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典名言

㈠ 关于“隐名代理”和“表见代理”的案例分析题

〔内容摘要〕假代理行为是冒他人之名行自己交易之实的行为。当假代理的行为人作为权利人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时，相对人的抗辩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立，但其结果却是显失公正的。因此，必须寻得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司法实践。从表面上看，假代理行为的行为人与效果意思承受人并不同一，而实质上却是同一的，这与通常理解的代理含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故因假代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行为人自己承受。从本质上说，假代理并不属于民事代理法范畴上的概念，但考虑到民法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故将其与民事代理法上的其他代理形态一并加以规范应当是较为适当的。
〔关键词〕隐名代理 表见代理 行纪行为 合同相对性 假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看一则案例：乙经工商部门登记取得了批零经营建材的资格，有一建材门市，但后来却一直是由甲在门市上从事经营。丙在多次从甲的手上赊购建筑材料后，向丙出具了一张欠条，欠条上的债权人姓名为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乙。后因丙拖欠货款，甲遂持欠条以乙的名义起诉。因甲并无乙之授权，法院便通知乙出庭。而此时丙提出从未见过乙，与乙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对此，乙表示认可，并声明因建材门市早已全部转让给甲经营，故对甲、丙之间的纠纷，自己既不参与，也不想过问。法院遂以本案不能成立为由裁定终结了本案的诉讼。无奈，甲只好以自己的名义重新提起诉讼，而丙在庭审中又以欠条上的债权人为乙、自己从不知道甲这个名字为由，主张不欠甲的货款，要求法院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甲的起诉。此案将甲推上了两难的境地，法官也一下子困惑起来：甲、丙交易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丙究竟应当向谁给付货款？给付货款的法律依据或法理依据是什么？对此，存在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的此种行为属于隐名代理。因为甲一直是自己出面经营，丙根本不知道甲的背后有乙存在，故属隐名代理，丙可以选择向乙或向甲履行债务。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现有的代理制度及其理论框架下，甲的行为应为表见代理。因为其外在表征足以使丙相信其代表乙，故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应当在乙、丙之间产生有效代理的法律后果，丙理所当然应向乙履行给付义务。甲只能基于与乙的关系再向乙主张权利，甚至可追究乙不作为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甲的行为实为行纪行为。因为甲接收了建材门市以后，虽然以乙的名义（营业登记证）从事经营，但实际上完全是自己独立的对外从事经营，享受经营利益，负担经营后果，所以丙应当向甲履行付款义务。

除此而外，还出现了甲的行为为冒名隐名代理、挂靠经营、行纪与直接代理之竞合等诸多观点，不一而足。观点的不同也造成了案件在处理结果上的差异。鉴于本案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指导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本案中甲的行为性质及形态作一法律上的分析，并就教于民法学界。

二、代理制度中若干概念之解析及其案例对照

代理制度由德国民法典确立以来，尽管已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继受，但对代理行为性质、代理行为的表现形态、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等，学理上一直存有争论，更甭说立法上之差异了。按照我国现行民法的规定，代理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学理上，代理的形态有多种，分类纷繁。在大陆法系，根据代理人是否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将代理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根据代理人主动为意思表示或直接受意思表示，将代理分为积极代理和消极代理；根据代理行为是否基于代理权而为法律行为，将代理分为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而无权代理又分为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根据代理权的发生是否基于本人的意思表示，将代理分为法定代理和意定代理；根据代理权范围有无特定的限制，将代理分为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另外，还有自己代理、双方代理、复代理等形态称谓。〔1〕而在英美法系，其代理形态的划分就并不象大陆法系这样详细与周到，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种主要形态，即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named principal)、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unnamed principal)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前两种情况与大陆法系的直接代理相同，第三种情况属于间接代理。〔2〕代理“是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是大陆法系区别于英美法系的根本区别之一。英美法不区分代理基础关系与代理关系，也不关注代理与相关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的差异，因而其法律关系性质模糊，难以准确界定。英美法上的所谓以自己名义的隐名代理，实际为大陆法上的行纪。所以，我国在立法时，注意对大陆法系传统理论的吸收，并未将隐名代理作为代理法律制度中的一种代理形态，而是在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合同。

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享有代理权的前提下，既不披露本人的姓名，也不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披露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并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而本人仍然将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大陆法上理解隐名代理应包括“本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和“本人身份公开但本人姓名不公开的代理”。因为无论是公开与否，代理人都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这与大陆法上的显名代理具有本质差异。〔3〕尽管在概念上对隐名代理的定义有多种，但均以代理人须有代理权且不公开被代理人姓名或身份为要件。〔4〕上述案例中，甲在与丙交易时，其并未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一直以乙的名义进行的，所显之名乃是所谓的被代理人，却将自己的姓名隐去，因而，甲的行为绝非隐名代理。

学理上，隐名代理常常被认为等同于间接代理，故对上述案例中甲的行为是否属于间接代理原本无探讨之必要。但近来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表明，两者的所谓等同概念，只是在理解上的等同，在法律上，两者仍有区别，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照间接代理的内涵加以分析。所谓间接代理，乃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其法律效果通过协议转移于被代理人的代理。隐名代理强调的是代理人不表明被代理人的姓名，而间接代理强调的是被代理人并不当然地对代理人的代理后果直接承担责任。这就是说，间接代理中有时可以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不披露被代理人姓名，或者披露被代理人身份但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所以，对照上述案例，甲在与丙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既未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也未披露乙的被代理人（姑且称之为被代理人）身份，仅是丙认为甲就是营业执照上的乙，因此，甲的行为显然不符合间接代理的特征。

从表见代理的概念上分析，上述案例中，似乎隐含着“无代理权之授予”的表见代理特征，但根据表见代理通说之概念，表见代理必须以具有使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基于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本人之权利为要件。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本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权而产生的表见代理；2、代理人越权行为产生的表见代理；3、因代理行为的延续而产生授权假象的表见代理。本案中，丙在交易时根本无“本人存在”之意识，也未发现某种事实或法律关系使其认为与其交易的行为人有代理某人的表象特征。因而这种形态不能产生让乙向丙承担表见代理责任的法律效果，同理，丙也不能向乙承担表见代理关系上的第三人责任。所以，认为甲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行为的观点，仅仅是看到了甲是“无授权之代理”的一个内部特征，而未立足于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去观察。当本人的利益与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将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并籍此维系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主张甲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行为者，先入为主地认为丙在交易时已知道甲背后的乙的存在，所以才会得出这样一个近似荒谬的结论。

