上所述，不仅“自然法”概念在盖尤斯和乌尔比安那里是不同的，就连他们两人使用的“万民法”也存在些许的差异。盖尤斯的万民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乌尔比安的万民法，实践性色彩较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乌尔比安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奴隶制度——争论的焦点与实质

乌尔比安的这段话让人再熟悉不过：“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话：“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人的财产。”[22]不难看出，法学家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万民法，显然是指实践性万民法而言。在实践性万民法中，奴隶不再被当作人（Pesona）来对待，而沦为权利的客体。

隐藏在这个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法中的法律拟制技术问题。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与万民法，是罗马人立法思维的产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样，乃是神明启示的结果（西塞罗）。在罗马法，Homo指生物状态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权利主体。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实即滥觞于罗马法对人的拟制。学者认为：“自然人是一个法律构造的独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学含义，指称个人得在法律上作为权利主体的那一存在范畴。这一部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义上的人获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认的结果。”[23]故此，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于实践性万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度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观传统下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个简短的小结

西方法律史中，历来存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对立；在康德、黑格尔以前的法哲学史中，这一二元观尤指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尽管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对实践问题的强调远远高于哲学上的进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无视对正义的追求，事实上，较之于希腊人，他们无非是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关注正义的实现。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法的认识上，他们关于法的分类的探讨，并未因为似乎多了一层实践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为我们更加明晰的透视他们的法律观拓展了可资比较的视野。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竭力廓清所谓 “二分法”与“三分法”区分之后的学理内涵，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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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 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页。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Ⅲ22（33），中译文参见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3] 对此，考夫曼如此评价：“在他（指盖尤斯——笔者注）的影响下，在罗马还产生了万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国际法，而是自然法，它适于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市民还是外来民，是自由民还是奴隶。”参见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C3，17，69.中译本参见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罗马法的构成及历史意义

罗马法的构成：

(1)根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对象可划分为公法与私法。

(2)依照法律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3)根据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可划分为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

(4)根据立法方式不同可划分为市民法与长官法。

(5)按照权利主体、客体和私权保护为内容可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

历史意义：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继承了《法学阶梯》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例;而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是以《学说汇纂》为蓝本的，形成了总则、债法、物法、亲属法、继承法。法、德两国的民法体系，又为瑞士、意大利、丹麦、日本等众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加以仿效。

2.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

3.罗马法的立法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它所确定的概念、术语，措词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言简意赅，学理精深。

