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司法通

① 关于乡村彩礼如男方不同意的女方是否可以退.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

关于彩礼问题的探讨
〔 作者：刘舒力 转贴自：河源律师工作室 点击数：6 更新时间：2006-5-31 文章录入：钟指葵 〕

在我国，于婚约订立过程中给付一定数额的彩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在广大农村，更是一种习俗。由于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因彩礼引发的纠纷大量存在，加之我国法律对彩礼的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较缺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彩礼纠纷的处理没有较统一的标准，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一、 彩礼的由来及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或是离婚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 彩礼的性质

现代婚姻不是买卖，彩礼当然不能视作价金，而在送彩礼和接受彩礼的过程中，男方给付彩礼是无偿的，女方的接受行为亦如此，不需要支付对价，因此可以认为此种给付行为实际上是达成了赠与合同。然而此种赠与合同远非简单的赠予那么明确，因为双方的内心意思实际上是以婚姻的达成为预期结果的，很多时候双方对此预期结果也有明确的表示。那么此种预期到底会如何地影响彩礼赠与的效力，确实值得研究。从立法上看，我国法律没有对彩礼的性质作出规定。从司法解释上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仅是对应返还彩礼的情况进行了概括。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到：此种赠与中的婚姻这一事实，是属于附条件还是附义务，或是其它？ 有人认为彩礼属于附义务的赠与，缔结婚姻属于接受彩礼一方所负的义务。但从法理上分析，如果接受彩礼的一方不缔结婚姻，即构成违约，赠与的一方享有要求其履行的请求权，并可诉请法院强制其履行，或是撤销赠与。但结婚是不能作为强制履行标的的人身关系，所以认为彩礼的性质为附义务的赠与显然不妥。王泽鉴先生也认为：“结婚在法律上的性质，原非可认为系属给付行为，且不得强制请求履行，故以结婚为赠与负担，是否符合当事人意思及社会一般观念，似有疑问。”

笔者认为，彩礼为附条件之赠与，并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婚约的解除，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赠与人。事实上一般在对彩礼有规定的国家的学理上或立法上以认为此种赠与为附解除条件为通说。只有少数的判例和学理认为是附生效条件或类似证约定金的（主要为日本旧说）。德国、瑞士的民法均明文规定了此种赠与，从其规定看，均要求在婚姻不成时，对赠与之物得请求返还。史尚宽先生亦认为应属附解除条件的赠与。

三、 彩礼返还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了三种应返还彩礼的情况：（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对于第一种情况，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普遍认识，认为只要未办理登记手续，男方提出返还彩礼的请求，就一律都应当支持。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婚姻不成彩礼应当返还，但对于特殊情况不宜绝对化，应区别对待。比如，某男与某女订立婚约，双方同居较长时间后，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并要求返还彩礼。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判决女方返还彩礼，将有失公平，也难以保护妇女 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男方对婚姻不成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对于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可以不支持或不完全支持。

对于第二种情况，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已共同生活。有人则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的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甚至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两性关系为必要。笔者认为，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的确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是相当困难得，其实并无此必要，应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此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但那种时间极短的同居似乎不宜认定为共同生活。另外，是否发生两性关系可以作为认定共同生活的考虑因素，但不应作为必要条件。

对于第三种情况，司法实践中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是生活困难的标准应如何掌握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城镇居民，情况相对简单，可根据其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因我国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已确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有明确的最低保障标准予以参照；但对于农村居民，问题就复杂了，因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在我国农村普遍建立，大部分地区尚没有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使界定是否生活困难缺乏相应的依据。其次，“给付人”的范围应如何确定也值得探讨，是仅指婚姻关系中的男方，还是亦包括男方的父母。也就是说，给付彩礼导致男方父母生活困难的是否应当返还。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也应当返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订婚时男方基本年龄较小，并无过多自己的收入和积攒，事实上大多数是由男方的父母给付彩礼，有的为此倾其家产，甚至债台高筑，如不返还将有失公允。

通过对上述三种情况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基层法院审理涉及彩礼纠纷的案件情况，笔者需要说明的是：在彩礼纠纷发生率最高的广大农村，总起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三种应返还彩礼的情况，其中（一）（二）这两种情形，在解决纠纷的实施适用中，农民基本能够接受和理解，原因在于该两规定基本符合农民的传统意识和风情习俗。法官也较易操作适用。对于第三种情形的规定，如上所述，仅就“生活困难”男女双方就各持主张，而法院又无明确的执行尺度，无可操作性，法院在审理此类型的纠纷时大多极少适用。笔者对我所在法院从事基层民事审判的同事了解到，自该司法解释实施后，无一件离婚案件中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三情形判决返还彩礼。对于大量的同居生活后的离婚案件纠纷中男方的彩礼主张极少获得支持，结果处理起来男方往往处于人走（离婚了）、物去（女方陪嫁拉去）、财无回（彩礼不返还）状况，敌对情绪较大，矛盾不可调和，不利于纠纷的解决。究其原因，笔者建议，对第三情形的适用应制定基本可操作的标准，综合从男女结婚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给付彩礼数额的多少、当地的生活、收入水平等因素考虑，根据民法中的利益均衡原则，平衡男女双方的利益，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结婚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给付彩礼数额较大（超出当地年收入几倍）的情形，法院在处理时对男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主张酌情部分支持，从而达到利益均衡，解决纠纷的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② 乡村道路被有意破坏，原本农用四轮可以行驶，如今被挖坏并种上香蕉不让车辆行驶，该怎么办如果司法调

