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权力论文

① 刑法方面的论文

发了email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 但是有错email不能发

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
1、论共同犯罪专属
2、论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
3、论我国刑法中的牵连犯
4、试论我国刑法的累犯
5、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
6、论期待可能性理论
7、论我国刑法中的身份犯
8、论过失危险犯
9、犯罪中止研究
10、间接正犯探析
11、论我国刑法的财产刑
12、论单位犯罪自首
13、论法定量刑情节的立功
14、论持有型犯罪
15、论我国刑法的转化犯
16、试论我国刑法的结果加重犯
17、论我国刑法中的组织行为
18、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探析
19、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20、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21、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22、论我国刑法的司法解释
23、共同犯罪与身份若干问题研究
24、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
25、多种量刑情节的使用与完善
26、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27、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
28、职务过失犯罪研究
29、论单位犯罪主体
30、我国刑法假释制度适用对象研究

② 请给我一篇正规的刑法论文！

摘要：共犯关系脱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构成要件和罚则进行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共同犯罪；脱逸；成立要件

所谓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共犯关系脱离所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需具备什么条件脱离者才对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也鲜有人论及。笔者拟对此问题及相关内容加以浅析，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

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
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

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
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

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
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对于这一案例，福冈高级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决认为：虽然行为人既没有阻止其他共谋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确表示脱离的意思，但是当剩余的共犯者不仅认识到了脱离者的脱离事实，而且认识到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共谋的犯罪事实时，可以说共谋者接受脱离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脱离者只对当初共谋的强盗预备负刑事责任，而不承担强盗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
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从国外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将下列行为认定为积极的脱离行为：(1)使其他共犯者确定地放弃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决“当脱离者作为共谋者团体的头目可以强制支配其他共谋者的地位时，倘若脱离者没有恢复到不存在共谋关系的状态，就不能说解除了共谋关系。确定地放弃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须真正放弃犯意。”笔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应放弃犯意即可。至于是否真正地放弃犯意并不影响行为人脱离共犯关系。因为脱离者已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国家有关机关告发、举报的，如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行为既可以作为第一种行为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补救行为，也可以单独实施。(3)其他阻止犯罪实行的行为，如向被害人通报等。

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者的处罚

对于脱离后其他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脱离者不承担共犯责任，这与共犯处罚的根据密切相关。关于共犯处罚的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行为价值惹起说、惹起说等不同观点。虽然观点聚讼，但在对待脱离者的刑事责任上，则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论，都可以得出脱离者不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的结论。如惹起说认为共犯之所以处罚是因为与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结果。根据这一理论，在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况下，脱离者不仅与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联络，而且给予他人实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与正犯惹起的犯罪结果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不对其承担共犯责任。
对于脱离者脱离前的行为，从司法实践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一般也是免予处罚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和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脱离者的行为是着手前的预备或阴谋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并无实质的危险，同时脱离者又系自动放弃犯意，主观恶性较小。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从轻处罚。从刑事政策上来说，这样处理无疑是给犯罪者“架设后退的金桥”(李斯特语)，对于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瓦解、分化和打击犯罪组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脱离者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结合具体案情，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1)预备行为构成犯罪的。如甲、乙为了抢劫成功，事先各自购买了枪支。但在实施抢劫前，甲因惧怕而放弃犯意，并没有参加抢劫。甲的行为构成菲法买卖枪支罪。(2)共谋实行重大的犯罪活动，并进行了预备活动。如共谋抢劫国家金融机关、爆炸国家重要设施、部门等。是否属于“重大”的犯罪，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为阻止他人实行犯罪做出了诚挚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他人实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虽然答应放弃犯意，但是仍然实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应追究以上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从轻处理。即将共犯者的脱离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立法评价