有观点认为，甲的行为是民法上的行纪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似乎与隐名代理相同。而台湾学者梅仲协先生则认为行纪人就是间接代理人：“行纪人固应将处理事务之结果，归于委托人，但就行纪营业之本质言，在外部关系，即所谓对于交易之相对人之关系，行纪人应就其事务，自享权利并自负义务，所谓间接代理是也。”〔5〕因此，行纪关系应由委任合同和与第三人交易合同共同构成。正如高富平、王连国两位先生所言，“行纪人的特殊营业方式，使他成为两个合同的当事人，一个是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即行纪合同；另一个是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两个合同构成两对合同关系，成为行纪营业的两个核心法律关系。”〔6〕这似乎与代理关系无本质上的差异。尽管我国已将隐名代理纳入行纪制度予以规范，但行纪与代理仍有不相同之处。首先在称谓上就有不同，受人委托的人在行纪关系中为行纪人，在代理关系中为代理人。既然在法律术语上严格使用这两个概念，则充分说明其内涵有异，这将指引着人们进一步探求行纪与隐名代理或间接代理的区别。按传统的信托即为行纪的观点，信托人（委托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公民，但行纪人只限于经批准经营信托业务的法人，如信托商店、寄售商店、贸易货栈、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日用品调剂商店等。〔7〕公民个人和未经法定手续批准的法人不得经营或兼营信托业务。〔8〕而代理人则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且法人作为代理人的，并无要经何机关准许之必要。司法实践中，审查行纪人之资格及行纪关系之效力时，往往格外关注其有无经过可从事行纪事务的登记。而对代理，尤其是隐名代理，则仅考虑代理人之行为能力即可。再就是行纪通常为有偿性的，而代理则可能为无偿性的。最后一点，就是行纪关系中，委托人无法从第三人处直接承受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效果，而隐名代理则不然，若代理人披露了被代理人，则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可直接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本文所述案例中，如果甲为行纪人，则其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营业登记，这样，甲与乙之间的交易就可以受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之调整了，即“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遗憾的是，案例中的甲一直以乙的名义经营，客观上造成了甲不能成为行纪人。尽管与丙交易的实体结果由甲直接承受，但是要使丙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想直接将行纪制度作为武器加以利用，以此作为对丙抗辩理由之反驳，似乎没有胜诉的可能。笔者以为，本案中的甲的行为，不符合行纪行为的法律特征，故不属于行纪行为，其无权以行纪人的身份向丙主张权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甲的行为属于行纪行为与直接代理行为之竞合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本来想要表达的可能是行纪行为与直接代理行为之组合行为，是部分重叠行为，其将直接代理中的“以被代理人名义”抽出来，又将行纪行为中的行纪人承担合同后果抽出来，两者加以组合，但不知这究竟能拼凑成何种法律形态，有何特征，又如何设计其法律地位。尽管如此，这种大胆的设想和创意，至少可以给笔者一个指引性的思考：在现行的代理法律制度或者民法上的其它法律制度框架内，究竟有没有可以规范本文案例中甲的行为的概念？如果没有，则能否说明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甚至在民事法律理论中，就缺少对这种形态的规范呢？

三、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其适用

通说认为，合同相对性包括合同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和责任相对性。〔9〕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一方可向合同的另一方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上约定的权利和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能负担合同上的义务；合同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主体之间产生，合同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关系主体也不对合同外的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相对性理论昭示着这样一个法律机理：合同的效力只能及于表达合同意志的当事人。隐名代理显然已突破了这一机理。尽管隐名代理中本人与第三人的直接契约关系并非显而易见，但在本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后，本人之被代理人地位便得以彰显。此时，本人之地位与显名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实无二致，介入权与选择权的设立，使隐名代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隐名代理问题只能放在有代理权的范畴内进行规范，即隐名代理人必须实际地享有代理权，倘若在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的情形下也承认有隐名代理的存在，则势必在法律上造成一种误导，使得任何人都会对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所为的行为承受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样就会使无故的人受到牵连，依私法自治原则确立的合同相对性制度将遭到破坏甚至无法维持，代理制度的功利效果也将无法得到体现。

众所周知，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发生民法上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以合于法律规定而发生法律效力。在特殊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在为法律行为时，并不告知相对人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也不会影响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在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中，行为人的姓名并不能导致所设关系效力的改变，无论以谁的名义，均不影响相对人的责任负担。“因为法律行为的表意人与该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承受人应该是同一的，任何人在为法律行为时都应该表明其民事主体的身份，如果行为人不表明是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律上也将推定他为该法律行为的效果承受人。”〔10〕这里所言的民事主体的身份，不仅仅指行为人自己的姓名，而且包括主体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相对人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固定自己的交易对象，将交易对象特定化，于是便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成立了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特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当然，有些交易尤其是许多即时清结的交易，并不要求主体身份具体披露，如商场与购物者、公共汽车运输公司与乘客。

设想，若本文所述案例中的丙是原告要主张权利，那么被告会是谁呢？是甲还是乙？也许这个问题要好解决一些，因为丙可依表见代理向乙主张权利，也可依合同相对性原理向甲主张权利，实践中甚至可以将甲和乙作为共同被告而并不去关注甲、乙之内部关系。其选择的余地较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制度的设计，通常都为保障第三人利益服务，中外各国，似无例外。在日本，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他人以代理权之人，在其代理权范围内，就该他人与第三人间所为的行为，负其责任。〔11〕日本判例也认为这一规定适用于允许使用自己的姓名、商号的场合。在德国，授权人（Vollmachtgeber）交付授权书（Vollmachtsurkunde）于代理人，并由代理人将授权书向第三人出示时，应视为与授权人以特别通知授予代理权者相同。〔1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由于本人自己之行为，足使第三人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之情形有二：1、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者，此之表示性质上为“事实通知”；2、知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为反对之表示者。我国民法通则的第六十六条后句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总有一个侧重保护谁的问题存在，上述规定中所侧重保护的对象就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当丙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制度保障便较为到位，在实践中的处理也就相对轻松。

