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第6次任务

⑴ 第一次参加司考应该怎么准备复习

您好！
我的复习建议：
总计划是3大轮
第一轮：用四个月多时间，来把基础打牢，因为基础打牢了以后学习才能轻松，这一阶段关键就是打牢基础 ，
大量的听课，看书，做题。多多学习知识点。
民法：课听两遍， 看一遍书，做一遍真题 20天。
2.2日开始。
民诉：课听两遍， 有解释的法条看一遍 ，做一遍真题， 9天。3.9-3.17
刑法：先看带解释的法条（重点是把分则里的法条好好看看）两遍，课听两遍，做题，20天。3.18-4.8
刑诉：课听两遍， 有解释的芦伍法条看一遍（重点是司法解释） ，做一遍真题， 9天。4.9-4.19
行政法：课听两遍，做一遍真题，看看行政法的证据规定 ，做题 20天。4.20-5.10
商法： 听课两遍 ，公司法的书看看，其他的简单看看法条，做题。8天 5.11-5.20
经济法：听课两遍 ，法条看一遍，做题。8 天 5.21-5.29
三国： 听课两遍，书仔细看一遍，做题，10天 5.30-6.10
宪法：听课两遍，法条看一遍 做题，5 6.11-6.15
法制史：听课两遍，做题，3天 6.16-6.18
法理学：听课两遍，看书一遍 ，做题 7天 6.19-6.28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看看书，自己总结 ，把重点都写一遍。做题，4天 6.29-7.3
法律职业道德：做题，关注一下 当年的关于职业道德的司法解释，3天 7.3-7.6日
7.10-8.10日狂做题。
8.10日-9.10日，针对性做题和看讲义。
9.10日-考试论述题。案例题。
第二轮：要用3个月的时间，结合自己的情况课可以听两遍，尺哗磨也可以一遍，书和法条也要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性的看，
把所有的知识点再过一遍，要听重点老师的课和仔细研究真题， 这段时间是巩固知识点，加大复习的难度和陵斗广度。
还有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做题，哪科弱就多做哪科，碰到掌握不好的知识点，要先看相关资料、法条，之后做题，并且
保证做的每一题都明白，不能有蒙对就算了的心态！总之要学会、学懂、学透。还是按照第一遍的方法来做。这期间
还有好好关注今年增加的新的知识点。（因为，这期间司法考试大纲出来了）的学习，还得专门学习卷四 和论述提。
民法： 12天。
民诉： 6天。
刑法： 10天。
刑诉： 6天。
行政法：12天。
法制史： 3天
宪法： 3天
法律职业道德： 2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3天
法理学： 5天。
商法： 6天
经济法： 6天
三国： 10天
卷四：6天
论述：3天
第三轮 ：要用1个月的时间， 把老师的讲义好好看一遍 ，仔细总结总结， 再好好的做做历年的真题，做真题
要按照卷一、卷二、卷三、卷四这样来做，严格按照考试的 要求自己，模拟一下考试的感觉，熟悉熟悉综合试题的
做法，为上考场大好基础。

⑵ 商法的法律介绍

1 商法的调整对象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
2．商事关系
指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商事组织关系和商事交易关系。
（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结合，就是商法）。
3．商事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商人和商行为。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在我国，商人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2）合伙企业：与独资公司相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法人；
（4）联营企业：联营企业(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5）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或者仅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商行为，大陆法系学者一般认为是指以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各种表意行为。其规制原则主要有三种：
（1）主观主义原则。主观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以商人概念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商行为的具体形态，并以列举的方式揭示出商行为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主观主义立法原则的主要有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
（2）客观主义原则。客观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以行为的客观性作为出发点来确定商事行为。《法国商法典》创造了这一原则，而《西班牙商法典》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3）折中主义原则。折中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在主观主义原则和客观主义原则基础上，依据行为的客观性和商人的经营方法两个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商行为。日本现行商法典和法国修改后的商典法采取该立法原则。
4．形式的商法和实质的商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5．商法与民法、经济法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定区别。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识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商法的一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现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则。
一 强化企业组织
1．提高企业素质。主要依靠两套法律机制，一是，企业融资和确保企业财产基础的法律机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资本三原则。二是，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法律机制，如破产、重整、兼并制度。
2．完善企业结构。包括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主要保护职工利益，加强职工民主管理）。
二 提高经济效益 即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商法的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维护信用、促使交易便捷三个方面。
1．商法保护产权，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明晰产权）和维护其权威上；包括在产权受侵害时，给予及时、充分的救济。
2．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破产法对维护信用有积极的作用。
3交易便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为此，商法提供了不少制度支持。如商事交易的技术化（定型化），大量运用默示行为、证明形式自由、时效短促、商事促裁等。
三 维护交易公平
就是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主要体现为平等原则和诚信原则。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权原则、禁止内幕交易等，体现了平等原则。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体现了诚信原则。
四 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为此提供的制度主要有：
1．强行主义；
2．公示原则；
3．外观法则（客观主义）；
4．严格责任；
5．保护善意买受人（第三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 根据200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 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4号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决定》修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4号公布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⑶ 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哪些法

