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

A. 司法考试考哪些内容

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抄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二，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50题、每题2分，两张试卷总分为300分。
具体考试科目如下：
试卷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主观题考试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题型，分值为180分。主观题考试设置选做题的，应试人员可选择其一作答。
具体考查科目为：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B. 中国商务学院扬谦教授编排过四个发展阶段 和三商法吗

朋友你是不是考察异地赶会来不然你也不会上网查，扬谦教授和他的四个学生花了三个半月的时间编排了四个发展阶段

C. 在法国封建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的发展出现在什么时期

在法国封建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的发展出现在等级君主制时期。

等级君主制形成于西欧封建制度确立以后。11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复兴和商品经济的活跃，12世纪后英、法等国的王权呈逐渐加强之势，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和新兴市民阶层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力图携手打破封建割据局面。

1、罗马法复兴是欧洲11～15世纪主要以意大利为中心而发生的重新研究、鼓吹罗马法的高潮。

2、欧洲中世纪时期，商法经历了从商人习惯法到成文法的飞跃，并在中世纪晚期以法国1673年的《陆上商事敕令》为标志进入了近代商法典时期。

(3)商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扩展阅读：

罗马法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西欧的法律状况同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极不适应，而罗马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调整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最完备的法律，这一法律遗产可以满足当时西欧各国一般财产和契约关系的发展变化的需要。

经过罗马法复兴，以研究《国法大全》为突破口和中心，法学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改变了教会僧侣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这就为把罗马法运用于实践准备了条件，从而为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

D. 中国企业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于1904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还制订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相关法规。
《公司律》共分十一节，共一百三十一条。第一节，公司分类及创办呈报法；第二节，股份；第三节，股东权利各事宜；第四节，董事；第五节，查帐人；第六节，董事会议；第七节，众股东会议；第八节，账目；第九节，更改公司章程；第十节，停闭；第十一节，罚则。
清末《公司律》确立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公司制企业模式组织、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经济民主理念的、专门规范生产经营组织的法律，从而开启了中国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与《商法调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钦定商律》颁行之后，《公司律》部分制定、颁行事出仓促，缺陷不少。修订法律馆曾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于1907年起草编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当时各商会以修订法律馆所编《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与国情不合，于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宪公会发起商法起草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商情、商事习惯，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自行编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开第二次大会时已完成《商法总则》与《公司律草案》两编，经大会讨论通过，呈请清政府施行，并附《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与《商法总则调查案理由书》，农工商部再加以修订，定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总则和公司律两编)，相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远比已颁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当《公司律》修定接近尾声，并即将付诸资政院通过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该草案也未得颁行。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国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条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条例》。1914年的《公司条例》分为总纲、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及罚则共有6章、251条，其内容和篇幅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较大的变动和增加，并于同年9月起实施。

《公司条例》(共251条)不仅在内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条)详尽，而且在法理上也较《公司律》上了一个台阶。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而《公司条例》则规定，“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第一次对公司概念作出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并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征，体现了现代公司的根本属性。再如，在公司分类方面，《公司律》将公司分为“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类，因分类标准含糊，因而各种“公司”概念界定不严，相互重叠。《公司条例》则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公司理论关于公司的分类原则。在其它具体条款方面，《公司条例》的规定相对都比较准确、可行。但该条例中将公司的类型规定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条例》将1904年《公司律》中“合资有限公司”(实为有限责任公司)删除，这与当时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总体而言，民初的《公司条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国民政府又主持修订了《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和《破产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规[7]，初步形成了民国初年较为完备的公司法律体系。其中《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在中国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

这部《公司条例》在颁行时并没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农工商部呈请大总统批准颁布。《公司条例》颁布后，经过二次修正，分别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间，虽然于民国五年，法律编查会由余棨昌和日本学者岩谷孙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条)，但未经立法机关颁行。所以，《公司条例》是民国北洋时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参酌德法等国《公司法》，于1929年11月拟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中国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院即拟定了“公司法原则草案”，在原有4种公司类型外增加了“保证有限公司”，以后在修订过程中又被否决。
1929年(公司法)颁行之后，南京政府又先后颁行了《公司法施行细则》、《公司登记规则》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公司法》施行的具体程序。另外，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记规则》，分通则、规费、呈请程序、附则4章46条，对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设立登记应缴纳的各种费用等加以规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记规则》和《公司法》一起，于1931年7月1日同时施行。

