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存在的问题

① 民法典是什么东西

民法典来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自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司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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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

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② 如何看待狱警这个职业

1、这是一个相当抢手的职业。由于大部分监狱都是省直单位（虽然坐落于穷乡僻壤，但不归当地管），行政级别高，要考上还挺不容易呢。

2、监狱都建在鸟不拉屎的地方，离繁华很远，下班后娱乐活动极少，生活枯燥，所以警官们往往花更多时间琢磨工作，而且工作出色。

3、因为监狱不负责帮狱警在本地安家，很多夫妻分居两地。很多刚考上的单身的小伙子因为生活没着落，就找了当地的姑娘（比如老师、护士等），然后，就在那儿落地了。

4、狱警工作环境艰苦，犯人里面什么人都有，什么病都有，肺结核啊这种传染病很常见，常年跟他们接触，有些狱警就被传染上了，组织上也没有特别的补助啥的，甚至都没有一些额外照顾，要说到额外照顾，看大门可以算一个，这是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所以用来照顾老同志或者身体不好需要修养的同志。

5、狱警的工作时间很长，晚上还要加班带犯人做事，每月有生产任务额，以前据说，财政工资还经常不按时发，有的地方扣发财政工资，让监狱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利润上缴之后返还一些给他们发工资。现在应该有所改善了吧。

6、狱警里面也不乏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有些犯人出来之后会很感激当初带班的干部，有些干部们还会为犯人联系工作，关心他们出狱后的生活状况。

7、那些听说会打犯人罚犯人什么的，事实上监狱很规范，犯人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可以写信给检察机关，这些信都会放在特制的信箱里，由当地检察院定时来收。只要犯人自己不作死，是没人去打他们罚他们的，现在大家都很懂人权法制。很多犯人觉得到了监狱才是到了正规地方，奖罚分明，好好改造表现优秀还可以减刑，比在看守所要幸福很多。

8、狱警看到了很多人性阴暗面，有些会产生负面情绪什么的，这是当然。我觉得，应该多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

9、至于什么无期徒刑之类的，只是大家的想象吧，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只是上班而已，跟大家在企业上班是一样的。就是条件相对艰苦些。

