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刑法体系

『壹』 现行刑法中哪些属于双罚制

所谓双罚制，是指对单位犯罪，既要处罚单位，又要处罚单位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这里的直接责任人员，包括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双罚制是一种较为合理且有效的处罚单位犯罪的制度。第一，双罚制是对单位组织体的犯罪行为的综合性的全面处罚。这种处罚，最后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单位内部成员的头上，根据单位内部成员在单位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使他们分担不同的责任，不但合理而且公正。第二，双罚制符合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我国的刑罚体系是由主刑（生命刑和自由刑）和附加刑（财产刑和资格刑）所组成的一个科学的多样化的结构体系。双罚制和我国刑法关于主刑和附加刑可以同时适用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双罚制有利于实现我国刑罚的目的，对于单位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多数采用的是双罚制，但是在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问题上又作了两种不同的规定：一种是规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个人犯该罪的法定刑处罚；另一种是对有关的责任人员单独规定不同于个人犯该罪时的独立的法定刑（通常低于个人犯该罪的法定刑）。例如，按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犯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而第387条规定，单位犯受贿罪的，除对单位判处罚金以外，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贰』 我国现行刑法有哪几种规定罪状的方法,个有什么特点

刑法中罪状的分类是根据刑法分则条文对基本罪状的描述方式来划分。我专国刑法中的罪状可以属概括为四种形式，即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
1、简单罪状，即条文只简单的规定罪名或者简单描述犯罪的基本构成特征。
2、叙明罪状，即条文对具体犯罪的基本构成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
3、引证罪状，即引用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来说明和确定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
4、空白罪状，即条文不直接的具体规定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但指明确定该罪的构成特征需要参照的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叁』 我国现行刑法是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该政策包括三层含义：1、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3、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当前应切实贯彻这一死刑政策，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可以说，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灵魂和指针，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定化。深入并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对于正确适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执政党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长期以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科学的，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我国执政党对死刑的性质和作用的理性认识。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现象的日趋严重和“严打”斗争的进行，有学者对于“少杀慎杀”是否仍是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异议。他们针对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死刑立法不断扩展，死刑适用人数骤然增多的现状，指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少杀慎杀、限制死刑”转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并将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概括为“强化死刑”。 [1]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尽管自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确有扩大死刑适用的倾向，但据此反推我国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变化并无充足理由。应当说，实践中一度出现的死刑过度扩张的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的结果，而并不意味着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变化。“保留死刑、少杀慎杀”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同刑罚发展的国际趋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特别强调对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倡导各国应将废除死刑作为最终目标，在一时不能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将判处死刑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可以说，“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约》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应当坚持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

二、 我国现阶段死刑政策的内涵解读

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应当全面、系统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从宏观的历史大视野看，死刑的废除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刑罚现象演进的必然结果。但死刑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死刑的废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就我国现状而言，废除死刑的诸多条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也比较低，而“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物质条件。” [2]反观国外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由此可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死刑存废的决定作用。

2、严峻的治安形势不允许。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犯罪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凶杀、伤害、抢劫、强奸、爆炸等恶性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彻底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

3、缺乏社会心理基础。我国历经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未曾接受过近代西方那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洗礼，因而权利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人的生命价值尚未被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极为浓厚，杀人偿命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这一思想至今在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全然不顾这一现实而强行废除死刑，不会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同，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这一问题上，人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类似西方那样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并未出现。但在我国存在另外一场关于死刑问题的论争，即所谓的死刑限制与扩张之争。1979年刑法典颁行不久，我国即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犯罪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趋于恶化。在此背景之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主张扩大死刑适用的思潮，认为扩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只有通过严厉打击，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势头，争取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持死刑扩张论的学者尽管在刑法学界不占多数，但这种观点得到司法实务界及大多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因而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产生重大影响。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死刑罪名激增，从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间，我国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余个，平均每年增加3个多，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各国刑法史上是罕见的。另外，立法者还通过修改有关法律使死刑核准权大范围下放，从而为扩展死刑的适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死刑适用标准的降低，甚至有个别司法机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同时，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有的司法人员把“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简单理解为“速判快杀”，死刑复核往往流于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剧扩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严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令人担忧。针对这种局面，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急剧膨胀的死刑立法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3]正如死刑限制论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夸大、神话，死刑的威慑力度就必然会减弱，刑罚的公正性也会受到损害乃至丧失殆尽。作为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立法不应一味去迎合、满足普通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应当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确引导人民群众。 [4]

近年来，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中，尽管并没有大幅度地削减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还是有所动作，如取消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严格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的死刑适用条件，等等。可以预见，尽管死刑扩张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有相当市场，但严格限制死刑必将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趋向。