其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1. 罗马人崇尚法治的精神和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决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罗马人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意识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③ 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什么的作用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在全球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中国人对民法典的想象和渴望，其本质仍然没有逃离现代化编织的普遍主义的功利罗网。”囿于大陆法系的法治传统，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必然要以现代化、体系化的成文民法典为载体。但“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如此。中国民法学者在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的步伐中，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来自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羁绊，斩不断、理还乱，使他们经常产生壮志难酬的感慨。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背景出发，反思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提出缓和中国民法面临的悖论和加快中国民法现代化进程的策略性建议。
一、民法现代性问题及其具体表现
现代化表征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现代性则表征现代社会的属性。因此，法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现代社会法的特征。对于法的现代性因素，较为全面的概括是：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应该向社会公开。未经公开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反对并消除特权现象；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律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稳定和安全，而不应模糊不定、自相矛盾、过于原则，不确定的法律只能给社会带来不确定；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
法律的现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张扬。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结出的硕果。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的过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作的原则，这确乎构成了法制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为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但是法律从来没有放弃对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价值的忠诚，从来都把对价值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作为自己的宗旨。没有价值底蕴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质疑，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仰，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调整作用。现代法律张扬形式合理性，仅仅是转换了人类追求美好价值的方式，试图通过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赖不可靠的人，使这些价值得到普遍的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们破解现代法治及立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门。
“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可见，现代法治的物质基础是19世纪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总的看来，当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加者可以进行计划、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上的后果。这成为现代法治凭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约束性条件。这种生活条件下，法律通过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它所追求的价值。而20世纪以后的世界则演变为一个极度动荡的、高度分化的、急剧变化的、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和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极不稳定的世界。转换了社会基础使得现代法治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与其追求的价值出现了断裂，形式和价值的割裂必然要导致致命的问题，绝对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义的内容也能合理。这就是法的现代性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缺乏对地域性知识、特殊性问题以及非正式规范的关注，现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如优势群体在法治的旗号下对边缘群体的“合法”压制。
作为原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首先，现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为逻辑前提。民事主体制度无视主体的丰富个性，确立了民事主体普遍的权利能力。这种普遍抽象的权利能力涤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经验因素，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的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认为绝对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万别，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体自我才能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对其自身的行为和社会地位负责。人类历史才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从归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发展。
其次，现代民法以民法典为基本载体。完备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大陆法系只有通过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法治现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为贯穿民法制度设计始终的基本宗旨。民事主体被假定为理性人，民事行为被假定为理性行为，行为标准被假定为理性人标准……。关于“理性标准”的假设是民法体系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些假设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对生活世界的简化，建构了民法的大厦——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规范了私人生活，将公权力阻隔于私人生活之外，制造了一个完全属于市民的法律空间，为个体追求自由、知识、财富、幸福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再次，现代民法以普适主义的普遍性知识消释地方性知识。现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概念、原则、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适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础上建构的，它是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具体化，它可以游离于形形色色、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民法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相应地，在普适主义的笼罩下，地方性知识往往被视为进步的障碍。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研究罗马法对德国民法的影响时，就指出“罗马法系经学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国法，而德国法则系成于种族习惯的自然状态之限人、限地法。罗马法之世界统一性，其发达之基础，在于希腊斯多噶哲学之自然法说，无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触，恰如冷热二物相触，冷体必吸收热度，劣等文化国之必继承优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势也”。
现代民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观性追求形式合理性。当民法作为一种世界性知识向外界扩张时，它往往以与文化背景无关的纯粹的、普遍性知识体系的姿态出现。民法所追求的价值则只能处于潜在性、隐蔽性的状态。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即使在现代民法的原创地——西欧大陆，其民族精神与罗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启蒙思想等较相契合，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开始凸现。在与西方有着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东方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将更为复杂。
中国民法独特的现代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现代化的民法制度与人民生活的隔膜
“语言也是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把语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与构成文化总体的认知系统、评价系统、心态系统、行为模式系结起来，对之进行多维、系统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语言的内涵和意义，澄清语言混乱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因此，法律语言、法律制度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来，我国大量移植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体系和框架。但由于对法律语言的语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的忽视，引入的制度与中国百姓的生活有相当的隔阂，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实际运作的结果相悖离，以支离破碎的概念、规则、制度建构的民事法律体系无力承载公平、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理念，无法成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活法”。庞大的民事制度体系并没有导致市民社会生活的秩序化，也没有给中国百姓的现实生活带来确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实际运作结果往往与其设计初衷相背离。一个明证就是在中国正式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大量存在着以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于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决纠纷的现象。“所谓私了并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后对国家正式法的规避；规避至少对于多数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规避中，国家正式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却可能和其规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现代化的民法话语与人民生活的乖张