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没有作明文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条件及责任作了规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方式：一是规定在总则中，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该法第206条第6项第C款规定，在实行犯罪之前，终止共犯关系且将共犯关系给予实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灭或给予执法机关适时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实行作适当的努力，不能作为他人所实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条第6、7项规定，行为者共谋实行实质犯罪后，在能确认其在完全而自动放弃犯罪目的的状况下，阻止共谋目的之达成，即为积极抗辩。共谋者之一，纵有废弃其合意，如未将合意之废弃告知共谋之对方，或向法律执行机关申告共谋之存在以及自己为共谋之一员时，对该人之关系上，不得认为共谋已终结。二是规定在分则，这是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422条规定，恐怖活动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从而得以制止犯罪行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员残废或永久性残疾，且在相应场合，得以侦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减半。三是总、分则结合式。即既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又对分则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专门作出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纳。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条规定：犯罪之不发生，非由于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发生，与中止以前加功行为无关者，如中止者确曾因己意而尽力谋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罚。同时分则第129条对脱离犯罪集团作了规定，如自动将其所知犯罪行为之计划，于尚可阻止其实施之适当时机内报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断减轻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罗斯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立法体例。综观各国关于分则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1)其适用对象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别是恐怖活动组织犯罪；(2)客观上必须是积极的脱离行为；(3)在处罚上，从宽有两个层次：一是从犯罪组织中退出来则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如果他们对侦查予以积极帮助的则对其免除处罚。在分则中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专门规定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采取的一项策略。实践证明，奖赏脱离者或称“悔过者”的刑事政策在侦查期间打击最为恐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是极为有用的。“悔过者”或更确切地说司法机关的合作者，在与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黑手党犯罪的斗争中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可以按预备犯的中止犯处罚。这样看来，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与国外的刑法规定不同，在我国对于预备犯原则上是可罚的，而且中止犯不仅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在预备阶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国刑法中的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形，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其实是共犯中止犯的问题。但是，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是有必要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共犯论体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予以研究。因为共犯关系脱离之所以不适合我国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规定过于宽泛。首先，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一切预备犯；其次，我国刑法并未限定预备犯的成立范围，不仅包括自己预备，也包括他人预备。这样共犯就有成立预备犯并受到处罚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国刑事立法中，多数国家是将预备犯的处罚严格限制在少数严重的犯罪中，即预备犯原则上不处罚，如法国、日本、韩国、德国。同时在理论上，多数学者也主张预备犯只能以自身的行为为前提，他人预备行为不能包括在预备行为中。可见，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应改进我国关于预备犯的立法，即只处罚少数严重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见解。若从这一立场出发，则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据。不仅如此，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更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举一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共犯关系犹如民法上的合伙，有其成立、变更、撤销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体论中，应包括共犯关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关系的变更如实行过限、共犯关系脱离等内容。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予以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从性质上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小于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种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强司法操作性，而且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也使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更趋完善。
那么，在上述三种立法体例中，哪一种立法体例比较适当?仅在总则中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固然具有其长处，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将不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有组织犯罪，毕竟有组织犯罪的惩治是当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分则性规定虽然突出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但是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规定。比较起来，总、分则结合式就比较可取。它可以克服两者的缺陷，同时又取两者之长。这种立法体已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采纳。具体言之，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着手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免予或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分则中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特殊脱离行为，即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诉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处罚：(1)解散或决定解散犯罪组织的；(2)不是发起者或首要分子，并且退出该组织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团犯罪的。

仅供参考，原创进空间问

③ 求刑法论文一篇

论死刑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思考
[摘要]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最极端的手段。当今许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制度，但是在我国仍然保留了死刑。本文从死刑的产生、在我国法律中的情况等几个方面记叙了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以及我国今后是不是继续保留死刑，死刑制度该怎样改革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死刑；保留；废除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对犯罪分子具有威慑力，但死刑不同于其他刑罚，死刑剥夺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当今的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如何？基于我国目前犯罪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应该保留死刑制度，但是应严格限制，并逐步废除。

一、死刑的概念及在我国的产生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内容，因此又称为生命刑。死刑又是所有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又称之为极刑。

（二）死刑在我国的产生

死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法产生的年代。最早的刑罚记录中就有有关死刑的记载。死刑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作为原始的血族复仇、同态复仇的替代物而出现。在原始社会，氏族之间的矛盾通过血族复仇来解决，往往带来了氏族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国家产生以后，建立了刑罚制度，其中也包括死刑制度，从而使无节制复仇得以终止。在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刑罚方法只有墨、宫、大辟，死刑（大辟）占了重要一席，此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死刑一直存在。

二、当今我国的死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包括欧盟各国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每年都有多个国家在废除死刑。而发达国家仅剩美国和日本。但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中，仅对谋杀罪等严重暴力犯罪判死刑。我国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下面介绍我国当今的死刑制度：

（一）法律规定的死刑

我国1997年《刑法》的413个罪名中，规定死刑的已经达到68个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有7个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个罪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有15个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有6个罪名；侵犯财产罪有2个罪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8个罪名；危害国防利益罪有2个罪名；贪污贿赂罪有2个罪名；军人违反职责罪有12个罪名。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二）我国死刑适用的特点

我国1997年《刑法》中死刑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
1、死刑适用的范围广、罪名多

目前，我国死刑适用的范围比1979年《刑法》多了更多的罪名，在刑法分则的十章中有九章都或多或少地规定有死刑，共涉及到刑法条文52条，约占刑法分则条文数的15%；规定死刑的罪名也较多，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17%。