最后加一个科普：看守所属于公安，而监狱属于司法。他们不是一个系统。看守所是嫌疑人未定罪前的临时关押处，而监狱则是已通过司法程序定罪的罪犯服刑处。

③ 论述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内容及改革思路

审判监督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审判监督程序中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严重的制约和影响审判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使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其主要表现有：启动机制混乱，再审事由无限制，审级的无限定问题，审理程序及再审范围的无限定性，对审查方式、处理结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规定，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等等。笔者由此而展开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势在必行，并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目前存在混乱的根源进行探讨，认定其根源就是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主义与再审提起的职权主义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将无法彻底进行。为此笔者探讨了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问题，认定程序公正、程序效益和程序安定是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要实现再审程序的价值目标，笔者建议应首先确定权利义务相对应的申请再审权及构建以公正、效率、效益为价值目标的科学的审判监督和诉权保障机制, 改革和完善申请再审程序，完善再审的启动程序，科学构建起再审的事由，实行审级监督，对民事、行政案件实行再审申请预收费制度等。并建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制”。
一、现实的困惑
“审判监督程序就是指对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提起再行审理以及人民法院依法对这些案件进行再行审理的程序。”①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司法补救程序，是一种特别的审判程序。除少数由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或本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外，审判监督案件多数是由当事人申请再审引起的，因此在事实上包含着两个程序：再审申请复查程序和再审程序。整个审判监督程序过程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审查――决定再审(或予以驳回)――再审。可见从申请再审审查到再审，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过程。申请再审是前置程序，再审程序是后续程序，因此，申请再审程序实质上是审判监督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请再审工作也是审判监督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诉讼法上的粗放和简约，造成再审程序立法的真空，导致复查程序存在法律盲区，加上再审程序启动和运作上的问题，造成一方面申请再审难，审查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终而不终”，无限再审的尴尬局面，以致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法律的严肃性严重受损，并因此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及法制形象。
二、程序缺陷和弊端的具体体现
再审程序设立以来，在司法公正、实现法律统一、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正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再审启动上强调了国家干预权，忽视了当事人处分权，在事实认定上追求客观真实，忽视了法律事实；在纠错上，注意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以下几种弊端。
1. 启动机制混乱
在法律上并没有严格限制再审主体的启动。根据我国现行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除基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发生外， 还可以基于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发生。“这在西方国家仅规定当事人有权提起再审，法院和检察院一般不成为引发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②但是我国人民法院及相关机关则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职权，法院、检察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提起再审，而且无时间限制，明显带有国家干预的色彩，将公权利随意介入了私权利之中。这不仅忽视了对当事人是否通过再审以维护自己权益之决定权的尊重，而且也缺乏对当事人放弃上诉权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之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更注重个人权利的今天，此等规定是极不科学的，应当尽快予以修正。
2. 再审事由无限制
再审事由过于原则和笼统，司法过程中不便把握。民诉法第179条列举了当事人应当提出抗诉的五种情形，包括出现新的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等。第185条列举了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仅比前者少了出现新的证据这一情形。第177条规定法院提起再审只要认为裁判“确有错误”，至于是哪方面错误，错误程度如何，均由法院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只要是生效裁判稍有错误，便被认为是启动再审的理由，甚至只要有点点瑕疵的生效裁判都可能被多次再审。
3. 审级的无限定问题
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已生效的判决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本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权发动再审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人民检察院也都有权直接或间接的启动再审程序。”①
因此法律对于再审案件应有哪一级法院管辖规定不清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再审案件级别管辖不明。不仅原审法院可以管辖受理，而且，上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同时复查甚至再审，这种现象经常发生；（2）再审抗诉管辖不明。特别法检时常发生冲突的法律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理说，同抗同审应无异议，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审理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皆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多数采用了上抗下审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同抗同审的可能，这种管辖的极具不明朗性。
4． 审理程序及再审范围的无限定性
现行中的民事诉讼法除了第一百八十四条外，对再审的审理程序和裁判程序并无专门性规定。三大诉讼法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规定了两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原审是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则再审也应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原审是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则再审依二审程序来审理。这一规定，未加考虑再审程序的特殊性，从而使司法实践中的再审审理杂乱无章，既不同于原一审程序，也不同于二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简单地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不可能包罗再审的所有法律问题。例如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能否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被告能否反诉的问题；原告经合法传唤无不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能否按撤诉处理的问题；维持或撤消原判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按照二审程序提审的案件能否发回重审的问题等等，都无相关法律规定。
5. 对审查方式、处理结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规定
申请再审的审查方式主要是法院在受理申请再审后，调取原审卷宗依职权进行调查的方式。申请再审程序是法官背着当事人对案件的调查为主线而展开的活动。其中法官负有案件真相的职责。因此审查方式上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再审法官易先入为主，违背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弱化了再审开庭的庭审功能，审判方式不公开，申请再审审查结束后以通知的形式驳回再审申请，体现不了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的法律特性，也体现不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当事人可以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引起再审，再审裁判生效后，还可以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再审，如“湖南长沙市某法院发生一起案件诉讼十八年，裁判二十次，法院反复再审多次，最后再审维持原初审判决的事例。①“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申诉的期限未作限制意味着当事人终身的申请权”。②
6. 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
按照我国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规定，只要对于生效判决提出再审申请，就应该必然地引起再审的审查程序，这是再审区别于一般申诉的标志。但在现实中，申请再审提出后，也不必然引起复查程序的立案，或者是立案后并未及时的开展审查工作，使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得不到实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并未相应地明确与申请再审权利相对应的诉讼义务。对申请再审人怎样行使其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受到如何的限制和约束，都未规定，导致再审申请人随意、滥用再审权，甚至无限申诉，违反了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既判力。