然而，当丙作为被告时，为何在法律的适用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呢？这又涉及到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谁先谁后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权利先定，义务后生”。从本质上说，合同义务先于权利而生，合同义务不是权利的附庸。人们之所以在交易中签订合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只有当自己的这种需要是正当的，需要才能变成权利而得到满足。〔13〕合同首先设定了双方的义务，在双方不履行义务时便产生了权利。在不履行义务为不正当时，社会或者法律会要求其履行，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人才会寻求法律的支持，向违约者提出请求，从而产生请求权。从这个观点出发，当丙作为权利人提出请求时，一定已有应当履行义务之主体和行为存在，主体及其履行行为是权利实现的保障，而丙的相对方有甲、乙，故其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实现权利的可能性也就大。

在本文的案例中，丙为义务主体，即为被请求履行义务之人，当其向甲出具欠条时，就已开始负担着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了。这一义务的履行，对于丙来说，无须其关注甲、乙之间之内部关系，只要履行行为理由正当即可，因为义务在先，请求权在后。若丙以不应向甲履行义务，也不应向乙履行义务为抗辩，则是先有权利而后生义务之翻版，当然不符合法理，所得出的结论亦当然不能成立。从合同的主体相对性角度分析，乙并非交易行为中的表意人，也非甲之行为的效果承受人，所以，甲、丙之交易行为不能对乙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四、民法理论上的假代理行为及其形态分析

面对日益翻新的社会生活需求，笔者发现，现有民法理论上的代理制度仍然是捉襟见肘，不但隐名代理未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已有的民法术语亦不能概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亟需完善。民事主体为利己主义所驱动，会采用各种法律上并不明确禁止或无法禁止的方式从事交易活动，使得司法者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徒生疑难。那么，既然法律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创设就应当看社会之需要，只要社会上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的创设就可算是达到目的了。否则，就可能误入单纯的概念法学的歧途，从而达不到立法的目的。正如美国的法学家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接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或其他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在确定人们所应该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14〕所以，为了弥补本文所述案例在理论和制度上的不足，笔者试作以下探索和分析。

在本文的案例中，丙是与甲这个特定的人进行的交易，丙在交易过程中，主观上并没有认为甲是代理乙出售建筑材料的，事实上，丙根本就不知道有独立的乙的存在。在丙的眼里，与其交易的甲就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即丙一直认为甲的名字就叫作乙。只是在以后的诉讼中，丙方才得知甲和乙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然人，继而提出各种抗辩理由。诚然，甲在受领丙出具的欠条时，明知欠条上所载明的债权人为乙，却不提出异议，并向丙披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在主观上，甲具有使丙认为自己乃营业执照上登记之业主的放任过错。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甲没有隐去乙的名字，也未披露自己的身份或姓名，这种冠他人之名行自己交易之实的行为，笔者将其定义为假代理（或为虚拟代理）。

假代理在性质上本与代理无关，在范围上甚至不属于代理制度所固有的内容，只是因为冠他人之名之事实存在，才将其置于代理的框架结构之中，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代理制度中的一些术语，实乃借用。假代理行为虽然在表面上具有规范代理行为的部分特征，如代理人独立实施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意思表示由代理人向本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为或所受，且意思表示的方式、对象等因素并不受本人的干扰等，但却缺乏代理行为的效果意思存在。所谓效果意思是指代理人将代理行为所设定的法律后果归属本人的意思。“代理人进行意思表示时对于决定效果意思，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全然由本人做出效果意思，而由他人代为表示的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15〕反之，全然由某人做出效果意思，并由该人为意思表示行为，则与本人借助他人行为而参加民事活动这一代理制度宗旨相悖，故这种行为应属某人自己的行为，其当然也不会产生有效代理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行为主体与效果意思主体合一时，即使以他人名义为民事行为，该行为也不能对他人产生效力，只能视为某人自己的行为。假代理的概念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提出来的。在这一关系中，做出效果意思的人为所谓的代理人，而该代理人又乃行为人，这恰恰是行为主体与效果意思主体合一的典型范例，所以，行为人之行为根本无法产生有效代理之法律后果，故将行为人的行为谓之假代理似甚妥当。

假代理的显著特点就是行为人在无他人授权之情形下，却以他人名义与第三人为一定民事行为。这里的无他人授权，一方面是指他人并未授权，另一方面是指无须他人授权。本文案例中甲的行为应是后者，即甲与丙的交易行为无须乙的授权。我们无法将假代理套用在无权代理范围内，因其与无权代理中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等几无相干；我们也不能套用无权处分概念，实际上甲早已从乙处取得了对作为商品的建筑材料的处分权。因此，需要探究的应是甲的行为之性质。无论是有权代理、无权代理还是假代理，都有其自身的抽象本质。在代理行为中，其抽象本质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利益服务。若非为他人服务，则难谓代理，所为之行为后果只能自己承受。假代理并无为他人服务之代理本质，故假代理行为人自己承受行为后果便为理所当然。

笔者的同事中有人提出，本案可使用表见所有权理论而避开代理。表见所有权理论即为如果被代理人给代理人涂上了所有权人的色彩，并且使得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财产所有人，那么代理人处分该财产的所有权对被代理人产生拘束力，第三人也可依法获得完整的财产所有权。这就是说，一个无权处分合同，即使由于权利人的不予追认而归于无效，也并不影响第三人依据表见所有权理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同事认为，既然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有义务支付标的物之相应价款，且应向表见所有权人支付。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未脱离表见代理的巢臼，仅是换了一个角度看待对本案例的处理，且有从代理制度跳入大陆法系善意取得制度范围之嫌，并不能解决本文案例所带来的理论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用假代理的概念来解除本案在理论上的困惑，会有特殊的效果。在本文的案例中，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是自己在与丙进行交易，虽然丙在出具欠条时，将欠条上的债权人写为乙，但鉴于甲的行为属于假代理行为，故其效果意思应归于甲，而无庸顾及甲以谁的名义，尤其是当丙负有一定的合同义务时，更无须关注甲行为时的所冠之名。因此，当甲以自己的名义对丙提起诉讼时，丙的不欠甲之建材款的抗辩理由便不能成立。当然，若因甲未尽披露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则可依假代理中之过错原则追究甲的责任。

注释：

〔1〕 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0 ～21页。

〔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3〕 同〔1〕，第122页。

〔4〕 关于隐名代理，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定义：1、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签订合同时，公开一种代理关系的存在，承认自己的代理人地位，但不实际向第三人公开被代理人姓名，该合同视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由被代理人承担合同后果。见王莹 张冬：《代理、外贸代理及其它问题的一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2、隐名代理者，代理人所为之意思表示，纵未明示为本人为之，如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为之，直接对于本人发生效力之代理也。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3、所谓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有代理权，但不明示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仅以自己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代理。见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4、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有代理权，但不向第三人公开自己的代理人身份，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为民事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仍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见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5、隐名代理是不明示被代理人并且不以其名义实施的代理。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5〕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6〕 高富平 王连国：《委托合同 行纪合同 居间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7〕 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8〕 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页。

