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则某条文规定

㈠ 刑法条文的罪名

类罪名是指某一类犯罪的名称，也就是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犯罪的每一章的名称，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渎职罪等等。类罪名的特点在于只是对某一类犯罪的名称作出了概括，但是本身既不能作为定罪的罪名使用，也不包含法定刑的内容。
具体罪名是指各种具体犯罪的名称。具体罪名规定在包含有罪刑单位内容的刑法分则条文之中。具体罪名是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也是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某种犯罪的依据，如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等。具体罪名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构成。
具体罪名规定在类罪名之中，各种具体罪名排列组合成为各类罪名。类罪名与具体罪名之间是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单一罪名是指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是单纯的一种犯罪，不包含涉及其他犯罪的内容，也不能分解使用的罪名形式。如故意杀人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等就是单一罪名。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罪名大部分是以单一罪名的形式出现的，单一罪名在使用时通常不会发生歧义。
选择罪名是指刑法分则条文所包含的犯罪构成内容复杂，在一个条文中包含了不同的行为方式或者不同的犯罪对象，既可以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或者犯罪对象的不同分别确定罪名，也可以以概括为一个罪名使用的罪名形式。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就是行为方式不同的选择罪名形式，拐卖妇女、儿童罪就是犯罪对象不同的选择罪名形式。选择罪名即使在多种行为方式或者多个犯罪对象的同时存在情况下，也不实行数罪并罚而只定一罪。
概括罪名是指刑法分则条文所包含的犯罪构成内容复杂，但是只能概括使用而不能分解使用的罪名形式。如合同诈骗罪，其中包含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及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等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无论采用采用哪种方式或者采用几种行为方式，罪名都只定合同诈骗罪。概括罪名既具有单一罪名的特点，又具有选择罪名的特点，是介于单一罪名和选择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形式。
1997年12月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2002年3月1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是我们所使用罪名的依据。

㈡ 刑法分则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应当什么于总则共犯规定试用

如果刑法分则对某种共同犯罪行为有明确规定，则应当适用分则条文，不适用总则。你可以把总则和分则理解成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特殊法也就是分则优先

㈢ 刑法条文的法定刑

法定刑是指包含有罪刑关系的条文所规定的适用于具体犯罪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简言之，法定刑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种和刑度。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四种附加刑，并且分别规定了上述九种刑罚方法的适用对象。在刑法分则条文中，针对每一种犯罪的不同情况，从九种刑罚方法中选择适用于该种犯罪的刑罚种类加以规定，所选择的刑罚方法既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几种。
法定刑表明了国家对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评价。国家通过法律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评价，并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规定与犯罪相适应的刑罚，这是立法上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由于社会是动态的，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当然也是动态的，立法者会根据社会的状况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对法定刑作出修正，或将重刑改轻，或将轻刑改重。但是，无论法定刑怎样进行修改，都是以罪刑相适应原则为基本依据的。
人民法院在对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犯罪人裁量适用刑罚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刑的规定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在法定刑之外适用刑罚。这既是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 1．绝对确定的法定刑
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的刑种和刑度只有一个，法官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如按照刑法第239条规定，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一规定就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条文数量极少。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而犯罪并不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的，任何一种犯罪都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情节，即使是两个同一种犯罪之间也是有各种各样区别的，不管犯罪的情节如何都只能适用一种刑罚方法予以处罚，显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趋势来看，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正在越来越少被采用。
2．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是指只规定对某种犯罪予以刑罚处罚，但是却没有规定对该种犯罪应当适用的刑种和刑度。如对某种犯罪规定“依法制裁”、“依法严惩”、“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究竟用哪一种刑罚方法和哪一个量刑幅度则没有规定，完全由法官自由决定。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与法制要求不相符合。我国刑法中没有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3．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是指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对该种犯罪适用的刑种和刑度，并对最高刑和最低刑作出限制性的规定。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有较大的裁量幅度，便于审判机关根据犯罪人的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刑罚，是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普遍采用的形式。根据刑法分则条文采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不同情况，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只规定最高限度的法定刑。法定刑的最低限度没有规定，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如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最低限度是6个月。
(2)只规定最低限度的法定刑。法定刑的最高限度没有规定，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如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最高限度是15年。
(3)规定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法定刑。
如第294条第2款规定: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规定两种以上的刑罚方法，同时对有期徒刑的最高限度作出规定。如第295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期徒刑的最低限度、拘役和管制的最高和最低限度都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确定。
(5)规定两种以上的主刑、两个以上的量刑幅度并同日才规定附加刑，其中有期徒刑只规定最低限度。如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6)规定两种以上的主刑、两个以上的量刑幅度并同时规定附加刑，其中有期徒刑规定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如第353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规定援引其他条文中规定的法定刑。如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这种规定方式是为了使条文简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法定刑是刑法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宣告刑是人民法院对某一个具体犯罪判决应当执行的刑罚。法定刑与宣告刑的区别在于，法定刑是在立法时就已经确定的，而宣告刑是在人民法院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判决时确定的；如果说法定刑在没有具体适用之前还是不确定的话，那么宣告刑一经判决就只能是确定的；法定刑是立法上的规定，而宣告刑则是执法中的适用。