三、困惑或矛盾的根源
申请再审之诉作为诉权得以确立，本是现代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而这种诉权的确立，必须要有相应的严格的、科学的制度加以保障，否则，只能使申请再审之诉流于形式。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立法，相对于一、二审程序立法而言较为混乱，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申请再审权利及其保障程序设置上的缺陷，加上再审启动机制混乱，造成了立法规则上的不和谐和冲突。一方面当事人申请再审难，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对生效裁判所谓公正性和稳定性之间把握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程序运作混乱和操作困难。“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疑应当限定较为严格的条件，因为再审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要稳定生效裁判的效力，就必须防止再审程序通常应当由当事人提起。”可见，现行审判监督制度这种两难困境和难以调和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主义与再审提起的职权主义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将无法彻底进行。
四、重构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相互关系被经典地界定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极端化的‘程序工具主义’。而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虚无主义。”①
极端地坚持程序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后果往往是承认甚至鼓励裁判者为实现正确结果而不择手段――不考虑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公正性、合法性。“法律程序既然只是为了实现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存在，那么也同样可以为这一目的而牺牲，这也是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②
(一) 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③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的取向，近年来不少学者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已达成了某些共识，也有学者提出了“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诉讼价值的取向，甚至提出在法的价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优于正义和其他价值”④
1. 程序公正
“博登海默将正义表述为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⑤公正在传统法理学中被认为法律的唯一目标或功利价值。关于程序公正的内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们的回答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内容。“但是程序公正的观念和标准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们要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相适应，并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法律传统，人们很难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和社会的公正理想。”⑥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民事诉讼程序主体对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因素，我们可以归纳为“法官中立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等。
2．程序效益
效益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只涉及纯经济学的内容，其所回答是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应如何进行理性的选择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诉讼立法同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无法拒绝受经济功利规则的影响和支配。经济分析原理与诉讼法律关系之间的融合导致了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观的产生。波斯纳将经济学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即诉讼所达到的理性选择。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资源化费来达到预期目的的理性选择，从而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经济系统的其他领域。“程序效益的内涵就仅仅及于其经济价值的体系，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程序效益所要考究的是尽可能以最小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诉讼效益”。①
“司法本身是一种时间和资源有限性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不允许当事人无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证据，给法院并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进行审理。”②
我们应当重新设计再审程序和司法实践中程序效益原则，应当始终注意把握。作为再审，必然要消耗相当的物力、人力、财力以及时间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从公正的角度上来讲，对于错误的裁判应当予以纠正，但从效益的角度来看，“实现公正要以最小的投入来保障，而现行诉讼法忽略了程序的效益，重要的表现在于判决缺乏终局性，启动再审主体过多，时间上的限制也不严格，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也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③
3． 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的价值往往被归纳为程序公正的范畴，博登海默就在讨论正义与安全时称：“尽管有着秩序无需要的讨论中，我们把安全需求的问题置于中心地位，但是人们却始终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的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已”。④“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的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⑤如果法律秩序不表现为一种安全秩序,那么它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也就谈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因此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
程序的安定性包含两个层次的安定,即程序规范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终结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安定要求，终审判决一旦作出，不能随意地重新启动程序，对该案件重新审理或撤销该判决。这不仅能够充分地维护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而且也可以确保各方及时地摆脱讼累。“判决一旦做出，法官就不再是法官，既使法官从他处理的争议中摆脱出来”。①当事人也从侵扰中恢复安宁和自由。“如果一种争端解决程序总是因同一事项而被反复启动，它是不能成为程序的”。②
我国再审程序启动具有多主体性及申诉无限性,正是由于启动主体范围过宽,使得再审启动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导致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终审判决没有什么既判力。不仅当事人不对其信服，而且也造成其他人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在现代社会里,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是法治原则导出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每一纷争都应获得终局的解决,并且为避免统一纷争反复诉诸法院,重复进行诉讼程序及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二) 再审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
审判监督工作的改革的切入点必须首先确定权利义务相对应的申请再审权。切实保障申请再审权,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法理学理论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必然有其相对应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因此在设定申请再审权,同时必须同时明确与之相对应的诉讼义务,如规定申请再审的范围,提出机关、提出的次数、时限及其它诉讼义务,是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完整地有机统一。
其次,构建科学的审判监督和诉权保障机制,须以公正、效率、效益为价值目标,并最大限度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乃至实体效益。要实现诉讼公正,必须从立法上实现程序公正。主要是健全再审的启动和运作机制，构建科学的法定再审事由，以防止再审程序被轻易提起，维护终审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
1． 完善再审的启动程序
（1） 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的规定。