〔9〕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10〕 同〔1〕，第120页。

〔11〕 见《日本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

〔12〕 见《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

〔13〕 向甬：《论合同义务的本质》，载《法学》1999年第9期。

〔14〕 霍姆斯的这段名言，尽管主要是针对英美法系有感而发，但是对于法典化国家的法律适用和法律演进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因为它精辟地揭示了由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是给逻辑思维尤其是演绎方法以生命的东西。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5〕傅鼎生：《民事代理的范围》，载华东政法学院教研处编《法学论文集》。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摘自人民法院网

㈡ 民法典经典语录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离不开对历史上存在的相关法的继承。同时,由于我们身处一个日趋“国际化”的以开放特征的世界,我们周围有许多比我们更为发达的国家,所以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对域外法律的进行借鉴和移植。这些都已在法学界达成共识,而真正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怎样继承和移植,才能有利于制定一部符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又能适应时代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民法典。

自从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开近代法典编纂之先河,一百年后德国民法典将法典编纂技术推向高峰,现在又过去了100年,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中国的法典的制定已成为法律界的关注焦点。我们希望,中国这个民法典能够成为新世纪将要升起的太阳。

一、学习外国民法了解民法本该有的价值本旨

外国民法是民法本身,而我国现阶段意义上的民法仅是民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民法应该是什么,民法本该有的价值本旨即典型国家的民法所体现出来的民法理念与民法价

值。我们可以认为典型国家的民法,即外国民法才是民法的应然状态。

民法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法文化,形成了私权神圣、身份平

等、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私权神圣要求民事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非因公益和非经法定正当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身份平等,在法律上称为权利能力平等,其实质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平等。意思自治,是在私人生活中,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管理决定自己

民法典的时代使命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3-6-19

九届人大常委会在2002年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首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这标志着多年来备受关注的民法典起草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可望十届人大常委会将继续这一立法工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完成草案的审议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一读的草案毕竟是一个初步的草案，也许因为其太不成熟，有关部门甚至不愿意公布这一草案。笔者认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经进入十分重要的时刻，而正确认识制定民法典的时代使命，是关系到这一‘举世关注的基本法律成败的关键。

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仅仅因为现在的民事立法过于分散、部分民事法律阙如就一定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吗这样的答案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英美法国家的民事法律规范更为分散，他们却没有制定民法典的需求：如果仅仅是缺乏某些民法制度(如物权法)，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也不需要制定民法典。

㈢ 物权法草案颁布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

《物权法》历时14年，8次提交审议。围绕物权法的诸多争论，终在全国“两会”上得以平息。2007年3月1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物权法》以高票获得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一、物权法的立法背景 按照国家立法规划，到2010年，我国要出台《民法典》，目标是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典》的内容包括五大部分：主体编、合同编、物权编、债权编和责任编。法律条文至少要超过1000条。为了实现立法目标，必须早日制定《物权法》。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成立了以粱慧星、王利明为首的两个课题小组，从事《物权法》的起草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不少市场交易规则，同时十分关注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专门有一节规定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1993年物权法开始起草，1994年正式列入立法计划。1998年3月，成立了民法典研究小组，开始了对物权法的研究和讨论工作。2002年1月，公布了《物权法（征求意见稿）》。2002年12月23日，《民法》（草案）被首次提请审议，物权法是作为其中的一编。2004年，对民法草案第二编物权法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物权法草案。从2004年10月至2006年10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先后六次对草案进行审议。2006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了有关议案，决定将物权法草案提请2007年3月举行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近3000名人大代表的投票结果：赞成的2799人，反对的52人，弃权的37人。这标志着中国民法典向诞生迈出关键一步。 物权法破了我国立法的记录，是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一部法律，是12部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法律之一，在2005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中，共收到11543件来信，召开了100多场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题目是《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在全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因为涉及政治问题，有关领导叫停了立法步伐。双方各持己见。 巩教授说《物权法》草案照搬西方法律，社会主义的东西基本没有。没有写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而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平等保护。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讲平等，就是要乞丐的要饭棍和少数人的汽车、机器平等保护，要把普通居民的住房、危旧房和那些高级别墅一样保护，这样形成的不是劳动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起草小组粱慧星和王利明等民法学专家辩解：第一、对合法财产一体承认、平等保护是物权法准则。其二、《物权法》是民事法律，不是宪法。没有写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①宪法已规定，物权法没有必要重复；② 如果重复该规定，易引起误解。第三、贫富分化是社会本身问题，不是物权法问题。 正在物权法即将审议通过之际，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史上最牛的钉子户” （屋主杨威、吴苹夫妇）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适时出现，向为城建热点的拆迁与“钉子户”问题再度升温。各大媒体纷纷跟进，一场关于物权法与“钉子户”的争论就此展开。最牛钉子户用它的“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筑就了一座公民私产的堡垒，实践了物权法中“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捍卫了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 二、物权法的基本理论 （一） 物权与物权法 所谓物权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与债权、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不同，物权的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动产指不动产以外的物，包括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和电、气、光波、磁波等物。 物权法是规范民事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明确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以及对物权的保护。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是物的归属关系以及对物的占有、利用而发生的财产关系。物权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胜利成果的法律形式，特别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成果进行的法律确认。 物权法与财产权法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同。财产权法包括物权法、债权法、继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内容，财产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两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上是难以确定其价值。有些无形财产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二）物权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意义 物权法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给予平等保护；加大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力度，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全面准确地体现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维护农民利益；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①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由物权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②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公示就是公开表示出来的意思。③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 制定物权法，意义重大。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二是体现了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实现宪法原则的需要； 四是维护群众物质财产利益的需要；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物权法的作用是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商鞅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物权法从表面上看是保护物权，透过物权实际上是保护人权。物质资料是由人类控制的，只有先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更好地保护物权，不尊重人权就难以保护物权。 英国洛克有句名言：“没有个人物权的地方，就没有公正。” 物权和人权是公民两大基本权利。王利明提出：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称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物权法不仅仅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保护人民群众财产权利的基本法，也是规范行政机关公权力、保障人民财产权利的一部重要民事法律。西方国家有一句格言，对私人住宅，“风可进，雨可进，国王的军队不可进”。 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磨坊”故事。1866年10月13日，刚刚打赢奥地利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大批臣属的前呼后拥之下临幸他在波茨坦的行宫。然而，行宫前的一座破旧磨坊却让他大为扫兴，他想拆除，但磨坊却并不属于王室；他想赎买，奈何磨坊主死活不卖。暴怒的国王强令拆除，但被磨坊主诉至法庭。本来平民告国王已经是破天荒头一遭，但审理案件的三位法官毅然一致裁定：被告人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触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责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址立即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并赔偿原告人150元德国马克。波茨坦磨坊的故事被视为西方司法独立、民主法治的经典案例，后来成为法律院校的学生法制教育的基地。 物权制度是罗马人的创造，物权法体系则是德国人的智慧，经由日本人提供的桥梁，通过清末沈家本、伍廷芳等中国人的努力，最终来到了古老的北京。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最完备的法律，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是参照罗马法而制定的。古罗马到处侵略扩张，成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历时1100多年）。在奴隶制社会，古罗马人用军事统治世界；在中世纪，古罗马人用宗教统治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古罗马人用法律统治世界。公法与私法是大陆法系依古罗马法划分出来，宪法、行政法是公法，它体现国家统治阶级意志或者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民法、物权法是私法，它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老百姓意志。 三、物权法的创新规定 《物权法》分为总则（包括基本原则、物的变动、物权的保护）；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共五编、19章247条，约22000字。主要内容涉及：①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②关于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③关于国有财产的范围和保护问题，国家所有权的行使问题；④关于集体财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有权；⑤关于房屋等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⑥关于征收补偿。

