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法比民法

1. 历史问题--中华法系的特征是什么

1.奴隶制时代法的特点。中国奴隶制时代，虽有成文法，但不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奴隶主贵族临事议制，任意施刑。奴隶主贵族还竭力假借神意，执行天罚，以增加司法镇压的威慑力量。至西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以刑、德为二柄，由此而形成的用刑原则，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奴隶制时代宗法血缘关系还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宗法制度又与等级制度、分封制度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政治体制。此外，奴隶制时代法峻刑残，毁伤肢体的肉刑是其基本的刑罚手段。
2.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 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 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
3．特权法与等级法。
中国封建制的法，公开确认良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良贱既异制，同罪又异罚，贵族官僚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同时又为特权等级设定了特殊的程序，以确保其权利不受损害。因此，封建法律的公平实际就是要求社会各阶级、阶层不得逾越法定的权利。
4．法自君出，权高于法。
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需皇帝裁决与批准。与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过程相适应，司法权越来越受行政权的掣肘。在中央，表现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在地方，唐以后虽然强化了地方司法职能，但司法活动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左右；省级以下则由府州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融司法行政于一体。
5． 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 因此， 以家族为本位， 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而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法族规以维护伦理关系特别是家长族长的权力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具有一致性。
6．天理、国法、人情的协调统一。
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汉初经过董仲舒将三纲神秘化，其后宋儒进一步将三纲奉为天理，以论证和鼓吹宗法政治等级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天理通过国家立法而法律化了。与此同时， 封建统治提倡执法原情， 为了防止法与情的矛盾，历代统治者在立法上力图使亲情义务法律化。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关系上协调统一。
7．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 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而轻私权，重刑事而轻民事，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严密，刑罚手段残酷。重刑轻民使得人们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8．注重吏治， 职官管理法自成体系。
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 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历***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 以督励其尽职尽责。此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系统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
9．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境界。为了减少诉讼，一方面提倡明德教化， 另一方面推行调处息争。由于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厚和地缘关系的悠久影响，使得民间发生的诉讼可以经过调处达到息争的目的。 但有些调处特别是族内调处是带有强制性的，漠视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要求， 也造成了中国人诉讼权利观念的薄弱。
10．法典编纂体例上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形式。
中国从法经开始到清末一直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其原因是和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习惯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以及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但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
11．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 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要形式。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 就是一种判例形式。 此后， 如汉代的决事比， 宋朝的编例， 明清的律例并用， 都反映了判例法的重要地位。