随着民法的现代化，民法学界对学术共同体、精英话语的追求越来越高。这种精英式话语霸权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会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概念的技术含量越高，它就越远离日常生活而成为高度专门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语言的精确性、技术性、专业性要求自身与市民社会保持距离。但是，过度的精英化必然异变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制度引入过程中不顾本土资源，搞精英话语霸权，生吞活剥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彻底决裂的貌似激进做法，使“中国许多民众目前对待建的法治大厦或冷漠、或怀疑、或反对”。如此，民法则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单纯作为自我欣赏的理论模型。很难想象人们愿意接受一种闻所未闻或根本无法理解的制度设计作为行为预期，“私的自治的社会理想”势必成为空中楼阁。
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民法制度还会极大地挫伤民众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体现了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心态和情感体验。“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励的财产了。……法感情是整个大树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它将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将归于泡影”。法感情的培养有赖于法律自身的亲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学术神秘主义，那么就会使人们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而是权力者手中的魔杖；人们不再“为权利而斗争”，而是尽力规避法律，寻求法外空间的世外桃源。
二、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背景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总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种种挑战，具有了西方国家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难。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由此变得十分复杂，其解决更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背景之一：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我们既定的选择
近代以降，中国放弃了自己独特的古老的规范体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这一移植过程虽然充满了沉重与无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绍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盛况空前；新合同法颁布实行、物权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艳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莺歌燕舞。但是我们惯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却是脱离语境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构法典，从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学说将其类型化，并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构筑概念体系，进而形成规则、制度。继而进行制度对比，纯粹的制度对比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于概念、规则、制度内部循环论证。具体制度的优越性、正当性、合理性多源于强式话语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无法上升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认知理论的形态。这种纯粹形式的分析技术表面上博采众家之长，对各国法律制度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为我所用，实质上忽视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语境下的功能，忽视了其在整个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义，其结果必然是所建构的民法体系成为四不象的大杂烩。“我们不仅没有领悟概念法学的体系性以及概念法学的语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畴也未被我们充分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概念法学的框架下蹒跚学步而已，还无力贡献出一套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识体系来”。可见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目标，因而又是我们无法选择的目标。
背景之二：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窘迫
法治虽然登陆中国的历史已有百年，而且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无上光荣，成为治国方略，法治话语更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风行。但是中国由于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依凭的则是对法治的神秘忠诚与先期热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由于缺乏对法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的、系统的反思与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难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设的种种努力必然要经受传统的前现代的精神因素的冲击。
中国长期处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到今天还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务农的人通常有一个确定的活动范围和明确的界限意识，有强烈的归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内与外的分类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首要前提，根据内外之别，又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构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与外国或外国人的关系时，内与外之分是我们一切判断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国人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内外”关系，也很难实现平等对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内在性质：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法的正统性不依赖于一个终极根据的设定，秩序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内在的‘情境伦理’和‘社会交换’”。中国的民法中体现这种界限意识的规范比比皆是，如对国有企业的特别保护、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
事实上，清末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型现代化，中心思想是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主导着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意识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对法治的选择来源于其在西方社会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之中多少夹杂着不情愿，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表现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外国法律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葛洪义先生把这种现象叫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这个现代情结，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因此，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展开而逐渐暴露之时，就是前现代因素大举反扑之日，法治建设就要面临反复和回潮的危险，人们就可能弃法治如蔽履。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存在前现代因素的挚肘，而且同时遇到了后现代思想的侵袭。西方的后现代法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这种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共时性的思潮，在国门大开的今天，必然要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影响。
针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全面实践，后现代法学全面挑战和解构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原则，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现代法治由于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导致的负效应，而且无情地贬低现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后果是可能使现代法治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人们丧失建构现代法治这一法律帝国的信心和热情，甚至产生拒斥现代法治的情绪。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治的挑战择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战法律的至上性。这方面集中地表现为新的法律工具主义的兴起。后现代法学认为，法律并非中立和客观，任何制定的规则都是以法律名义所掩盖的政治。法律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政府借助法律公开介入现代法学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的领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资源和权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创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过法官的解释来适用的，解释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随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法院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机构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其二，挑战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对法律自主性确信的支持力量被踢开了。首先，与‘意识形态之终结’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共识破碎了。