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楷新书

『壹』 法律自考的书有哪些改成新书了

国际法改了
公证与律师实务改了
法律文书与律师实务写作改了
公共政治课改了

『贰』 宪法,刑法这些书图书馆有吗

国家、省、直辖市、市（地区）、县（区）公共图书馆肯定有。
国家的有关法律，属于国家出版物的，出版社应当向县以上公共图书馆送交样本，或者捐赠。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对国家出版物，也应该购买收藏，供大众借读。
但是，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是在国家出版、发行部门的有关规定中有所涉及。

附录1、《公共图书馆服务国家标准》（节选）
省级公共图书馆负有依法接受所在省(市)出版机构呈缴出版物和保存地方文献版本的职能。呈缴本征集的品种、数量应达到地方正式出版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政府出版物 公共图书馆应承担当地政府出版物的征集、保存与服务职能，设置政府公开信息查阅点，并做好服务工作。
附录2、国家出版局《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的办法》（节选）
第二条凡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编辑、出版的各种图书、杂志、报纸，均应在出版物出版后即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包括二库）及北京图书馆缴送出版物样本，缴送样本办法如下：
第三条关于图书（一）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包括一般书籍、课本、图片、画册、画像等）凡是公开发行、只限国内发行和内部发行的，均从第一次出版起，每出一版和每印一个印次，按附表所列单位、份数，分别缴送样本。
（二）各地租型印制的图书，按附表缴送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样本各一份。
（三）同一种图书，先后有不同装帧、开本、版式、纸张、字号的版本（包括印刷少量的特装本、展览本等）出版时，为了完整地保存各种不同的版本，上列各种不同版本均应另向版本图书馆及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各缴送样本一份。
（四）机关团体、厂矿、高等院校等单位出版的出版物中，有研究参考及保存价值的图书，有关出版单位应向版本图书馆选送样本，或由版本图书馆主动向有关单位征集。
（五）版本图书馆担负长期保存各种出版物样本的任务，出版单位应选择质量较好的版本缴送，为便于及时汇编新书目录和提供出版情况资料，出版单位应在印刷厂少量印装出样书时即提前向版本图书馆缴送样本。
第四条关于杂志
（一）出版社、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定期、不定期或有连续期号的杂志，并通过邮局、书店或自办发行的（包括公开发行、只限国内发行和内部发行）均应按照附表所列单位、份数，分别缴送样本（活页形式的“供领导参考”、“内部资料”、“情况反映”、“情况简报”、“科技情报”及打字、油印和报纸形式的非正式刊物，均不属缴送样本范围）。
（二）机关团体出版有研究、参考、保存价值的刊物，出版单位应向版本图书馆选送样本，或由版本图书馆主动向有关单位征集。
第五条关于报纸
（一）中央、中央直辖市、省、自治区及省会所在的市一级出版的报纸，报社均应按照附表所列单位份数缴送报纸合订本（包括报纸的缩印本、目录和索引）。
（二）《解放军报》，国务院各部委或省、自治区所属厂矿、企业、学校编辑、出版发行的报纸，均按附表所列单位、份数缴送报纸合订本（包括报纸的目录和索引）。

『叁』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两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包含那些内容

客观违法，主观抄有责。

客观违法要件：行为主体、危害行为、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因果关系。

客观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承诺。

『肆』 谁有张明楷教授《刑法学》（第五版）的电子档吗，要第五版的，自己有第四版

目前还没有见到第五版的电子档，毕竟新书出来不是很久，不过这样的大部头学术书不太适合看电子档的。就理论部分而言，与第四版并没有太大变化。

『伍』 司考，用旧书行吗需要买新书吗

一般教程可以用上一年的，但是历年真题建议用最新的。
复习司考去书店购买三大本，法律法规，历年真题，再购买一份九八考资的音视频网络课程复习就可以了，我已经通过了，复习时就用的以上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陆』 为什么说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6条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6条（以下简称“草案第36条”）对刑法第三百零九条“扰乱法庭秩序罪”作了修改，在律师界乃至法律界引发较大的争议。

原条文：
第三百零九条 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草案第36条：

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
（四）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草案第36条第1款及第2款，各界并无争议。惟增加的第3、4款在法律界引发较大的争议，特别是诸多律师存在顾虑，甚至认为该条系针对律师而设，纷纷建议暂缓修改或删除此两款。

笔者认为草案第36条第3、4款内容并无不妥，可资赞同，但确有必要做好解释、说明、宣导工作，以消弭律师界乃至法律界人士的顾虑。

具体理由如下：

一、草案第36条第3款内容，合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三大诉讼法律的规定相呼应、衔接，并无不妥，可资赞同

（一）法庭权威不容藐视、不容蔑视，《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二）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均就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虽未如此明确规定，但亦可作同样理解，因此，草案第36条增设第3款，诚有必要，无可指摘，不增设，反而使得诉讼法律的规定无法有效实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0条【对妨害法庭秩序的强制措施】第3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违反法庭秩序的处理】第2款明确规定：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9条明确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以哄闹、冲击法庭等方法扰乱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