你好，中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换届后的十届全国人大提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内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的目容标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重点将是“提高立法质量”。法工委有关负责人称，基本形成即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将每个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亟须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
法律体系，法学中有时也称为“法的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Legal System）：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简单地说，法律体系就是部门法体系。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原则所制定的同类规范的总称。
具体分为：
1、宪法
2、行政法
3、经济法
4 、民商法
5 、劳动法
6 、环境法
7 、诉讼法
8 、刑法
9 、军事法

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课程介绍

商法学(Commercial Law)
本课程共分四编：第一编总论，讲授商法的概念、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业名称、商业经营口者和雇员的概念和制度、商业管理制度。第二编为商事主体法，介绍不同的商事组织，包括个体经营者、独资企业、公司、合营、联营和企业集团的概念和相互关系。第三编为商事中介制度，讲授商事代理、经纪制度、信托、寄托、居间和特许经营权。第四编为商品流通，讲授商品销售的不同方式（经营、代销、直销、传销等），介绍流通证券（股票、债券、提单、仓单等）、期货交易、房地产交易、运输和仓储制度。
公司法(Law of Corporations)
介绍各国公司制度及有关吸引外资的法律。内容主要包括：公司的产生与发展；工商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重点介绍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各自的法律地位、特征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介绍各国有关吸收外国投资的法律和有关保护外国投资的国际条约。教师主要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组织学生分析中、美等国主要判例，归纳和比较不同国家公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帮助学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把握我国公司法的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和利弊取向。
海商法(Maritime Law)
本课程主要介绍我国的《海商法》和其他国家有关航海贸易的法律制度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法律实践的判例。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介绍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历史沿革及海商法的渊源；船舶与船员介绍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及海上保险合同_这部分内容为讲授重点；船舶碰撞、船舶拖航、海上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诉讼时效、涉外海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及海商、海事纠纷的处理等法律问题_这部分内容作一般介绍。
票据法(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主要介绍中国票据法，同时，将从比较角度介绍英、美票据法（重点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章）以及国际统一票据法的有关内容。在不同票据（包括汇票、本标、支票）中，本课重点讲授汇票与支票，包括出票、背书、提示、付款、拒付、追索等票据行为，分析票据行为中各方当事人的关系与相关诉权与抗辩权。在支票章节，还将介绍银行与客户的法律关系。
国际经济法（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本课程主要讲授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国际经济法概述及WTO的法律框架；二部分主要讲授国际货物贸易救济法；第三部分主要讲授国际服务贸易法；第四部分主要讲授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第五部分讲授国际经济纠纷争端的解决。具体介绍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特征、主体与相关学科的关系，WTO的基本职能以及法律文件框架，WTO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法律救济手段及调查程序，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原则及规则体系，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理论和实践，双边税收条约的主要内容，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制度及其他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手段及基本程序。通过教师讲授相关法律、介绍案例，理论联系实际，大量课外阅读、课堂重点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帮助学生把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理、规则及操作程序，为学生在国际贸易、投资、税收等领域的进一步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国际私法学(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包括三大部分内容：（1）冲突规则，即当不同国家就某一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作出不同的规定时，规定应适用其中哪一国的民商法解决这一争议的规则；（2）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涉及：各国法院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为他国法院提供的司法协助、对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3）国际私法上的一般制度，如识别、反致、政策与善良风俗、法律规避、外国法内容的查明等。本课程将采用理论讲述与经典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加深对抽象的法学概念、范畴的理解。本课程还将随着法律教学改革的深入，对内容进行不断更新及调整。
经济法学(Economic Law)
概要介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实现宏观调控及对市场进行规制的主要法律。课程内容包括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及财政法、税法、银行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规。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法律与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及法律在经济管理及市场规制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知识产权法(Intel lectual Property)
介绍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重点在应用理论，同时也介绍相关的国际公约及其与内国法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的概念、基本原理、发展历史和发展的趋势、在理论上存在产问题和主要的争议；具体介绍专利、版权、商标、计算机程序、商业秘密的基本内容和中国的立法、司法等基本情况；从理论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三个方面把握教学的情况，并做及时调整。
民法总论（General Principles to Civil law）
本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民法总论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制度，是整个民法学课程体系的第一部分。本课程包括以下内容：1、民法概述，讲述民法的含义、调整对象、发展历史、渊源、适用范围等；2、民法的基本原则，讲述我国民法所确立的指导原则；3、民事法律关系，讲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4、自然人，讲述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监护等；5、法人、讲述法人的民事权利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机关、法人成立、变更与终止；6、民事法律行为，讲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含义、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附条件与附期限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与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等；7、代事，讲述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的分类、代理权、无权代理的类型等；8、诉讼时效，讲述时效的类型、诉讼时效的期间、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延长等。
民法物权（Property Law）
本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民法物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制度，是整个民法学课程体系的第二部分。本课程包括以下内容：1、物权概述，讲述物权的概念和效力、物权的类型、物权的变动；2、所有权，讲述所有权概述、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3、共有，讲述共有的概念与特征、按份共有、共同共有；4、用益物权，讲述用益物权的概念瓦特生、地上权、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典权、地役权；5、担保物权，讲述担保物权概述、抵押权、质权、留置权；6、占有，讲述占有概述、占有的效力和保护、占有的取得和消灭。
民法债权（Obligation）