抗战期间，在1940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予以补充。按该条例，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机关组织、准许本国人民或外国人认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国民党立法院商法委员会依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修正公司法原则”，随后训令商法委员会修正1929年公司法，经商法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立法院讨论研究，修正后的公司法于1945年9月29日通过，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义”、“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和“附则”10章、361条，篇幅大为增加，规定更为详细，内容大为丰富。为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后的1946年《公司法》，与前几部公司法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概括了一切有关公司的法律、条例、规则，形成十章的编制，除第九章纯为程序的规定外，前面各章都属实体上的规定，用整章规定登记手续置于实体规定章节之后，使该法呈现出浓厚的集实体、程序规定于一身的特点。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鉴英美公司法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强了法律弹性，减少了官厅干涉，力图使立法精神从大陆的干涉主义趋于英美自由主义，该法的许多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引进有限公司制度。为此，194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东人数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于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资力者组织有限公司，”至于“其他资力较薄须集合多数人方能经营者”，则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1929年公司法重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原则，1946年公司法则通过一系列规定维护了大股东利益。

最后，1946年公司法为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进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规定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须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设董事长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应有一人有中华民国国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设外国公司一章，规定凡在其本国设立登记的外国公司，可向中国官署申请认许，从而在中国境内营业或设立分公司，外国公司经认许后，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中国公司相同。将外国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在中国公司立法中属首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当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变化，台湾当局于1966年对该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正。此后，公司法又进行了7次修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2005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9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凡32条，1951年又公布了《实施办法》，凡105条。根据上述条例和实施办法，私营企业有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规定的五种公司形态。

政务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规范的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名称上不再称为公司，但其实质内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征，因为它确认公私双方的股份，并确定合营企业股东的有限责任（第5、8条），并规定合营企业的法人机关为董事会和私股股东会会议（第20、21条）以及盈余分配办法（第17条）。

1956年第一季末实现全国全行业私合营后，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告完成，从此私营公司不复存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同时失效，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随之消失。根据1956年2月10日国务院的《关于在公私合营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及7月26日《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私有股份变为债权，私有股东不复存在。这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所规范的有限公司也归于消失，此后23年，中国的企业全部转为国营、集体企业，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开始按照行业归口、产品归类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按行业组建了各种专业性公司。这种公司虽然名为生产性专业公司或销售公司，实际上其本身并非一种从事经营性的公司，而是国家对同行业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质，事实上这些专业公司后来又转变为各种行业主管机关。从所有制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全面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法制，企业组织形式逐渐演变为国营、集体企业两种公有形式，而且这两种组织形式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联合投资的情况。由此，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国不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亦销声匿迹。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作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的公司制度逐渐开始重新恢复，有关公司立法也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我国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与丰富为中心的，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关于三资企业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于1990、2001年两次修正）的颁布，标志着大陆公司立法在停顿23年后又恢复了。这部法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公司企业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点。这一法律的颁布，开创了新中国法律确认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后，全国人大又分别于1986、1988年过《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在2000年修订）。此外，经过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经在三资企业领域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而且成为我国公司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关于经济联合

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并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而要坚持自愿原则。这一规定可谓是企业联合经营和资本流动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为后来企业联营式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关于私营经济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公司三种形式。依该条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这样，法律就实际上规定了以国内法人、自然人作为股东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新中国企业公司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首先因为，虽然这一法规本4、关于公司的清理整顿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一股“公司热”。公司滥设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挂名公司”，严重阻碍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国家随后开始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为此，国务院陆续发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间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确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规范内容包括：（1）公司不拥有行政管理职能；（2）公司设立采许可主义，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3）公司必须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不得少于法定最低额；（5）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规范化

