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壹』 海商法中关于船长职责内容的分析
贴篇论文~搜的~
下船长法律地位略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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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得懿（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6）
关键词：海商法 船长 法律地位
摘要：本文在分析综述现行《海商法》下船长的各种职能，明确船长法律地位的基础上,讨论了《海商法》对船员范围的界定，并提出了相关见解。
Keywords: China Maritime Code Shipmaster Legal Status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distinguish of the Shipmaster and Crew under the China Maritime Code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to the functions of shipmaster,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ster’s legal status.The author’s own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hipmaster’s legal status also are put forward for improvement accordingly.
Title: On the Shipmasters Legal status Under the CMC
一．引言
一些相关国际公约和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立法或专门法律法规都对船长特别是远洋船长的法律地位予以界定，以便从法律的高度促进和保障船长在航海活动中更好地履行其职能。这是由船长极富特色的身份决定的。同样，以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CMC：China Maritime Code，以下简称《海商法》）在相关章节中集中地规定了船长的职能、权限以明确其法律地位。不仅由此，纵观《海商法》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船长的法律地位问题。
船长的法律地位通过其在不同的海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船长兼有指挥、管理、准司法、公证、代理等多种职能。船长在航海实践中的职能决定了船长处于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而且处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这就决定了船长具有多重的法律地位。总之，船长多重的法律地位，渗透到《海商法》诸多法律制度之中，这正是船长颇具特色的法律地位的魅力之所在。
二、《海商法》在明确界定船长法律地位的同时，也昭示了船长作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必然性。
主体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有意义，因此，主体是第一位的，客体是第二位的。1在讨论《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船长是不是《海商法》中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毫无疑问，《海商法》明确地将船长视为诸多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船长作为船舶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与海事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表明了船长处于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的必然性。我国海商法学者也认为：公民是指与海上运输和船舶管理有关的人，特别是船长、船员、引航员或国家航运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2 《海商法》第32条规定：“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机员、报务员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人担任。”这表明，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看，《海商法》明确了船长是海事关系的主体。同时，也有人按照经营的业务划分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船长视为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
之所以有人认为《海商法》中虽然明确了船长的法律地位，但却忽视了或淡化了船长在《海商法》中海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色彩，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受外国有关法律的影响。有的海运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否认了船长是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认为船长应是船舶所有人的辅助人员。在英美有关海事立法中，认为船长与作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的船舶所有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其次，是囿于《海商法》对其调整对象的界定。《海商法》第1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由此看来，我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海上运输关系，主要是指有关海上运输合同关系、海上侵权关系以及海上特殊风险产生的社会关系。而船舶关系，也就是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主要包括船舶的法律地位、船舶物权、船舶安全、船舶管理诸多关系。可见，《海商法》在规定其调整对象时并没有直接地大量地提到与船长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其实，这丝毫不能动摇船长作为海事法律关系地主体。首先，《海商法》调整“船舶关系”的内涵及于船员管理上，主要是指船长、船员证书的管理与船舶安全的管理。其次，船长独具特色的法律地位，才使船长的权利义务表现在诸多海事法律关系之中，包括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目前有一种观点或立法倾向，认为应该将与船员制度、船员管理等方面有关的海事法律法规纳入到海上交通安全法律体系之中。至于这种观点是否科学，从我国目前的海商法体系及航运实践上看，是值得商榷的。
三 从公私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
从公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问题，主要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船舶进行管理而产生的职能，进而明确船长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船长处于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法律地位、行使准司法权的法律地位、公证人的法律地位。《海商法》赋予船长以一定的准司法权。《海商法》第36条对船长的这种准司法权予以明确地规定，进而使船长处于极富特色的行使准司法权的地位。这完全是由航海活动的特殊性及船舶作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所决定的。行使司法权职能本是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所行使的职能，但由于船长在航海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法律便赋予船长能代表国家机关行使一定的司法权。与船长具有行使准司法权的法律地位一样，船长在特定情形之下，也处于公证人的法律地位。这也是法律赋予船长在特定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有特色的法律地位。公证职能本是国家公证机关所行使的职能，《海商法》赋予船长一定的公证职能，使其处于公证人的法律地位。
从私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在航海活动中，船长为了维护船舶所有人、船上人员以及船载货物的安全或利益，作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聘任或雇佣的船长在一定情形下所行使的处分权和代理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船长处于处分权人的法律地位和代理人的法律地位。
《海商法》规定了船长在船舶沉没不可避免情况下可以弃船等对船舶财产的处分权的职能。《海商法》第38条继续规定：“但是，除紧急情况下，应当报经船舶所有人同意。”这是对船长行使处分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在航海实践中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值得商榷的。原因之一，什么是“紧急情况”，船长的判断标准和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判断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原因之二，在实践中，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船长来说，当然是在紧急情况下才做出弃船的决定的。一般是不会轻易弃船的。原因之三，即便是船舶所有人最后有权做出是否弃船，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的弃船决定也是建立在船长对当时紧急情况的判断的基础之上。因为一般情况下，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不随船的。可见，《海商法》赋予船长一定的对船舶财产的处分权是由航海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对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也同时说明船长的素质高低是多么的重要。
