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Ⅰ 中级法院二审一般多久下判决书

一、中级法院二审一般多久下判决书
1、中级法院二审一般3个月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1）收到一审判决书之日起15天内准备好上诉状递交给一审法院上诉窗口；
（2）一审法院受理之后，会将上诉状以及一审的全部材料移交给二审法院；
（3）二审法院收到之后会安排开庭时间并发出传票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4）如果一审有诉讼费，则上诉立案的同时会缴纳上诉费。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二、不服二审判决怎么办
1、立案，上诉的裁定或者判决，又告诉庭审查后直接进行裁决；
2、开庭，提前3日通知当事人开庭时间、地点、承办人；
3、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合议庭成员；
4、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
5、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
6、各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
7、合议庭合议作出裁决；
8、宣判。

Ⅱ 用人单位弄丢了员工人事档案2018法律规定：单位承担所有赔偿！

人事档案，相信每一位劳动者都不陌生，它记录一个人一路走来的主要经历、政治面貌、品德作风等个人情况，是个人身份、学历、资历的合法有效证据。在职工转正定级、职称申报以及办理养老保险时有重要作用。但总有一些意外情况使职工的人事档案没有得到妥善保管，给职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金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到了退休年龄想要申请领取养老金时却被告知用人单位不小心弄丢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里记录着金先生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以及视同缴费年限，想要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金先生必须提交证明文件补办人事档案！
金先生很早就开始参加工作，以前的记录早就无法证明，退休养老金迟迟办不了，为此金先生将单位告上了法院要求一个说法。经过6年，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解决，法院判处用人单位赔偿金先生人事档案丢失损失并协商负责金先生的养老费用终生。
我国《档案法》有明确规定，个人没有经手或管理自己人事档案的权利，甚至有些单位也没有管理员工人事档案的权利。
此外，法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由于档案管理处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当造成的档案丢失，管理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劳动者的档案丢失后，能够补办的只有就业关系证明，一些奖惩、职称评定等原始材料若无法补办，档案管理处（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协商赔偿因此对劳动者造成的全部损失。
判例要点：关于丢失档案一节，刘伟一审提交了中粮集团公司于2008年6月份提交给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证明及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根据以上证据可以看出，2008年刘伟的档案仍在富鸿花园物业公司。中粮集团公司与大连中粮系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股东，2013年2月为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办理注销手续。同年，大连中粮挂牌交易，改制为东和盛源公司，债权债务亦由改制后的东和盛源公司承担。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一审均无法说明刘伟档案的去向。鉴于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已注销，其债务应由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负担。故，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应当对由此给刘伟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酌定。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之规定，判决:中粮集团公司、东和盛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刘伟因档案丢失的经济损失60000元。
立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起诉原用人单位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受理的复函》 
（2006年6月13日 [2004]民立他字第47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4]皖民一他字第19号《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以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起诉原单位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保存档案的企事业单位，违反关于妥善保存档案的法律规定，丢失他人档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档案关系人起诉请求补办档案、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宁高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薛康波，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70年1月1日出生。
原审被告大连东和盛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一德街9号。
法定代表人武冰。
上诉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原审被告大连东和盛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和盛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0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石煜、法官杜丽霞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粮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康波，被上诉人刘伟到庭参加了诉讼。东和盛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粮集团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1.刘伟诉中粮集团公司的四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刘伟与中粮集团公司没有劳动关系；2.刘伟起诉要求中粮集团公司承担大连中粮相关的债权债务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中粮集团公司作为股东之一，依法对大连中粮进行清算，并且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刘伟诉中粮集团公司依法承担清算不当所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刘伟起诉中粮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2003年10月，刘伟从大连中粮离职，根据当时劳动法的规定应当在60日内向劳动仲裁部门依法提出劳动仲裁，但刘伟一直未向相关的行政和司法部门提出任何请求，上述诉讼请求均超过了诉讼时效；4.中粮集团公司对大连中粮决定进行清算的日期是2013年，在清算时刘伟与大连中粮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依据是刘伟与大连中粮长期两不找。诉讼请求中涉及的补缴社保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应当被支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不属于人身损害的范围，不应该被支持。