报警可好

③ 司法部是如何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

司法部门是如何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他都是根据国家的文件锁依照国家规定去完善的不是私自更改或者是超过自己权限去违法建设。

④ 如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我们正审理一起案件，村民从原来种小麦改为在大棚里种蔬菜，5家人商量，把原来南北向承包的5块土地自行改为东西向承包，便于阳光照射进大棚。这样做，多年来都相安无事。但去年，由于修建高铁途经此地，高铁占道刚好是最靠西边的那块南北向土地。原来承包这块地的村民提出，补偿款应该全部归他，但其余4家坚决不同意，诉到法院。”在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庭长孙友军向记者介绍，不少纠纷和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有关。

面对纷繁复杂的土地纠纷，法律法规不可能详尽规定怎么办，必须靠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在农村，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天理、国法、人情怎么相统一的问题。我们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让矛盾纠纷朝着最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方向去解决。”临淄法院立案庭法官相征说。针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的问题，临淄法院还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建议进行排查整改。

在审理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不少法官发现，村委会能否依法发挥自治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们经常遇到村委会换届后，新官不理旧账，不承认上一届签发的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矛盾纠纷。”莱西法院研究室主任李绍斐说，新一届村委会给出的理由是上一届在发包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不管违约的动机是什么，“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确实是影响合同效力很重要的因素。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莱西法院经过认真调研，向相关乡镇党委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他们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加强指导，提高村委会依法自治的能力。

“山东法院加强与乡镇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乡村干部、人民调解员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张甲天说，延伸服务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

在农村，与农民打交道最多的司法机关是人民法庭。今年山东高院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办案537.5万件，占全省法院结案总数的87.3%。为加强人民法庭建设，5年来，山东法院建设或修缮人民法庭488处。

“《意见》提出，强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线的功能作用，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三个面向’和便于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张甲天介绍。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忠林介绍，历城法院建立了便民诉讼网络，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拓宽诉讼服务渠道，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办成事，使司法服务更便捷、更亲民。为留住绿水青山，历城法院实行涉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模式，维护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权威，保障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村生态保护。

“在农村，巡回法庭发挥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每年，我们都要组织巡回审判，法官带上国徽、电脑、打印机，开着车到村里审理案件，周围群众都围拢过来，一些邻里纠纷、赡养案件、继承案件，很有教育意义，庭审是最佳的法治公开课。”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院长殷延辉说。

采访中，莱西法院民一庭庭长孙连英告诉记者，有一年全市两会时，一位村支书找到法院院长，请院长安排法官到村里来现场审理赡养案件，原因是该村村民不养老人的风气有抬头趋势。莱西法院法官立即选取合适的案件，在该村设立巡回审判庭，现场审判。“随着审理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子女不养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里有气，觉得老人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法官耐心释法说理，讲明法、理、情，不仅当事人流下热泪，围观群众也深受教育。”孙连英说。

为了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了解基层、具有丰富基层生产生活经验的优势，《意见》提出，加强对农村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广泛吸收基层群众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已成为推进司法民主的重要力量。”张杰说。

最高法决定的要实施。

消息来自人民网。

⑤ 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

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该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的，不予批准。”上述法律规定实际确立了农村宅基地的以下法律属性；首先，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共有；其次，我国对农村宅基地实行三级所有，所有者主体依法可划分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组集体经济组织及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再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定程序确定给特定主体的用益物权；最后，缘于农村宅基地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行政审批无偿取得，旨在解决为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居住保障，同时，受制于土地系不可再生资源的自然属性，基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现实紧张关系，对于宅基地的流转必然要求法律予以限制，因此，宅基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属于受限制的用益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该项法律规定从民事实体法律规则层面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上列法律属性予以了重申。

二、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法律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该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上述法律规定旨在规制利用农村宅基地的建房行为，否定非依法取得农村宅基地进行建设的行为，以实现确实控制非法占用农用地及农村宅基地的法律价值目标，因此均属于效力性法律规定，违反上列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农村宅基地上建房的违法行为常见于以下情形：

1、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依行政审批程序占用宅基地建房；这种情形属于行为人违法占地建设，其行为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行为人不能取得所建房屋的物权，也当然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仅对其投资形成的建筑物、构造物享有实物形态的占有及处分利益；

2、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违法占用农用地建房；我国依法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的利用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等土地用途变更事项法律均设定了严格的行政分级审批程序，未依法定程序占用农用地建房属于严重的违法用地行为，其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行为人不能取得物权；

