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法财团法人

Ⅰ 孙宪忠的学术观点

1、在民商法方法论方面，提出“抛弃批判、立足建设”的观点，认为应从过去的对民商法学的现有国内外科研成果的否定性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不要总想着批判他人，而应该认真地从建设我国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构造自己的民商法。现行法学包括了过多的“以阶级划线”批判他人的内容，而对我们自己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却不甚了了。立足建设，需要吸收传统民商法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自己历史上的符合法理的制度，也需要按照国情和时代进行积极的创造。
2、最早提出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问题，提出对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进行改造。孙宪忠认为，作为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法财产权利制度并不一致，他们之间有一个决定和被实现的关系。所有制并不能照相式地反映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公有制并不一定要反映为国家所有权，国家掌握股权、企业法人享有所有权，也是公有制的反映形式。孙宪忠比较早地探讨了世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以及该体制下民法、商法的基本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最早探讨了财团法人的财产权利的独特性，并提出按照财团法人所有权形式规范中国法人财产权利的见解。
3、在民法学总论方面，对法律行为制度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孙宪忠比较早地将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介绍到国内，并深刻地研究了法律行为制度的源流及其本质，指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差异；尤其是孙宪忠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确切含义进行的正本清源性质的研究，纠正了理论界原有的错误认识，扭转了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法学界长期遭到否定的局面，使其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基本上已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重新复活。由于该理论对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安全提供了切实的法理基础，所以，这一理论在我国大陆的复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孙宪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被立法和司法解释接受，而且孙宪忠的学术主张获得了国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法学界的承认。
4、在民法物权研究领域，提出了系统的立法观念和体系。在物权法总则方面，孙宪忠通过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动产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制度和中国实践情况的研究，建构了中国物权法基本体系、法理、物权类型及相关制度，创建性地指出物权法具有静态动态支配关系调整、物权变动调整、第三人保护这三个基本范畴。孙宪忠认为：物权法应具有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绝对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特定原则和物权抽象原则，物权法兼有静态和动态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物权变动时，应当区分作为原因的债法行为和作为结果的物权行为的要件、时间及其效力，物权变动应依其自身要件产生相应的效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孙宪忠提出的应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中国物权法的基本理论构成、物权行为制度较善意取得制度更有利于客观公正地保护第三人，指出应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完善的登记制度的诸多见解，已为中国物权司法所采纳，并且成为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稿的理论基础。孙宪忠最早将世界上公认最发达的德国民法物权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基本制度引进国内，对中国物权法立法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物权法分则部分，孙宪忠早在90年代初首次在中国从民法物权法角度对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多项成果被后来的立法采纳。此外，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法理对物权法具体制度的建设提出了系统的设想。比如，孙宪忠提出，物权法对“国有所有权”制度应采中央地方分级所有理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应采法人理论重新建构、并且对财团法人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建筑物所有权等制度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些理论，对拓展了物权法研究领域及研究思路，实事求是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物权法体系作出了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5、在不动产法研究方面，提出的多项成果为学术界承认，并且被立法采纳。比如，孙宪忠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系统地研究了不动产登记问题，指出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效力、物权变动的根据效力、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善意保护效力和警示效力；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上的“五个统一原则”，即统一登记法律依据、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程序、统一权属证书的理论。该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物权法立法、土地立法和不动产登记法立法的指导思想。

Ⅱ 理事长与董事长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庭。

董事长就是一家之长；理事长就是协调家庭各种关系的。

从大的方面来说：
理事长:是理事会的召集人,公司股东之间的协调人。
董事长:是责任股份制公司董事会的最高首长,也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更是公司最高权利决策者。

拓展知识：

1、董事长

董事长是公司或机构的最高管理者，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为公司利益的最高代表，领导董事会。