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活动始于1980年初期。1983年国家经委和体改委开始着手起草公司法。但当时显然不具备制定统一公司法的实践基础和外部环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论问题也未得到解决。1985年8月，由国家经委主持起草工作，并于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又分别拟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送审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送审稿）。1987年，两个条例的草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在研究这两个条例时认为股份公司尚属试点性质，不宜在全国以行政法规形式加以规定，有限公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也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可以先行通过。1991年国务院法制局与国家体改委以送审稿为基础，会同有关部门反复修改，于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由于有限公司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关系，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列入等问题未予解决，未获通过。后有关部、委、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份制企业发展声速，为适应规范化的需要，后决定先由国家体改委（1988年国家经委被撤销，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转由国家体改委主持）以这两个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一行政规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而先加以公布。这样，1992年5月15日，《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一道由国家体改委正式发布。《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1章79条，《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2章119条，以大陆法系的公司制度为蓝本，在全面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设立、公司治理、资本（股份）、合并与分立、解散与清算、财务会计、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其后，相关部、委、办也相继发布了十余项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极有特点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同一时期，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性公司法规也对公司制度予以规范。最早的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责任公司暂行规定》。之后，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继颁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规。这些地方性公司法规、规章的制定，不仅规范了本地公司的行为，也为全国统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一时期，在以两个《规范意见》为核心的一系列规范性立法文件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它是以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为主构成的制度体系；其次，与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该制度体系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复次，它既汲取了台湾地区和国际上的通用准则，又特别反映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实际需求；再次，它总结了我国公司制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最后，这一制度体系具有试点和过渡性质。总之，上述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两个《规范意见》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我国公司立法逐渐走向规范。

（五）1993年《公司法》

两个《规范意见》发布后，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公司法的呼声很高。这里有一个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规范意见》所规定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方面的问题，加之它们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适用效力有局限性。随着这一时期各项市场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国有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也纷纷组建公司，国家迫切需要制定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效力位阶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计划，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并获原则通过。7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依该说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在不打破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确立的企业立法体制的基础上，定位于：在中国境内由二个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出资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有限公司仍适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并参照本法执行；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之间相互联营或同其他企业联营而举办的有限公司，参照本法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认为，草案确立的调整范围太窄，没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进行企业立法的作法，太迁就了立法现实，并提出应制定一部覆盖面更宽一些、内容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会议闭幕后，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较完整的公司法。此后，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有限公司条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资料之基础上，广泛参考其他国和地区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该草案历经1993年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993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三次审议，最终于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于此，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为两种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都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根据各国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为弥补此项不足，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和1999年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于合伙与个人独资作出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为非法人商事主体，注册资本无最低资本额限制，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设立程序较公司为简便，条件限制较少，设立较易。

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实际应用中问题颇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增设和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应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做出相应修改。此后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答复，但随着《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这一意见稿并没有最后出台。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进行了修改，但仅仅删除了一款“股票采用溢价发行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定，基本上仅仅是涉及到技术层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会议上，数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项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公司法。随后，《公司法》的修订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要审议的立法规划。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2004年1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历经三次审议之后，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订后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分为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 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和附则。

这次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修订，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当然有些是属于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订后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规定，包括较大幅度地下调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扩大了股东可以向公司出资的财产范围；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募集设立方式；将“一人公司”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允许一个自然人或法人投资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对其依法加以规范；等等。这些修改和补充，为公司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有利于鼓励投资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第二，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包括完善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制度，充实了股东会、董事会召集和议事程序的规定；增加了监事会的职权，完善了监事会会议制度，强化了监事会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规定；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责任，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修改和补充，对于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有效管理，推进国有企业继续进行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维护出资人权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第三，充实了公司职工民主管理和保护职工权益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更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公司立法的社会主义特色。

第四，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包括为保证股东的知情权，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的规定；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规定；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的规定，在公司符合分红条件而长期不向股东分红等情况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出资，退出公司；增加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当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侵犯了公司权益，而公司不予追究时，股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司和自身的权益。这些修改和补充，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积极性，增强投资信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五，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或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修订后的公司法在为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宽松条件的同时，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必须严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动摇公司有限责任的基础。修订后的公司法,设置了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安排，至于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还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严格掌握的原则，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这次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顺应了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实践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当然任何修订都只是阶段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还会适时加以修改，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要求相适应。

