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刑法典

⑴ 陈志军的学术著作

《刑法司法解释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独立专著《菲律宾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独立译著《保加利亚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独立译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立译著《匈牙利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立译著《冰岛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独立译著《波兰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独立译著《土耳其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独立译著《巴西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独立译著《古巴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立译著《葡萄牙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立译著《希腊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立译著《墨西哥联邦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立译著《刑法条文·说理·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独立编著《英美刑法学》（赵秉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参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二卷、第三卷、第六卷）（赵秉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版，参编《危害国防利益罪》（黄林异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编专著《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王作富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参编专著《新编中国刑法学通论》（王志祥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副主编《犯罪总论比较研究》（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参编专著《刑罚总论比较研究》（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参编专著《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赵秉志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参编专著 《刑法教学案例》（赵秉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参编编著

⑵ 教唆自杀会被逮捕吗

如果自己自杀的，是对自己生命权的处罚，刑法没有规定是犯罪。如果教唆他人自杀的，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看具体的案件事实。那么，教唆自杀会被逮捕吗?今天，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教唆自杀，如果符合犯罪条件的，会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否逮捕，需要看当事人有无人身危险性，是否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在法理上能够直接等同于故意杀人吗?显然，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外国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大多都有关于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构成犯罪的明文规定。
根据我国学者的归纳，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教唆他人自杀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论是否产生自杀后果，均构成犯罪。如日本刑法第202条规定：“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被杀人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或监禁。”
2、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必须是出于利己或其它动机而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的。如瑞士刑法第115条规定：“出于利己动机，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而其自杀已遂或未遂者，处5年以下重惩役或轻惩役。”
3、第三种情况是要求他人的自杀行为必须已遂或者虽然未遂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结果。如巴西刑法典第122条规定：“引诱或怂恿他人自杀，或帮助他人自杀，处刑：如果自杀既遂，2年至6年监禁;如果自杀未遂，但身体遭受严重损害，则1年至3年监禁。”
又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80条规定：“使人决心自杀，或加强其自杀的意图，或以其它方法使其易于实行，以致发生自杀的，处5年以上12年以下徒刑;如未发生自杀而仅致重伤或非常严重伤害的结果，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
这些规定，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别，但都将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从而为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根据。
教唆自杀，如果符合犯罪条件的，会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否逮捕，需要看当事人有无人身危险性，是否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如果你情况比较复杂，也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行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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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巴西的法律中抢劫该怎样

《巴西刑法典》中抢劫罪归属于财产犯罪
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中使用了动产、不动产和财产三个概念。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
关于判刑规定非常严格
一般是5年至80年

⑷ 第一种是刑法总则规范防卫过当为过失犯罪。例如巴西刑法典第21条附款规定：“行为

巴西刑法典第21条附款规定：“行为人过失地超越合法防卫的限度，如果实施专的行为应受过失罪处罚的属，应当负刑事责任。”意大利刑法第55条也把防卫过当规定为过失犯罪。
蒙古刑法第72条规定：“过失杀人和超过正当防卫限度杀人的，处五年以下剥夺自由”。蒙古刑法第74条将过失重伤及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重伤罪，并列规定在一起，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
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第113条规定“因超过正当防卫的范围，而故意重伤，他人身体的，判处三年以下监禁。
仅供参考