㈣ 什么叫罗马法的理性精神

罗马法，一般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

理性主义指哲学中崇尚理性、强调理性作用的理论观点或思潮，理性精神应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纯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是出于对知性的追求，对完美和绝对的追求，出于创造的冲动。 二是实践理性，是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在追求对人有利的结果。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觉地区分主体与客体，并与之拉开距离，加以客观观照的过程。四是实证精神，指在认识、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视理论的验证与实践，重视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从。

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

1、私法精神

罗马法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一般调整的是国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调整个人利益的法。每个人的私权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并不需要法律赋予。公私法划算的思想，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明确了。公园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说：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公法和私法。之所以会有这样先进思想的产生，与罗马社会所经历的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根据罗马社会的特殊性，加上罗马人政府的城邦不断扩张，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城邦间的商品交往，从而实现了罗马城市中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罗马人对司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维。

2、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关于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是与实在法相对的，它是一个虚幻的理论层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无差别的基础上。自然法预示的是正义、平等、公平、爱。 罗马法中充满了有关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腊的哲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即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用自然来解释世界，并主张人类用自然法则来生活。随着罗马城邦的发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进步完善。

㈤ 法学上的意思自治是什么意思

一、意思自治的含义和内容

（一）私法自治与意思自治的关系。所谓私法自治，是指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据考证，正式提出意思自治或“当事人意思自治”学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意思自治原则的哲学基础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这一事实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人认识的不确定性和可错性，这一原则赋予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和机会。而意思自治的主旨则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是约束其契约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和选择自由的尊重既是契约自由的关键，也是保证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只有在自己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中，那种选择行为才能被称为自由。”[1]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利益的决定因素的排列顺序应为选择、运气、努力和出身，其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选择的重要性。意思自治思想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但罗马法并没有将意思自治原则提到民法特别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高度来看待，换言之，罗马法虽然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将意思自治抽象为私法原则。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受到充分尊重，私法自治思想才得以广泛传播。由于私法主要表现为民法，因此私法自治就主要表现为意思自治。从另一方面来说，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和灵魂，是私法的最高理念。意思自治还与市民社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契约性关系为网络组合而成的社会系统，而联结契约当事人的纽带就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构成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给市民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为目的的。“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2]私法自治理念的确立，在人身关系上彻底否定了封建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强调人格独立，摈弃人身依附，宣扬人格平等，使人性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解放，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意思自治的主要内容。意思自治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民事立法对意思自治的规定体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可以提供选择的机会，增加自由选择的效能。即用共同规则的形式，预先为民事者设定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以规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为；二是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为的不正当障碍，以保证民事行为的自由开展；三是把自由上升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客体，使之成为“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3]，保证每“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4]；四是在具体民事活动中，法律保护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伙伴、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内容等。同时意思自治还表现在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在所有权领域，则表现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处分其财产；在契约领域，则表现为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契约对象等方面之充分选择自由；在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则表现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等；在民事责任领域，则表现为自己责任，即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由自己独立承担。但意思自由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合同领域，表现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至19世纪，在声势浩大的成文法运动中，不断发展了的意思自治原则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庄严的使命。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首开合同自由的先河，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虽然该法典并没有单独设立“合同自由”条款，但人们仍然能够从具体的合同制度中诠释出合同自由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该法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约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01条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法国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第305条更明确规定：“只要法律无相反规定，又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成立债（权利义务）的关系。也可据此改变债的内容。”《瑞士债务法》第19条规定：“契约的内容，在法律限制内可以自由订立。”合同自由不仅是大陆法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英美法国家的基本民法原则。在18、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思想盛行，个人财产权和活动自由被视为高于一切。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英国法院的法官所奉行的也是不干涉哲学，认为契约法的功能是消极的，他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法律不应限制当事人缔约的权利，也不应以任何借口干涉私人间的合同。“法律要做的仅仅是在一方违约或不履行义务时，帮助另一方而已。”[5]美国合同法在有关合同的规则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同样受到尊重和确认。“维护私人自由缔约的权利已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在当时美国人的观念中，正义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就在于对合法契约加以维护。”[6]意思自治与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和基石。[7]

（三）意思自治的伦理意义。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天性，也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保障。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公民的自由权作了明确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自由的发展史，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就意味着人类不断地走向自由。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古代的自由在含义上是不一样的。贡斯当认为，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然而，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8]对民事立法而言，法律对自由的确认和保护就显得更为迫切和更为必要。其原因在于，民法本身就是自由的产物，是自由经济上升为法律的主要体现。从另一方面来说，自由在社会中的实现过程始终离不开规则，自由表现为规则范围内的自由。在法制社会中规则主要表现为法律，因此自由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限定和实现，自由也相应表现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言：“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9]