E. 扬谦教授的三商法和四个发展阶段是真的吗能赚钱吗

中国商学院院长杨谦教授和他的四个大学生助手花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将我们今天这个行业在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以及在我国风雨运行十三年的情况和现阶段人们的心理情况，将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行业，它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解的四个发展期剖析给大家。
在98年以前由于非法传销的影响把我国的直销业作歪了,我国的老百姓已经是根深蒂固,对于带“销”字的东西就认为不是什么好东西,自98年通过李兰清主持的青岛会议之后国家已经把我国的直销业扶上了正轨,希望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回来重新认识我们今天的直销业,可以说是给我们贫苦大众的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了,对于我门国家的国情根本就不适合做以往的传销,那是发达国家的产物,而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网络营销,是到传销的过度阶段,作传销我们要有社会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行,而今天的网络营销是适合我们每一位老百姓来做的好的行业,让我们编织一个人际网络,我们每人都有一个交际圈,用我们现有的交际圈来编织我们的人际网络,来赶上时代的步伐,当今21世纪就是一个网络的年代,可以说是个三网合一的年代,有电脑网络,这个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是不大适合的,还有连锁店网络,它需要你雄厚的经济实力,老百姓做不起来,最后就是人际网络,对这个每个人都有,谁都有几个好朋友,21世纪你有大网你就扣大鱼,有小网你就扣小鱼,那么你没有网,没办法你就是别人的网中鱼。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国的发展阶段，也给大家讲一下传销于网络营销的区别。

F. 商法的民族化和商法的本土化是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讲抄 商法的基本理论http://

商法的袭不同定义：

1、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

2、 商法是规范商人和商行为的法律。

3、 商法是调整和规范商人所参加的商事关系的法律。

商法发展

第一个阶段：罗马法时代的商法。

第二个阶段：中世纪的商法。

第三个阶段：16世纪以后到20世纪初的商法宪

商法发展的三个阶段：罗马法时期、中世纪时期、法典化时期

从商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商法是调整商业关系的法律

中世纪商法的特点：

商法是具有国际性的法律。

商法是习惯法，而不是国家制定法。

商法是关于集市的法律。

惯例：在商业实践中，被人们反复使用的、而不是由国家立法者或法律编撰者制定的习惯做法或常规。

G. FRM和CFA分别是什么，哪个含金量更高，对工作更有帮助。

金融界有很多证书，有很多人说CFA、FRM一家亲，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那CFA与FRM证书有什么区别呢？

CFA（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是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发起成立，自1963年考试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CFA是全球投资业里严格与高含金量资格认证，CFA为全球投资业在道德操守、专业标准及知识体系等方面制定的规范和标准，也得到业内的认可。CFA作为金融领域高含金量证书，其证书持有人具备完备的专业知识和高标准的道德操守，这让他们能够从容应对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完善的金融知识储备，熟知金融业务，将有助于他们更准确的预见到金融风险，并及时给予应对建议。

金融证书领域，常有句戏称：CFA+FRM=天下无敌！这也并非夸张。CFA更注重投资知识的全面性，FRM更注重风险管理的专业性，二者可以实现领域互补。

拥有完善投资知识的CFA，如果再在风险管理上更为精进，则更能成为金融领域的抢手人才。而在风险管理上比较专的FRM，如果投资分析能力更进一层，亦是十分难得，将更加受到各大金融机构的青睐。

此外，二者在所考知识内容上可以融汇贯通。就考试内容来说，CFA和FRM有相当大比例的内容是重叠的，CFA的知识覆盖面广，如果考过了CFA二级，再去参加FRM考试，所需要的增量复习时间是较少的。二者兼得，也未尝不可。

今后，由于二者的专业性，CFA人才和FRM人才都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相关CFA内容推荐阅读

H. 日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就日本的经济法理论而言，对其讨论大致可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战前的日本经济法受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影响，以统制经济法为基本特征。战后受美国经济民主的自由竞争思想的影响，以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法为基本特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经济统制是指国家在确定了某一目标后，对经济活动施加权力干预使之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的。而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法律，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百年的历史土壤。日本社会是极其容易地接受这样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战结束前的统制经济法立法活动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明治维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体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颁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能通过自由竞争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被统制经济所代替，而统制经济法[2]正是国家实现统制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虽处于战局之外，但却是参战国的市场，这为日本国内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为适应战时需要，保护经济的继续发展，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强权的战时经济统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关战时工业源料出口取缔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黄金出口禁止令》和《战时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对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进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军需工业动员法》、《战时海上保险法补救法》、《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等。二战爆发，日本社会又进入了所谓的战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重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以保证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同时还颁布了各种战时临时经济统制法令。