⑸ 怎么写论 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开题报告。

「摘要」：在21世纪我国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环境日益变化，老年人犯罪现象也变得尤为突出。老年人与一般的成年人之间存在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许多区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老年人犯罪都规定了相应的从宽处罚的制度，我国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此问题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没有相关的规定。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状况、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以及当前国际刑事立法的现状等诸多方面，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的立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老年人 犯罪 刑事责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阳市汽车配件厂88岁的韦有德因杀死邻居刘文军而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案件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人们纷纷对“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年龄上限”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发了法律从业者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进入新世纪，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在21世纪，不仅我们国家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许多国家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在这种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里，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按照传统的观点，人到五六十岁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学家的观点，则将老年人区分为年轻老人（50-60岁）、中年老人（60-80岁）、老年老人（80岁以上）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开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渐降低，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偏狭，甚至与儿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有人称老年期为“第二次儿童期”。
正因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二、国内外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责任能力不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年龄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一个逐渐减弱，直至衰竭的过程，因而各国刑法对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设有减轻刑罚或其他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
（一）、国外刑法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正因为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国刑法的历史沿革中，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从宽处罚。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罚”。
限制适用某刑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第2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
2、放宽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条规定：“对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适用缓，但犯罪人超过70岁，且所监禁不超过2年的，可以宣告缓刑”。
（二）、我国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相关规定的历史沿革
1、西周时期。
《周礼。秋官。司刺》规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礼记。曲礼》上对这两赦解释说：“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周礼。秋官司寇。司厉》还在盗窃罪中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
2、春秋战国时期。
《法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作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4、宋朝。
元朝时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规定。据《元史。刑法志》载，元朝时，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责，听赎。可见，元朝时期对老年人犯罪也是设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理，实行宽刑。洪武元年，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散收，轻重不许混杂”。明律中规定：“凡诬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嘹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又规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九十以上，虽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特区制定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第29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条规定：“犯第2条各款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得减”。
三、关于增设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均没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
鉴于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点，我认为应增设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诸如设立刑事责任的上限以及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状况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于机体衰老及脑功能的衰退，各项生理功能及躯体状况减退，反应事物能力差，活动能力迟钝。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会造成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一种无用或不参与社会活动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的悲观和若有所失的情绪；内源性因素，如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和脏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郁和显著的多疑。由于老年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减退，固执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对意外应激反应耐受性差，极易促发或诱发精神疾患，进而会发生系列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性，其责任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衰竭。
第二、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毕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当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低时，其反映出的主观恶性就小，因而社会危害性就相对较小，应考虑从宽处罚。当然，对于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老年犯来说，其行为往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应当要对其定罪量刑，以还社会一个正义，平息受害人“受伤的心灵”，以利于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道德观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时，由于犯罪主体的年龄较大，不应对其适用死刑，这既合于中国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也可以稳定群众和社会秩序。
第三、从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罚是给予拘束自由这样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并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会控制手段……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罚的代价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老年犯收押在监，对国家、社会也是一笔昂贵的费用。鉴于老年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不仅不能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照顾他们。从刑罚的经济性而言，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四、从刑罚的目的来看。一般认为，刑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特殊预防，二是一般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较差，无须从肉体上消灭其来达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对老年人处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能有利于刑罚适用的报应目的的实现，反而让一般人觉得刑罚过于残酷，使刑法无法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甚至对刑法产生反感、抵触和对立情绪。
第五、从古今中外的立法实践来看，不仅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就是我国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在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与世界法律文化接轨的过程中，这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法律伦理主义，对于建构现代化的法制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而且应该内化为相应的规范与制度。
当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和设立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一些难题，诸如如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多方联合，共同探讨，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更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铭暄著：《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赵微著；《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黄京平著：《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⑹ 世界各国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多少

大多数国家的规定如下：

1、在美国五十个州中，有37个州根本没有规定刑事责任的下限。在这37个州中，基本的判断方法是：

（1）一般来讲，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负法律责任。

（2）推定7-12岁的未成年人没有犯罪的能力，除非控方能够提供相反证明。

2、如英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刑事责任年龄，大体分为三段：

（1）未满10岁的儿童，认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所以绝对不负刑事责任。

（2）英国对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儿童被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是与不满10岁不同，对已满10岁不满14岁的儿童本推定为无实施犯罪行为能力里这一推定不再是绝对的，可以用证据进行反驳。

（3）14岁以上负刑事责任。

3、中国、德国、日本、等大陆国家规定年龄下限为年满 14 周岁。

4、法国、以色列刑法典则规定 13 周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6)巴西刑法典扩展阅读

韩国刑法第9条规定：“未满14岁人之行为，不罚。”

意大利刑法第97条规定：“行为时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无责任能力。” 第98条规定：“行为时已满14岁，尚未满18岁而有辨别意思之能力者，为有责任能力人，但应减轻其刑。”