本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民法债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制度，是整个民法学课程体系的第三部分。本课程包括以下内容：1、债权概述，讲述债的概念、特征和构成要件、债的发生原因、债的分类；2、债的履行，讲述债的概念和原则；3、债的保全和担保，讲述债的保全和担保的具体方式；4、债的转移和消灭，讲述债权的转让、债务的转移、债权债务的转让、债的消灭；5、合同，讲述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合同的分类、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解除、违约责任；6、侵权行为，讲述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侵权行为的分类、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各种特殊侵权行为侵权责任；7、不当得利，讲述不当得利概述、成立要件、类型和不当得利之债内容；8、无因管理之债，讲述无因、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无因管理之债的内容。 国际法学专业（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三个方向）设立于1984年1月3日，是我校第一批设立的两个博士点之一，并于2002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其专业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广博的涉外经贸知识，同时能熟练进行外语的听说读写，成为国际法学领域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一、国家级重点学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自成立以来，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一直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我院的国际法专业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国际法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经过冯大同、沈四宝、王军三任院长和全体教师的建设，国际法专业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并形成了一个具有雄厚实力雄厚的教学和科研梯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5年，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依托我院成立，该研究会凝聚了全国国际经济法专业的众多著名学者，已经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2013年更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国际法系在国家“十五”“211工程”的资助下，成立了WTO法律研究中心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并完成或即将完成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已经被实践部门用做决策的参考；国际法系的教师还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和商务部等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国内法学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数十部专著。
二、博士点专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水平
国际法专业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十四个专业之一，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国际法系开设的《国际商法》课程，被教育部评审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该课程的教科书《国际商法》畅销几十万册，培养和影响了几代经贸法律人才。
国际法系开设的其他课程，如国际投资法等，也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我系教师长期以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法，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上都使用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增强了学生应用中国法律和理解外国法律的能力。为了配合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我系教师编写了《国际商法教学案例（英文）选编》、《英美商事组织法》、《国际法》、《揭开公司面纱》等英文案例教学参考书，极大地促进了 “三会”人才（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同时又懂外语和经贸知识）的培养。
国际法系在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的研究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我系除了为中国大陆培养博士研究生外，近几年还为港澳台地区和英国、韩国等国家培养了近十名博士研究生。
国际法系在开展对外教学方面也成绩斐然。2003年，我院承担了一个培养十余名欧盟律师的项目，我系教师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教学任务。
三、高水平的对外交流
国际法系的中青年教师大多有在欧美等国家学习或做访问学者的经历，有丰富的对外交流资源。每年的对外交流，特别是与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互访非常频繁。国际法系与一些国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定期举办暑期讲座、教师和学生的交换等，与时俱进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使得国际法系的教师能够追踪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把相关的信息应用到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中。部分教师还被国外邀请做高级访问学者或课题研究人员，并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二级重点学科——国际法学。北京市法学一级重点学科。
教学科研学系
国际法学系
经济法学系
民商法学系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系
诉讼法学系
法学理论学系
刑法学系 本科：
法学专业
科学学位硕士：
法学理论、国际法学、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刑法学
专业学位硕士：
法律硕士J.M.（法学）和法律硕士J.M.（非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商法学
博士后流动站
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授课对象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本科生以及校内国际贸易、国际企业管理、外贸英语等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学生应在修完《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等外贸课程的基础上，才进入本课程的学习。
国际商法的主要内容有：(1) 绪论；(2) 代理法；(3)合伙法；(4)公司法；(5)外商投资企业法；(6) 合同法；(7) 买卖法；(8) 产品责任法；(9) 票据法；(10)国际商事仲裁。应该说上述内容是国际商事法的核心部分，但不等于全部内容。其中，合同法、买卖法和公司法是本课程的重点，因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合同尤其是货物买卖合同是基本的法律文件，而公司是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最主要的主体。票据法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受课时限制，对外贸、管理、外语等专业的学生可暂不讲授，但对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则必须讲授。至于运输及保险方面的法律问题，鉴于学生在学习《国际贸易实务》、《海商法》和《保险学》等课程中已获得必要的知识，因此，在《国际商法》课程中不拟列入。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案例讨论或模拟仲裁庭或模拟、法庭。其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懂得如何将所学的法律原理用来解决实际商务纠纷。
国际商法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五门重点建设核心课程之一，其特点是其专业性、实践性强，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特别是中国入世后社会对国际经贸人材的需求联系紧密。该课程对全校开放，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先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进出口业务等基本知识。讲授的对象为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本科生以及校内国际贸易、国际企业管理、外贸英语等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
从 1980 年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即开设国际商法课程，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这25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 1980 年至 1993 年。这一时期是国际商法课程的创建和体系确立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将国际经济法教研室从国际经济贸易系分立出来，并成立国际经济法系，由冯大同 教授任系主任，国际商法课程的带头人主要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沈达明、冯大同两位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
(1) 建立了一套适应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需要的国际商法体系；
(2) 沈达明、冯大同教授于 1980 年编写的《国际商法》教材，后来被定为原外贸部统编教材，曾获原外经贸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冯大同教授于1992 年主编出版了《国际商法》 ( 修订版 ) 教材，后被定为原外经贸部统编教材，曾被评为外经贸部优秀教材。
第二时期为 1994 年至今。这一时期是国际商法作为一门品牌课程的确立时期。 199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将国际经济法系改建为法学院，由沈四宝教授任院长。在这一时期，国际商法课程的主要带头人是法学院院长沈四宝教授和副院长王军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为：
1、国际商法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以国际商法课程为核心的国际法专业在 2002年获得国家重点学科的称号。
2、国际商法课程被评为 2003 年北京市精品课程。
3、由沈四宝、王军、焦津洪三位教授编著的国际商法课程教科书《国际商法》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际商法》教材现已被各大专院校采用，至今已发行几十多万册，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对统一国际商法教材体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在国际商法的教学中不断总结出了新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案例教学法、双语教学法等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并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这些方法的采用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经贸大学法学院曾先后召开过多次全国性的国际商法案例教学研讨会，与国内同行共同研究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5、编写了多部国际商法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系列教材 , 除了《国际商法》教材之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
（1）沈四宝、王军、焦津洪：《国际商法教学案例 ( 英文 ) 选编》，法律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该教材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研究生推荐教材；
（2）王军：《美国合同法案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3）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4）丁丁编著：《英美商事组织法》（案例精粹系列丛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