2、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经济法这一用语最初是从德国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并且是以经济统制为其基本特征的。

日本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是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开始的。孙田秀春于大正14年（1924年）发表的“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最早把经济法的概念介绍到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法律对德国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国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经济立法活动，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当时德国的以经济统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理论，将经济法与经济统制法视为同一概念，从国家强权介入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一立法目的来认识经济法的现象。

善长逻辑思维的德国学者曾从不角度来定义经济法的内涵，他们的理论对日本的经济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学者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各种含义。一些行政法学者们从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来认识经济法，并使用过“经济警察”这一概念[3]；民商法学者也对政府所实行的官民企业一体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企业组织和事业者团体组织十分关注。

当时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各部门的法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以阐明各自的观点。如公法学者田中二郎的《经济统制法的发展及现状概况》，民商法学者末川博的《加强统制法与对私法的关心》、川岛武宜的《经济统制法与民法》等[4]，都是从经济统制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法。可以说当时日本经济法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统制”。

总之，明治维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社会一直是处在统制经济体制之下，这种否定私人企业经营自由的统制经济，必然要影响立法目的。强调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垄断特权，忽略甚至不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竞争，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法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所以，日本经济法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经济法是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时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从德国引入经济法概念时，曾对经济法问题展开过大讨论，但对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研究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1、经济法的新理念与经济法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根据美国的经济思想，要求日本经济非军事化、民主化，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标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垄断与确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的制定。

随着《禁止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有的学者开始主张要以的竞争理念为中心开展对该法律制度的研究，并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当时为九州大学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试论由“统制”概念而形成的经济法的统一体系》的论文，作者以带引号的统制概念为基础，提出应当把《禁止垄断法》体系中自立性的“统制”这一本国的经济法与战时经济统制法体系中他律性的“统制”这一外来的经济法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既不是什么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有必要将经济法从行政法、商法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地研究。[5]但是，由于长期受战时统制经济法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学者中政府与经济一体化的意识依然很强，为此要建立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并使其成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经济法理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时间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由于“统制”是一个包含着对多种经济活动加以规制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经济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为此，如何将战时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与新的以《禁止垄断》为中心的经济法联系起来，进行继承性的研究，如何将新的经济法与既存的法学领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劳动法相区别来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何具体地整理出具有统制特性的新的经济法的概念，均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课题。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占领军想将日本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为了将支撑这一经济体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垄断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于是就有“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这一说法，同时试图来确立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但是，关于在美国干预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来由于东西冷战的日益尖锐、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2年日本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出来，日本经济又很自然地转向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保护垄断的产业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禁止垄断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主张应当平衡地把握促进竞争与适当地限制竞争的关系，于是“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说法也渐渐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认为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谈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当前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并提议应当恢复以往经济法有关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理念时，也没有人再度用“禁止垄断法是日本的经济宪法”的提法。因为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产业政策法，而《禁止垄断法》却一直处在不正常的“冬眠”状态，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说当政府过度地利用产业政策法去保护某一产业而有损于市场竞争机制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有关的经济法学者就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来抵抗政府有关产业政策法议案的通过。[7]所以说，如何处理好反垄断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经济法学的重要话题。

2、有关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中心说”与“非中心说”

在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经济法理论。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的“中心说”（即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即不认为《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说”而言，以金泽良雄教授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所谓的经济法是应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用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即因市民法自动调节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领域，能够这样来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种社会环境下，经济法的内容既可以是促进垄断法，也可以是维护竞争秩序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要求说，金泽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为此，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禁止垄断法。因此，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不赞同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8]

就“中心说”而言：以代表竞争法核心说的丹宗教授为例，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即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这样定义经济法是为了说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把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市场支配的各类现象（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状态及可能性）作为自己独自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从而形成经济法自身的体系并与相邻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加以区别。在竞争法中，有关于禁止市场支配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如《禁止垄断法》。也有促成市场支配而限制竞争的法，如禁止垄断的适用除外法和经济统制法，他们都与竞争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