不仅如此，《海商法》在其他章节中也对在一定情形下的船长的处分权进行了规定。船长处于处分权人的法律地位，显示了《海商法》下船长这个角色的法律地位是多重的，是有特色的。
《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了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第175条第2款规定了遇险船舶的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订立救助合同。根据海商法理论上的通说，或者大部分的海商法教科书，一般将以上视为船长的代理职能，船长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在现代海商法中，可以查到的船长代理权，一般仅限于签发提单和签定救助合同。3 将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货物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视为代理权的观点很普遍。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船上财产所有人订立救助合同的权利，是法律赋予遇险船舶的船长的法定签约代表权。4根据此项法定权利，船长在行使此项权利时，无需经过有关所有人的委托授权。究竟哪一种观点更能准确地说明船长在此情形之下的法律地位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代理权和代表权是不同的。在民法上，相对于法人主体而言，法人的代表及其成员对外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因此代表的行为不适用代理制度调整。法定代表人形式上与代理颇相类似，实则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主体资格不同、行为性质不同以及行为的法律限制不同等方面。5
我认为，船长在此情形之下是处于代表人还是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主要是取决于大陆法上和普通法上代理理论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海商法》一般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故大多数人是按照民法理论来分析船长在此情形之下的法律地位；而我国的民法理论一般认为属于大陆法系。而问题的关键是大陆法上对代理的界定和英美法上对代理的界定是有很大的差距。两大法系代理理论在思维特点、司法传统、理念、概念与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海商法》中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船载货物的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是参照《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1989）有关条款而制订的。这样自然会产生由于两大法系上代理理论的不同与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上关于代理理论以及作为国际公约对代理制度的立法思维的冲突。
无独有偶。与船长具有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一样，《海商法》也赋予船长签发提单的法定权利。一般地认为这也是船长的代理权。6 但我们仔细研究《海商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发现与我国民法理论中代理的特征是不相吻合的。因为《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换句话，即使承运人没有委托船长签发提单而船长擅自签发了提单，法律认为船长代签提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和承运人亲自签发提单产生的法律效果一样。显然这与我国民法上代理理论是有差别的。
以上关于船长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的问题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但在航海实践中，一般不会影响到船长的职能。其根本原因是船长具有多重颇具特色的身份，能够有效地维护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使当事方的利益达到一个平衡点。
四 我国《海商法》对船员范围界定上，进一步分析《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船员范围的海商立法或相关立法，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合并式的规定方式，将船长、船员合并界定为船员；另一类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分开规定方式，将船长、船员分章规定，而且视船长不同于船员。我国《海商法》关于船员范围的界定属于前者。究竟我国《海商法》应以哪种方式对船员范围的规定更为科学，更符合法理和航运实践？目前，很少有人在理论上对此问题深入研究。对此，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我认为，无论从海商法理论上，还是从航运实际上，我国《海商法》似乎更应该将船长和船员分开规定，而且从法律明确船长不属于船员。
1、如前所述，《海商法》明确了船长处于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处于各种法律关系中，具有其他船员所不具有的职责，而且是颇有特色的职责。诸如船长的管理和指挥船舶的职能、公证职能、应变职能以及代理职能等。可以说，正是由于如此富有特色的职能集于船长一身，才使法律对船长这个独特身份进行单独界定成为必要。在航海实践中，无不渗透着作为人的因素的船员作用，而船长的作用更体现了人的因素。船长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影响着对国家主权和人身财产的保护程度；影响着航运安全生产和航海活动的实施和完成情况；影响着防止海损事故发生的力度；同时也影响着诸如运输成本高低等重大问题。这些都与船长这个身份息息相关，船长的作用与其他船员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故《海商法》不宜将船长视为船员，而应从法律高度上明确船长的特殊性。至于船长具有准司法职能和公证职能，更能说明船长这种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法律只是赋予特定国家机关享有司法权和公证权的职能，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来执行司法权或公证权。《海商法》考虑到航海活动的特殊性以及作为船员活动载体的船舶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船长的这种职能，不能不说是很有特色的规定。船长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其执行使准司法权和公证权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样《海商法》对船长进行不同于一般船员的精心界定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在航运实践中，为了使船长行使此项权利与法律理论相衔接，相一致，《海商法》对船长进行不同于船员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由此看来，《海商法》有必要对船长进行不属于船员的界定，是由法理和船长在航海实践中的特殊职能决定的。
2、船员立法由福利型向资格型转变的世界海事立法趋势，对船长的资格、法律地位的审视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在航海上的应用，船舶逐渐智能化、集装化、自动化和大型化，这种变化要求船长必须具有集技术、管理、经营、法律于一身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船长的职能。为了提高船长的业务素质以便使船长具有上述综合素质，《海商法》应该明确界定船长与其他普通船员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同。
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但明清以后闭关锁国，特别是清朝后期国力孱弱，航海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日趋下降，更为可悲的是明清实行的“禁海”政策，余毒流传至今。今天一部分人特别是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谈起航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情形与我国作为世界航运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样有必要提高船长的社会地位，从法律上保障和提高船长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位，鼓励人们认知认同航海，尊重航海从业人员，教育人们海运业对于我国经济贸易和军事上的战略意义。
我们知道，英国一个具有尊敬航海从业人员传统的国家，虽然这与英国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特征有关，但也无不与英国有发达的法律来明确界定船长的法律地位有关。被称为“船员宪章”的《1970年商船航运法》（Merchant Shipping Act,1970）便是一例。今天中国已是世界航运大国，有必要从法律高度进一步明确船长的法律地位、提高船长的社会地位。