⑸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於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其余铁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後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
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推动经济自由发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1904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至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879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中国法律现代化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制进程因中国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全部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秘密警察（特务）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部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
政权机构现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清末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1906年前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到此，清政权虽然仍是半新半旧的，但这毕竟是清朝政权机构迈入近代时期的开始。
中国军队近代化
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日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当中，曾经勇武善战的八旗军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协同战术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参战清兵与英军伤亡比竟然达到600比1，惨痛的现实迫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使是清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步枪的情况下仍然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军是混编各式古老火枪（甚至包括鸟铳、抬枪）与不同口径的近代步枪，没有几个单位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战斗一旦打响则后勤供应漏洞百出，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比比皆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更为直截了当：“除了数千由外国军官亲手训练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国官兵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统治者恐慌之余终于明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来源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先进的军队制度才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在反思日军胜利因素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日军“专以西法制胜”、“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拟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尝试逐渐引入西式军制与训练，开办西式军事学校，同时命令旧有军队改习洋操，聘请西方教官训练甚至管理军队，这些接受西式军事训练，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装备的清军被称为新式陆军。其中，北洋的定武军和南洋的自强军在这方面开创了新河。
清末新军建设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环节，尽管它最后的发展方向并未与这场军事变革的发动者——清政府所预期的一致，但是新军建设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进程的多项先河，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要进步。新军建设与洋务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承认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领先，幻想单纯从西方列强手中购买洋枪洋炮、替换清朝军队手中的大刀长矛和土炮就能成为一流军队，而对于真正决定战斗力的军队制度丝毫不作变革，导致清朝军队在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时还有足够的力量，可是甲午战争当中面对同样经历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变革的日本军队，清朝军队照样不是对手，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本质上改革军队，军队战斗力没有大幅的提升。反观新军建设，是从军队制度乃至武器装备、官兵培训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变革，近代军队司令部、军事学校、军乐队、近代军事编制、后勤制度以及“国防军”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旧势力不敢想象的变革。一系列的变革对于提升新军战斗力的效果非常明显，辛亥革命初期，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旧军面对新军时，大部分一触即溃。最终南方新军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顺利起义，北方新军在袁世凯指挥下进行逼宫，给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新军的西式军制在清朝灭亡后，经过进一步改进和变革，一直作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军事制度，而部分军事制度甚至也被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沿用、发展，其意义和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新学教育兴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方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民族资产阶级崛起
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
促进民主革命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增负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北洋军阀崛起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强的经济侵略
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商品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这些商品包括鸦片、西方列强本国的手工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者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很少），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商品输出较资本输出时间早，在1840年至1895《马关条约》签订年间里，绝大部分都是商品输出。其本质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场。资本输出是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例如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或利用雄厚的资本取得在中国的铁路权（《中法条约》规定）、开矿权等等。或用过剩资本作为贷款（如《辛丑条约》规定赔4.5亿两白银清政府无力支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国家大借外债，以海关等税做担保）。其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危机更加加深和严重）。
在西方列强看来，与其等着一味守旧的清政府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实行改革以消弥革命，这样才能保持甚至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和之后，列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这一点上讲，清政府最后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强的因素。清末新政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张謇是清末提倡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棉铁主义”、发展外资等具体发展实业的措施。棉铁主义指以棉纺织业、钢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民族工业体系。他还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是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经济意义
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人文意义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的极端重要性。

