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争点

⑴ 如何确定案由

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是立案、审判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原《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同时废止。该规定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审判实务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科学性。
一、民事案件案由的涵义
所谓民事案件案由，是指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主要是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结合现行立法及立案、审判实践，将民事案件案由分为四级案由。一级案由10种，如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纠纷等；在第一级案由项下细分为30种，作为第二级案由，如婚姻家庭、所有权、合同、劳动争议、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在第二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361种案由，作为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是实务中最常见、最广泛使用的案由；在部分第三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300多种案由，作为第四级案由。
二、如何正确确定民事案件案由
1、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的依据。一般地是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鉴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可能有多个，，争议的标的也可能是两个以上，为保证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简洁明了，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货款、工程款）、侵权方式等要素，如“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民事案件案由在坚持以法律关系的性质来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民诉法理论“诉”的分类里的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如“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即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或确认当事人民事权利的诉讼，目的在于确认当事人是否享有所争议的出资权益。
2、确定民事案件案由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立案和审判过程中，确定民事案件案由，只能适用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不得擅自编造案由，如自定“欠款纠纷”作为案由，这是准确的，也是不严谨的。如果出现应当规定为新的第三级或第四级案由，可以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筛选、补充相关的案由。
其次，一审法院在立案和审判过程中，应当根据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或依据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先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中选择；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依次类推，则适用第三级案由；再没有，则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直至第一级案由。
再者，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应当以主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如金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应以主法律关系即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来确定；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此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则应当相应地变更案件的案由。
还有尚要注意的，对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确定的民事案件案由是错误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予以纠正，重新确定案由。

⑵ 民法学 案例一条。作答内容为 ，案情简介，案件争点，本人评析 三部分。总共2000字左右。

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更不能作为该农户家庭成员的遗产处理。

原告：李维祥。
被告：李格梅。
原告李维祥因与被告李格梅发生继承权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维祥诉称：原告与被告李格梅系姐弟关系。1998年2月13日，原告父亲李圣云将其承包的农田3．08亩转包给同村村民芮国宁经营，因李圣云不识字，转包合同由李格梅代签。后李圣云于2004年去世，去世前将上述3．08亩农地的承包证交给原告，并言明该3．08亩土地由本人和李格梅共同继承，每人一半。但李格梅一直将该3．08亩土地全部据为已有。原告曾多次与李格梅协商，李格梅均不同意返还。请求判令原告对该3．08亩土地中的1．54亩土地享有继承权，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该部分土地。
被告李格梅辩称：讼争土地应全部由被告承包经营，理由为：1．原告李维祥系非农业户口，不应享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原、被告的父母去世的时间均已超过两年，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3．被告家庭人口比原告多，父母因此将讼争土地交给被告耕种；4．原告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较少，而被告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较多，应该多享有诉争土地承包权的继承份额。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李格梅与原告李维祥系姐弟关系。农村土地实行第一轮家庭承包经营时，原、被告及其父李圣云、母周桂香共同生活。当时，李圣云家庭取得了6．6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后李格梅、李维祥相继结婚并各自组建家庭。至1995年农村土地实行第二轮家庭承包经营时，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李圣云家庭原有6．6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重新划分，李维祥家庭取得了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李格梅家庭取得了3．3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李圣云家庭取得了1．5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个家庭均取得了相应的承包经营权证书。1998年2月，李圣云将其承包的 1．54亩土地流转给本村村民芮国宁经营，流转协议由李格梅代签。2004年11月3日和2005年4月4日，李圣云、周桂香夫妇相继去世。此后，李圣云家庭原承包的 1．54亩土地的流转收益被李格梅占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因此，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家庭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两种类型。
以家庭承包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
家庭承包中的林地承包和针对“四荒”地的以其他方式的承包，由于土地性质特殊，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收益期间长，为维护承包合同的长期稳定性，保护承包方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的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也可以继续承包。但是，继承人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而对于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法律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权利。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农地应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分配，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否则，对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权益造成损害，对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产生消极影响。
本案中，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李圣云家庭，系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且讼争土地并非林地，因此，李圣云夫妇死亡后，讼争土地应收归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分配，不能由李圣云夫妇的继承人继续承包，更不能将讼争农地的承包权作为李圣云夫妇的遗产处理。
李圣云、周桂香夫妇虽系原告李维祥和被告李格梅的父母，但李维祥、李格梅均已在婚后组成了各自的家庭。农村土地实行第二轮家庭承包经营时，李圣云家庭、李维祥家庭、李格梅家庭均各自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至此，李维祥、李格梅已不属于李圣云土地承包户的成员，而是各自独立的三个土地承包户。李圣云夫妇均已去世，该承包户已无继续承包人，李圣云夫妇去世后遗留的1．5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由该土地的发包人予以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通知发包方参加诉讼，并向发包方释明相关的权利义务，但发包方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本案中，法院对于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权属问题不做处理。李维祥、李格梅虽系李圣云夫妇的子女，但各自的家庭均已取得了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李维祥、李格梅均不具备其父母去世后遗留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承包的法定条件。故对李维祥要求李格梅返还讼争土地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条之规定，于2009年 5月13日判决：
驳回原告李维祥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⑶ 医生未对病人家属告知使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病人死亡家属可通过什么途径要求医疗损害赔偿