其理由是一：从理论上讲，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否则，则与一方当事人无异。因为启动再审程序的当事人都是有诉须审的，与对方当事人是成对立关系的，所以法院在启动再审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场，使三角的诉讼结构蜕变成了线形结构。这样做，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也有悖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其二，就是从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规定看，很少有法院作为再审主体的规定。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才能启动再审程序，才能有效地维护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2） 限制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范围
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理论界争议很大。有人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其主要理由就是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进行抗诉“师出无名”，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之原则。对此，笔者虽有同感，但也不完全赞同。
检察机关仅仅基于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而提出抗诉的话，不仅有悖于程序公正的要求而且从深层次上讲还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力平等的基本准则。检察机关针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提起抗诉违背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原则。其次，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提起抗诉容易打破当事人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权。但检察机关毕竟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并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检察机关不应过多介入私法领域的民商事审判，除非案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发现法官有枉法裁判行为。
（3） 取消申诉制度，开放再审程序，强化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
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无时效限制。申请再审是一项诉讼权利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再审申请，以后将无权请求再审。目前申诉已经被很多人无休止地用到法律领域，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笔者建议取消申诉制度。同时，长期以来，民事当事人的民事申请再审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甚至受到轻视，所以要加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保障，开放再审程序，即凡是当事人认为生效判决有误并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再审申请，只要该申请符合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
2． 科学构建起再审的事由
程序正义是立法者在程序设置、司法者在程序操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缺陷就是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目前法律界对于如何稳定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再审提起的随意性，维护司法的权威问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但对再审法定事由质疑最多。有专家指出，我国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几种当事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情形，但这几种情形涉及到证据的事实、法律、程序等各个方向，几乎囊括了与案件相关所有问题。而且表述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达到规范再审标准和再审标准和限制再审的目的。
审判监督阶段的事实审查，并不是审查这些证据能否成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是对已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证据规则进行判断，即以原裁判作出时所收集到并经质证的证据为限，对原裁判的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进行评判。显然比一、二审程序来对证据的标准的要求应进一步降低，即原判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才能应申请再审人的申请予以再审，而把那些事实难以查清，尚存争议的案件排除在再审之外，避免随意再审改判；另外原终审结束后出现所谓“新证据”，当然不能成为再审事由。这不但是对二审终审的直接违反，也与举证时效制度相抵触，对这种新出现的证据，可引导当事人以新出现的事实另行起诉。当然认定是事实也有怎样适用程序法的问题，但比使用实体法的要规范的多。对原裁判的事实认定，存在着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问题。当然也就要求建立相当健全的证据法律制度，从立法上确保程序公正的法律基础，故应当把提起再审的事限定在对原判的认定事实和程序的问题上，这样就把再审的法定事由建立在具有较为明确的标准的基础上，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地把握应用。笔者以为，再审的法定事由一般可归纳为再审的程序事由和实体事由。有关程序方面的法定事由有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未公开审理、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审判组织不合法、当事人未经合法代理、违反管辖规定的等。实体事由主要有作为裁判基础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作为裁判依据的另一裁判或行政机关的决定已被撤消、本案裁判与另一在其前生效的判决、裁定相抵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等等。
3． 审判监督程序必须实行审级监督，改变目前实行的内部监督的模式。
审判监督程序的根本性能在于纠错。但是目前所实行的由内部的审判监督机构对本院已生效的判决进行审判监督的内部监督机制是难以实现这一功能的。现行再审程序下，再审案件的管辖是不清晰的。就申请再审而言，上下级法院就同一案件同时进行再审的情形，并不鲜见。就抗诉再审而言，是同抗同诉还是上抗下审，也都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我们必须对再审案件的管辖作一统一规定。“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扰、畏惧乃至服从，依附心理危机审判独立。”①这种内部机构监督是法官也放不开手脚，所以这种监督的结果也缺乏司法的权威性，不复合诉讼的本质规律，只有审级监督才能体现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况且如前所说，对从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法官来说，改判本院的案件就意味着压力，情感上也不愿改判案件。所以，笔者以为，再审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上一级法院管辖并审理较为合适。这样从审判监督角度上，还是从心理学讲都是比较科学的。
4． 民事、行政案件实行再审申请预收费制度，这是遏制申请再审无序状态的有效途径。
所谓收受理费，待案件处理后，如果结果是驳回再审申请的，则费用不予退还，以惩戒其滥用申请再审权的行为；如果结果是申请再审有理，案件被改判的则法院会把这项费用如数退还给申请再审人，把申请再审收费作为申请再审人的一种诉讼义务。加以制度化规定下来，对于当事人而言，申请再审之诉是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从而使起更珍惜自己拥有的权利，切实有效地减少无理缠讼和滥用申请再审权利的现象。况且在司法实践中，90%左右的申请再审案件经审查后确认原裁判正确，驳回再审申请，办理这类案件也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对申请人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应该的，也可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结语
通过对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现实和理论的检讨以及重构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我们在重构时应充分考虑在再审设计与运行中注入程序公正、效益、安定的程序价值。同时应考虑到“中国需要又在一系列基本原则、概念和形式上能够与现代世界各国法律衔接的而又具有自己的法理的法律。这种法律能够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在适应发展的前提下处理的一般与本土的关系。”①
但是，审判监督程序既是一“人为制度”，就难以摆脱人类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完善再审程序应当比较完美地实现法的安定性与法的真实性之间的统一。再审是对既判力的挑战，也是对诉讼中不诚实信用行为的惩罚。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在公正阳光的照耀下，秩序雨露的滋润下，效益春风的吹拂下成长。相信不久的将来，审判监督程序必定会是一个合理有序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卫平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高洪宾著《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5、马庆文著《诉讼十八年，裁判二十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6、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7、陈瑞华著《程序正义论纲》转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论丛》（第十卷）法律出版社1998版
8、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0、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13、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正义》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期，
14、常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5、宋冰《程序、正义、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讲演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专升本和成人高考，自考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1、入学方式不同