东和盛源公司一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伟称其1994年进入大连中粮。1999年6月，中粮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将其调至中粮集团公司驻大连工程处（富鸿花园项目，当时还未成立公司，不是法律主体），4个月之后成立了富鸿花园物业公司。2003年8、9月份，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让其待业，工资支付至2003年10月，之后其未再上班。中粮集团公司主张刘伟与其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不清楚刘伟的工作情况。
2007年10月，刘伟以中粮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与中粮集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发放经济补偿金187000元，赔偿金187000元；一次性支付2002年至2007年10月的工资469000元，赔偿金469000元。2007年12月17日，该仲裁委作出裁决，驳回刘伟的申诉。刘伟不服该裁决，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1.解除与中粮集团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按照大连中粮遣散员工的方法支付其经济补偿金355000元、赔偿金355000元；2.中粮集团公司为其补发2002年5月1日至2007年10月8日的工资1005000元、赔偿金1005000元；3.中粮集团公司为其理顺、补清因其过错而造成的保险、医疗、公积金等系列问题，并承担相关费用；4.中粮集团公司承担取证费（即至大连往返路费387元）；5.中粮集团公司承担欠缴的采暖费7920元及暖气分户费用800元；6.按照劳动合同和政府的相关规定给予其生活补助费；7.中粮集团公司承担其住房公用设施的下水道疏通费2500元；8.中粮集团公司承担房改损失费50000元；9.中粮集团公司书面道歉并登报公开，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000元；10.承担通讯费用1000元；11.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交通费、仲裁费等由中粮集团公司承担。2008年7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东民初字第00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刘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刘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伟曾于1997年3月28日与大连中粮签订两年期的劳动合同，后双方三次续签劳动合同至2002年3月28日。1999年6月，刘伟称其至“富鸿花园”工作。刘伟认为“富鸿花园”为一项目名称，发展商即为中粮集团公司。中粮集团公司认为其并非“富鸿花园”的发展商，刘伟至“富鸿花园”工作，即为至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工作。在大连中粮的《干部调动报告表》中注明，刘伟于1999年6月至2001年3月在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工作，该《干部调动报告表》同时显示刘伟于2002年3月15日自大连中粮调入富鸿花园物业公司。2002年3月，刘伟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变更申报表》中亦注明其工作单位由大连中粮变更为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同年3月14日，大连中粮向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出具的《工资介绍信》中注明:兹有我单位刘伟同志经批准调往你单位工作，我单位已从2002年4月1日停发工资。富鸿花园物业公司提供了刘伟自大连中粮至富鸿花园物业公司的《职工调转介绍信》复印件，同时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出具证明，称由于员工人事档案原始材料原件无法邮寄，现材料为复印件。中粮集团公司与刘伟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中粮集团公司亦未向刘伟发放工资。2000年7月1日，秦炳元作为投保人为刘伟投保康宁定期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2001年，刘伟曾书写住房申请书，称“本人在1999年6月由中粮总公司计财部向大连中粮进出口公司商调至富鸿花园工作至今”等，富鸿花园物业公司总经理何×批注为:刘伟同志在富鸿工作期间，积极努力‥‥‥目前在我司任开发经营部经理职务，‥‥‥我司同意按公司住房相应待遇规定给予解决。2002年，刘伟在有“富鸿花园发展商2002年3月份”字样的工资表上签字领取工资，该工资表上富鸿花园物业公司总经理何×签字批准。刘伟提交一份视听资料，刘伟称此为何×的录音资料，以证明其工资系大连中粮代中粮集团公司发放。中粮集团公司对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大连中粮和富鸿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均为注册在辽宁省大连市的独立核算法人企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伟主张其与中粮集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2001年3月的住房申请、干部调动申请表及与富鸿物业公司的职员何×的录音，住房申请表明刘伟在富鸿物业公司工作过，干部调动申请表证明，刘伟调入了富鸿物业公司工作，并不能证明其与中粮集团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刘伟主张与中粮集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解除与中粮集团公司的劳动关系，支付其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138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另查，中粮集团公司、大连中粮是富鸿花园物业公司的股东。2012年12月25日，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决议:因经营不善，长期无业务，同意注销本公司。2013年2月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被注销。2013年5月22日，大连中粮名称变更为东和盛源公司，企业改制前的全部债权债务由东和盛源公司承担。关于档案情况，刘伟主张2002年3月，大连中粮在中粮集团公司的要求下将其档案调入富鸿花园物业公司，但现在找不到自己人事档案的去向。刘伟就档案情况提交如下证据:1.2008年中粮集团公司提交给东城区人民法院的补充证据（二）的证据目录，显示:“证据二:《职工调转介绍信》说明:刘伟的档案存放在大连中粮富鸿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处，因担心邮寄丢失，无法直接提供给法院。但其将档案中的《职工调转介绍信》复印并加盖公章后，提交法院。”2.证明，显示:“由于员工人事档案原始材料原件无法邮寄，现提供材料为复印件。”该份证明上显示有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公章。3.（2008）东民初字第00841号判决书，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显示:“…庭审中，富鸿花园物业公司提供了刘伟自大连中粮至富鸿花园物业公司的《职工调转介绍信》复印件，同时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还出具证明，称由于员工人事档案原始材料无法邮寄，现材料为复印件…”。中粮集团公司对证据1-2认为是第三方出具的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东城法院的判决书真实性认可。中粮集团公司称经查询富鸿花园物业公司的档案材料，未找到刘伟的档案。