巴西刑法典在总则第3编第23条刑事责任中规定：“凡是不满18岁的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可按特别法规定处理。”

印度刑法典在第四章一般例外第83条规定：“7岁以上满12岁的儿童，在不具有判断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西班牙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16岁。

葡萄牙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16岁，而刑事成年的年龄定为21岁。

芬兰、冰岛、挪威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15岁。

比利时、卢森堡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18岁。

⑺ 1871德意志刑法典简介

全文358条，分总则，分则两编，总则5章，分则28章
总则5章,规定适用范围、犯罪、行为的后果、亲告和时效。分则28章，规定各种具体罪行和法定刑。这部法典是经过多年准备和反复争论后制定的，对各种犯罪行为规定得相当详细,不仅罪行种类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规定了在不同情节下法院应采取的措施，以减少分散的单行法规，并给法院以裁量的余地。该法典的主要特点有：①采取报应刑与矫正刑相结合的量刑办法；②实行多种多样的保安与矫正措施;③绝对废除死刑;④无期徒刑仅限于个别犯罪（如发动或准备侵略战争、谋杀、以灭绝种族为目的而杀人）；⑤严格限制适用短期自由刑（6个月以下）,而代之以罚金；⑥实行“日数罚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则各条中只规定处罚金而不定数额，法院在判决时，根据罪行和被告经济情况,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马克)内,宣告被告应处若干日罚金,每日罚金额为若干马克,共应缴纳罚金若干马克。日数罚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兰刑法首先采用，后来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麦(1939)各国陆续采用。

⑻ 网络犯罪的立法

巴西国会参议院2012年11月在审议新的《刑法大典》时，首次把互联网犯罪列入刑事犯罪范畴。新法对入侵电脑、窃取密码和违法封锁网站等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和定罪，如非法入侵他人电脑将被判三个月至一年监禁；通过远程控制电脑非法窃取私人信息、商业和公司机密，可能获刑半年至两年 。
巴西这样做的原因是近几年来网络犯罪猖獗。据巴西银行业联合会统计，2011年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网络服务系统实施的犯罪活动比前一年增长了60%，导致银行和客户经济损失达15亿雷亚尔（1雷亚尔约合0．5美元）；还有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网络犯罪共使巴西损失159亿雷亚尔。
此外，2011年以来黑客两次侵入巴西总统府网站，并曾“攻陷”参议院、国防部、国家地理统计局、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网站。名人隐私也受到侵犯，如黑客入侵巴西著名女演员卡罗琳娜·迪克曼的电脑，窃取其个人信息并曝光私密照等。
巴西专家认为，此前缺乏专门的法律，制约了对网络犯罪的打击，一些法官在受理网络犯罪案件时，定罪和量刑无法可依。此刻巴西国会不仅在《刑法大典》中加入打击网络犯罪的内容，还在加紧审议政府提交的《互联网管理基本法》，以对互联网的服务质量、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日本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还没有专门法律打击网络犯罪行为的时候，相关犯罪嫌疑人如制作和散布电脑病毒的人被逮捕后，只能以“违反著作权法”或“损坏器物”定罪。
对此，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在2011年6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将制作病毒列为犯罪，该法当年7月14日正式生效。这项法律的“制作病毒罪”条款规定，对以恶意感染他人电脑为目的而制作或提供病毒的行为，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对以恶意感染他人电脑为目的而“取得”或“存储”病毒的行为，处以两年以下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俄罗斯立法加强了对儿童免受网上不良信息侵害的保护。俄罗斯议会于2012年7月通过《防止儿童接触有害其健康和发展的信息法》修正案，并于当年11月正式生效。该法律规定，俄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可根据举报把提供吸毒、自杀和儿童色情信息的网站列入“黑名单”，然后委托电信运营商通知网站所有者立即删除有关网页。如果网站所有者拒绝执行，监管部门有权通过封锁IP地址或过滤内容的方式阻止该网站信息传播。
新法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全俄舆论研究中心、列达瓦中心等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60%至70%的俄罗斯人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对网络不良信息传播加以限制。监管部门设立的网络非法信息举报网站在2012年11月1日开通当天就收到3000多条举报，并由此将6个违法网站列入“黑名单”。
俄罗斯还在国际上积极主张由国家对互联网实施监管。2012年12月，俄罗斯代表团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电联大会上提出了“网络主权”等倡议；之前在2011年9月，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一起向联合国提交了国际信息安全保护法的草案，提出应当限制在互联网上传播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破坏他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并建立国际网络管理系统。

