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争议的案例
㈠ 刑法案例分析
1、被告人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致人死亡。原因：被告人拉电网是为了抓住小偷，不是为了电死小偷。而且被告人怕电死人，还客观上采取了他认为的不会电死人的手段，即去掉电源插销上的一片铜片，以为只接一根火线不会死人，并在铁丝网通电后用手背试过一次。即是说，他是在自己确认不会电死人（尽管他是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才通上电的。也就是说，被告人对于电死人这种后果是不希望也不放任的。而是由于自信不会电死人（因为他采取了他自认为安全的手段，也测试过了），不存在电死人的主观故意性，结果却发生了这种后果，这种后果他也不想见到（由其事发后赶到现场想救人的表现看）。。。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对于这种后果他是过于自信产生的过失。
2、张某.杨某构成故意杀人罪。钱某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原因：客观上，钱某给的是硫酸铜（一种只会引起呕吐.肚子痛而不会致人死亡的药物。主观上：钱某不具有与张某、杨某共同犯罪的故意。客体上，其行为更不曾对被害人的生命产生过威胁。所以钱某无罪。
张某是未遂犯，其有犯罪的故意，也有犯罪的行为，只是因为工具不能犯，所以犯罪被迫终止。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杨某是犯罪中止，尽管她也是工具不能犯，但其并不知其不能犯，而是以为自己有能力犯，但却是自己的主观放弃，其放弃后也做出了一些挽救的行为，其结果也没有达到其所预先的犯罪目。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据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杨某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结果，所以应当免除处罚。
3、某甲之前推小孩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失犯罪，也可能是意外事件。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其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杀人未遂还是故意杀人即遂呢？在这里我觉得是前者更合适些。
原因：
某甲动手杀人时小孩已死，而某甲不知道，这属于认识错误，属于不能犯，所以，尽管其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也有杀人的行为，但其无法达成某甲的目的。所以某甲是杀人未遂。也许有人说，小孩死掉，也因某甲而死，难道没达到某甲的目的。不能这样理解，要想，某甲后来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导致其想要的结果的，是属于不能犯的。其危害结果是前一个行为导致的。也就是说，某甲做了两个行为，一个行为是过失或意外，另一个是故意杀人未遂。所以，某甲有事实的两罪。也不属于可以从一重处罚的情况，所以可以数罪并罚。
许霆案对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广州发生的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17．5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万元的案例，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该案已两审终审，但其引起的法律思考还在继续，许霆案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映的事物本质、涉及的法律价值冲突的问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讨。
纵观许霆案件的争论大致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罪与非罪为争辩焦点，核心问题是应适用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上的“盗窃罪”；二是普遍认为在司法程序上发回重审不合法，广东省高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一审所查证的事实是清楚的，而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前后矛盾；三是一审结果反映出刑事司法存在着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问题。由此可见，所有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许霆案件本身，就事论事，没有把它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量。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该案涉及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影响下的法律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
一、从社会学的视角考量许霆案
（一）许霆案件的讨论超出了辩护的范畴，关注点在于执法公正
从2007年11月此案开始受到社会关注，直到2008年5月初重审改判结案，半年来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其中观点对立，冲突尖锐，社会公众对个案的关注程度、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2002年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专家召开个案论证会发表论证意见开始，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开始逐渐关注。但在许霆案件之前，公众对案件的评论意见基本是以辩护一方为代表的无罪和罪轻的意见，舆论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对许霆案件讨论的深度、广度可以发现，争论意见涵盖了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此罪与彼罪、程序是否合法等各层面的问题。这场关于许霆案件的大探讨，远远超出了辩护的范畴，深入到执法是否公正的较深层面。这是本案凸现的社会关注中最积极的变化之一。
（二）社会关注面广泛，讨论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与参与