3、两种观点对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影响

从两种不同学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非中心说”认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禁止垄断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政府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市场活动的规制包括鼓励与促进，也包括禁止与限制。经济法的功能对“市场失灵”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后的纠正性。与之相反，“中心说”则认为，经济法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禁止垄断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由于两种观点的分歧使日本经济法的教科书也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一个是由以《禁止垄断法》为主，在该法的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垄断法》命名的经济法教科书。但是有关“事后介入说”[9]在日本始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少数人所坚持的观点。

三、经济法学会的成立与各时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

1、 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动

如前所述，《禁止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竞争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从战前的以统制经济为中心的统制经济法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成为研究经济法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日本经济法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1年5月4日在东京成立。经济法学会的成立大大地推进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学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学会研讨会，事先确定大会报告议题，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如第一次的研究会（1952年）的议题就是《我国禁止垄断法中的诸问题》。这一时期大家所关心的重点是经济法自身理论的建设，学术界力争明确经济法的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现代经济法理论体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完成战后的重建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对与《禁止垄断法》相关联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作为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1961年有斐阁出版的法律学全集中的金泽的经济法和今村的禁止垄断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经济法，这些经济法学专著在质与量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并且在他们三者之间分别形成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三学说，即以金泽为代表的纵观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禁止垄断法》的今村《禁止垄断法》机能说以及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

2、新一代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课题与相关学会的成立

进入七十年代中叶，出现了直接从经济法学入手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一代研究者。他们在业已建立的日本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以及与《禁止垄断法》有关联的各种事业规制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研究，如电气事业法、邮电通讯事业法、道路运输法与竞争法的关系等。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限制政策的缓和化，也同时带来了限制政策下的竞争行为的普遍化，这为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活跃的气氛。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磨擦不断升级，美国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产业界也利用美国的压力，要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及对国际贸易的管制。面临国内外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本思路：“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的规制[10]应当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规制”。围绕着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经济规制转向社会规制的规制缓和化，经济法学界及时提出了在规制缓和中导入竞争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针对过去产业政策法中的有关促进垄断发展的倾向，提出缩小《禁止垄断法》适用除外立法的范围；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及安全与竞争法的关系，因为这是《禁止垄断法》终极目的（――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些理论为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活动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场机制及时地提供了法律保障。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终于逐渐出现了规制日益缓和，竞争日益强化的倾向。

伴随着国际贸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国关于对不公正贸易制裁的措施的运用，促使人们注重对外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九十年代初，国际经济法从经济法学会分离出来，由研究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的学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与关税、国际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研究会专门研究；证券法、银行法等由商法学会加以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经济法和私法学会共同研究；税收法律由税收法学会进行研究。此外，公益事业学会主要研究事业规制法。在这些学会里，既有经济学者、经营学者，也有法学者。最后是公法学会，他们主要是研究财政法，但其研究活动很少。

近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表现为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这主要是受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Low and Economics）的影响，运用价格理论来研究法律现象，并且在研究《禁止垄断法》中引入产业组织论[1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法学的研究课题仍然是探索运用数学的方法，在现实中能对禁止垄断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释，并继续讨论“规制缓和”政策的有关问题。具体地讲，日本虽然确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业规制中，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的关系。或者说，在日本不断趋向高龄社会和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实施竞争法，是日本社会的最大政治课题。在国际经济法方面，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是该领域的中心话题。

参考文献：

[1] 本文的许多历史性资料是由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科长来生新教授提供，并将他新写的、尚未发表的著作提供给作者进行参考，在此作者对来生教授为了中日经济法学的交流而在学术上表现出的无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谢意。

[2] “统制经济法”是指为维持统制经济体制的法，或者说是对经济进行统制的经济统制法。经济统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行政作用。（参《新法学辞典》第三版 有斐阁 1055页）

[3] 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警察，是指本来原则上讲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对其某些方面如若放弃不管就会产生社会弊端（如损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经济行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预防这一社会弊端的发生的行政活动。如餐饮业经营许可制度、汽车驾驶的行车执照制度等。如果对此活动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会出现因不卫生的设备与不规则的操作以及无一定技术水准的操作而带来损害国民身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因此对那些不能满足一定设备基准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术水准的人应限制其经营或驾车。