……

（三）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0条第3款即已明确规定：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二、草案第36条第4款是“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无须做过分的联想和解读

草案第36条第4款“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该等条款，属于兜底条款，是“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

应当看到，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兜底条款为数不菲，因此，从立法技术层面而言，个人以为草案第36条第4款亦无可非议，无须做过分的联想和解读。

三、从草案第36条第3、4款字面文义来看，显然难以得出针对律师此一特定群体而设的结论

四、律师要做守法楷模，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即便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也不得实施 “侮辱、诽谤、威胁”行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一方面，律师在法庭上，在法治框架内，用法言法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言行较真、执着（“死磕”），也无可指摘，因为律师执业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法庭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得到尊重，且首先要获得法律人的尊重”。律师负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使命，这一使命与法庭审判活动的目标和宗旨是一致的，因此，维护法律尊严、尊重法律权威是律师职业应有之义，律师应当是法律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须严格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遵守诉讼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等相关规定，遵守诉讼规则，遵守法庭规则和法庭纪律，维护法庭秩序。实施 “侮辱、诽谤、威胁”行为，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不仅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且与律师的职业使命相背离，有损律师的职业形象。

需要强调的是，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2年修正）（以下简称“《律师法》”）第49条即明确规定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律师法》第37条第1、2款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其中，“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即是参酌国际惯例所规定的律师“庭审中言论责任豁免权”，惟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在法庭上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庭审中言论责任豁免权”有一定的限制，有些言论，如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即不享有豁免权。

五、律师队伍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法院、检察院等应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切实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落实律师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建立健全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

审判实务中，辩审冲突不断加剧，法官把律师赶出法庭时有耳闻，律师依法履行职责遭遇阻碍的情形不时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多律师因此对草案第36条第3、4款内容存在疑虑，纷纷提出修改完善意见，此无可厚非，应予理解。

（一）有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修法“说明”中，对草案第36条作出必要的解释、说明，以消弭律师界乃至法律界人士的顾虑。

（二）及时厘定“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判断标准，对“侮辱”、“诽谤”、“威胁”（特别是“威胁”）等用语之涵义尽可能作出明确的诠释，从行为主体、行为时间、行为人主观、行为后果等方面严格厘定“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判断标准，以厘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且不论对律师抑或其他人，严格适用，慎重适用，以防止该罪名被滥用，以免律师的顾虑一语成谶。

（三）倘若草案第36条最终获得通过，有必要依照《律师法》第36条之规定，切实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和辩护权，依照《律师法》第37条之规定，切实保障律师人身权和庭审中言论责任豁免权，从而保障律师充分履行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职责，在法庭上得以大胆陈述代理或辩护意见而不必担心会因此受到侵权、诽谤、伪证、包庇等民事或刑事责任追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庭审的功能，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达到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另一方面，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条第2款条文中“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作出较为明确的诠释，以厘清律师“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之言论的边界，协助厘清“扰乱法庭秩序罪”之罪与非罪的界限，竭力避免律师无端因法庭上之言论而入罪的情形发生。