……自从1960年代以来，伴随政治上共识的衰落，使诸如经济和哲学(以及游戏理论、统计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学理论)这样一些学科的兴盛，这些学科可以与法律问题相联系——并且看起来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这些变化都还不充分，对律师根据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法律制度的问题的确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释的规则随着公共政策的要求摇摆，判决所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过多而且处在变化之中，使统一的标准几乎成为不可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法学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寻求平衡；其三，挑战法律的普遍性。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类似于法律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已经完成了使命。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主张，都有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观念。所以单一的正义、公平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正义。法律的普遍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显得空泛和远离实际，掩盖了法律代表权利的本质，甚至可能导致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压制。后现代法学的认识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对西方法治的批评却不乏启示作用，更是西方社会改进法治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后现代法学之于中国的意义却远较其对西方社会的作用耐人寻味。后现代法学的许多主张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现象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法文化表现出某种早熟的“后现代性”，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
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本来属于法治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问题，即历时性问题。前现代思想并不反对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反对的是法的现代性，或者是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征及其基本精神；后现代思想则不仅反对、批判法的现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赞成把法律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他们反抗的是所有统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统治。但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它们同时出现在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而且由于具有了共同的对立面，很容易结成联盟，交相辉映，为本已非常难缠的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平添了许多西方国家无法体验的复杂性。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需要对现代法治的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不仅要为现代法治的功绩喝彩，而且要对现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计，必须同时认真对待前现代因素和后现代思想，同时应对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压缩”的现代化，其间充满了太多的窘迫，我们经常需要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缓解
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发生在独特的环境之中，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理性地面对中国、理性地面对民法。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化的法律本身携带的自反因子，我们需要在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现代化优点的同时，宽容、认可、默许它的问题，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担任何代价。于是我们认为，如果法治现代化仍然是我们的无悔选择，那么法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只能尽量缓解、而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着眼点是在民法典层面缓解民法的现代性问题。
(一)调整价值取向，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确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单纯的形式逻辑证明不足以确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制度体系背后必须有庞大的价值理念体系对其进行支撑、整合。只有实现了背后的价值理念体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获得自在自为的合法性。“如果从严密的逻辑学角度讲，既然法律应该规范社会生活，那么就必须要预先确定通过这种规范所要实现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价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导，对其具有统率、整合的作用。离开价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躯壳，甚至连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难于保证。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虽由被动转为主动自觉，但由于长期漠视法律价值，又没有足够的法律思想启蒙，加之对新时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对作为民法灵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层感悟。郑戈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法学“总是停留于介绍西方法律理论和注释舶来的中国法律的水平，极少以中国社会为立足点来思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由于对这种基础性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究，中国法学实际上处于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中国民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务在于维护私法主体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戏规则只存在于力量的均势之中，在绝对的强势者和绝对的弱势者之间，所谓的规则都难免带有私人规则的性质，成为支配者单方面意志的表达。意思自治能够自然而然地保证民事主体所为给付的合理与平衡的前提是：主体相互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平等性与互换性。基于此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让步的规则，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协商关系，当事人如果在协商中不能获得自己所认为的“平衡”的条件，即可停止协商，另寻相对人。
当社会中的主体之间事实上存在严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排除了协商与让步，导致主体之间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纪，不平等问题日益深刻：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而且存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及各种类型的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往往异化为一方当事人强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条件的权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锐地指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过分强调个人的要求，牺牲了他的那些有组织的同伴们的要求，天赋人权曾变得神授君权一样残暴。实现一种冠冕堂皇的压制。
意思自治对于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无法单独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的协调，也无法完全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中国民法必须吸收其他价值对其社会效果加以补正，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更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经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张扬实质正义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以客观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选择的主观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实现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不再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或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是要对是否缔约、合同的内容、形式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干预。最终由实质正义与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协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从生活实践中发掘形式合理的规则
价值是预设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对于“类”存在的超验感受。作为主体的人要求民法体现对人——这种“类”存在的终极关怀。价值构造了理念世界人类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设计正当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论框架、制度模型，属于符号世界的范畴，强调形式逻辑的自足性，价值属于意义世界的范畴，它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价值肯定人作为“类”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满足需要的工具，两者统一于市民社会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会生活的图景，提供一种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籍由一个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职是之故，为了确保法律之为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的真实映象，成为适合民族生活状况，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间规则，必须首先考察民族的现实生活，并在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中，今古观照，厘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须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只能是对现实世界形象经验的概念化、体系化，必须委诸日常生活经验的考察以确立其深层次的社会基础。民法中的概念应该是对市民社会现实和抽象存在的一种单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日常生活逻辑的反映；逻辑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对应该于市民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在这一意义上，民法典完全应该被理解对市民社会有序的生活图。