成考属于严进宽出的形式，要求考生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入学考试，由版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录权取，跟普通高考一样需要填报志愿，由成人高校择优录取。

自考属于宽进严出的形式，自考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只要符合报名条件即可进入高校学习。

2、学习方式不同

成考专升本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业余、脱产、函授。业余学习方式适合在职人员，上课时间安排在双休或晚上，不影响成考生的工作时间;脱产学习方式适合想进入大学体验大学生活的学生，跟普通高等院校学生一样进行全日制学习，有固定的寒暑假;函授学习方式适合在职人员或业余时间较少的'学生，上课时间安排在寒暑假，可以兼顾学习与工作。

自考专升本的学习方式有全日制、业余制、网络班。全日制学习方式跟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一样进入大学学习，上课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业余制学习方式适合上班族，上课时间是周末或晚上的，利用考生的业余时间；网络班学习方式适合在职生，主要利用网络，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学习中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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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20年前，日本第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后改死刑的未成年人，如今怎样

未成年一直都是各国都相对于关注的一个话题，由于未成年的思想，身体都在一个发育期，因此立下了许多未成年保护法，然而这些保护法，却成了未成年犯罪的“保护法”，日本的一个恶魔就利用“保护法”险些逃脱了制裁。

本村洋甚至险些放弃，他曾说：“如果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护犯人，那不如由我杀了他”，在这次“世纪对决”当中吉田和本村洋都没有被击垮，他们还会继续下去，当100次没有成功，那就上诉101次。

⑥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确立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最高权威，就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利器。此外，坚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责任。
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整合能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础，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规划。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社会服务、资源破坏等公共化，不断增加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社会、维护秩序，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包揽过多的制度安排，承认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由于趋利性，地方政府既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导致对地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漠视，建立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社会，创造条件让公民以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化。社会治理目标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地方政府要逐步释放社会组织成长的空间。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社会化。另一方面、教育、利，更好发挥各自的独立功能，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提升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能力的基础。一方面、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上得到改善。

⑦ 法人有限 责任是

法人有限责任指的是：法人无限责任、股东有限责任。

这是有限责任的本质。法人以其人格（财产基础）保证偿还债务。如果不能偿还则破产（相当于死）。所以债务对于法人来说是无限的。

但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所以对股东来说是有限债务。

不要片面的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就以为法人有限责任。还不了债法人要没命的。

当然新公司法规定了“法人面纱制度”某种程度上使得股东有限责任也打了折扣。

详尽内容够写一本书，建议你读读专著。

刚刚找到一篇论文，转发给你：

论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

在公司治理中，供应商、消费者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等都是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公司治理的，因此，如何保护债权人，平衡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是公司法的一个重大课题。现代公司制度赋予股东有限责任保护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选择。而股东受有限责任保护，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存在固有缺陷及局限性，有限责任不可避免会被滥用。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冲突就集中表现在公司控制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滥用控制权，转嫁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的问题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因为各国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不同，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与选择也就不同，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并不是解决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唯一手段。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取决于合同与公司立法等事前制度安排的完备性程度，其本质上是要克服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固有的缺陷，解决事前防范机制的不完备性，通过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对控制股东的适用，追究滥用有限责任的控制股东的民事责任，为因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而受到损害的债权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法律效力来看，它并不影响公司法人格地位，也不影响其他股东依照公司法享有的有限责任。因此，从其本质内涵上来说，美国“揭穿公司面纱”、德国“直索责任”和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概念都不能准确表达其本质含义，容易引起误导。

在司法实践中，在维护股东有限责任价值与保护债权人权益之间如何掌握一个最佳平衡点，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实践中的做法也有很大不同。如美国“揭穿公司面纱”理论有工具说、替身说、欺诈说、代理说、企业整体说等学说；德国“直索责任”理论有主观滥用说、客观滥用说和法律规定适用说；日本“法人格否认”理论有中义说、狭义说和广义说。尽管其理论依据及适用的范围与条件有些不同，但本质上这些制度都是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追究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法律责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英国则把法律调节的重心放到董事身上，通过加强董事责任防止有限责任被滥用。从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条件看，控制股东是被追索对象，判断是否是控制股东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股权结构，二是从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保护对象是债权人；客观要件是控制股东有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并造成公司部分或全部丧失偿债能力；主观要件争论焦点在于对欺诈或恶意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果关系上要求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和债权人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集团公司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出于战略统一安排的需要，控股公司之间经常性通过关联交易安排在集团内部进行资产和利润转移，调节资源的分配。集团公司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为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提供极大的便利，这就给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在集团公司越来越多被广泛地用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学界有人提出“企业说”，主张将集团公司看成是单一的法人，将集团公司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债权债务合并到集团公司进行处理，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对控股公司的适用。目前，这一主张已被有些国家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所接收。

长期以来公司被看作是为股东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社团组织，在公司治理中，消费者和劳动者以及社会公众被排除在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司越来越多被看作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其存在与发展关系到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他们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越来越多地受到强调。在这种背景下，当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因为控制股东滥用其对公司控制权而受到侵害时，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也就越来越多被用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与公司供应商或贷款人等自愿债权人相比较，在保护消费者、劳动者和社会公众上，法院在适用股东有限责任例外上更为严格。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由于公司文化基础薄弱，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低，加之我国大多数公司都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股东有限责任滥用现象因此而日渐增多，集中体现在逃废债现象上。在打击逃废债的过程中，我国也逐渐确立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制度，但远不够完善，需要在公司治理整体框架中进一步完善。要解决一问题，充分发挥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价值，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有必要借鉴国外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制度方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好的做法，将其纳入公司立法，并明确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

一、股东有限责任例外概述

（一）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价值

19世纪发明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20世纪早期充分展现，有限责任为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规模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们充分意识到了股东有限责任的价值所在，将其与蒸汽机和轮船同誉为工业革命的三大发明。美国学者菲利普·布鲁贝尔格（Philip Blumberg）就指出：“（历史）会将有限责任原则发明人与瓦特和史缔芬和其他工业革命先驱同样的荣誉。” 美国法律史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更是在评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将其看作是美洲大陆得以开发的制度基础，他认为：“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来对这个大陆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 总结人们的种种赞誉和评价，股东有限责任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企业家精神发挥创造了条件。因为有限责任的保护，投资者可以放心将它们的投资交给企业家营运；而创业企业家更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外部投资的支持，充分发挥其创业、经营管理才能。

