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司法案例2016

A. 于欢刺杀辱母者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1)人民司法案例2016扩展阅读

从理性的观点看，于欢刺杀催债人的确触犯了法律。毕竟在现代社会，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然而，于欢这种“政治不正确”，却被社会大众高度认同。因为在大众潜意识里，除了“政治正确”，还有一种“自然正确”。

从本质上而言，于欢的行为属于血亲复仇。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对于所有氏族成员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是共同生活、战斗的伙伴，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员受外敌侵害时，其他氏族成员都有义务为他复仇。所以从原始时期起，为血亲复仇便成了一种天然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国家机器初具雏形，法律刚刚被建立，然而血亲复仇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国家和社会所默许。在极为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血亲复仇更是被高度认同。

子夏曾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须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这种复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国血亲复仇的案例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复仇者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

西方法律体系逐渐取代中华传统法律。失去了宗法体制、儒家思想保护的血亲复仇，从此时起才真正变得“政治上不正确”。但即便如此，作为“自然正确”的血亲复仇却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B. 司法考试案例《以案释法》：俱乐部里练拳击受伤，学员诉对练者未获偿

司法考试案例《以案释法》：俱乐部里练拳击受伤，学员诉对练者未获偿

王先生参加俱乐部的拳击课，因与他人对练而致左臂受伤。经医院诊断，王先生左尺骨骨折，为此王先生共支出医疗卜御首费和住院伙食费1万余元。后王先生将对练者郑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伙食费共计11541.27元。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一审判决驳回王先生全部诉请。

王先生诉称，今年5月9日，他在俱乐部与郑先生对练时，郑先生的右脚踢到了他的左臂，当时感觉剧痛，手臂无法活动，午时离开俱乐部到医院拍片诊断为骨折，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王先生认为郑先生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遂将郑先生诉至法院。

庭审中，郑先生辩称，在拳击对练时双方都佩戴了护具，动作规范，力量很轻，且练习完毕后王先生未向任何人告知其身体存在任何不良状况便自行离开拳击馆，故在此期间不能排除王先生离开拳击馆后发生的任何意外，王先生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身体所受伤害系郑先生造成，王先生所受伤害与郑先生并无因果关系，郑先生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6日王先生签署俱乐部入会协议，与郑先生均系该俱乐部会员。王先生所持《出院诊断证明书》上显示患者因自行摔伤而致左尺骨骨折。经询问，王先生对此表示在大夫问其是摔伤还是打伤时，王先生告诉大夫是摔伤。郑先生认可上述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但对诊断证明书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先生提供的医院诊断证明书仅能证明王先生受伤事实，但并不能证明王先生所受伤害系因郑先生的运动行为造成，且医院诊断证明书上明确写明患者因自行摔伤而致尺骨骨折。同时，在庭审中王先生也自认其在与郑先生进行型数对练之前也与其他人对练过。经释明，王先生未能向法庭提交录像等证据证明其所受伤害系因郑先生行为所致。故而认定王先生所受伤害与郑先生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此外，搏击运动是一种竞拆碰技体育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等特征，出现人身损害事件应属正常现象。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训练时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风险而自愿参加，且郑先生的行为未违反运动规则，不存在主观伤害的故意，不具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故王先生请求郑先生向其支付医药费、伙食费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C. 法院可以调出微信聊天记录吗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

法院查看可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裁判规则：

导读：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新型的电子证据与其他电子证据一样，都具有使用者身份隐蔽且信息易被篡改等特点，影响了微信证据的证明效力。本期法信小编整理《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8期相关案例，结合其他案例、观点及法条，对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作出了阐释，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饥尺参考与帮助。

《人民司法·案例》未实名认证微信聊天记烂纯高录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条件的，可以成为裤巧定案证据——肖金平诉简时抡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网聊记录可以作为证据，但应当确定使用者身份及内容未被删除篡改。

2. 庭审中，通过被申请人手机微信提取并拨打的电话号码为申请人的，可以确认被申请人手机微信中微信号的真实身份即为申请人。

3. 满足条件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成为定案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