一审法院另查，刘伟户口性质为城镇户口。
2014年10月13日，刘伟以中粮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中粮集团公司为其找回档案；2.中粮集团公司补全其硕士毕业生的档案手续；3.中粮集团公司补偿因人事档案管理不当给其造成的损失1704000元；4.中粮集团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0元；5.中粮集团公司赔偿其二个子公司所欠工资损失1700000元。2014年10月20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4）第0175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伟不服该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同仲裁请求。2014年12月16日，刘伟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准予撤诉。
2014年12月28日，刘伟再次以中粮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中粮集团公司对其被注销的子公司富鸿花园物业公司未为刘伟缴纳的2003年10月至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被注销之日期间的社保费，予以补缴，如不能补缴，应赔偿由此给刘伟造成的经济损失；2.中粮集团公司赔偿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应向刘伟支付的生活费63247元；3、中粮集团公司赔偿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应向刘伟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0330元；4、中粮集团公司对富鸿花园物业公司丢失刘伟人事档案一事，书面道歉、补办档案、赔偿其经济损失80万元和精神损失费5万元。2014年12月18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5）第0039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伟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东和盛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可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
关于丢失档案一节，刘伟一审提交了中粮集团公司于2008年6月份提交给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证明及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根据以上证据可以看出，2008年刘伟的档案仍在富鸿花园物业公司。中粮集团公司与大连中粮系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股东，2013年2月为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办理注销手续。同年，大连中粮挂牌交易，改制为东和盛源公司，债权债务亦由改制后的东和盛源公司承担。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一审均无法说明刘伟档案的去向。鉴于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已注销，其债务应由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负担。故，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应当对由此给刘伟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 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7年10月，刘伟至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仲裁时效中断。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13866号民事判决书。自此刘伟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且其诉讼主体错误，但其时至2014年10月13日才再次申请仲裁，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其要求中粮集团公司赔偿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应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及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刘伟要求中粮集团公司补缴社保、就丢失其人事档案一事书面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处。
刘伟系城镇户口，故其要求赔偿因不能补缴社会保险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之规定，判决:一、中粮集团公司、东和盛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刘伟因档案丢失的经济损失60000元；二、驳回刘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中粮集团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明确，没有标明适用的实体性法律条文，只是写明了适用的程序性法律条文。一审法院裁决依据为股东的清算责任，并不是基于劳动法律关系来认定责任，而对于股东的清算责任在实施部分并没有作调查。2.一审判决确定中粮集团公司与东和盛源公司承担刘伟因档案丢失的经济损失，但对于双方承担何种责任，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明确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刘伟档案最后的存放地应为富鸿花园物业公司，中粮集团公司与东和盛源公司均为该公司的股东，对于股东承担责任的依据以及最后责任承担的比例，一审判决没有明确提出，中粮集团公司对于一审判决的结论无所适从。3.刘伟自2003年从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辞职后，对其档案一事，一直未与原单位联系，直到该用人单位进行清算时，无法核实刘伟档案的存在与否。中粮集团公司认为，对于刘伟档案丢失一事，刘伟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中粮集团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中粮集团公司不支付刘伟因档案丢失的经济损失六万元。
刘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刘伟不同意中粮集团公司的上诉理由。该案属于劳动权益，也应按照相应的劳动权益来进行处理。中粮集团公司没有新的证据推翻一审判决。刘伟离职时没有解除合同，至今也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刘伟的档案理所应当在公司存放。从刘伟被待岗到2008年起诉中粮集团公司时，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就向中粮集团公司提供刘伟的个人信息。2013年公司注销，刘伟的联系方式一致没有变更，但是一直未得到联系。富鸿花园物业公司解散的时候，中粮集团公司和大连中粮属于总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的关系，中粮集团公司理应承担主要责任。东和盛源公司与中粮集团公司之间属于中粮集团公司内部问题，不能以东和盛源公司现在与中粮集团公司没有关系进行推脱。这些事情给刘伟造成了很多损失。