（作者：邱兴亮 ，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柒』 求助，北大刑法的参考书目

、宪王磊《宪司化》《选择宪》周叶《宪》（第二版）肖蔚云《宪概论》（2008版）张千帆《宪导论——原理与应用》（第二版）（该书非专业课考挑重点看）《宪》（第二版）律版社（用于补充拓展）二、行政姜明安主编《行政与行政诉讼》（第三版）该书前十章姜教授所撰写重点关注罗豪才、湛乐《行政》（第二版）关注该书行政行及行政许部罗豪才、湛乐《行政》（自考版）（2008版）与前述行政教材内容基本致没入择看姜明安《行政与行政诉讼》（2008自考版）与前述第本教材作者阵营基本致内容相同该书补充新立相互补充使用三、刑陈兴良教授1、《刑适用总论》（、卷）（第二版）看卷较于教材较深入较于专著比较浅显难度适合于考研用书标准2、《规范刑》重点关注总论及论重点罪名鉴于刑诸新修案需要予补充新司解释3、《刑现代》刑专业课必备非专业课适拓展双杨《刑论》（第四版）看总论部马克昌《刑》高等教育版社该书体系清晰层明亦作参考用书张明楷《刑》（第三版）专业课考必备非专业课若兴趣解拓展另外刑专业课考除用书另外推荐用书：陈兴良《本体刑》陈兴良文集系列（民版社）《共同犯罪论》（第二版）（该书系陈教授博士论文鉴于共同犯罪刑重要位西者称刑绝望与黑暗山予拓展）梁根林《合理组织犯罪反应》（论文集）马克昌《近代西刑说史略》《外刑原理》或张明楷《外刑纲要》（建议专业课考刑发展历史尤其西刑说所解）储槐植相关论文余力同参考其《美刑》高明瑄等著《刑专论》（研究用书）北刑其教授论文另外建议专业课考若余力阅读我台湾区韩忠谟《刑原理》、陈朴《刑专题研究》、许玉秀《代刑思潮》等四、刑事诉讼汪建《刑事诉讼概论》《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新探索》《冲突与平衡——刑事程序理论新视角》陈瑞华《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第二版）《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第二版）《看见义》《刑事审判原理》（第二版）陈光《刑事诉讼》（第二版）（汪建、陈瑞华教授参编）另外刑事诉讼需要关注师新论文五、民魏振瀛《民》（第三版）马俊驹、余延满《民原论》（第三版）龙卫球《民总论》（第二版）梁慧星《民总论》李永军《民总论》《合同总论》刘凯湘《民总论》（第二版）梁慧星、陈华彬《物权》（第四版）或者陈华彬《物权》（家行政院版社1998版）（总论部）崔建远《合同》（第四版）韩世远《合同总论》（第二版）张新宝或王利明《侵权行》王轶《物权变论》另外王利明教授民系列专著参考补充建议阅读王泽鉴民总则、民物权（总论）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微言义体系明助于加深理解六、民事诉讼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刘家兴、潘剑锋《民事诉讼》（2008版）江伟《民事诉讼》（第三版）专业课信息部：1北院于硕士没指定参考书所我向家推荐些参考书目A卷部：宪:《宪》北版社魏定仁等著第二版《宪》高教北版周叶主编第二版《宪司化》《选择宪》王磊《宪导论》张千帆我推荐周叶《宪》知识体系非答题模式参照书空应该看看《宪导论》本书比较难行政：《行政与行政诉讼》北高教版姜明安主编第二版我看本书并觉特别据说姜师本自考教材刑诉：《刑事诉讼概论》北版汪建著《看见义》或者《问题与主义间》陈瑞华师书刑《刑论》北版第三版双杨著郭自力师参与修订《刑案例教程》制版社陈兴良著际《际》版远程教育系列白桂梅朱丽江主编白师新书应该关注B卷理《理》北版远程教育系列周旺著《理探索》周旺著（间翻翻）经济《经济》北版张守文主编（必看）《经济》杨紫煊北高教版第2版反垄断部本书稍《企业与公司》北版甘培忠著第四版《财政税收》律版社刘剑文主编第三版《经济理论重构》民版社张守文著《税基础理论》北版刘剑文熊伟著《金融概论》北版吴志攀民诉《民事诉讼原理》北版潘剑峰著民：《民》北高教版魏振瀛主编套九五计划蓝绿皮民教材梁慧星《民总论》梁慧星陈华彬《物权》张广兴《债》经：《际经济》北高教版第二版余劲松吴志攀主编邵景春远程教育内部教材《际经济》拿王传丽教材做参考任选2资料选择：凯程《内部冲刺百题》论答题押题面都北英华辅导班陈永师（刑诉）给总结些专题非机笔记复印《北考研十门核课》北研究总结内容坏经济际经经济民些内容科目看笔记省比较间民能找王轶师课堂笔记非错际经济王慧师讲课录音3关于辅导班：辅导班暑假经历已经提及主要两北英华凯程北英华更重基础持续间较基础同必参加凯程应试性针性强家知识掌握程度相同参加辅导班容易让胜我参加凯程真题讲解班我重要答题师讲些复习策略启迪性我参加凯程百题冲刺班百题冲刺讲义我认非星期我凯程百题冲刺班讲义认真看三遍并且其所列自熟悉知识点查漏补缺非幸运本讲义押题尤其今A卷部本比较难刑诉部刑部际等本均押题目我便顺利通初试4复习：主要注意三点：（1）北书目看书能看细慢要先宏观整科体系脉络握仔细看每重点深入理解我认应该至少知识看4遍（2）我比较喜欢框架性记忆比经济总论部框架性非明显记忆画框架图整体框架脑答题思路非清晰尤其答某某体系类体型作用尤明显民重点我整理专题（内容用特别详尽框架即）按照考试答题模式整理助于记忆（3）反复研究历真题找重点题规律结：考研路走我认功重要素信毅力路选择北尤其跨专业说我考能性微乎其微自总笑既做决定些自毫意义路途放弃考研聪明没毅力些虽参加考研绩理想我想复习珍惜间非重要决定考却努力浪费间考研想找工作想更取我能力与精力都限努力做件事功能性才更于些始准备考两我奉劝家先放弃念我要尽自努力让其功退路借口松懈破釜沉舟举我看取考研期间态调整重要我要放松自情尽自努力光紧张没用倒快快乐乐准备考研

『捌』 如何认识“中国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说法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玖』 现在新刑法对抗战时死去国民党追认烈士吗

《刑法》不管这个事。

我国追认烈士的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褒扬条例》（1980年回4月29日国务院常答务会议通过；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里面第二条明确规定烈士的范围仅限于我军：

第二条 我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性的，称为革命烈士，其家属称为革命烈士家属。

第五条 ……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现役军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其他人员为民政部。

也就是说，追认非解放军军人为烈士的时期属于民政部管。目前还没有能追认国民党士兵为烈士的。

『拾』 两道历年司法考试题（刑法）

04那道真题张铭楷的解释是.公共汽车上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特定空间 而03年真题设定是一个只有老板和甲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