④ 民法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具体点了

1、保护公民权利，矛盾得到解决，人民生活的更舒心、更顺心；
2、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减少法律外的矛盾、摩擦，让社会更和谐；
3、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促进人们以更合法、更理性、更有道德的方式去言行，为城市更美好的市民素质方面，起到提高作用；
4、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权，为个人建设城市美好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生活中的民法
——从公交车上司乘斗嘴说开去
钟 建 林

某日，笔者乘坐一辆公交车从城市最东边去城市最西边办事，中间要跨过一条穿城而过的大河。该公交车所属的公交线路可算是全市最长的公交线路之一，公交车票价都采取了跨段计费的方式，自动投币，过河的两块，不过河的一块。
最近由于看世界杯熬夜的缘故，笔者从始发站上车不久后即昏然入睡。摇摇晃晃不知过了多久，笔者被一顿噪杂声惊醒过来，发现公交车已经过河，而且离终点站只有几站距离了。又发现公交车司机正朝我这边看着，大声说了一句什么的，好像是要求投币补票。我清楚地记得我上车时是投了两块一元硬币的，为何还要我投币？正疑惑间，笔者右前方位置的一位中年男子发话了，火爆爆的：“我只是睡着了嘛，我本来是不要过河的，现在你把我拖着过了河，还要我补一块钱票，哪有这样的道理？你只是要钱噻，我不会差你这一块钱的！”原来公交车司机是在叫他补票呢。估计这位也是一个因凌晨看世界杯熬夜了，所以在公交车上打盹睡觉的主儿了。都是这世界杯惹的祸！
公交车继续往前开者。司机则继续强调车都快进终点站了，要求该男子赶紧把一块钱票款补上。该男子则总是喋喋不休地反复陈述上面说过的话，就是不见他起身投币一块钱。司乘之间口舌之争可谓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公交车上其他乘客则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但主要的眼光都还是集中在乘客男子身上。乘客男子不知是被周围眼光盯得不自在了，需要排遣自身心理压力呢，还是为了证明其并不缺那么一块钱，居然拿出一包黄色芙蓉王香烟（注：市场价24元一包），点燃一根抽了起来。此后司机不再说话了，那名男子也未起身投币，依然不管不顾地在公交车里抽着他的芙蓉王。车内就这样保持着沉默。不久，公交车驶进终点站，全车乘客都争着下车，车厢内又变得热闹起来，大家都不再关注司乘之间刚才的争吵。那名男子最后是否投币一块钱，大家也都不得而知，也都懒得去知道了。
下得车来，目睹此事的笔者不得不浮想联翩。司机和乘客，究竟是谁受委屈了？今后公交车上能否不再发生类似的司乘斗嘴？
司乘之间为了是否应该投币而发生争吵斗嘴，虽然数额一般只有一块两块的，但在公交车上是经常发生的事。争吵中的双方，一般都会有某种委屈感。如果吵来吵去最后没一个公平的结果，那么双方的委屈感都可能会加强。以至于本来欢畅的心情可能会因此糟糕透顶，想要办个什么事都会变得没有质量和效率。那么本次事件中，司机和乘客，究竟是谁受委屈了？
从司机的角度来看：由于线路过长，跨段收费，过河的两块，不过河的一块，这是公交车公司规定的，没得商量。我是公交车公司的司机，是在上班。我要求乘客按公司的规定投币，是在执行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我难道还有错？乘客说他不差那么一块钱，这话我愿意相信。但站在公司的角度，如果所有的乘客都差这么一块钱，那么公司还要不要运转？公交车还要不要开？公交车公司看重这一块钱，又何错之有？如果公交车公司对司机的工薪发放与所收票款挂钩，那么司机按照公司规定对乘客多收一块钱票款，自己就可能多得几毛或几分的提成，但这可是劳动报酬，也是血汗钱啊！几个公交车司机家里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也都要养家糊口，难道就不该收这应收的一块钱票款？如果司机涉嫌违规乱收费，那你乘客向公司或政府主管部门投诉就是！真的，作为公交车司机，面对如此事件，无法不委屈！
从乘客的角度来看：应该相信，99.99％的乘客都是不会故意逃票的，且不说公交车票款都只不过那么一块两块的！任何人都不要随意怀疑、否定他人的理性和良知！本事件中乘客的委屈在于，我纯粹只是睡觉睡过了头才坐车坐过了站，绝不是为了省下一块钱而有意逃票。这下倒好，我还要坐车返回河东去，且不说要另买两块钱过河的公交车票，更重要的是误了时间误了办事。你公交车司机不但不安慰体谅，反而要我补交一块钱。你叫我在全车乘客面前如何做人？我不是不愿交这一块钱，也不是口袋里没有这一块钱，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叫我补票，我就非要跟你硬到底不可，看谁犟过谁！乘客的委屈，很多情况下确属情有可原。