2、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有限责任有利于企业融资，吸引投资，将民间的闲散资金转化为资本，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马克思对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高度评价：“假如必须等到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3、有限责任促进了风险创业资本市场的形成，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经济学家戴尔芒德说：“希望获得的利润越大，则风险也越大，只有在投资的预期利益超过预期的风险时，才能促使投资者投资，要预测和减少风险，就要靠限制责任的办法实施。”如果没有风险资本，就没有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而如果没有有限责任，就不可能出现风险投资家和风险资本。美国之所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占据绝对竞争优势，离不开纳斯达克创业板资本市场的支持。

4、方便股份的自由转让，使资本市场成为可能，降低了投资者的监督成本。美国学者波斯纳（Posner）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公司法上有限责任规则是最佳的任意性规则，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公司的股份可转让性，投资者只需在其投资的范畴内承担责任。由于有限责任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进入与退出的交易成本，从而使资本市场得以形成，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选择成本较低方式参与公司治理，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而不是成本昂贵的用手投票。

5、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公司管理与监督的专业化。这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的作用打下了基础。同时，有限责任限制了投资者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规避和降低其风险，无须依靠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就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不仅降低了股东监督成本，通过将企业经营管理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也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6、企业治理结构标准化。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标准化和模块化，通过公司章程标准化，减少了交易成本。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董事权利义务的界定都标准化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也都标准化了。企业选择某种形式，就自动套用这些标准格式，降低了企业成立、营运的交易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有限责任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限责任制度也因此而越来越多被推广运用。近几年，欧美国家公司法都普遍认可了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美国许多州有限责任公司法也赋予了合伙企业有限责任。这些立法实际上是对有限责任价值的进一步肯定，通过对有限责任的扩大运用也必然进一步使有限责任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

（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本质内涵

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从其创建之日，就伴随着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股东有限责任必然导致公司的独立责任，公司股东不再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无法直接从股东那里获得债务清偿的保证，这就为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滥用公司法人格，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债权人创造了条件。因此，从有限责任制度确立之初，债权人就不断对股东的有限责任提出挑战。在19世纪末，当企业大规模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普遍推广应用时，控制股东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的现象非常严重，美国法院越来越多地不顾公司的法人格（disregard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直接判令控制股东就公司债务直接对债权人负责，法院形象将这种做法称之为“揭穿公司面纱”（lifting the corporate veil）。美国判例法“揭穿公司面纱”后来被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借鉴，从而使其成为判例法上直接追究股东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究其实质，美国揭穿公司面纱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为得不到清偿的债权人提供的一种救济。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把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混同于公司法人格的否认，我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时，多是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如出资瑕疵、公司设立无效等。虞政平博士则提出了“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概念，主张用该概念来取代含糊不清用得过滥的“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他提出：“所谓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是基于法律认可而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适用的制度。” 这一概念与法人人格否认比较，表达了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当股东有限责任被例外适用时，公司之独立责任亦相应地被限制或排除适用；二是股东不受有限责任保护，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甚至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排除的是公司独立责任适用和有限责任对股东的保护，股东有可能承担补充责任，也可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与法人人格否认不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股东有限责任的正当发生为前提。设立中公司的行为人责任，设立无效公司的行为人责任、董事管理人员的职务责任和非有限责任型公司的股东责任都不属于这一范畴；2、以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为例外。即并不是完全否定股东有限责任的合法性，并不是完全否定股东有限责任保护的法律内容，而且这种排除或限制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安排；3、不仅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设立，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可以用来保护债权人以外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

他还分析了人们对法人格否认误解产生的根源。他指出，人们混淆了公司责任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关系，是因为股东有限责任才产生公司的独立责任，并非是因为公司独立责任而产生股东有限责任，因此，排除股东的有限责任的保护才必然导致公司独立责任的排除，而不是公司独立责任的排除而导致股东有限责任保护的限制或排除，股东有限责任被限制或排除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公司独立责任并非公司法人人格必然的附随产物，而是完全凭借着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支撑，正是由于股东有限责任保护股东不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故公司之责任由此走向自负其责的独立状态。由于人们经常将公司的独立责任视为公司法人人格的必然组成部分，故当公司因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而限制或排除其法人独立责任之适用时，人们便认为公司的人格因此亦被否认。事实上，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既不以公司人格否认为前提，也不必然导致公司人格之被否认。同时，他提醒人们注意公司法人人格独立与有限责任之间因果关系，“公司法人人格并不等于法人责任的必然独立，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乃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形成与支撑。” 因此，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并不必然会导致有限责任被限制或排除。有的公司法人的股东承担的并不是有限责任。美国直到20世纪初，股东承担两倍或三倍于其出资的责任，或承担比例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都一直存在着。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责任非独立型、责任半独立型和责任补充型法人的存在。