（三）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

虽然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消极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为。在当前刑法理论界，一些学者似乎非常忌讳谈死刑废除问题，这种态度应当改变。死刑的废除注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而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除了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外，观念因素是中国废除死刑进程的最大障碍，而学者们正可以在启迪民智、引导舆论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应当在积极倡导人权、法治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淡化广大民众的报应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树立理性的死刑观，破除对于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严加控制死刑的适用。在促使全社会死刑观念更新的前提下，应抓住时机，积极推动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削减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终达到完全废除死刑这一宏伟目标。只要全社会为之作艰苦不懈的努力，相信这一目标尽管是长远的，但并非遥遥无期的。

三、贯彻“少杀慎杀”方针，严格限制死刑适用

在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贯彻上，最为关键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死刑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严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扩张，必然同世界刑罚文明的演进趋势相背离；同时，限制死刑也是朝着废除死刑的目标迈进的具体举措，正是在不断对死刑适用加以限制的基础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终走向消亡。
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可分为两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应当说，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典对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时新刑法典颁布以来，在一系列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没有再增加死刑条款，体现了立法者对死刑问题保持着较为审慎的态度。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条款过多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进一步裁减死刑罪名应是我国刑事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近70种死刑罪名，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这样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国相当甚至不如中国的国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过10个，因此，以经济发展水平低为我国如此庞大的死刑立法辩解，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我国对一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等也规定了死刑，仅刑法分则第三章所规定的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达16个之多。这在当今各国刑事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有关文件中，将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解释为类似于谋杀这样的严重危及人身的犯罪。从各国立法看，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不设死刑几乎成为通例。因此，我国立法上的死刑适用范围仍有相当大的缩减空间。笔者认为，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几个直接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余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则第六章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等死刑条款，也有裁减的必要。尤其是组织卖淫罪，属于无直接受害人的“风化犯罪”，其性质有别于逼良为娼的强迫卖淫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实无规定死刑之必要，而且从实践看，公众普遍对这种犯罪的死刑判决缺乏认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马玉兰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后，据媒体的调查，人们普遍认为量刑过重，许多人对刑法规定对该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应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删减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时缺乏群众心理基础的死刑条款。

对于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应严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体标准，尽力杜绝在死刑条文中出现用语模糊笼统、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情节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但何谓“情节严重”，立法上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潜藏着因执法的随意性而导致死刑滥用的危险。今后在修订立法过程中，应对这些概括性过强的死刑条款予以明晰化和具体化，将某些影响死刑适用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以严格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处理关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复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便会铸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大错。一次错误的死刑裁判不仅会错杀一个或几个人，而且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其危害较之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严格依法裁量死刑，严禁法外用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体现。死刑的裁量必须严格遵循刑法所设立的规格和标准，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一般条件和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绝对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滥施死刑。例如，刑法总则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能适用死刑，对此决不能随意突破，哪怕犯罪时差一天就满18岁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须从严解释和把握死刑立法。由于现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条款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实践中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结合具体案情予以把握。对于某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难问题，最好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解释，而对于涉及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贯彻从严解释的原则，不能借助于司法解释来扩张死刑的适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凡关系到死刑适用的，只能限制解释，不可随意地扩大解释。[5]

3、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别注重程序公正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对死刑案件的办理规定了比普通案件更为严格的程序，从而为防止错杀、滥杀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办理死刑案件过程中，从侦查、批捕、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直到临刑监督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必须解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消除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

4、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从严把握，罪行极其严重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确凿。对于基本犯罪事实虽然清楚，但某些影响到罪行轻重的事实情节仍存在疑点，不能有力佐证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适用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当办案人员内部对于犯罪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是否属于可杀可不杀等重大问题存有疑问时，原则上不应判处死刑。

5、要理性对待民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社会正义感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集中体现着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感是基本一致的。应当承认，平息民愤是死刑适用时应当酌情考量的一个因素，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民愤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因为民愤毕竟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证据，义愤不能代替理智。民愤这一情节只有在经过法官独立判断之后，才能对死刑的裁量发生适度影响。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公众很难全面细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传媒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事实进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认为地取舍案情，从而会形成错误的舆论和民愤。在此情况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要敢于顶住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依法秉公而断，决不能盲从或屈服于不正确的民愤，从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办的死刑案件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才能杜绝冤杀无辜的悲剧发生，也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法官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则。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纵向稳定，即从时间因素看，如果未发生战争、大规模动乱等突发性事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没有剧烈的变化，则死刑适用的标准和总量应大体保持稳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宽忽严。二是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即从空间因素看，在同一时期内，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间，应大体上保持一致，不应出现死刑适用的标准相互间差异过大，对近似案件所判结果过于悬殊的情况。在死刑裁量的纵向稳定方面，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司法机关过分强调紧跟形势，导致对死刑适用标准的把握时紧时松，甚至将形势需要凌架于犯罪事实本身和预防犯罪的目标。例如，有些法院在“严打”期间，把一些论罪不该处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这种片面强调形势而置法定标准和死刑政策于不顾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方面，主要问题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间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现象仍比较严重。法官的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判决的公正性。为此，应当选拔最优秀的法官来从事死刑案件的审判，确保这一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出差错。为了减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问题，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精神，将1983年以来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尽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促进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肆』 中国现行刑法是哪年制定的