社会各层面热烈地参与着许霆案件的讨论，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08年1月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专题报道了此案，2008年5月7日央视《法律与生活》栏目再次播出许霆案件的专题报道，舆论导向明确。该案在社会民众中反响广泛，引起了领导层的注意。两会期间，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云龙在审议两院报告时发表了对此案的看法。“广东处于改革前沿，将会有大量类似许霆的新型案件发生，希望两院对弱势群体的审判要慎重。”在广东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与会代表也关注并参与了许霆案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参与重庆团讨论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许霆案是比较特殊的，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不太合适，判盗窃罪还是可以的。”[4]姜兴长同时表示，“立法往往是滞后的，从许霆案来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注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也需要我们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完善。”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尚未做出终审判决之前，社会各阶层代表不同的声音、媒体明确的舆论导向、决策层对案件如何处理的明确表态，在过去任何一个案件中都是没有的现象，现代司法理念如此深入社会与民心由此可见。
（三）社会、媒体、决策层等各方意见影响了最终的判决
从2002年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专家召开个案论证会，发表论证意见开始，至今引起全国关注的民事、经济、刑事等各类案件共有20余起，但如许霆案，因社会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使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重新审理，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由无期徒刑改为5年有期徒刑，各方的意见影响了最终的判决，此案为全国首例且仅此一例。
（四）许霆案影响了已判和未判的相类似的案件
许霆案件最终由于法院改判结案，但它的辐射效应波及到了已判和未判的相类似的案件，其影响远远没有结束。云南何鹏案是已决案件，2001年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何鹏，利用银行电子计算系统出现故障、自动柜员机丧失识别能力之机，使用仅有10元的储蓄卡，从自动柜员机里窃取了银行的42．97万元，于2002年7月12日判处无期徒刑。许霆案件改判后，何鹏提出申诉，认为量刑过重。如今有了许霆案的先例，能否重审何鹏案，能否参照许霆案改判何鹏案，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云南何鹏与广东许霆虽相隔千里但命运相关。还有正在审理过程中的宁波唐风军案。为了审理类似的相关案件，最高检察院于2008年5月9日发布司法解释“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我们发现许霆案件就像投入湖水里的石子，一段时间后，石子沉下去了，但它引起的波澜却辐射很远，以至于影响到了整个社会。透过这个案件，我们发现，法律价值取向与现行法的冲突会表现在各个方面，什么原因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具有如此的能量，究其根源，法律价值取向的变化，是所有原因中的根本所在，这是我们要思考和必须要找到的答案。
㈢ 求助刑法经典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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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急求真实且有争议的刑法案例及研析
案情：2019年1月，张某在网上发布虚假的共享单车客服电话。王某通过手机App申请退还共享单车押金时遭遇系统异常，后王某拨通张某发布的客服电话寻求帮助。张某以快速退还押金需要绑定支付宝“亲密付”为由，骗取王某为张某的支付宝开通“亲密付”，并随即转出王某账户金额2.8万元。“亲密付”是支付宝为亲人、密友等亲密关系打造的极简支付服务，亲人、密友在预先设定的额度内消费时无需开通者确认，k可直接从开通者账户中支付款项。
分歧意见：本案张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有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也有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具体理由如下：
评析：首先，王某无自愿处分财物的意识，张某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要求受骗者对自己的被骗财物具有处分意识进而自愿交付财物。本案中，王某确因张某蛊惑而开通了“亲密付”，但是其对“亲密付”的功能是不了解的，对开通后造成授权张某“在预先设定的额度内支付款项无需确认”的结果是不知情的，更没有基于被骗而自愿把财物交给张某的意思表示和客观行为，因此，张某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张某行为不具有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危害，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张某通过蒙骗手段获得王某“亲密付”的授权，所以才无需开通者王某的确认而对其账户中设定额度内的财产具有一定的占有控制力。但事实上，张某并没有非法获取王某信用卡信息，更不能独立地冒用王某的名义使用或控制王某的账户财产，王某始终对自己支付宝账户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权，所以，张某的行为并未妨害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要件，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最后，张某通过“亲密付”秘密转移王某账户财物应当定性为盗窃罪。本案中，张某诱骗王某开通“亲密付”只是为了下一步转移财产提供便利，其手段是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亲密付”将王某账户上的财物转移到自己手中，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刑法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按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按照该条准用性规范，张某的行为应当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
㈤ 刑法不可抗力典型案例
法律分析：王某某，男，21岁，汉族，某市摊贩。杨某某，男，23岁，汉族，某某市摊贩。某 日下午5时许，王某某在自由市场卖猪肉，见邻摊有一卖菜的妇女与两名顾客争吵， 便右手拿着剔骨刀走过去看热闹。往回走时，杨某某与王某某闹着玩、将王某某抱 住。王对杨说：“别闹，我手里有刀，别扎着你。”王某某边说边把右手的剔骨刀尖 由原来的向下转为向后，以防刺伤杨某某。但杨仍用双手搂住王的双肩向后推;王 站立不稳向后倒去，恰好被害人赵某某站在王某某身旁，王手中的剔骨刀刺入赵某 某的腹部，造成赵某某腰部开放性外伤，脾刺伤。则王某某的行为属于不可抗力事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