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国民商法演变

⑴ 民商法学的分类

民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传统民法学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大法学院最早在全国设立民法专业，编写了第一部民法学教材，并担负起为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培训师资的任务。人大复校以来，本方向的教师参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生、硕士生和近千名高级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民法总则。佟柔教授生前曾经确立了民法的地位、调整对象和体系，这些观点一直成为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法总则理论，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已完成了民法典体系问题的研究，并已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咨询报告。《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
2、物权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组织国有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研讨，出版了《国家所有权研究》等一系列专著。近几年来，又出版了《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等著作，并承担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 、《国有资产管理法草案建议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议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还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探讨》一书（共120万字）。在举世瞩目的《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参与了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说明和论证，并先后组织了10多次国际国内研讨会，对物权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和意见为物权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物权法》这一极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合同法课程，自90年代以来，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学，出版了《合同法新论·总则》、《合同法疑难案件研究》、《违约责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格权法的专著和教材，多次承担有关人格权法的疑难问题、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等研究项目。出版了大量专著。本方向最早开设侵权行为法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侵权法的教材，并承担了司法部统编教材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的撰写工作。本方向积极参与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完成中国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并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5、民事证据法。本方向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从事我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为此，以王利明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证据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组”。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举办了“民事证据立法”研讨会，出版了《证据法研究与实用丛书》共四本，近300万字，组织翻译了国外的证据法资料约100万字。
学术带头人王利明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1991年被国家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7年被教育部列入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已出版民商法研究（1-6辑）、物权法论等个人著作10余部，合著作品10余部，主编各类教材15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6篇，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家重点文科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作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国家许多法律的起草和研讨工作，是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家庭法学与社会法学
本方向分为婚姻家庭法学和社会法学两个部分。其中婚姻家庭法学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包括婚姻家庭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社会法学主要从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本方向在50年代就组织撰写了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面的教材和学术著作，80年代初开始招收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是国内第一个招收婚姻家庭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本方向在下述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婚姻家庭法。最早开设婚姻家庭法学课程，在理论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出版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学的教材与专著，其中《婚姻法》教材曾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参加新中国两部《婚姻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和立法研究工作，并是第二部《婚姻法》草案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就《婚姻法》的修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专家建议稿，并参与了多次立法论证活动；并且承担了《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继承法。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继承法学》教材，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比较继承法》的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展开关于现代财产继承法律制度的研究。
3、劳动法。主编国内第一部《劳动法学》教材，并获得司法部优秀教材奖；还出版了一系列劳动法学的教材及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起草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配套法规，并是《劳动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就《劳动法》的修订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进行相应的研究。
4、社会保障法。出版了《社会保障法》教材和若干学术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社会保障法的法制讲座。该方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是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的重要机构，举办了“中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许多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工作；承担《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5、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本方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权益保障的法学研究与服务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出版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专著和保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有关教材。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的立法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这些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证研究》科研项目的研究。
学术带头人龙翼飞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现任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个国家部委的专家顾问。曾参与了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多部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先后赴法、日、德、英和香港、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发表了婚姻家庭法和社会法方面的个人专著10余部，合作著作10余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并两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的法制讲座。
商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商法学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部门法内容。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理论发展与民法学理论发展密不可分。人大法学院自80年代起即在国内率先开设了商法总论、外国民商法、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课程，90年代又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商法总论著作和第一部关于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制的著作；本方向的教师参加了《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公司证券的行政法规的起草与立法讨论工作。本方向已被确定为国家文科重点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学科，具有显著的学科基础优势和学科综合优势。
1.商法总论。本方向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商法总论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了国内目前仅有的两部关于商法总论的著作和教材，该教材在国内教学科研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并被广泛使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拟作出适合于我国商法各部门法发展要求的商法总论研究成果。
2.公司法学。本方向90年代初即为人大法学院及港台联合教学的研究生开设公司法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公司法》著作和相关教材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并长期参与《公司法》和有关法规的立法活动。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公司法理论的研究，计划于近年来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理论研究性质的公司法研究成果。
3.证券法学。本学科方向在国内证券法教学科研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了证券法课程，招收证券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专门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国内40余家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开办证券法的培训班，讲授相关课程。国内首部证券法著作《证券发行与交易》（该书已再版5版）就是有本方向人员完成的，并进一步编写了首部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统编教材《证券发行与承销》与《证券交易》，此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证券法》和有关证券监管制度的著作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4.票据法学。本方向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票据法课程，90年代初即出版了中国票据法的专著，在中国票据立法改革后又率先编写出版了票据法教材。本方向的研究人员计划对中国票据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符合国际票据交易惯例的研究成果。
5.海商法学与保险法学。本方向人员自80年代中期率先在国内法律院校中开设了海商法及保险法课程，并撰写出版有关于海商法的教材6部、保险法的著作6部。
学术带头人董安生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商法博士学位的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另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等职。曾受聘在香港、台湾数所大学讲学。已撰写出版民商法著作12部，主编并撰写教材8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撰写的《民事法律行为》、《英国商法》、《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书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方向学术骨干叶林教授等在民商法理论、公司法、证券法、外国民商法、仲裁法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所撰写的《中国公司法》、《中国证券法》、《商事仲裁法》等教材在国内均有很大影响。