㈣ 每个刑法分则条纹都有罪状吗

来不是。
刑法分自则有些条文规定了两种以上的行为，其中有的是一个犯罪有供选择的几个基本罪状(第347条)，有的则是几个犯罪的基本罪状(第247条)。
刑法第325条第1款规定：“违法文物保护法规，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该条款仅指明在确定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的构成特征时应当参照文物保护法规的规定，而没有直接、具体描述该罪的特征，因此属于空白罪状。对空白罪状必须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才能够正确的认定该种犯罪的特征。

㈤ 我国《刑法》规定

一般是三个月,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行为都构成挪用资金罪.

㈥ 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如何区分刑法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基本意义，在于明确该规定是否修正或补充了相关规定或基本规定，是否导致将不同的行为等同视之。换言之，将某种规定视为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会导致适用条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认定结论。例如，刑法第247条前段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后段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对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条件是，除了要求该行为致人死亡外，还要求行为入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本书不赞成此观点)。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法律拟制，那么，只要是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致人死亡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杀人故意，都必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换言之，尽管该行为原本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但法律仍然赋予其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效果。再如，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倘若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则意味着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原本并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对于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没有这种拟制规定，就不得认定为共犯(本书不赞成此观点);如果说该款只是注意规定，则意味着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根据总则规定原本构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则条文中有无这一注意规定，对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均应认定为共犯。

㈦ 以某罪论处和以某罪定罪处罚有区别吗

以某某罪论处，应该是指，比照该罪量刑，但是不按该罪名定罪

㈧ 我国刑法分则规范对犯罪客体的规定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任何一种犯罪，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要侵害一定的客体。如果某种行为没有或者不可能侵害任何客体，就不能构成犯罪。

我们认为，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根据这一概念，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客体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2．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中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3．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犯罪客体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地把握犯罪客体的性质，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在一些法律条文中直接对犯罪客体作了明确规定。然而，我国刑法在大多数条文中，是采取其他一些方式来表示犯罪客体的。

（1）有些条文通过一定的物质表现来指明犯罪客体。

（2）有些条文通过指出被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来表明犯罪客体。

（3）有些条文通过指出对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违反来说明犯罪客体。

（4）有些条文通过对某种危害行为的描述来表明犯罪客体。

从上述所见，在刑法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客体的条文中，并不是没有犯罪客体，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各种犯罪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法律特征，就能对犯罪客体作出准确的理解。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

为了深入分析和理解犯罪客体的作用和意义，根据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范围的不同，可以将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1．一般客体，亦称共同客体。这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在我国，犯罪的一般客体，就是刑法所保护的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的一般客体揭示了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说明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社会政治属性及我国刑法同犯罪作斗争的必要性。

2．同类客体，亦称分类客体。也就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同类客体说明了某一类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种共同特点。

研究犯罪同类客体有两个重要意义：

（1）犯罪同类客体原理是建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重要理论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就是根据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将犯罪归纳为十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刑法分则的科学体系。

（2）犯罪同类客体原理能够帮助司法工作人员，把各式各样的犯罪行为，从性质上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互相区分开来，从而有助于正确地定罪和适用刑罚。

3．直接客体，这是指某一具体犯罪直接侵害的客体，也就是指刑法所保护原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具体部分。在实际案件中的犯罪都是具体的，一个犯罪行为不可能使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侵害，而只能侵害某一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种具体犯罪侵害了什么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是由犯罪直接客体所揭示的。

犯罪现象是十分复杂的，一个犯罪所能够直接着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规定，准确认定犯罪，我们根据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个数，可以把犯罪客体分为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