直接上级：董事会

下属岗位：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总裁）

岗位性质：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重大事项的决策人

2、理事长

理事：代表团体行使职权并处理事务的人员。

理事长为该类人员的代表者或是该类组织的领导者。

理事长在日本动漫中也包含校长，校管理员一类意思。

Ⅲ 民法典在边疆地区的实施可能存在哪些特殊问题

（一）存在较多的制度缺失
“作为法典起草的基本方针，是制定一部简明的法典还是一部详细的法典，一部抽象的法典还是一部具体的法典，这是困扰法典起草者的大问题。”就此问题，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定位为民事基本法，总体上比较抽象原则，具体的问题留给司法解释和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编纂应当强调法典中心主义，尽可能发挥其规范作用，避免失去其私法一般法的地位。虽然哪一种观点更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但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民法典编纂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实现法典中心主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注重民法典作为私法一般法的地位，其应当规定民法的基本内容。如果《民法典》过多地依赖司法解释和民事特别法，就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法典中心主义的要求。
从法典中心主义和民事立法体系化的要求出发，我们的民法典应当“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就所有的民事事项作出规范”，就私法关系“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比较遗憾的是，我国《民法典》在诸多问题上并没有做出规定，从而导致较多的制度缺失。当然，就制度和规则的缺失与否的确定，学者之间也难以取得共识。笔者依据自己对于《民法典》制度和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认为，目前的《民法典》存在如下制度缺失，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认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具体来说，笔者所认为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
1、第一章“基本规定”。本章第10条就民法的法源作出了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第6条以“政策”作为法源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仅规定了法律和习惯（实际上应为习惯法）是民法的法源，但是，没有明确如果没有习惯，法官依据何种法律渊源（如法理）进行裁判。另外，本章对于法律解释规则没有做出规定，这就无法有效地指引和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
2、第二章“自然人”。本章对于自然人的规定，存在若干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追认时的救济措施（参见台湾地区“民法”第 15-2 条第4款），法律上应当确立申请法院的同意或追认以代替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的制度，否则，无法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二是本章也没有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这会给实践带来困扰。三是没有明确遗嘱监护中父母双方指定的人不同时，如何遗嘱监护人的确定规则（如以后死亡的父母一方的指定为准，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776条第2款）。四是没有规定委托监护制度，无法有效回应我国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等社会现实。四是没有规定监护人有正当理由时的辞任制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889条、《瑞士民法典》第383条、《日本民法典》第844条），这不利于平衡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利益。五是缺失了监护监督人制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792条和第1799条、《日本民法典》第848条和第849条、《法国民法典》第420条），这就无法回应现实中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滥用监护权的现象。六是缺失了财产代管人制作财产清册的规则（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48条、《韩国民法典》第24条），这可能不利于预防纠纷的发生，也不利于防止财产代管人滥用权利的行为。
3、第三章“法人”。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没有规定社团罚的规则。社团罚,是指针对违反社团章程或做出其他违背社团利益行为的成员的纪律措施。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社团罚的规范，造成了法律空白。二是没有对捐助法人章程记载事项的要求。章程对于捐助法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法上往往都对章程应记载的事项作出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6条、《日本民法典》第37条和第39条）。法律上应当特别强调章程的记载事项（如捐助法人的名称、特定目的、财产和符合法律要求的组织机构设置）。三是业主团体的地位不明确。随着我国民众居住方式的改变，业主团体（而非业主委员会）成为社会中重要的组织，法律应当对其民事主体作出回应。四是公法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公法人的重要类型是公法财团（如社保基金），如果“特别法人”基本上就是公法人，应当在此一节中规定公法财团。
4、第五章“民事权利”。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虽然《民法典》第185条就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规定，但是，普通人死亡后其人格利益如何保护还是一个制度上的空白。二是没有规定人格权商品化的规则。在现代商业社会，人格权商品化（包括死者人格要素的商品化）是重要的民事关系，如果民法典不设置人格权法编，就应当在总则中的人格权制度中予以规定。三是缺失了无因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则。无因管理制度是比较复杂的制度，如果未来民法典分则编不再规范无因管理，而总则部分仅设一条（第121条）对其进行规范，是远远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的。四是缺失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具体规则。与无因管理制度类似，不当得利制度也包含了诸多的具体规则，如果未来民法典分则编不再规范不当得利制度，仅靠目前总则中的一个条文（第122条），无法有效规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实现本法第1条确立的“调整民事关系”的立法目的。
5、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对于准民事法律行为的准用规则。二是没有明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无效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台湾地区“民法”第 75条）。三是缺失了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无效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1条、台湾地区“民法”第78条）。四是没有规定真意保留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6条、《日本民法典》第93条、《韩国民法典》第107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6条）。五是没有规定戏谑表示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8条）。六是缺失了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40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12条）。七是没有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附不法条件、附不能条件、附既成条件的规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31条至133条、《韩国民法典》第151条）。八是欠缺附条件和附期限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应当取得的权益的保护和处分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60条、《日本民法典》第128条和第129条、《韩国民法典》第148和第149条）。
6、第七章“代理”。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明确代理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准法律行为的规则。二是没有规定法定代理中的共同代理规则。三是没有规定代理行为瑕疵的认定规则，即原则上就代理人予以确定（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66条、《日本民法典》第101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5条）。四是缺失了法定代理中的复代理规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06条、《韩国民法典》第122条）。五是没有规范借名实施的法律行为（即经过出名人的允许）和冒名实施的法律行为（即未经出名人的允许），导致无法对社会问题做出有效回应。