东和盛源公司二审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一审证据及各方当事人一、二审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刘伟一审提交的另案材料证明刘伟的档案2008年仍在富鸿花园物业公司。富鸿花园物业公司现已注销，其与刘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其股东中粮集团公司与大连中粮承担，东和盛源公司作为改制后承继大连中粮的权利义务的主体，一审判决确定中粮集团公司与东和盛源公司共同赔偿刘伟因档案丢失的经济损失并无不当。中粮集团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股东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的约定系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刘伟。中粮集团公司及东和盛源公司之间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中粮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充分依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 第（一）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伟负担5元（已交纳）；由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东和盛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Ⅲ 中铁电气化局刘志远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张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市，汉族，大学文化，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曾任原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人张曙光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大明，北京桓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希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01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于同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孙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曙光及其辩护人王大明、杨希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审判长宣读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张曙光分别利用担任原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在解决蓝箭列车使用及列车配件销售、技术产品应用、工程项目中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杨建宇、戈建鸣、王建新等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 181 315.35元。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张曙光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
审判长宣读张曙光第一起受贿事实。2000年至2011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机车公司)、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轨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上述两家公司分别解决蓝箭动车组租赁到期后继续使用及列车空调设备销售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在北京等地收受或者同意其情妇罗菲(另案处理)收受杨建宇送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102979.35元。
第二起受贿事实：2004年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期间，在明知时任青岛四方新诚志卓客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诚志卓公司)董事的杨庆凯希望其帮助该公司获得更多普通客车车辆内饰产品等配件的订单业务，并进入动车组零配件供应商行列的情况下，在京都信苑饭店收受杨庆凯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2006年11月，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明知时任新诚志卓公司董事长的杨庆凯有上述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杨庆凯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78667元。
第三起受贿事实：2004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期间，接受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达公司)总经理刘越胜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装备部研究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四方公司)报送推荐亚通达公司引进国外蓄电池技术和集便器技术生产CRH2型动车组配件的方案时，同意该方案。2005年春节前后，张曙光在刘越胜对其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其帮助亚通达公司参与300公里动车组业务之后，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越胜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第四起受贿事实：2005年至2006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总经理王康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在铁道部中标“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技术引进国产化”项目、获取较高代理费率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先后7次在办公室等地共计收受王康给予的人民币7万元、美元4万元和欧元1万元，以上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479538元。
第五起受贿事实：2005年、2007年及2009年春节期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苏城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洪发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动车组车窗业务的请托，先后3次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徐洪发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0万元。