2. 法和法律的区别是什么

内在属性不同、效力不同、与国家权力的联系程度不同、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

3. 家法的不同时期的家族法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废除分封制，宗法的“表”即大小宗关系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国与家开始被作为不同的概念分开理解。因此，从秦朝以后，家法同法律出现了根本性的分离。秦汉时一些家族凭借政治地位、经济力量以及人丁兴旺等优势，形成强宗大族。至东汉，由于王朝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豪强地主享有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筑堡坞，置部曲，建立封建庄园，把持地方政治，战乱时建立私家武装，形成割据势力。这种强宗大族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出现 。为了使本族得以长久把持国家政治，士族门阀不仅需要在国家的法律中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规定，而且需要制定家族规范进行地位上的自我提高以及培养约束本族子弟。因此当时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家法进行自我标榜。如西晋司隶校尉刘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
士族家族法的核心内容就是门第观念，以禁止士族与庶族结成婚姻关系为中心。许多名门望族不仅在本族内禁止士族与庶族通婚，而且对于其他士族与庶族通婚行为也是不能容忍，即所谓“婚宦失类”。如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门第观念是此一时期家族法的第一项内容。既然重视门第，自然就要从祖先开始数算，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士族，而其他地方的王氏则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士族，而其它地方的谢氏、江氏则不是。如此，在进行自我介绍时，往往需要郑重声明说自己是琅邪“王”、太原“王”、陈郡“谢”、济阳“江”，而不是其它地方的“王”、“谢”、“江”。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 族谱构成此一时期家法的第二项内容。孝道在此一时期为人们所推崇，不仅有很多关于孝子的故事如“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而且孝道还成为致仕的一种途径。孝道便成为家族法的第三项内容。后世历史书常常将士族子弟描述为好吃懒做，能力低下的寄生虫，但数算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出现了大量杰出的政治家或者文学家。这与士族的家族法是分不开的，子女培养教育是家族法第四项内容。
此一时期的家法的代表有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诫子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于公元197年在大病期间为独子郑益恩写下《诫子书》。他在《诫子书》中交托家事，对儿了的志向、道德、学业、家政等方面提出殷切嘱托和希望。诸葛亮，字孔明，汉末徐州琅玡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在五十四岁时为八岁的儿子诸葛瞻写了《诫子书》。全文仅八十六字，但却深刻的阐述了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道理。其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成为后人进行自修的格言 。颜之推字介，梁朝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士族家庭，先仕梁元帝，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 齐亡后入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此一时期士族家族法的典范。《颜氏家训》共七卷，卷第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第二风操、慕贤，卷第三勉学，卷第四文章、名实、涉务，卷第五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卷第六书证，卷第七音辞、杂艺、终制。《颜氏家训》比较全面的论述了子女教育、家庭伦理、自身修养、为人处事、治国理念等方面。颜之推有感于士族的衰落，同先前的“玄谈”或“清谈”的主张有些不同，虽然治家仍遵循士族的理念但其家训开始倾向于务实。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原因有以下四点：其一、优越的政治地位导致自身腐朽，许多士族不思进取；其二、农民起义对士族制度的打击；其三、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得士族互相削弱；其四、士族多近亲联姻，导致身体素质极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庶族的崛起。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开始脱颖而出，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至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制，行科举，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7]。 士族家族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为庶族家族所取代。
庶族家族不同于士族家族，其政治地位多是通过军功或者科举入仕而取得的。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可以通过自我努力进入统治阶层，因此家族不再以祖先的地位为荣，此一阶段的家族同士族家族相比较少了家族间的攀比习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8]，社会地位从底层到上层的迅速转变，使得新兴权贵很难迅速适应上层社会的生活，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他们更强调等级的差异。反映在家族内部，就是家长制的盛行。唐代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家长制度，规定“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9]。家长的权威成为家法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家长对内支配家中的一切，拥有绝对的权力。如唐朝的法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0] 其二、家长对外不但代表家庭进行一些民事行为，而且对于家族成员的犯罪承担首要责任,即“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11]。在家长制下，家族法规定了子女的教养、祭祀、孝道、修身、治国等内容。
隋唐时期以柳公绰的家法最为著名。“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12]。柳公绰，字宽，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根据后世史料记载，“自非朝谒之日，每平旦辄出，至小斋，诸子仲郢等皆束带… …烛至，则以次命子弟一人执经史立烛前，躬读一过毕，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或论文，或听琴，至人定钟，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凡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变易。”[13] 唐末农民战争彻底的推毁了士族制度，重出身的士族门阀成为历史。唐宋之际，大规模的家族转变为中小规模的家族，同时平民之家自主性不断增强。士族制度被消灭以后，以往的愚孝之道不再被效法。为了约束家族子弟，从宋朝以后家庭礼治不断加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家法。此一时期的家法出现分化，有权贵之家的家族法，也有平民家庭的家法。前者强调以家庭礼治为核心约束卑幼之辈，后者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前者但内容更为实际。权贵之家的家族法的代表是司马光的《家范》。《家范》在社会上层仕宦之家广为流传，南宋宰相赵鼎，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朱熹在司马光《家范》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繁琐的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即《家礼》。《家礼》在内容上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规律基本一致，并且各种规矩、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逐渐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但最典型的平民家法是朱用纯的《朱子家训》。下文将分别介绍《家范》和《朱子家训》。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资治通鉴》，而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家范》。司马光在谈到治国与齐家的关系时引用了《大学》里的话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范》为以后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共十卷十九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收集了历朝历代大量关于治家的实例和典范，为后人树立楷模。具体内容如下：家范卷一、治家，家范卷二、祖，家范卷三、父母/ 父/ 母，家范卷四、子上，家范卷五、子下，家范卷六、女/孙/伯叔父/侄，家范卷七、兄/弟/姑姊妹/夫，家范卷八、妻上，家范卷九、妻下，家范卷十、舅甥/舅姑/妇妾/乳母。司马光认为治家“莫如礼”，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齐家的规范应是：为人祖者，要“以义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为人父者，要“爱子教之以义”；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为人子者，则应以孝为天经地义，为行动之准则；为人夫者，“若妻实犯礼而出之，乃义也”；为人妻者不仅要具备“六德”，“又当辅助君子，成其令名”。
朱用纯，明遗民，字致一，号柏庐，江苏昆山县人，一生教授乡里，作《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作为平民家法的典范，《朱子家训》的内容贴近平民生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关于勤俭节约，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其二、关于祭祀，如“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其三、关于家庭伦理，如“薄父母，不成人子”，“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其四、关于品德修养，如“人有喜庆，不可生妨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其五、关于报国、如“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家族再一次发生转变。一方面，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一部分年青人开始反对传统的大家庭，成为传统的大家族的“叛逆者”。另一方面，国家立法开始标榜改革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家法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质的改变。并且由于民众传统家族观念占据着主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往往承认传统家法的效力。如《中华民国民法》规定了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但同时规定未成年人的婚姻，“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司法院对此有解释，“男女婚姻其主婚权在父母惟须得祖父母之同意”[14]。由于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处于动荡导致很多家族解体、迁徙和离散，传统的家法无暇创新。因此民国时期的家法只是对清朝以前家族法的继承，而并无发展，终于走向衰落。
虽然从秦汉至民国时期，作为家法主要形式的家族法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在本质上并未发生变化。对家族法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管辖权上看，家族法主要贯彻属人管辖原则。从管辖的事项上看，包括家庭伦理、修身、家族事务、家族与外族的纠纷以及地方或者国家的一些事务。从家族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上看，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很多家族法是得到国家肯定的。从家族法的作用来看，家族法起到了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的作用，同时对于稳定地方秩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待传统家法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态度。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确立，传统的家族和大家庭的家族法治理模式被彻底否定。而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却依旧存在着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家法族规。因此，研究家法不仅具有历史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历史上家法的目的就是为现在社会的家庭设计一个合理、合法的新型家法治理模式。新型的家法治理模式应该是既吸收了历史上家法治理模式的合理之处，又遵循了现在民主法制的理念，应该符合以下几点基本要求，具体内容则应该由各个家庭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首先，新型的家法应该以家庭民主为基本理念，强调家庭成员的身份的平等和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权利。其次，新型的家法应以赡养老人，孝敬父母，抚育子女为使命。再次、新型的家法应该强调内容的合法化，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序良俗。
中国的家法源于原始社会习惯规范，经历了宗法阶段、家族法阶段，得以发展至今，表明其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表明，尽管家法存在很多压制家庭成员自由、摧残人性的规定，但家法在家庭内部的管理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民主法制的社会里，新型家法的构建，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将会起到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对于社会而言，将会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由衷希望在国家法律统一规范的前提下，新型家法得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4. 唐朝的法律有哪些

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殴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 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建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差汪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扰祥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缓庆搏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