（二）意思自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法律上的私法自治原则与经济学上的自由经济思想密切相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在自由竞争中获得充分发展，市场规则则是以自由竞争对经济生活进行自发矫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发展以及相伴而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第一次社会转型。此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空前丰富，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资产阶级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并在民法上相应完善了所有权制度。这个法律前提和基础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加快和交易活动的频繁，从而使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环节与主导手段。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充分注意到自由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将国家置于经济生活之外。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古典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基本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才能得以实现。作为古典经济学思想集大成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发挥和完善，将个人主义作为“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各个人都不断努力地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7]斯密认为个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断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自主地抉择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8]

契约自由还与市场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法律形式。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品行才孕育了契约自由思想。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对此，列宁曾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29]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市场既是交易的结果，也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场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简单的交换模式就是互惠性。他指的是赠给别人某些东西，期望得到或者是同类东西，或者是其他利益的回报。互惠性交易是经济交换，但属于个体化的交换，发生在有关联的人之间，亦用于增强这种纽带。”[30]“如果一个人断言——如他们所说的，人实质上是自私的。他们实质上被允许在许多的事情上按自我利益行动。那么，他便会思考，当人们相遇时，什么事会发生——他们定会相遇，除非每个人是克鲁索（Crusoe），（因超过一个人将使交换成为必要）并且是没有星期五的克鲁索。这个相见的场所便是市场。”[31]与此相适应，法律应当保护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地位，保护当事人自由意思表达，保护自由竞争秩序。契约所具有的浓厚的平等、自由和世俗的功利色彩，几乎代表了商品经济的所有特性。契约自由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存土壤，同时，它也为市场参与者可以本着自我追求、自我负责的精神订立契约以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32].但人同时又是经济动物即经济人。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无非是活动在政治领域内的经济人。[33]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也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34]并且要求必须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人的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35]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管子》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处焉。”[36]人在行为中本性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在多重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具有排列和择优的倾向和能力。这种多中取优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当然在理性化的社会中，这种个人对利润的追逐应受到一定适用条件的限制。韦伯在论证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所谓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时曾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1）追求金钱的活动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致富的手段；（2）努力工作被视为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应该合理的并以严密的计算和和平的方式获得预期利润。简单的获利欲望，对赢利、金钱的追求，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37]作为理性的人应是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的利润。

三、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及与相关民法原则的关系

综上所述，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地位的凸现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人类基本伦理要求在民法中的反映。法律对这一原则所作的种种限制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意思自治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利益，并最终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正确利用意思自治原则不但可以培养出市民社会观念，而且可以真正实现从“政治人”向“经济人”和“伦理人”的转变，并切实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概念及其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一、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1、法律渊源不同。

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本车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律结构不同。

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饮食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燕尾服起来的。

3、法官的权限不同。

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4、诉讼程序不同。

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

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此外，两大法系在法律分类、法律术语、法学教育、司法人员录用和司法体制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二、联系：

大陆法系大致以德法的法律传统和司法传统为代表，比如拿破仑上台后就制定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主要是民法典。

经过历朝历代的创制与完善，法国建立起了包括各个部门法的完备的法典。德国也是。以著名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德意志民族也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建立起了一个完备的成文法典。

(6)德国民法典名言扩展阅读：

大陆法系的特点：

1、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了许多罗马私法的原则、制度，如赋予某些人的集合体以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有权的绝对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权利；侵权行为与契约制度；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结合制度等。

还接受了罗马法学家的整套技术方法，如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私法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分类，所有与占有、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以及思维、推理的方式。

2、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学创立了法典编纂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如自然法理论、分权学说、民族国家理论等，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任务由法学家来完成。

㈦ 求罗马法对中国的影响借鉴 西法大流传的答案是什么

影响：中国当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沿袭大陆法系的做法，当然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改动。而大陆法系直接渊源于罗马法，所以中国的法律制度间接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系，又称大陆法系，而我国又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可以看出罗马法对我国法系影响至深。罗马法第一次调整了社会关系的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罗马法物权诉讼和一般诉讼的区别，提出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从今天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看，都有所体现罗马法系的这些理论。从法制精神来说，罗马法更加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尊重私权，更加强调权利观念，它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治思维，这些精神在清末的时候被传入到了中国，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在《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首先，《大清民律草案》从立法结构上继承了罗马法的立法结构，总则部分继承了罗马人法的特征，详细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限制了行为能力人等的权利及义务，债务部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也加以继承其精髓。在《大清民律草案》之前，我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刑不分，但《大清民律草案》对我国法制建设又是一个跨越，在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过程中，也借鉴了罗马法中的精髓，在我国民法体系中，体现出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特点，民法是私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像罗马法系《十二铜表法》中所确立的私有制原则、时效制度、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制度在我国民法体系中都有所体现。总而言之，罗马法作为世界上的发达法律体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的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㈧ 什么是罗马法的基本精神

－、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

自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应当首先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不只是体现立

法者的意志。离开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来人为地依照立法者的愿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会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过去我们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表现，在经济领域中造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足以引起教训。

还市场经济法律以其客观自身规律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法律的第一要义。而把法律看作是客观自身规律表

现的观念，就体现了罗马法中自然法的精神。

彼德罗·彭梵得（Pietro Bonfante）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Istituzioni di Dritto Romano）中说：

“自然法是指‘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法’，而市民法却是‘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

法。’法是意识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它本应总是同它们相符合。许多规范和法律制度准确地符合其目的并同

它相溶合，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这一目的的法律确认；但是，也有许多规范和制度并不如此，或者是因为它们

已陈旧过时，或者是因为立法者所掌握的手段不完善。前一类规范由于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作用，因而确

实像是自然的产物，并且被称为自然法；而第二种规范则为市民法。前者同‘正义’和‘公正’永远相符合

；后者则并非总是这样。” *1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中国今天许多的市场经济法律虽然不能说完全类似彭

梵得所说的“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作用”的法律规范，但却完全可以说是体现了以反映客观规律为主。它

和另一类主要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法律是有所不同的。

法应当体现主观性，还是客观性，还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在市场经济观念提出之前，中国法学界大多

认为法的主观性是绝对的，忽略了或者说不必论及它的客观性。从英文来看Law，既包含法律，又包含自然规

律的意思；俄文中的закон也是同时包含法律和规律两个意思；中文的“法律”与“规律”同时包含了

“律”这一汉字，这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至少可以认为作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是与客观规律不能截然分

开，法律精神就其实质来看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但在不同领域中，它所体现的客观性——社会经济

规律性是有所不同的。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自然法在罗马法中只指人和动物之间共同性质的一些法则，即“万物本性”。例如在所