3、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宅基地建房；农村土地依法属于特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为维护农村、农业、农民的根本性利益，我国的相关政策一直对包含但不限于城市居民占用农村宅基地建房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国办发（1999）39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对于村民占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建房行为应如何处理？相关法律规定未有涉及。笔者认为，根据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精神，农村土地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有，应仅限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申请并经相应行政审批程序取得宅基地。因此，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不能依法取得宅基地，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亦当然不能作为物权取得的原始依据。

4、村民违反乡村建设规划建房；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将乡村规则纳入到规划控制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划要求”。因此，村民在依法制定了乡村规划的区域修建住房，必须符合乡村规划的要求，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否则，其建房行为构成规划违法，其所建房屋即为违法建筑。

三、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及其司法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农村宅基地上房屋属于村民基本的重要的生活资料，其建造往往也耗费了农户大部分甚至毕生积累，也常常是村民最昂贵的私有财产。因此，无论从物尽其用的经济价值考量，还是从肯定和激发村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着眼，村民对房屋的所有权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村民依法对其房屋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应得到法律的彰显。但如前文所述，村民对其房屋的处分是受限制的处分，即在房屋交易对象上实行限制。一方面，村民的自然流动必然涉及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流转，另一方面，对该类房屋的流转又必须依法实行限制。因此，司法实践必须对该类诉诸司法的纠纷裁决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和规制。

1、村民将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宅基地上自建住宅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纠纷处理

基于双方交易主体均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住宅买卖行为不会导致本集体经济组织有限宅基地资源的流失。因此，对村民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所缔结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的，不予批准。

2、村民将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宅基地上自建住宅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纠纷处理

农村土地系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决定着农村的长期稳定发展，村民取得宅基地系依法无偿取得，因此其转让行为中必然隐含的土地价值利益不得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享有。无论其交易对象是城镇居民，还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以村宅基地上房屋为合同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基于该买卖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对于受让方取得房屋后进行了改、扩建或装饰装修的，依据民法的添附理论，由房屋出让方享有添附物的所有权，同时按评估残值对受让方予以折价补偿，若双方还有其它损失，则还须由买卖双方按同等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将宅基地上所建房屋转让的纠纷处理

如上文分析，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宅基地建房无论是否经过相应行政审批，其均不享有所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因此其所建房屋不能取得物权，基于该房屋的买卖合同亦当然无效。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纠纷还应注意二个问题：其一是若建房人取得宅基地经过了行政审批，则在民事诉讼进程中尚需前置性的通过以司法建议启动行政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撤销相应行政许可；其二是鉴于出卖方虽未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但其作为投资人，在违法建筑未被拆除前，其占用利益应予保护，以维护既定的经济秩序，因此，法院在司法裁判时应就案件所涉宅基地违规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同时判决确认合同无效，并按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明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

4、村宅基地上房屋在被行政征收后，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一般而言，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相关征收实施单位才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而此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物权已移转至作出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享有，因此，若相关当事人就该房屋的转让所签买卖合同在此时被确认无效，则会出现买受人返还房屋不能的情形。在此前提下，对该类纠纷的处理则应遵循以下原则：缘于买受人取得宅基地违法，则其仅对宅基地上房屋相关建筑装饰材料享有相应权利，因此，其仅得就建筑装饰材料部分的对应价值在征收补偿款中主张权利，就宅基地价值部分，基于取得行为违法，则应由该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或以司法制裁的形式予以收缴，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相关损失则由签约双方予以分担。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若原出卖人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于宅基地系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共有，宅基地的征收利益亦不能为出卖人独自享有，而应作为集体收益归属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出卖人则可以原宅基地被征收为由另行申请宅基地。

⑥ 对城市或农村的看法

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后来就开始迅速发源展，远远超过了城市发展速度。现如今在农村既能过上向城里一样的好日子，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柔和的阳光。人们安居乐业，美满生活。城市的先进，发达，但是冷漠。但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美好的！【精编】

⑦ 乡镇乡村司法所是干什么的

职责：

1、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参与调解疑难、复杂民间纠纷；

2、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

3、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4、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5、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6、组织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7、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8、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9、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交办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工作。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是市（区、县）司法局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和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基层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

(7)乡村司法通扩展阅读：

司法所长职责

（一）团结和带领全所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

（二）自觉接受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对司法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领导全所人员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积极拓展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基层社区依法治理，当好基层党委政府的法律顾问。参与对辖区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调处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四）负责全所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风纪律建设，抓好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全所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树立司法所的良好形象。

（五）负责制定司法所各项工作计划，精心抓好落实。

（六）负责制定和完善司法所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使所内的各项工作达到规范化、制度化。

（七）负责本所的行政管理工作，及时做好各项业务的审核、审批及上报工作。遵守财务制度，严格经费管理。

（八）廉洁自律，秉公办事，自觉接受上级和群众的监督。

⑧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