2、死刑选择性罪名多，绝对死刑罪名数较少

在我国理论界，关于选择性罪名的认定，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行为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假药罪；二是对象选择性罪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三是行为和对象同时选择性罪名，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在刑法分则中关于选择性罪名太多了，反而绝对死刑罪名就比较少了。

3、经济犯罪规定的死刑多

在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共有17个罪名，排在刑法分则各种犯罪的死刑罪名之首，如果再把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广义的经济犯罪加起来，就使刑法中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罪名至少达到20个。

（三）我国适用死刑的限制性规定

1、从适用的条件上，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犯罪客观危害及后果特别严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特别巨大。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判处死刑的，必须是“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重大刑事犯罪中判处死刑的，必须是“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危害特别严重的”。

2、从适用的对象上，我国1997年《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3、从死刑适用的程序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从死刑执行制度上看，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四）死刑复核程序

自从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可将部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自这一规定以后，死刑核准权不断下放，下放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严重违背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造成了死刑案件审理上的严重弊端。

三、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制度的原因

至今为止，死刑一直在我国保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看，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达到废除死刑的条件。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华璞06年3月11日下午表示，我国一方面物质文明程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杀人偿命”等观念在公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立即废除死刑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的，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成熟，犯罪现象十分严重，离开死刑就难以遏止严重的犯罪现象。保留死刑就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

（二）保留死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实施死刑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各类犯罪分子只有适用死刑，才能使他们不再犯罪，而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使那些意图实施极其严重犯罪的人心里有所惧怕，不敢去实施犯罪，达到威慑作用，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从我国现阶段的价值观念上看，实施死刑能够为广大公民所支持，具有满足社会大众安全心理的需要。广大公民对死刑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往往只强调死刑的正面效益，而忽略了死刑的负面效应。

四、死刑存废之争的思考

死刑是存是废，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死刑废除论者认为，废除死刑是教育刑论的必然产物，是纠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实践依据，符合刑罚发展的最终目标；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除害结果，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无论是死刑废除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观点。死刑制度从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权，但是我国目前的犯罪十分猖獗，如果不适用死刑，就难以遏止严重的刑事犯罪。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必须保留死刑制度，原因上述已经论及到。但是我国并不一定要把死刑制度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今后我国达到了废除死刑的条件，是完全可以废除死刑的，这就需要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

五、积极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

我国在今后的刑法改革中，要积极发挥对死刑效能的改革，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性规定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这一限制规定上看，刑法对适用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还过于狭窄。如果能对单纯的政治犯和犯罪的时候已满70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更能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政治犯如果同时又实施、参加、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如爆炸、杀人等，完全可以适用死刑，但对于单纯的政治犯，则大可不必适用死刑。我国法律都可以规定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难道就不可以对犯罪时已满70周岁的人也不适用死刑吗？如果刑法进行改革，对犯罪时已满70周岁的人不判处死刑，广大公民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

（二）逐渐减少死刑数量

1、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

我国的死刑立法不仅适用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还可适用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在价值上低于人的生命的非暴力犯罪。如一些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等。这类犯罪是以单纯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非暴力犯罪，对其适用死刑实际上是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这类犯罪也大可不必适用死刑。非暴力犯罪占死刑犯罪的大部分，如果废止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死刑罪名就会大幅度减少，这也是我国死刑废除的突破口。

2、取消在实践中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

在一些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等。如果取消实践中很少使用死刑的罪名，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国际声誉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三）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上述已经提到，我国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现象十分严重，给死刑案件的审理造成了严重的弊端。死刑复核问题也是社会上广为关注的话题。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曾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死刑复核权何时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也作最回应，说是最高法院正在从思想认识准备、法律准备、组织人事准备和后勤保障准备四个方面全面开展工作。正在从全国选调法官。一旦准备工作就绪，最高人民法院将很快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对我国死刑效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运用一定对策，创造条件，废除死刑

如果对死刑的改革能够很好的实施，废除死刑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克服死刑的扩张与滥用，不断重视刑罚的矫正与引导功能，增强定罪的准确性。我国废除死刑也不能过于积极，只有具备一定条件才可以废除，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对策，为废除死刑作准备。

（一）法律对策

即通过及时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法律漏洞。在刑罚上，丰富刑罚种类，如美国的终身监禁和2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可以借鉴。充分发挥财产刑和资格刑的作用。另外，加强对罪犯在刑罚过程中的教育，达到刑罚预防犯罪和教育犯罪的目的。