笔者同意这种看法，法人人格否认确实是一个容易引起误导的概念，“逻辑矛盾和概念含混”， 没有表达出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本质内涵，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这一概念则更为准确。

美国从来就没有在学理上给该制度一个精确表达的概念，使用的都是些模糊的比喻性概念。如“揭开公司面纱（lift the corporate veil）”、“刺穿公司面纱（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在判例中，法院使用形象性的概念也随心所欲，并不限于“面纱”这一种表达，还有如“工具（instrumentality or tool）”、“缓冲器（buffer）”、“壳（shell）”、“傀儡（puppet or mmy）”、“替身（alter ago）”、“化名（alias）”、“外衣（coat）”等等。日本在引进美国这一判例法制度时，使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一概念，有可能是英文文献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的误译，该表达直译应为“不管法人资格”，也就是说，揭穿公司面纱是因为控制股东的行为与债权人遭受损失直接相关，而应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对控制股东的适用。相对而言，德国的“直索责任”这一概念，在对限制或排除有限责任适用的本质含义的表达上要比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美国“揭穿公司面纱”概念清晰得多。但是其缺陷在于，“直索责任”也容易被误认为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的根本否定，而不是例外适用。而事实上，德国直索责任的适用是要受到严格条件限制，它也不是从根本上否认股东有限责任。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揭穿公司面纱、日本法人格否认和德国直索责任概念上容易引起混淆，我国在引进这一制度时，不宜生硬照搬，使用“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 更能准确表达这制度的本质含义：1、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是针对特定股东的行为对债权人提供的一种法律救济，例外适用并不影响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效力，而只是针对滥用有限责任的控制股东；2、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是一种财产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平衡控制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格转嫁经营风险和成本，侵蚀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概念强调对有限责任的尊重，适用上要受到公平与效率原则严格的限制，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捍卫现代公司法的基石????股东有限责任，而不是否定。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承认有限责任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功能，但同时也承认有限责任滥用可能将公司不当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和社会的内在缺陷和局限性。为克服和消除这种缺陷及局限性，一方面，要积极通过完善和改进公司治理促使股东将公司经营风险和成本内在化，另一方面，通过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的适用，为公司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法律救济，制裁控制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平衡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排除或限制有限责任的适用是对有限责任滥用的矫正，本质上是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因此，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应受到严格限制，其终极目的是要维护有限责任，充分发挥有限责任的价值。

二、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

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事过度冒险的经营活动。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控制股东为实现自我盈利最大化，利用债权人提供的信用支持从事风险过大的投资活动，从而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

2、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利益输送，侵蚀公司的财产。控制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不对等的关联交易，如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关联担保、价格转移等手段将被控制公司的资产转移到控股公司或关联公司，从而将被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就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3、过度分红，导致公司资本不足。控制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高额现金分红套现，抽干被控制公司，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被控制公司的债权人。

4、侵权和欺诈。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从事违法行为，侵犯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或诈害债权人，谋取非法利益。

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是内在的，是有限责任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股东很有可能利用有限责任的保护将公司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转嫁给债权人。如果不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直接追究公司股东的责任，该缺陷及局限性就难以克服和突破。

（二）事前防范机制——合同和法律的不完备性

1、合同的不完备性

股东有限责任对于自愿债权人来说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任意性的。通过合同安排，自愿债权人可以强迫公司接受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的交易条件，自愿债权人还可以通过其他合约进行分散或规避风险，如保险、分散投资等，但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了这些事前安排都无法有效遏制公司或控制股东对有限责任的滥用。如就过度冒险而言，对于那些对信用有持续需求的公司来说，出于维护信用的考虑，公司会主动避免从事风险过大的活动，但对于那些本来就想退出的股东来说，合约安排就很难对它们起作用。再者，合约安排不适用于公司非自愿债权人，对于侵权行为受害者来说，它们没有机会与公司或股东进行谈判。这就成了一些人攻击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焦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汉斯曼（Hansmann）和卡瑞卡门（ Kraakmn）就提出，对于公司的侵权责任，股东应当以按股份比例承担无限责任以解决侵权风险外部化的问题。在20世纪，大量工业灾难不断发生，许多公司不顾公众安全，污染环境，放任有缺陷产品流入社会，严重威胁到广大消费者和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上述两位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有限责任，他们认为，是有限责任鼓励公司经理们冒不适当的风险。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股东有意或无意地放纵公司经理们的行为，从而导致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因此，他们提出，在公司侵权行为中，应当将有限责任废除，让股东按照其所占的股份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就迫使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遏止经理们的不当行为，防范侵权风险的发生。事实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直到1931年才修改1879年州宪法，取消股东按比例承担无限责任制度。在历史上，美国有六个州要求股东就未支付的薪水对雇员承担无限责任，纽约和威斯康辛迄今仍然保留这一制度。从1865年到1932年，美国联邦和州法律都要求银行股东按其出资比例的双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如果法律取消有限责任，当事人之间还是可以通过合同的安排来接受有限责任的安排。但这种主张一提出来就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第一个理由就是，即便是可以通过合同作出有限责任的安排，但交易成本也异常的高。反对第二个理由就是，无限责任对于债权人与股东而言，都是无效率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反对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即便有限责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有限责任缺陷及局限性所带来的成本远远低于其产生的价值。这些赞成有限责任的学者认为，有限责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侵权风险外部化，如果有限责任股东获得价值超过侵权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收益再分配来解决这一问题。