但比较起来，笔者觉得公交车司机所受的委屈更大，更值得同情。因为司机的委屈于法有据，而乘客的委屈充其量只能算是情有可原！
考察公交车司乘之间可能的法律关系，最基本的当属《合同法》中规定的客运合同关系无疑。根据《合同法》有关客运合同的规定，客运合同是乘客向承运人支付票款，承运人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约定地点的双务合同。乘客的义务是支付票款，承运人的义务是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约定的目的地。一般情况下，票款的数额与运输距离、交通工具的档次、承运人的服务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到本事件中，乘客乘车过了河，车程比不过河要远，自然就要支付两块钱的票款。司机正是基于这个客运合同关系属性主张自己所属公交车公司的合同权利，进而要求乘客补交票款的。对于这一点，相信一般人都能理解。
问题就在于本事件中乘客并不需要过河，只是因为睡觉坐过了站，不得已才多坐了一段车程，并不是乘客有意要多坐车但又想少交票款。那么该乘客是否就无需补交这一块钱票款了呢？这涉及到双方客运合同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如何确定，是否成立和生效等诸多法律问题。首先，乘客上车投币一块钱，言明要到河东某站，不要过河，司机准许乘客上车，双方就坐车不过河、投币一块钱成立了客运合同关系。但此后的合同履行中，乘客因睡觉的原因坐车过河而不知觉。出于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司机不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去观察和发现哪位乘客是否睡觉了，是否会坐过站而及时给予提醒。司机应该全神贯注于全车乘客能否安全准点地到达目的地。某一乘客因自己睡觉的原因坐过了站，客观上司机必然提供了超额的客运服务，这就引起了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变化，司乘双方即已形成一个新的客运合同。根据新的客运合同，乘客就应当全面履行支付票款的义务，亦即应补交超程部分的票款。乘客如主张新的客运合同并不是自己本意而为，新的合同因无双方的合意而未成立和生效，那么根据“单方真意保留不影响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合同法原理，这样的主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笔者无意怀疑该乘客有意逃票，也无意指责该乘客不懂《合同法》的规定，只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希望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确立依法维权的意识，都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我们国家的法律尤其是民法，不仅是纠纷发生后用于保护权利的裁判救济之法，而且是日常生活中规范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尽量预防和避免民事纠纷的指引预防之法。两相比较而言，后者的价值和意义更要大许多。日常生活中对他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少一份埋怨和指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少一桩纠纷，多一份和谐！
愿社会法治！
愿天下大同！

⑤ 罗马万民法的演变过程

万民法意即“各民族共有的法律”，是继公民法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罗马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调整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之间以及异邦人和异邦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罗马法律。在罗马法司法体系中，万民法是比较成熟和发达的部分，也是后期罗马法的基本内容。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危机，罗马法学也开始走向衰落，统一法便逐渐取代了万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