⑵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⑶ 20世纪中国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走平坦路，喝自来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读免费书，报医药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改善和提高。农民回忆和统计数字见证了他们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变。

变化一：

从天天耕作吃不饱到不种田却吃得好

【 今昔对比 】“大包干以前，我家5口人，每季生产队分粮食，用褂子就能兜回家，经常挨饿。”安徽省明光市潘村镇钱西村的钱永言上世纪80年代在村里担任干部，8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水产养殖，现在已经是一名农民企业家。他说：“以前天天种田都吃不饱，现在不但吃饱，而且吃得好。”

【 数字与点评 】从“吃不饱”到“吃得好”，反映的是农民生活“跨越贫困进入温饱，跨越温饱进入小康”的两大变迁。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农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恩格尔系数高达70％。80年代开始，随着包产到户广泛开展，我国农民一举跨越了温饱线，恩格尔系数降到60％。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包括农业税取消等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生活继续改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50％，达到了小康线。

变化二：

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

【 今昔对比 】“以前，孩子们的衣服能穿就可以，一件衣服要好几个孩子穿，哥哥穿小了传给弟弟。可不像现在，一个孩子漂亮的衣服可能就有一大箱。”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纳家户村81岁的回族老人纳志邦说，那时候什么都缺，买粮要粮票，衣服自己做，买布还要布票。

【 数字与点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许多农民对以前生活的记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我国农民衣着消费在发生变化。以宁夏为例，2007年宁夏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2528．8元，其中人均衣着消费184．3元，比1983年的28．8元增加了155．5元，增长了5．4倍。

变化三：

从干打垒、砖瓦房到别墅楼

【 今昔对比 】“我10多岁时，村里住的都是干打垒的房子，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能住上楼房”。江西省武宁县清江乡上湾自然村54岁的邱吉利如此表示。近年来，上湾村31户人家，在政府支持下全部拆旧建新，盖起了2到4层不等的小楼，各家楼内自来水、水冲厕一应俱全，楼外则是数百亩绿毯似的吊瓜，整个村庄俨然是城市郊区的别墅群。

【 数字与点评 】70年代“干打垒”，80年代砖瓦房，90年代混凝土，进入新世纪建设新农村，农民开始住别墅。江西省统计局数字显示，2007年，江西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80年的11．8平方米增加到36．8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达34．26平方米，占住房面积的93％。江西省统计局农业处处长叶德祥说，全省81％的农户住房拥有卫生设备，其中14％为水冲厕所。

变化四：

从赶集到旅游

【 今昔对比 】“原来，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到处都是黄泥路，有皮鞋也不敢穿。”说起村道的变迁，江西省安义县47岁的村民刘上家滔滔不绝。现在村里组与组、户与户之间都是水泥路相通。而在偏远的赣南山区，原来农民外出多是赶集，很多人一辈子都难得去一次县城。可近几年，寻乌县几位种脐橙的果农却自发组织前往美国旅游，顺带考察美国新奇士脐橙的产销情况。