7、第八章“民事责任”。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规定自助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29条和第230条、《瑞士债务法》第5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51条），这不利于民众的自力救济。二是缺失了请求权竞合的一般性规则，目前仅在第186条规定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对于其他请求权竞合（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却没有规范。
8、第九章“诉讼时效”和第十章“期间计算”。这两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明确规定基于身份关系而发生的不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4条、《俄罗斯民法典》第208条）。二是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关系是时效中止的事由（参见《法国民法典》第223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941条），这不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三是没有就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如10年，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7条），以强化民法的人文关怀。四是没有就期间的自然计算法作出规定。自然计算法，是指依据时间单位以计算时间的方法。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198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规定，遗憾的是，《民法典》第十章基本上是就历法计算法作出的规定，而缺失了自然计算法的规则。
（二）存在一些法律体系化方面的欠缺
民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民法典编纂中要实现的体系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形成外在体系。二是形成内在体系。外在体系，是指以一定的逻辑方式对从各种生活事实层面抽象所得的法的概念、制度加以建构的体系；而内在体系，是指反映民法内在论证关联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系。简言之，外在体系是制度规则体系，而在体系是价值体系。
就推动民法外在体系的形成方面，《民法典》存在如下问题：
1、民法典总则编与分则各编的协调存在一定的问题。《民法典》应当与民法典的各个分编共同组成有机的整体。但是，《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很好地与分则编协调。例如，本法就物权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第116条），还明确了物权的客体（第115条），但这些内容原本属于民法典物权法编的固有内容，总则中的规定难免与未来民法典的物权法编发生重复。再如，就民事法律行为而言，其是否适用、如何适用于未来婚姻家庭法编中的身份行为，《民法典》也没有予以明确。
2、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贯彻不彻底。在外在体系方面，我国立法机关明确了，民法典编纂要采取提取公因式模式，但是，在《民法典》立法中，有时却没有贯彻这一立法技术。例如，在法人制度中，本法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这就导致无法就各类法人的组织和运行提取共同的规则，因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中既有社团也有财团。整体上，法人制度的规则比较凌乱，这与其没有贯彻提供公因式模式有关。再如，民事权利章中的诸多规定也基本上是对个别权利的宣示，难谓分则编中的共同性规则。
3、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不明确。例如，《民法典》第184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免责规则，但是，这一规则似乎应当似乎无因管理制度（第121条）的组成部分，但本法并没有予以明确。再如，本法第185条确立的保护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规则，应当是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组成部分，置于第110条之后比较妥当。
另外，在推动形成民法的内在体系，《民法典》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民法基本原则和规则有时存在冲突。例如，《民法典》在第3条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私权神圣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却与本法第196条中确立的非登记动产的返还求权适用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德国法上，其民法典第197条规定非登记动产的返还请求权适用3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本法第196条的规定无法贯彻私权神圣原则。
2、规则之间有时存在冲突。例如，本法在多处明确了监护制度中应当坚持的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第31条、第35条），但是，在第27条和第28条又明确了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应当“按顺序担任监护人”，这并不符合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曾在立法中明确了担任监护人的顺序，后来认为这些规定不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都在修法时予以废止。再如，《民法典》就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明确了其不可变更，以尊重私法自治；但是，就撤销权的行使却仍然要求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如第147条、第148条、第150条），这又不当地限制了私法自治。
《民法典》之所以会存在体系化上的问题，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一方面，其从实际问题出发，努力回应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从体系出发进行规则的拟定和制度的构建。例如，两户制度是从问题出发、从尊重既存事实出发进行的制度设计，而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制度是从体系出发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两户是属于自然人、法人还是非法人组织，就不甚明确。再如，见义勇为（第183条）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拟定的条文，而无因管理制度（第121条）则是从债法的体系出发所作的规定，目前的规定使得两个规则存在一定的不一致。
我国新颁布的总的来说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都趋于完善，代表着我们在法治道路的探索中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勇于解决，我国的法制建设才会越来越完善。

Ⅳ 黄茂荣个人履历

黄茂荣教授，一位台湾嘉义县人，于1944年1月11日出生。他拥有台湾大学法学士和法学硕士的学位，分别于1962年9月至1966年6月、1968年9月至1970年6月期间获得。随后，他在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从1971年10月至1974年5月完成学业。紧接着，黄教授在1974年8月至1975年7月期间作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进行研究。

1975年，黄茂荣教授回到台湾大学法律学院任教，并成为专任教授及财经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教授的课程包括民法总则、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税法总论、税法各论、税法专题研究等。1992年2月至1995年1月，黄教授曾借调至“公平交易委员会”担任第一届委员三年。他目前还兼任世界税法协会理事、台湾财团法人民法基金会理事、台湾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委员，以及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至2006年，黄茂荣教授已出版个人专著二十余本，编著和主编三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六十余篇。除了学术工作，他还从事了许多相关法律实务工作，创办了在台湾享有盛誉的《植根杂志》和植根出版社，同时组织研究团队研发“植根法律数据库”和“植根法律网”。在民法、财经法、公平法、税法等领域，黄教授具有深厚的专业造诣，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08年，黄茂荣教授出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进一步体现了他在法律领域的卓越贡献和影响力。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背景，使他在法律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