中国现行刑法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

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

『伍』 我国现行刑法有哪几种规定罪状的方法,个有什么特点

罪状的描述类型有几种写回答
罪状的描述类型有几种
写回答 共4个回答

奶思呀呀
LV.32019-08-28

5种：

1、简单罪状，即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只简单地描述具体犯罪的基本特征。

例如，《刑法》第232 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故意杀人即是简单罪状。之所以简单描述该犯罪的基本特征，是因为该犯罪的特征是人们易于理解和把握的，没有必要在法律条文中作具体描述。简单罪状形式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只占少数。

2、叙明罪状，即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详尽描述具体犯罪的基本特征。

例如，《刑法》第163 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在该条文中详尽描述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而且反映出主观方面是故意。这种罪状形式，详述了犯罪的基本情况。

3、空白罪状，即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不直接叙明犯罪的特征，而只是指出要参照其他的法律、法规（刑法典外）来确定某一犯罪的基本特征。

例如，《刑法》第332 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严重传播危险的，处……”该条规定的是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没有详细描述如何妨害国境卫生检疫，需要参照国境卫生检疫法规的有关规定，确定该罪的基本特征。空白罪状形式，对简化刑法分则条文，沟通刑法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有促进作用。

4、空白罪状与叙明罪状并存形式，即以空白罪状和叙明罪状同时存在的形式描述具体某种犯罪。修订后的我 国刑法分则中增加了许多新的犯罪，空白罪状与叙明罪状并存描述犯罪特征的条文占了不少的数目。

例如，《刑法》第230 条规定：“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逃避商品检验。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未报经检验而擅自销售、使用．，或者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未报经检验合格而擅自出口，情节严重的，处……”本条的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属于空白罪状；其他的描述，具有叙明罪状的典型特征，两者并存于该条文之中。

5、引证罪状，即引用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款来说明某种犯罪的特征（刑法典内）。

例如《刑法》第253 条第2 款规定：“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在这里，前款罪是指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时，构成第264 条规定的盗窃罪并从重处罚。

但是，在第253 条第2 款中并未叙明盗窃罪的特征，它需要引用第264 条的罪状来说明。采用引证罪状方式，是为了避免条款间文字上的重复。
采纳谢谢

『陆』 我国现行刑法是

我国现行刑法是2011年2月25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已先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发布日期：1999年12月25日 实施日期：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发布日期：2001年8月31日 实施日期：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发布日期：2001年12月29日 实施日期：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发布日期：2002年12月28日 实施日期：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发布日期：2005年2月28日 实施日期：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发布日期：2006年6月29日 实施日期：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发布日期：2009年2月28日 实施日期：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发布日期：2009年8月27日 实施日期：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发布日期：2011年2月25日 实施日期：2011年5月1日)修正或修改。

『柒』 我国现行刑法修改几次

截至到2018年，《刑法》共有十次修正案。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一），自公布之日即1999年12月25日起开始施行。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8月31日起开始施行。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12月29日起开始施行。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自公布之日即2002年1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自公布之日即2005年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自公布之日即2006年6月29日起开始施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自公布之日即2009年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中国现行的刑法体系扩展阅读：

为了惩治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国歌奏唱、使用的严肃性和国家尊严，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将该条修改为：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捌』 我国现行的《刑法》一共有多少条多少款新修订之后有变动么

我国现行的《刑法》一共有10章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由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变动如下：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三、将刑法第五十三条修改为：“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四、在刑法第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
五、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修改为：“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六、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修改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七、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五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第一百二十条之四、第一百二十条之五、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
“（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
“（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之三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四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五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一百二十条之六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八、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七十条修改为：“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十二、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十三、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十五、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十七、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十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抢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十二、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修改为：“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三、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四、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五、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八、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
“（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
“（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后增加二条，作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十、将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二、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三、将刑法第三百条修改为：“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三十四、将刑法第三百零二条修改为：“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三十五、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三十六、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七、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
“（四）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十八、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修改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三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四十、将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剂，或者携带上述物品进出境，情节较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生产、买卖、运输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四十二、将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修改为：“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三、删去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四十五、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修改为：“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十六、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七、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八、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修改为：“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十、将刑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战时从重处罚。”
五十一、将刑法第四百三十三条修改为：“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十二、本修正案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玖』 现行中国刑法的渊源有哪几部分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1，刑法的渊源其实就是说承载刑法内容的文本。

2，我国现在的刑法渊源，主要是：

（1）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单行刑法（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3）附属刑法（行政法、经济法中的刑事处罚规定）

（4）刑法修正案

3，它们的关系：

（1）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都是特别刑法。

（2）我国现行的刑法典是经过八次修订的，又称为“修订后的刑法典”。

(9)中国现行的刑法体系扩展阅读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

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

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使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2014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中国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

『拾』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什么

刑法体系，是指各种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组成内统一的整体。各国容刑法典，一般从总体上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个别还有附则。编之下，再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容有次序地划分为章、节、条、款、项等层次，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统一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