第六起受贿事实：2005年至2009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表示愿意给其财物，并请其给予今创集团支持之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今创集团成为动车组辅助电源等配件的配套生产商及压低外方谈判条件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分别以需要用钱、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需要用钱为由，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的具体数额，先后3次在京都信苑饭店收受戈建鸣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交给妹夫王勇保存，部分被用于为罗菲买房，其余被张曙光和罗菲挥霍。
第七起受贿事实：2007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下称正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多次向其提出请托，请求帮助将该公司研发的交直交1600KW牵引变流技术和列车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转化为产品应用于高铁之后，指示该公司不要停止研究工作，为将来应用做准备，同时表示合适时让该公司先进入地铁检验，以后再进入高铁领域。为此，张曙光于2007年至2009年间，以购买房屋、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由，先后3次在北京收受王建新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5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用于购房，部分被张曙光交给王勇保存，其余被张曙光和罗菲挥霍。
第八起受贿事实：2007年前后，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无锡市万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无锡万里公司)法定代表人谈国良的请托，答应帮助该公司获得300公里动车组的集便器业务。次年，张曙光接受谈国良的请托，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给时任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丕庆打电话，帮助无锡万里公司催要集便器货款，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后即付清无锡万里公司的集便器货款。为此，张曙光于2007年间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谈国良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于2010年春节前在家中收受谈国良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第九起受贿事实：2009年3月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时速380公里动车组列车车门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陈丙玉给予的人民币50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交予王勇保存，其余被张曙光、罗菲挥霍。
第十起受贿事实：2009年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电气化局)总经理刘志远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电气化工程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志远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该公司于2009年6月中标哈大线电气化工程项目。2010年3月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刘志远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电气化工程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志远给予的欧元3万元，折合人民币272 625元。后张曙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该公司于2010年8月至9月间中标南广线和合蚌线等标段的电气化工程项目。
第十一起受贿事实：2009年至2010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建电气化局)董事长薛之桂和总经理郑斌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等事项提供帮助，先后5次在办公室共计收受薛之桂、郑斌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欧元4万元和美元2万元，以上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72556元。
第十二起受贿事实：2010年夏，时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张曙光在吉林省长春市开会期间，在吉林省金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金豆集团)法定代表人金明南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动车组座椅生产业务之后，在长春香格里拉饭店收受金明南给予的附有载明持卡人姓名及银行卡密码纸条的银行卡3张，该3张银行卡内共计存款人民币200万元。
第十三起受贿事实：2009年年底至2011年1月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中车机车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的介绍下，接受双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双双集团)法定代表人陈晓美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有关列车电机项目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与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合作提供帮助，为此于2010年6月、2011年1月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先后收受陈晓美给予的港币100万元和5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29.495万元。
审判长宣读法院对被告人张曙光辩解及辩护人辩护意见的核查及综合评判的内容。对于被告人张曙光提出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核查并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其是在戈建鸣事先表示了要用钱就找他的情况下，才提出需要具体数额的钱款，其没有索贿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戈建鸣事先向张曙光明确表示过如果需要用钱可以予以解决，不让张曙光再找别人，张曙光收受戈送予的钱款不属于索贿的辩护意见，经查，在张曙光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之前，戈建鸣确向张曙光作出“要用钱就找他”等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视为事先主动提出愿意给张曙光财物的概括表示，张曙光在此情况下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及具体用钱数额，不属于索贿，故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在本案中其未做损害国家利益之事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在收受他人财物的过程中没有为请托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其在为请托人办理请托事项时，能够坚持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底