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类推解释

Ⅰ 司法考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别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有以下几点区别：

1、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外（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外）；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内（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内）。

2、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3、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

4、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

5、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

(1)民法类推解释扩展阅读：

司法考试一般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2018）的有关规定设立的法律类职业证书考试。担任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考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和评卷，成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室公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一次有效。

从2018年开始，国家司法考试将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只是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需要通过该考试，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顾问、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参加并通过考试。

Ⅱ 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适用类推规则吗

有。
一、 类推原理
（一）类推适用的概念
类推适用是我国民法解释学中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之一，是我们在民法适用中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理论界对于类推的概念并无太大的分歧，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类推适用，即将法律于某案例类型A所明文规定的法律效果，转移适用于法律未规定的案例类型B之上。”美国法学者博登·海默的定义是：“类推推理，亦就是把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词语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形。”我国学者梁慧星先生认为：“类推适用，是指法官受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未有规定，采用类似案件的法律规则裁判本案。”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适用类推的案件，首先必须是法律未对案件制定法律规范，即案件本身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在现有法律规范中有一个条文所规范的案件类型与本案有类似或相似性；再次，法官通过自己的自由裁量，运用这个条文裁判本案。其中重点在于案件之间的相类似性，如果案件类型之间没有这种相似性，则不能适用类推，而只能考虑其他法律解释的方法。
（二）类推适用的理论依据和适用的原因
1、类推适用的理论依据
平等原则是类推适用的理论基础。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念，类推适用依据的正是“相同的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的平等原则，即就特定事项，法律没有规定时，于其他类似事项，应适用之，以贯彻正义理念。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对于一项规则进行类推适用是否合法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演绎逻辑，而是取决于对政策与正义的考虑。”
2、法律漏洞
由于制定法本身的缺陷，当一部法律被制定出来时，便已经落后于社会，而社会经济政治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法律漏洞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法律漏洞，指关于某一法律问题，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应有所规定，而未设规定。所谓未设规定系指不为法律的可能定义所涵盖。”
二、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的逻辑形式是类比推理，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类比推理的通常被定义为：“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相似）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特定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属性的结论。”其逻辑形式被表示为A对象具有属性a、b、c、d；B对象具有属性a、b、c；所以类推B对象具有属性d。民法上的类推适用的形式规则可表示为：法律规定了A案件构成要件是a、b、c、d，其法律效果为M；但是对待案件B法律却没有规定，但可知案件B的构成要件a、b、c，由此断定案件A和案件相似，案件B也具有法律效果。
三、类推限制
适用类推的案件都是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因此，法官在处理类推案件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造法”的行为，所以，法官在类推适用时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对于法律保留事项绝对禁止类推。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必须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包括绝对保留事项和相对保留事项）。对于法律保留的事项，其本身不应当属于法律漏洞，而是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做出的政策性保留，保留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因此不能类推适用。
（二）在法官类推适用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合法合理。合法主要是说法官在适用类推时使用的法律规范必须是现行有效的；合理主要是指类推的结果是能被当事人乃至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其标准应当是没有超过一般国民预测的可能性。
（三）类推适用时应当遵守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是调整社会关系和民法观念的综合反映，因此，法官在运用价值判断进行类推时，一定要以民法基本原则为前提，如果有背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则不能适用类推。
类推适用是民法裁判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民法典尚未完成，民事立法还未完备，法律漏洞数量很大的现阶段，法官运用自己的裁量权适用类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Ⅲ 法律解释中的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究竟怎么区别最好举例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转自邹建章博客 请采纳

Ⅳ 民法禁止类推解释吗

刑法禁止类推解释，民法不禁止。

Ⅳ 类推解释是什么啊

基于立法者的预见能力所限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必有漏洞。现代的法治发展表明，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得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裁判；此时，便允许法官根据法律原则作相应的解释以填补法律漏洞，类推解释便是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解释方法。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

王泽鉴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罗马法上的一个非常绝妙的案例，能很好的说明类推解释的适用原理。

罗马法规定四条脚动物致人损害的，该动物的所有人应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有人从非洲带回来一只二条脚的鸵鸟，致他人受到了损害，被害人便将鸵鸟的所有人告上法庭，要求损害赔偿。引起争议。原因是，罗马法只规定了四条脚动物致人损害其所有人应负赔偿责任，而没有规定二条脚的鸵鸟致人损害其所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罗马法学家认为，鸵鸟的所有人应承担责任，其推理过程如下：
1、法律之所以仅规定四条脚的动物的所有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规定二条脚的鸵鸟致人损害赔偿责任，是因为未能预见到还有二条脚的鸵鸟，四条脚的动物显然不能解释为二条脚的鸵鸟，但如不给受害人予以救济，显然不符合法律的目的和正义的要求，所以，法律存在漏洞，没有规定二条脚的鸵鸟致人损害的赔偿问题。
2、四条脚的动物的所有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动物的所有人尽其管束动物的义务，避免损害他人，对任何动物，不论其为二脚或四脚都应如此。
3、基于同一法律理由，关于四条脚动物所有人的侵权责任，对鸵鸟所有人，应类推适用。

Ⅵ 什么是法律的类推适用

法律类推又称“法律的比照适用”。中国古代称之为“比附援引”、“比引科断”。审判机关在处理某种案件时，对在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的，比照最相类的法律条文进行处理。