⑼ 论刑法对犯罪的责任，1500字左右

摘要]：在21世纪我国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环境日益变化，老年人犯罪现象也变得尤为突出。老年人与一般的成年人之间存在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许多区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老年人犯罪都规定了相应的从宽处罚的制度，我国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此问题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没有相关的规定。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状况、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以及当前国际刑事立法的现状等诸多方面，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的立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老年人 犯罪 刑事责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阳市汽车配件厂88岁的韦有德因杀死邻居刘文军而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案件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人们纷纷对“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年龄上限”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发了法律从业者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进入新世纪，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在21世纪，不仅我们国家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许多国家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在这种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里，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按照传统的观点，人到五六十岁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学家的观点，则将老年人区分为年轻老人（50-60岁）、中年老人（60-80岁）、老年老人（80岁以上）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开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渐降低，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偏狭，甚至与儿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有人称老年期为“第二次儿童期”。

正因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二、国内外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责任能力不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年龄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一个逐渐减弱，直至衰竭的过程，因而各国刑法对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设有减轻刑罚或其他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

（一）、国外刑法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正因为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国刑法的历史沿革中，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从宽处罚。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罚”。

限制适用某刑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第2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

2、放宽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条规定：“对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适用缓，但犯罪人超过70岁，且所监禁不超过2年的，可以宣告缓刑”。

（二）、我国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相关规定的历史沿革

1、西周时期。

《周礼。秋官。司刺》规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礼记。曲礼》上对这两赦解释说：“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周礼。秋官司寇。司厉》还在盗窃罪中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

2、春秋战国时期。

《法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作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4、宋朝。

元朝时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规定。据《元史。刑法志》载，元朝时，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责，听赎。可见，元朝时期对老年人犯罪也是设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理，实行宽刑。洪武元年，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散收，轻重不许混杂”。明律中规定：“凡诬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嘹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又规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九十以上，虽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特区制定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第29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条规定：“犯第2条各款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得减”。

三、关于增设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均没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

鉴于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点，我认为应增设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诸如设立刑事责任的上限以及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状况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于机体衰老及脑功能的衰退，各项生理功能及躯体状况减退，反应事物能力差，活动能力迟钝。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会造成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一种无用或不参与社会活动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的悲观和若有所失的情绪；内源性因素，如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和脏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郁和显著的多疑。由于老年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减退，固执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对意外应激反应耐受性差，极易促发或诱发精神疾患，进而会发生系列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性，其责任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衰竭。

第二、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毕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当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低时，其反映出的主观恶性就小，因而社会危害性就相对较小，应考虑从宽处罚。当然，对于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老年犯来说，其行为往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应当要对其定罪量刑，以还社会一个正义，平息受害人“受伤的心灵”，以利于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道德观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时，由于犯罪主体的年龄较大，不应对其适用死刑，这既合于中国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也可以稳定群众和社会秩序。

第三、从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罚是给予拘束自由这样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并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会控制手段……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罚的代价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老年犯收押在监，对国家、社会也是一笔昂贵的费用。鉴于老年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不仅不能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照顾他们。从刑罚的经济性而言，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四、从刑罚的目的来看。一般认为，刑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特殊预防，二是一般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较差，无须从肉体上消灭其来达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对老年人处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能有利于刑罚适用的报应目的的实现，反而让一般人觉得刑罚过于残酷，使刑法无法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甚至对刑法产生反感、抵触和对立情绪。

第五、从古今中外的立法实践来看，不仅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就是我国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在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与世界法律文化接轨的过程中，这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法律伦理主义，对于建构现代化的法制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而且应该内化为相应的规范与制度。

当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和设立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一些难题，诸如如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多方联合，共同探讨，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更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铭暄著：《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赵微著；《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黄京平著：《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