【 数字与点评 】2007年底，江西省乡镇基本通了柏油路或者水泥路，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率和通公路率分别达到71％和93％，近1／4的自然村通了油路水泥路。路好了，随着自行车、摩托车的普及，小轿车开始走入农家，农民走得越来越远了。

变化五：

从“老四件”到“新N件”

【 今昔对比 】在政府的补贴下，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农民刘国平前不久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他说：“有了太阳能热水器，既不用烧柴，也不耗电，经济实惠又方便。”山东一些农民有记日记的习惯。记者看到，邹平县农民刘宗水的日记里记录了家里电视机的多次更新过程；在平原县农民杨春岭的日记中，邻居买“家庭影院”、电脑都被他记录下来了。

【 数字与点评 】30年来，我国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影碟机“新六件”，再到抽油烟机、热水器、空调、电脑等商品，档次越来越高。在山东省，2007年底全省已实现村村通电、通电话，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冰箱39台、彩电104台、影碟机61台、洗衣机57台、热水器23台。

变化六：

从因贫辍学到免费上学

【 今昔对比 】在北京打工的河南省邓州市高集乡19岁姑娘周学现说起还在读中学的弟弟就非常羡慕。她说：“由于家境不好，我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弟弟赶上了好时候，上学不用交学杂费。”51岁的河北省高碑店市乔刘凡村的李学芳，2007年因患严重心脏病到北京手术治疗花了4万多元，回家后从“新农合”管理中心领到了1．2万元补助。他感叹：“作为农民，能像城里人那样看病报销，以前想都不敢想。”

【 数字与点评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国农民生活的最新变迁，是他们开始享受文化娱乐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现在，我国已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国1．5亿中小学生及家庭受益。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也进入了新阶段。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有267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农合，8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1％，他们可以像城市职工一样，享受看病报销的待遇。

⑷ 民商法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

民商法学和法律体系，这个概念表述不对。
你应该是想问民商法和法律体系，
民商法学和所版有法律学科之间的关权系和地位。
只能这么说，民商法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和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⑸ 英美法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内容简介

对本书主题的详细诠释，在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论文以及论点精粹中都已专经有了充分详属细的展示，故笔者对此不再赘述。本书的编辑，一如本研究会学术丛书的前八辑《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20世纪外国经济法的前沿》、《20世纪外国司法制度的变革》、《20世纪外国民商法的变革》、《20世纪西方宪政的发展及其变革》、《20世纪外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变革》、《多元的法律文化》、《混合的法律文化》（均由法律出版社于2001年至2008年各年出版）的惯例，分主题论文、专题论文、论点精粹和附录等部分。

⑹ 谁能帮我找到：法国法典起草委员会在国会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讲

我可以给你找到电子版的

自己下载看看吧

链接要复制全才能打开！！

法国民法典的开篇：法典起草委员会在国会就民法典草案的演讲.pdf

http://www.namipan.com/d/%E6%B3%95%E5%9B%BD%E6%B0%91%E6%B3%95%E5%85%B8%E7%9A%84%E5%BC%80%E7%AF%87%EF%BC%9A%E6%B3%95%E5%85%B8%E8%B5%B7%E8%8D%89%E5%A7%94%E5%91%98%E4%BC%9A%E5%9C%A8%E5%9B%BD%E4%BC%9A%E5%B0%B1%E6%B0%91%E6%B3%95%E5%85%B8%E8%8D%89%E6%A1%88%E7%9A%84%E6%BC%94%E8%AE%B2.pdf/

⑺ 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地位衰退表现在：

其一，债务激增，从1914年的内6.5亿英镑（314900万美元）1920年增至容78.28亿英镑（3804408万美元），英国从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变成美国的债务国。

其二，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原来在国际市场上起着共同货币作用的英镑受到美元的冲击，利用英镑对世界进行财政剥削的支配地位削弱。

战后的经济困难导致英国的政党政治发生变化，工党取代了保守党，开始同自由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地位的削弱和垄断组织在经济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自由党和它所奉行的自由主义原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由党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战后的英国工党是以工人为主要成分奉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工党领袖关于通过议会民主实行社会改革和建立财产公有制的词句，对于希望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工人群众颇具吸引力。工党执政期间，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