比附援引，即将法律于某案例类型A所明定的法律效果，转移适用于法律未规定的相类似的案例类型B之上。

类推适用制度从法律角度看，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一定行为，但其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时，将具有相似性质的行为法律扩充适用或者援用同它有类似性质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

类推制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序性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的保护个人权利机能和保障社会秩序机能矛盾的表现和缓冲。

(6)民法类推解释扩展阅读：

总体类推：

就多数同类法律规定抽出的一般法律原则，而类推适用。

如：德国法上，从雇佣、委托等继续性法律关系的规定中，抽出一项法律原则：

继续性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得以重大事由主张随时终止契约，而以该原则类推适用于其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继续性债之关系。

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整体类推出内外有别、保护善意第三人规则。

从有限公司、普通合伙的人合性规则整体类推出人合性保护规则。

法律类推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在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在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就意味着对刑事案件，正确适用类推制度，必须遵守几个条件：

1、类推适用的行为必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关于犯罪的规定。即这种行为必须是应受刑罚处罚的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2、该行为必须是现行刑法分则中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否则就不能以需要重判或轻判等原因为理由适用类推。

3、按类推定罪的行为应依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

Ⅶ 法律：何谓类推解释请举例。2

类推解释，是指对抄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除行为之外的事项，比照最相类似的刑法条文规定的相关事项，作超出该规定含义范围而推论适用的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新刑法已经废除了类推制度．
具体可以参考：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300

Ⅷ 类推制度和类推解释的区别

一.类推制度 : 类推适用制度从法律角度看，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一定行为，但其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时，将具有相似性质的行为法律扩充适用或者援用同它有类似性质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类推制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序性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的保护个人权利机能和保障社会秩序机能矛盾的表现和缓冲。类推制度依据类推适用对象不同分为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解释和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以法律条文含义为对象的类推解释通过对法律条文本来并不具备的含义进行类推理解，使法律条文能够适用于原来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于刑法保障机能的维护，通过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制裁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但是足以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再者就是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作为成文法，理所当然具有抽象性和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因此不能够针对每一个行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从而出现了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刑法条文适用于该行为的法律类推适用。刑法是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来限制个人的权利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惩罚性，类推制度虽然最大限度的惩治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损害了刑法对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价性的功能。
二.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理论界支持的广义说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在一个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情况相似，但根本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援引某一法律规定为依据的解释方法。
三.区别：1979年《刑法》第79 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与刑法类推解释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审视的角度不同而已, 前者是将其视为一项刑法制度, 而后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刑法解释规则。如果允许进行类推解释, 那么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类推制度就失去了意义。① 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项规定在具备“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等三种严重情形的情况下, 即使行为人不具备“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这实际上是在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之外另立盗窃罪之罪与非罪的其他区分标准, 明显属于类推解释。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又如2002年2 月25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指出: “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 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 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 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而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是公司、企业。足球裁判根本谈不上属于“公司、企业人员”, 因而这一解释显然属于“比照最类似条款”的类推解释。 (七) 要注意防止扩张解释异化为类推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字面通常含义”但未超过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 而类推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但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在理论上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但实际上有时是难以区分的。对同一个解释, 有的认为是扩张解释, 有的则认为是类推解释。而且, 可以对刑罚法规的文言作扩张解释的理由、机能及效果, 与类推解释也是相差无几的[ 10 ]。也有论者认为, 要清楚地界定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并非一件易事。理论上的各种区分标准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实践往往倾向于将那些看来更像类推解释的做法视为合理的扩大解释。即在需要维护某种法益时, 只要侵犯这种法益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行为实质上相似, 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由于禁止类推, 人们就尽可能地把一切类推性适用都往扩张解释里塞。有的国家则因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很难具体区分, 干脆就将扩张解释也纳入禁止之列[ 11 ]。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更是明确指出, “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区别是毫厘之差, 其区别的标准其实也就是想法的不同。”[ 5 ]笔者认为,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区分, 但在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有时确实难以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二者之间就根本无法区分, 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难以区分。这就要求刑法司法解释机关在进行具体的解释时根据“社会相当性”标准去具体把握, 防止在扩张解释的名义下进行为罪刑法定原则所排斥的类推解释。 总之, 笔者认为, 由于不涉及生命等重大利益的剥夺, 在民商事法律中允许类推解释的存在容易被人们接受, 但在作为“最后一道法律防线”的刑法领域中, 类推解释是应当绝对禁止的, 尤其是在刚刚废除类推制度、罪刑法定主义根基尚浅的中国更是必须如此。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实行罪刑法定就必须培养和提升一个民族适当放纵‘犯罪’的勇气, 即要有适度的宽容精神”[ 12 ]。中国现在最需要培养的就是人们的规范意识, 而不是去寻求难以把握的“法的精神”等概念而重新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状态之中。只有禁止刑法类推解释才能不让类推制度通过类推解释借尸还魂, 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刑法的“帝王原则”才能真正地指引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工作走上健康运作的轨道。

Ⅸ 类推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别

类推解释只是一种解释方法，包括其他解释也是一样，类推解释一般情况下在刑法回条文解释中被禁止。答原因是这种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违背刑法的保障机制和罪刑法定原则。
而就适用性而言，有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类推解释不一定违反刑法的机制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所以有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类推解释不被禁止，当然也不提倡。所以就出现了类推适用性的问题。

作者：菠萝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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