有权关系中的先占原则，在男女关系中的自然婚姻等，但是，实际上“有很多贸易性制度如让渡、买卖等等

也被罗马人称为自然法制度，而它们依然是人类所独有的。”*2 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就

是一部极具海商惯例共性的法律。罗马皇帝曾有句名言：“朕诚为陆上之主，但海法乃海上之王。”可见，

皇帝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制定一部统率臣民的法律，但他却不能任意制定一部海商法。海商法体现的是各国

人民海商贸易惯例及客观法精神，不是哪位皇帝制定出来的。

自然法和万民法有许多相同之处，甚至不少罗马法学家视万民法与自然法为同一概念。万民法和自然法必然

要包括世界各民族法律中共同的东西。古罗马流行的观念是：他们的法律制度由两种元素组成，一半受其特

有的法律支配，一半受人类共同的法律支配。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启示。市场经济的法律是超越一个国家

界限的，市场已经不是一个民族所能局限的，如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期货交易法等。这些法律所体现

的自然法精神就是各国这类法律之间的共同规律性。我们必须研究市场经济规律规范中哪些是各国法律共同

性的东西，哪些是中国所特有的东西。我们也必须肯定，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主导方面应是共同性的东西，

亦即客观规律性东西。

体现规律性的法律规范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而单纯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规范则往往是极易变动的，通

常是随着立法者的改变或立法者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既然是自然（社会）现象的法律表现

，所以它应是不可轻易变动的。当然，从市场交换和交易的法律来看，不可能有万古不变的规则，那种“绝

对性”是从自然法的精神来分析，并不代表客观现实。但我们过去法律规范变化过于频繁的现象不能不引起

注意。试问，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买卖关系的一些基本规范从罗马法到今天的两千多年中

又有哪些根本突破呢？我们过去曾经突破了，不是又要改过来吗？所以，今天要制订一部统一的、包括各种

具体合同规范的合同法，也必须体现这种长期稳定的规律性东西。法的权威性来自它的稳定性。

只有反映客观规律性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罗马法著名学者保罗给自然法下的定义是“永远是公正和善良的东

西”*3， 就是这个意思。市场经济法律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法律准则绝不可能是正确，绝不能代表正义，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要碰壁。市场经济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观念：法律应当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而不仅仅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武器。

二、从国家到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府和绝对计划经济机制下形成了一种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

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这样就把社会看作是国家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

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强大的、无孔不久的国家干预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只

承认公法的存在和不承认私法存在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本位观念。

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源自罗马法。严格说来，罗马公法中“公”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概念”。*4 那

时候的公法范围也只是“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5 所以，罗马法只是提出了公

法和私法的划分，但对于公法、私法存在的客观基础还缺乏深入的分析，因为那时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还不深

刻、不明显。罗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市民社会却还未能充分发展。Civitas一词在中文是多义的，它同时

含有国家、城邦、民族、社会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还难以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严格划分。

但是，有的学者在分析罗马社会时曾说过：罗马属于市民社会，而古日耳曼则未经历市民社会。可以这样理

解：古日耳曼当时作为蛮族部落经济，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战争，直接借助国家机器。而罗马社会则充分借

助于商品交换这种手段，不是直接借助于国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罗马社会是最早形成的市民社

会，而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发达的市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当市场经济已经作为肯定的经济模式和目

标提出来之后，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严肃认真地开始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法学界提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划分的目的是要论证私法存在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不是私有制；公法存在

的基础是政治国家，而不是公有制。长期以来许多法学家都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有“公法”

和“私法”之分。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一切法律都属于“公法”范围。应该说，

公法和私法是相对应而存在的。“私法”既然已经消灭了，哪里还有什么单独存在的“公法”呢？作为社会

主义国家否定公法、私法划分的重要根据是法学界普遍引用的列宁关于不承认任何“私法”的论述。经过仔

细分析研究，列宁原话中即指可以承认私营经济，但不承认有任何私营经济关系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干预。

显然这里谈的不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问题。所以1987年新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译本已将原来的“私法”

一词改为“私的”二字。

不可否认，在今天再讨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不仅为时过晚，似乎它的局限性也更明显了。但在今天的中国

重谈这一主题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因为四十年来我们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

学领域，而且也因为中国四千年来有明文记载的历史中始终是以刑法为本，根本不存在什么私法精神。我们

要发扬私法精神就是要补足历史所缺的这一页。罗马法精神就是私法精神，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也可以

说是恢复和发扬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私法精神。

中国正在积极创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作为现代企业基本形式的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治企业”。不赋

予企业真正独立法人地位，不摆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和控制，不改变从属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就

没有现代企业可言！市场经济必须以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为它的三块法律基石。
公权主要体现在权力，而私权主要体现为权利。我们要论证公法的基础是政治国家，也就是说公权的来源是

政治国家的权力，我们要论证私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无非要说明私权的基础是平等市民。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绝对地说，私法是建构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要承认私法的存在必须承认私法领域中权利是核心，权利是

目的，权利是动力。义务只能具有依从地位。任何私法中义务的履行都是为了实现其权利。而权利总是与其

主体一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权利本位也就是人本位，

主体本位。在人法、物法、债法的分类中绝不应忽视人法的基础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形态的多样化更使

我们认识到：不赋予市场经济主体以应有的资格和地位，其它法律的作用就会黯然失色。

公法和私法的溶合全面地讲应该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国家干预的面越来越广，绝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法

领域已经不存在了。经济法、社会法的出现恰恰是这种溶合的典型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私法公法化了。

另一方面，私法精神不断地向公法渗透。私法的自由、平等、人权的精神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法领域中。从

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公法私法化了。我们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所以，罗马私法精神的复兴也包括

它在公法领域所体现的精神。

三、从身份到契约

梅因在他的名著《古代法》中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是对从古代法到现代法发展过程的高度抽象概括。其

实，更准确些说，罗马法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史。梅因在这部著作中还写道：

“罗马自然法和市民法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个人’的重视，它对人类文明所作最大贡献就在于把个人从

古代社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6罗马法的发展历中就是不断地以个人本位代替古代家族本位的历史，摆脱

家族权威的束缚而树立个人权利、走向权利平等的历史。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本来是权利最不平等，