[4] 《经济法概论》金泽良雄著 达满人译 甘肃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页

[5] 《经济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页

[6] 由于1947年在美国占领军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又称“原始禁止垄断法”）加入了美国人理想化的反垄断规定从而超越了日本[现实，于是1953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了较大的“缓和性”修改，主要是认可了“不景气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维持再销售价格合同”、“公司间相互持股及合并”等。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个适用别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垄断法》便被认为失去了经济宪法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大倒退。

[7] 详细内容请参阅1963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及该法案最终成为废案的有关资料

[8] 参《现代经济法入门》丹宗昭信、厚谷编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页、《经济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6年，38页。

[9] “事后介入说”强调：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中心，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经活动加以干预，只有在出现“市场失误”之后，政府才可以针对纠正市场的失误而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10] 政府以确保消费和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环境、防止灾害为目的的规制。

[1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产业组织论是以应用价格理论为中心所构成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将市场结构、市场行动及市场成果作为判断市场竞争状态的三要素。但是，最近产业组织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这一经济学界新的成果，出现了新的产业组织论。本注所说的产业组织论即为“新产业组织论”。如何运用新产业组织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禁止垄断法》是日本更年轻一代的经济法学者关心的问题。

I. 民国时期民商法中的社会本位原则，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说明下和国家本位，个人本位有什么区别，

国民政府民事立法社会本位指导原则

社会本位观念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对传统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现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对无限财产制限制的主张；对契约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张；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思想的确立，等等。

1.限制个人财产权的指导原则

保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不仅是社会对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务，只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人们对财产权保护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时期那样的绝对化，而是认为财产所有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应当具有社会性。基于这样的思想，十九世纪晚期各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设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的滥用。在美国，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最大限度地放任获取和使用财产，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了。一个法理学家在这一情况时说：“过去，财产价值高，人的价值低，现在，财产的价值低了，而人的价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法院倾向于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倾向于对财产权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会的方式使用财产。在这段时期，尊重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被强调为所有权行使的指导原则。

中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说明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乃物权的一种”，“但所有权固该尊重，而为社会一般公益起见，法律上也应同时予以相当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护各个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于为社会的安全，而不是纯粹为个人的安全。所以个人的利益，必定置诸社会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权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便是所有权亦须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说明中立法者就物权所应受到的限制以土地为例进一步说明道：对于土地所有权，“如果漫无限制，也会损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无碍于其所有权的行使时，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对于因为公益事业而为之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损害，立法者解释说：“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直接间接之动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业大兴以后，事实上便无法完全维持此种私权了。如煤气、蒸气、臭氧、烟气、灰屑、喧嚣、振动等等。”又如装置电线占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权，铺设地下水管占了土地私有权的地下权，建立公共设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杂草、树枝，寻找并请求索还遗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绝、干涉和阻碍。不仅如此，立法者还主张对所有权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要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立法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第二，积极地通过限制和干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物权法的制定，“是根据党义，以社会利益为生，采取各国法理之长。”