（二）社会对策

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使社会整体形势得到稳定。如通过一定的对策，企业减少下岗职工；在农村，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困难和失业人员的生活有所保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使人们懂法、守法。如果做到了这些，社会的整体形势就会稳定，也会对废除死刑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总之，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还是应当保留一定数量的死刑，对打击当前的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从长远上来看，我国应对当今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积极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稳定，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应随着逐步减少，直至废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3]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李龙、王习根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5]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④ 法制史论文和刑法的论文哪个好写

像民法、刑法的虽然好写，可查的资料比较多，但是想写好可是不容易的
民法比较好写，因为它范围广，写起来参考资料也比较多。

⑤ 关于刑法的 毕业论文写啥好呢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起源于著名的英国大宪章，而法国刑法典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渊源。最后指出了现阶段我国适用该原则需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今后有关人员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取舍与完善的问题上有更多新颖合理观点的提出。
[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 基本内容 人权 刑法权
我国于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3 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罚”，这就是我国刑法所确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十分丰富与精深，它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在于三大原则:
1.启蒙自由主义。洛克认为，人们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根据自然法他们享有人生自由权和财产权，同时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但每个人的这种权利会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他们享有的各种权利，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
2.三权分立说。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应该分立开来，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扰。三权分立，使法官成为机械的适用法律的工具，从而限制了法官解释法律。这样既保障了人权自由，同时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心理强制说。近代刑法学大师费尔巴哈认为，所有违法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动机形成源，它驱使人们违背法律，因此应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线——道德教育;第二防线——求助于心理强制，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也称罪刑法定主义）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刑法学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不断向前发展，经历了从不实行到相对实行，由相对实行到绝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日益紧随时代的进步而演绎出新的含义，目前，主要说来，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确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须条文规范明确。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的明确规定刑罚法规，以预先告之人们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的行为。
（二）刑罚适当性
刑法适当性，又称作适当处罚性，即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该被认为适当，这是针对法规内容而言的。刑法规定的适当，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刑罚规定的犯罪，应顺合以行为时确实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的刑法为前提。
（三）禁止适用事后法
禁止适用事后法即不允许在法律规范施行后对法规施行前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又称为“刑法无溯及效力”。法无溯及既往效力，从而符合了“不知者无罪”这一俗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所遵守，但随着刑法的不断完善，其溯及力的确定多为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刑法的权威与统一性，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
类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事项，比照刑法中最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类推解释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解释”进去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在禁止类推适用的范畴内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即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重大进步。
（五）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会使法官只根据法条而不顾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相应的刑罚，不利于刑罚的正确适用。若刑法中存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长短的权利完全由行刑机关掌握，这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因而从根本上应确立相对不定刑期，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其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从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六）排斥习惯法的适用
刑罚仅仅只能依据成文法规，刑罚的根据只在于成文法，而不依据习惯，道德，风俗，民间法来决定。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当然结论。
三、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理论依据
（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 法治是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在历史与现实中, 没有无民主的法治, 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应当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权的国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记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刑法的过程, 就是实现人民群众意志的过程，那么对于何为犯罪及如何处置犯罪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保证人民意志的实施贯彻，那么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对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释。

⑥ 刑法方面的论文

1、可以抄围绕贩卖自己孩子构成遗弃罪还是贩卖人口罪进行论述；
2、可以围绕刑法第100条以及法制史讨论，刑法100条是否属于耻辱刑，围绕法理进行恶法论证；
3、可以围绕盗窃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盗窃进行论证，并倡议推动虚拟财产保护；
4、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本科阶段要求不用太高，找个小切入点，自我论证就可以吧。只要论据充分，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不会有问题。尽量避免与他人雷同。论文其实不管你观点是对还是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⑦ 刑法论文选题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2、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内罚模式的选容择

3、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4、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

5、从食品安全法实施中看刑事责任的完善

6、论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重构

7、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

8、罪刑法定视野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9、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0、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刑法解读

11、“诉讼诈骗”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12、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刑事一体化的分析进路

13、《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协调研究

14、加强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领域研究的必要性

15、环境犯罪的刑法现状及其改进

以上刑罚论文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⑧ 论文关于刑法参考文献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

（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

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

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

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

（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

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

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

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

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

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

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

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

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

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

（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

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

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

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

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

[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

[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

[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

[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⑨ 刑法方面的论文

刑法博大精深抄，内容繁杂，理论众多。是法律中最发达的部门法了，可写的内容太多了。我建议一下，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故意的认识问题，不真正不作为犯罪，原有自由行为理论等等，想简单一下，建议刑罚论（结合我国刑种改革），罪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