但却产生了最能体现权利平等精神的私法来，其原因在于它的双重性：契约法是自由民之间的平等交易，而

以家父权为核心的家族法则充满了不平等。体现自然法精神的万民法则不受家父权这种家族制度的约束，罗

马法中市民法与万民法溶合的过程，也就是市民法的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罗马法自身就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如果说罗马自然法对人类文明所作最大贡献就在于“把个人从古代社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

今天也可以说，罗马法精神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人（包括个人、法人）从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中解放出

来。这依然是“从身份到契约”的重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者和企业的先天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同所

有制的企业有着不同的法律调整，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承受着不同的政策待遇和社会负担，这无异于新

的“身份”和“等级”。市场经济立法应当体现“身份”平等的精神，“身份平等”就是真正的契约精神。

众所周知，罗马法对公法和私法规范的性质有著名的论述：“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之间协议而变更”，而

私法的原则是“协议就是法律”（即私法规范可以由私人的协议变更）。提倡私法精神就是要在中国调整市

场经济的法律中，特别是在契约法律中规定一定数量的任意性规范。在计划经济机制下，契约的订立以及其

内容均属于公法和强制性规范范围。如果契约法规定的越详尽并且都属于强制性规范，那么就无异于国家在

替当事人订立合同，其效果恰恰是走向反面。因此，我们正在制订的统一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恢复

任意性规范的一定地位。1992年通过的《海商法》第6章“船舶租用合同”的“一般规定”中明确指出“本章

关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船舶租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这是

中国契约法中首次以鲜明的任意性规范形式表示出来的条款，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法有关严格诉讼和善意诉讼的区别正是在契约法和任意性规范基础上产生的。相当多的契约，尤其是诺

成契约属于善意诉讼。在发生这些契约纠纷时，不仅凭契约条款，而且还要按善意（诚实）的原则进行给付

，因此，审判员可以不拘泥于契约条款的文字，他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有些契约属于严正诉讼，在

发生纠纷时，债务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条款进行给付，审判员也只能严格按契约的约定文字进行判决，他

没有“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对于契约纠纷，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常常不顾协议约定由法官以公平合理为理由而加以改变。今天又有一些法官以严格

的执行契约条款为理由，对这些条款中不合理的部分也不敢加以改变。因此，如何把罗马法中解决契约纠纷

的两种不同原则在中国司法中加以体现，具有现实意义。

四、从经验到理性

罗马法是法典化的体系，为后世法典编纂的楷模，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及其理论体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维为其

基础的。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说；“罗马人是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的唯理论者。”“

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人格权利。”“罗马人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

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罗马人对私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想

。

无论古今中外，立法者都要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立足于社会实际，一个是立足于理性抽象。偏废、忽略哪

一个方面都不行。每一个法律条文都是针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写的，因此它不能脱离实际；另一方面，每

一个法律条文又都是行为规范的高度的理性概括的结晶。

罗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继

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中国是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社会制度的不同虽然构成了法典化的形式和内容的一些独

特之处，但不能否认中国自重视立法的作用以来，其轨迹是沿着法典化的道路前进的。立法是以经验为先导

，还是以理性为先导，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只有经验充足之后才能立法”“立法不

能超前”，曾经是不少人振振有词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6年的《民法通则》只能按厂长

负责制写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而无法写入被后来公司法所证明甚为必要的法人机关；只能写进笼统的抵押权

，而无法写入被今天起草证明甚为必要的抵押权和质权的分离。其实，我们有理性主义作指导的话，完全可

以不必有稍后不久的立法便突破《民法通则》规定的不正常作法。

中国民法的法典化走过了崎岖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法典化立法尝试都以无结果而告终。80年代初开

始的第三次起草工作也只能以一个“通则”的颁布而结束。是不是中国现今社会根本不存在制定一部完整法

典的可能性呢？当然不是。中国立法者高度重视立法的计划性，制定了八届人大5年（1993年~1998年）任期

内拟通过的152项法律名单。其中有一些是重要的民事单行立法，如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经纪人法、合

伙企业法等。可以说，立法计划是立法理性主义的体现，但并不是主要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立法内在体系

化的思考和设计。缺乏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仍然没有摆脱立法中的“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一个制定一

个”的旧思路。可见，从经验走向理性，仍是摆在中国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面前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而没有抽象概括就没有理论。罗马法中的债的制度

、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就是这种高度抽象概括的表现。罗马法所创造的一些制度历经二千余年依然颠扑不

破，只能说明它是建筑在极为坚实的理论基石上的。中国现今立法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而作

出规定，有时不到十年就失去了意义，这虽然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剧烈有关，但不能不认为也和立法缺乏深层

次的理论研有关。“重实践、轻理论”是立法的一个深层病害。我们应该从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及其成就中得

到一些启示。

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还表现为重视法学家的作用。在罗马法发展的历史中，它的最辉煌的阶段恰恰是著名法

学家辈出的阶段，也是他们在法律舞台大显身手的阶段。罗马法衰亡的过程也同时就是罗马法学衰亡的过程

。在罗马鼎盛时期，法学家就是皇帝立法文件的起草者，从奥古斯都大帝开始，赋予某些著名法学家以“法

律解答权”。曾经宣布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和著作具有法律效力。五大法学家对同一问题意见不一致时，以多

数意见为准；如不同意见双方人数相等，则以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意见为准，如果帕比尼安未发表意

见时，则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帝国后期罗马法学家的主要活动仅限于举办法学教育和整理编纂法典工作。

可以得出结论说，罗马法中的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和取决于罗马法学家的努力。

中国立法中理性主义的增强也是和法学家更多地参与立法活动分不开的。有些法律是委托法学家起草的，其

他则是反复听取法学家的意见。当然，法学家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像罗马法那样甚至可以把著名法学家的著

作视为法律依据，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中是不可仿效的，但在中国的政治和立法活动中，法学家的地位仍是一

个需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法学家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就不能真正实现立法从经验到理性的迅速转换过程。

㈨ 古代罗马法包含的基本原则

古代罗马法包复含的基本原则：制平等，人权，理性，法律至上，正义。
罗马法学家依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将法律划分为以下几类：
(1)，根据法律所调整的不同对象可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公法包括宗教祭祀活动和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规范；私法包括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与继承等方面的规范。
(2)，依照法律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成文法是指所有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包括议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裁判官的告示等；
(3)，根据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可划分为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指仅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
(4)，根据立法方式不同可划分为市民法与长官法。长官法专指由罗马高级官吏发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构成的法律，内容多为私法。
(5)，按照权利主体、客体和私权保护为内容可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是规定人格与身份的法律；物法是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诉讼法是规定私权保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