线，严把安全关和技术、质量关，按各项规章和程序办事，没有打招呼干涉企业正常招标的辩护意见，经查，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基本属实，但其中提到的张曙光的行为均为其职责所系，不足以成为对其从宽处罚的理由，故本院对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有的受贿没有刻意为他人谋利；为部分企业与外方谈判是为国家整体利益和减少国家高铁建设成本，其行为不同于直接为他人谋利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张曙光作为高铁技术引进的负责人，在中外企业的合作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使中方相关企业也获得了利益，张曙光的此行为与其直接为中方企业谋利有本质区别，张曙光收受款物数额绝大部分具有人际人情交往的属性，在量刑上有可宽宥之处的辩护意见，经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据此规定，故意为他人谋利与刻意为他人谋利，直接为他人谋利与间接为他人谋利，对于认定受贿罪均无本质区别；鉴于被告人张曙光受贿情节特别严重，其未刻意为他人谋利和未直接为他人谋利均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本案中张曙光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属于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权钱交易，并不具有人际人情交往的属性。故本院对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关于辩护人所提指控张曙光的部分受贿犯罪还停留在承诺、许诺所请托事项的阶段，张曙光尚未办理请托事项的辩护意见，经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即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故张曙光的部分受贿犯罪虽停留在承诺、许诺所请托事项的阶段，亦已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该情节不足以成为对张曙光从宽处罚的理由，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5、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没有为杨庆凯、徐洪发提供帮助，拒绝了陈丙玉、金明南的请托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杨庆凯、徐洪发、陈丙玉和金明南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张曙光明知该四人送予财物的目的和请托内容，虽然张曙光曾拒绝陈丙玉和金明南的请托，但此后其在明知该二人具有具体请托事项时仍收受该二人送予的财物，应认定其承诺为杨庆凯、徐洪发、陈丙玉和金明南所在单位谋取利益，其收受该四人送予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既遂，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6、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认为多次出国收受王康送予的外币属于王康所在公司为引进项目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中的一种，张曙光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在侦查阶段已供述自己清楚王康多次送其外币的目的，一是保持项目做下去，二是在每个项目中在代理费的确定上其能帮助说好话。该供述与王康的证言等证据可相互印证，辩护人所提张曙光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的意见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7、关于辩护人所提王建新是希望张曙光在技术上给予帮助，并为其自主研发的两项技术有朝一日用于铁路机车上提供支持，张曙光未因收受王建新的钱物而为其谋取不当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王建新的证言及被告人张曙光的供述均证明王建新并非希望张曙光在技术上提供帮助，而是希望张曙光利用职务便利为王建新公司的两项技术应用于动车组提供帮助，供证一致，足以认定；张曙光明知王建新的请托事项而收受王建新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张曙光是否为王建新谋取不当利益不影响张曙光受贿罪名的成立，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8、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始终如实供述收受贿赂的有关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多项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确有坦白情节；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犯罪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属于同种犯罪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张曙光主动交代行为不构成自首。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中构成坦白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其余构成自首的意见不予采纳。
9、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在接受调查之初检举了他人的犯罪线索，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无证据证明张曙光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对他人犯罪案件的侦破起到实际作用；其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并非到案后实施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不构成立功，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0、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没有前科，案发后认罪悔罪，积极联系家人退赔赃款赃物，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或退回的辩护意见，经查，该部分辩护意见属实，本院酌予采纳，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曙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张曙光所犯受贿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因涉嫌受贿被调查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唯在张曙光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及具体用钱数额前，戈建鸣已向张曙光作出了愿意给予其财物的概括表示，指控该起事实为索贿不当；张曙光同意杨建宇为罗菲购买的两块手表均为罗菲选定后由杨建宇代为支付货款，应以杨建宇实际支付的货款认定张曙光的受贿数额，将上述两块手表的鉴定价格指控为张曙光的受贿数额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张曙光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在案扣押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超出犯罪所得部分作为被告人张曙光的个人财产，并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项执行(清单附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