2.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指导原则

契约理念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民法发展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有人撰文描述这种现象时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契约在西方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对社会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着眼点方面的私人商业活动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经济主体对普通的商业活动及其私有权利仍不受拘束，缔结契约时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学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书中强调，契约法庞大复杂，并未死亡，不能对契约中的某些缺点加以攻击，就认为契约法已经完结。“20世纪以来，法学界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契约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这一变化被描述为“从契约到身份”。契约自由原则，是自由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必然产物和本质特征，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这一时期里民商法对契约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现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它带来的结果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方面，无限制的契约自由给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带来一些损害，(法学家们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导致了类似于《德国民法典》中第138条、第242条、第126—129条等条款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来说，“契约自由”无异于一种为摆脱饥饿而出卖权利、自由的委婉辞令。由于经济主体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悬殊，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契约在经济生活中已经给人们的权利带来诸多的损害，伴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缔约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众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契约自由虽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已经不是从前的状况，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对契约的某些条款加以明确的限制规定，舍弃契约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作为判决的依据，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契约的自由从形式到内容加以限制。在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则也同样规定：“契约自由，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化。”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汉民在立法院讲述《民法债篇的精神》，作为立法者对民法债篇的解释。其解释“系完全依据总理三民主义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护”，，胡汉民解释说，“盖以”“债权”二字，意为专指保护债权人”，胡汉民认为“债务人常处于经济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专为保护债权人，斯为霸道”，因此《民法债篇》不采用一般所惯用的“债权篇”，而用“债篇”为名。在立法说明中胡汉民列举了雇佣、租赁、赠与、著作权合同等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对于私人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例如租赁一事，“在许多国的都市都无不拼命保护所有权人，把所有权看得神圣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经济上的弱者，如此却逼到他弱而又弱。现在我们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规定，买卖契约不能破坏租赁契约，这已是所以保护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赁物如遇损害，如被火烧，必须承租人有重大过失时，才对于出租人负赔偿之责；倘不管他有无过失，租赁物一有损害，即须赔偿，那就不王道了。”对于土地的租赁契约，立法者基于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所采取的也是这样的主张：“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减少全无时，可以请求减少或免除租金”，并且明确主张“这种租金减免请求权，不得预先抛弃”，从而避免耕地承租人无知地抛弃此种权利。3.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指导原则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思想较典型地体现出其社会本位的特点。立法者在《民法债篇的精神》中说明道：“如因故意过失而予人以损害时，照理应由加害人负赔偿之责，但有时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被害人也有相当的过失，那就不能专归责加害人了。”“又如债权者对于债务者的行为，认为有妨害其债权时，得请求对于此种行为加以制止，此为保护债权者一方面的，但有时债务者虽有过失，致发生对方的损害，而其事件于债务者本身并无利益，那就不能专责债务者怎样赔偿了。”基于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如遇到类似的案例应采取这样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害者、债务人赔偿或处分，而并不一味以压迫债务者为能事。“普通债务者负了债，照理是应依契约按价偿还的，但有时债务者没有依照契约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失却，事实上以不是故意的过失，那么，法官也可斟酌其经济情况，于不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相当范围，令其分期偿还。”而对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立法者说明道，这种人“在许多的法律中”，对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他是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好象一个精神错乱者，在他无意识的行为中，致他人受了损害，他可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倘若很大，甚至承当不起，难于恢复原状时，加害者固然毫不负责，此外更无负责之人，事理岂不太不公平?被害者岂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张规定：这种损害，虽然法定代理人对于行为人已尽了监督之责，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请求，斟酌两方经济情形，判定赔偿。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美，国家要求和鼓励个人进行风险投资以建立新企业、开发新领地，因此，以个人为焦点的社会经济伦理观受到挑战，人们试图修正过错责任原则而以无过失责任原则取代之。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向新领域开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副产品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绝对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侵权行为法中责任原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过失责任原则作为近代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得以确立，是私法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德国，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立法是从普鲁士时期1838年的《铁路法》最初确立的。在英国，1868年上议院通过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上议院在其后的判决中又把严格责任原则扩大到新的领域。在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几个州采用了英国赖兰兹诉弗莱彻案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1909年，纽约州制定的《劳工赔偿法》规定了雇主对发生于雇佣过程中的损害事故负严格责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交的债编立法原则说明书中，对侵权行为的无过失责任也有类似的立法思想。以雇佣契约为例，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但雇人已尽监督之责的，可不负赔偿责任。在某种情况下，单由受雇人负赔偿之责，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时，法院得因其申请，斟酌雇佣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佣人为全部或一部之赔偿。对于这样的思想，胡汉民曾举例加以说明详细：“例如某人用一个汽车夫，平时开车本来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闹出祸来，损害了人的生命，在雇佣人方面，原可不负什么责任，但是受雇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怜时，法官为主持公道计，可以斟酌双方经济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当赔偿”。

J. 海商法的专业院校

本科阶段开设海商法专业的国内高校：
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集美大学、三专亚学院属
研究生阶段开设海商法研究方向的国内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
课程简介：海商法在国际货物运输法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本课授课内容主要阐述与船舶有关的法律问题、海上货物运输、船舶租用合同、旅客运输、船舶碰撞、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保险、海事诉讼等内容。课程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学生掌握有关海商法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学会处理与海商法有关的实际问题，并掌握海商法学的研究方法。教学方法将采用启发式教学、比较法教学和案例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