⑹ 保险法经历了几次修改

解放前，中国曾进行过一些保险的立法工作，由于政局不稳，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没有真正的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保险立法工作很曲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险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进展，中国先后颁布了一些单项的保险法规。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保险法共修改了4次，分别是：

第一次：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对海上保险做了明确规定。

第二次：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这是建国来中国的第一次保险基本法。采用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为一体的立法体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保险法律。

第三次：

2002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保险法》做了首次修改，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

第四次：

最新的《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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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修改的必要性有哪些
近几年，我国保险市场快速发展，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必要对保险法进行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业适应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市场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保险业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险立法有必要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2.加强保险法治建设，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必然要求。

在国务院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大背景下，保险监管向“放开前端、管住后端”转变，取消了一批事前审批事项，需要相应在保险法中进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手段。

3.强化监管，加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权益保护的必然要求。

当前，保险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而现行保险法规定的监管执法手段不够完善，市场主体违法成本过低。

因此，有必要修改完善保险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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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具体可分为哪些种类
1、保险业法

保险业法又叫保险业监督法，是调整国家和保险机构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凡规范保险机构设立、经营、管理和解散等的有关法律均属于保险业法。

2、保险合同法

保险合同法又叫保险契约法，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规范。

保险方积投保方的保险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确定的小凡有关保险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均属保险合同法。

3、保险特别法

保险特别法，是专门规范特定的保险种类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对某些有特别要求或对国计民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保险，国家专门为之制定法律实施。

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日本的人身保险法。在这种保险持别法中，往往既调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关系，也调整国家对该险种的管理监督关系。

4、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法是国家就社会保障所颁发的法令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