虽然废除有限责任制度的意见确实过分偏激，但通过债权人自行通过合约安排来解决有限责任外部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即便是通过合约安排能够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谈判和监督合同执行的成本也可能非常的高。

2、事前防范法律机制的不完备性

合约的安排最终仍然是要股东放弃有限责任，所以最终仍然会损害有限责任的价值，而且，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交易成本非常高，且不适用于非自愿债权人，因此，在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前提下，就法律技术面上说，克服有限责任局限性无非两种选择，一种是事前防范法律制度的保障，另外一种是事后救济制度。事前防范法律机制就是建立和完善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制度，强制公司各相关当事人遵守，防止股东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债权人。事后救济就是在股东有滥用有限责任行为的情况下，准许债权人通过司法救济渠道获得赔偿，通过法律强制制裁相关责任人的不当行为。

实际上，自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确立以来，债权人保护就一直是公司法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公司法框架内，有许多制度安排都是可以用来防范有限责任外部性，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如信息披露制度、维护公司资产真实和完整制度、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重大利益决策的制度。这些制度都立足于克服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维护债权人利益。

尽管如此，法律事前防范制度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完全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要充分释放有限责任的价值，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又要克服有限责任的缺陷及局限性，防止给债权人带来额外的风险与成本，克服合约安排和事前防范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性，有效平衡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为债权人遭受损害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事后救济机制

根据公司控制权掌握来划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种：管理层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前者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公司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管理层，后者公司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控制股东。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中，由于股东与管理层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有关的法律制度安排重心也就各有侧重，法律责任在各治理主体，即股东、董事等分配上也就有所不同。事后救济机制一方面是要为受害人提供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是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通过责任的威慑和制裁迫使公司控制人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

从理论上来说，就消除股东有限责任的外部性来说，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和股东责任制度都能够达到将风险和成本内在化的目的。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到公司董事头上，让董事对有限责任滥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那么董事就会被迫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抵制公司大股东不当目的之追求，另一方面，会加强对公司经理人员的监督，防止任何有不当损害债权人的行为，从而可以有效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避免遭受法律的制裁。如果事后救济制度重心落实到股东头上，因为存在有限责任例外适用，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威慑，公司控制股东必然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加强监督管理，防止任何滥用有限责任行为的发生，避免因损害债权人利益而被债权人追索。因此，就事后救济机制来说，存在着有两种不同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强化董事责任制度来达到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也可以通过排除或限制股东有限责任适用，直接追究股东责任来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选择。但其最终目的来说，都是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充分发挥有限责任价值，同时又能够有效防止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

在实践中，在治理有限责任制度滥用上，美国事后救济制度的重心是股东，主要依靠揭穿公司面纱制度来排除有限责任的适用，追究控制股东的责任；日本借鉴美国做法，确立了法人格否认制度；德国也采取类似做法，确立了直索责任制度。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把法律调节的重心落实到了董事的头上，影子董事制度、破产法上的董事欺诈或错误交易责任等都是以董事责任为中心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详情请参见第三部分对英美相关制度的比较）。目前，上述各国这些制度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如何完善这些相关制度，仍然存在各种看法。

1、建立以控制权为基础（control-based）的责任制度。以控制权为基础确定股东责任的方法是密西根大学门德森（Mendelson）提出的。他认为，对于控制股东而言，其获得信息成本相对较低，对管理层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公司获得利益也更大。因此，不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影响是不同的，控制股东可以更有效地遏止管理者规避风险的行为，也容易滥用控制权，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股东从公司经营活动中获得特别利益，即控制权租金（control rent）。那些有能力控制公司行为的股东应对公司侵权或违法行为

⑧ 民警用大数据思维侦破套路贷案，大数据对于侦破案件有哪些作用

民警用大数据思维侦破套路贷案，打击罪犯的“名侦探柯南”

一、民警用大数据思维侦破套路贷案

贺警官是兰州市公安局刑警，2020年被评为兰州市优秀人民警察。从警27年来共参与侦破案件100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1500余人。贺警官曾利用大数据思维带领大家侦破“2·12”特大套路贷专案等案件，推动了打击信息领域犯罪的立法进程，可谓是打击罪犯的“名侦探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