您好！你说的情况有三条途径可以选择。
一、医疗损害民事赔偿的途径
患者因就医发生医疗损害后果的，依我国目前的民事法律规定，有三种获得救济可能性的途径：
第一种，依《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获得赔偿。适用《条例》的前提是，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本病案构成医疗事故；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处理，不适用《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也明确讲到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则参照《条例》处理。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一般也是按照《条例》规定来进行操作的。
第二种，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获得赔偿。 《条例》仅仅针对医疗事故作出规定，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虽然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条例》在法律位阶上低于《民法通则》，该款排除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规定，显然不能凌驾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之上，该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案件，如果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仍应当依《民法通则》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上述《通知》也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是遵照《通知》来处理的。
第三种，按照《合同法》规定，追究医疗机构的违约责任。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患双方依据这种关系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双方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定义务，造成对方损害的，都将构成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尽管一般情况下，患者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有利获得充分赔偿，但并非任何情形都有利。某些情形下，患者依据合同关系追究医疗机构的违约责任更有利。比如对于医疗机构实施的非具体医疗行为致使患者损害，既不构成医疗事故也不构成医疗过失，不能适用侵权法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则可以选择合同关系追究其违约责任。
实践中，究竟应该依据何种途径获得赔偿，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不同，具体的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项目及标准等都有所不同，应当综合分析认定，采取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
二、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医患纠纷最大的争点就在于对医疗侵权赔偿的法律适用上。目前我国采取的“二元化”处理方式，即区分医疗事故与非医疗事故。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与标准进行赔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则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确定应当赔偿的项目与标准。显然，两者适用的法律效果大有不同：适用《条例》获得的赔偿项目、标准少于、低于《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尤其在死亡赔偿金的有无上区别最是明显、差距最大。因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根据《条例》不存在死亡赔偿金；而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为法定赔偿项目之一。按照《安徽省2008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安徽省公安厅皖公交警【2008】81号）
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该项费用的话，仅死亡赔偿金即在11473.6元/年×20年＝229572元。两相比较，适用《条例》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充分填补患者所受到的人身损害，造成同样损害不同的赔偿之“差别待遇”。
尽管实践中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上，已经凸显出法律适用不同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屡有发生，由于《条例》在处理医疗损害案件中处于特别法的地位，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各地法院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一般要参照《条例》处理，不敢轻易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司法界、理论界对此问题已有充分认识，相关学术文章中也多有探讨，卫生部亦在酝酿对《条例》进行适时修改。对此，我们期待立法机关能通过立法活动，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做到统一，以消解目前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
谢谢阅读！

⑷ 加盟商合同纠纷怎么解决

签订合同之前应当考察特许经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加盟商在签订加盟合同之前应当对特许经营企业工商登记情况、是否具有特定产品的经营资格、是否拥有商标或专利权等企业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在加盟合同纠纷中，加盟商的损失主要包括房租、装修费、宣传费、雇员工资等，但加盟商在主张这些费用与加盟的关联性时往往存在举证上的困难。这类案件通常案情复杂，涉及法律问题及争点多，审理难度较大，也对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上海的徐宝同律师、北京的柳泰星律师这方面做的很专业，是国内比较专业的处理加盟商合同纠纷的律师，再不明白自己去网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