简单客体，又称单一客体，是指一种犯罪直接侵犯的客体中只包括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直接侵犯的客体包括了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在复杂客体中，立法机关会根据国家的具体国情，将被侵害的各种社会关系分为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然后根据主要客体的性质进行分类，将该种犯罪列入有关的章中。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对象是危害社会行为所直接作用的物或者人，其中，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犯罪对象是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犯罪客体的物质载体或者主体承担者。

2．犯罪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会表现为不同的犯罪客体，不同的犯罪对象在一定的场合也不能表现为相同的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

1．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能够决定犯罪的性质，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具有这种法律属性。

2．任何犯罪都要使一定的犯罪客体受到侵害，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害。

实践证明，正确认识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分清各种犯罪对象中体现的犯罪客体的性质，这对于我们防止将犯罪对象误认为犯罪主体，混淆各种犯罪的区别，都有重要意义。

㈨ 特定主体与非特定主体共同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般主体

刑法分则条文要求行为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即可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那些犯罪的主体。“特殊主体”的对称。中国刑法中的大多数犯罪,都可以由一般主体构成。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要求的都是一般主体。对要求一般主体的犯罪,认定具备犯罪主体要件,就是要查明行为人是否达到该罪所要求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特定的身分不是其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但是,某些一般主体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某种特殊身分,因而加重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实践经验要从重处罚。例如,中国刑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罪的,从重处罚。”第13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

特殊主体

“一般主体”的对称。刑法分则条文要求行为人在具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条件之基础上,还必须具备特殊的身分条件才能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那些犯罪的主体。在外国刑法中也称为身分犯。对特殊主体即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刑法理论上,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其一,从形成方式上区分,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可有自然身分与法定身分之别。自然身分指人因自然赋予而形成的身分,如基于性别形成的事实可有男女之分,基于血缘的事实可形成亲属身分;法定身分指人基于法律所赋予而形成的身分,如军人、公务员、司法人员、证人等。其二,从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影响上看,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又可区分为影响定罪的身分与影响量刑的身分,这种分类与外国刑法学中的纯正身分犯与不纯正身分犯的区分大体相当。中国现行刑法规范中要求特殊主体的犯罪涉及数十个条文和罪名。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类型型:( 1 )军人违反职责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2条和第25条的规定,构成该《条例》所规定的20余种军人违反职责罪,犯罪主体必须具备我国现役军人或者军内在编职工的身分。(2)公务人员违反职责的犯罪。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一般公务人员违反职责的犯罪,如刑法逼供罪、报复陷害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等;二为特定公务人员违反职责的把罪,如由司法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的徇私枉法罪、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私放罪犯罪,由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的妨害邮电通讯罪。(3)从事特定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构成的业务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等。(4)具有持定法律身分者在诉讼活动中才能构成的犯罪。如伪证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诉讼活动中具有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的身分。(5)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违反扶养义务构成的犯罪。如虐待罪和遗弃罪。(6)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f才能构成的犯罪。如脱逃罪和组织越狱罪。(7)从事非法职业者才能构成的犯罪。如神汉、巫婆造谣、诈骗罪。此外,对刑法分则某些条文规定的犯罪内容进行逻辑分析,也可了确认只有具备特定身分者才可成为其犯罪主体:如强奸妇女犯和奸淫幼女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男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阴谋分裂国家罪的犯罪主体, 一般是党政军机构内掌握相当权力的人,甚至是身居党政军要职者。对于要求特殊主体的犯罪来说,特定身分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不具备特定的身分,不能构成这些特定的犯罪。因此,特殊主体对某些犯罪的定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查明行为人是否具备特定的身分条件,有助于划清特殊主体的犯罪与其他犯罪、与非犯罪行为的界限。法律之所以确认特殊主体条件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是因为对某些犯罪来说,特定身分从主客观统一上影响了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主体恶性的大小。

㈩ 如何区分刑法上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如何区分刑法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基本意义，在于明确该规定是否修正或补充了相关规定或基本规定，是否导致将不同的行为等同视之。换言之，将某种规定视为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会导致适用条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认定结论。例如，刑法第247条前段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与暴力取证罪;后段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对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条件是，除了要求该行为致人死亡外，还要求行为入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本书不赞成此观点)。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法律拟制，那么，只要是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致人死亡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杀人故意，都必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换言之，尽管该行为原本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但法律仍然赋予其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效果。再如，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倘若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则意味着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原本并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对于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没有这种拟制规定，就不得认定为共犯(本书不赞成此观点);如果说该款只是注意规定，则意味着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根据总则规定原本构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则条文中有无这一注意规定，对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均应认定为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