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当然会涉及到海运业。为了搞活航运市场和与国际接轨，我国国有航运企业在船员劳动和任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船员聘任制向船员劳动合同制（雇佣制）转变。这也是目前国际船员劳务市场的基本运作方式。随着上述转变，船长在航运实践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实务中，一般都是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与船员或船员劳务公司签订船员劳务合同（Crewing Agreement）。这种合同极其重要。它是保障船员合法权益，规定船员权利义务，而且是关于解决争议和赔偿依据的法律文件。此时船长处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为了使法律与实务的一致，《海商法》有必要在界定船员范围时，对船长进行不同于普通船员的规定。
五 我国《海商法》下对船长法律地位的界定，显示了船员制度成为《海商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代作结束语。
在航海实践中，船员包括船长和作为其生产活动载体的船舶，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生产要素。在航海生产活动中，无不反射出船长、船员作为人的因素对于航海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海商法》中诸多独特的法律制度中，无不展示船长、船员这一特殊主体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而作为一项世界范围服务业的海运业来说，更需要有一部完美的海商立法或相关立法与之相适应。一些发达航运国家的相关立法在这方面对我们是有启迪的。虽然目前我国的《海商法》规范与国际海运公约或航运惯例已接轨，《海商法》内容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尤其是作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海商法》，有待随着航运市场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本文正是本着以上认识，在分析我国现行《海商法》下对船长法律地位的界定基础上，结合笔者的航海经历，粗浅地谈了一点看法。其目的是使作为船员制度基本内容的船长法律地位问题在《海商法》下得到一个更加科学界定，更好地指导航运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3.贾林青主编《海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於世成等编著《海商法》，法律出版社
5.江帆著《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6. 张丽英主编《海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吴焕宁主 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
『贰』 浅谈如何认识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 ,175 ,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
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 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 ,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叁』 分析商法和民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使用的一切原则也不断为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主要则是与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易规则，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能以自身的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定立契约的自由。民法与商法比较，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凭借的社会经济基础有所不同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民社会个体在生活交往过程中因为生活的需要产生的，民法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商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依托的、商法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商法不再是维护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已经变成了规范商事组织和商事活动的法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市场主体、维护交易安全。
（二）两者的价值追求目标有所不同
民法以追求其主体人格独立与被尊重为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即伦理色彩。民法在对主体调整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公平，注重的是对人身关系和与人身关系有关的财产归属的调整，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是立足于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以权力为本位的私法。而商法的价值追求目标，在于使社会生产的效率能够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质，即经济学色彩，商法是以从事商事经营的商人为其主体性，这种特定的主体阶层及其营利之目的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商法更强调安全、效率，这些都与其生产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两者制度构建的主要立法技术有别
民法实行为法，因为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是“自然”的，它是一种生理过程，客观地说它只需要法律给予确认而没有必要赋予其主体资格。民事规范只是民事主体的行为给予必要的约束以及在长久的生活交往中的一般性规则。而商事主体的地位却不是自然就有的，它是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并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获得的，商人是因职业而形成的一种身份。商法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就是市场经济运作技术规则在立法层面的集中反映，所以它的制度设计采之以“组织兼行为法”。这是因为商法既有对商事主体的制度的规定又有对商事主体行为的规范。
（四）两者的调整对象有所不同
民法调整的对象是民事关系，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上市关系，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概括地说，两者的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主体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基于各种民事活动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总称，其中不仅包括财产关系，而且包括人身关系。不仅包括等价有偿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具有有偿性质的社会关系。其范围和内容较为广泛。而商事关系则是经营性主体基于营业活动而引起的经营性社会关系。其主体为抽象的经营性单位，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等价有偿的基本要求。
2、民事关系中的财产关系是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的概括，其内容具有一般社会性和抽象性，而不反映不同社会条件下具体生产关系的特有内容，也不反映具体的生产经营关系对于社会生产目的的规律的要求，因而不同国家民法对此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反映大体类同。而商事关系本质上市对特定社会中具体的生产经营的概括，它体现着特定社会中经济关系的具体性质和深层次特征，经济效益的本质或其他生产目的的本质。
『肆』 我国法律有几大类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主要分为十部分，分别是：
（一）宪法
宪法部门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占主导的地位。现行的宪法部门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通过的17条修正案。第二层面主要有包括以下宪法性的法律文件和规范：1、国家机关组织法；2、选举法和代表法；3、国籍法；4、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民族区域自治法；6、公民基本权利法；7、法官法、检察官法；8、立法法和授权法；9、其他附属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等。第三层面是有关宪法的解释。
（二）行政法
行政法是指有关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制定的有关一般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有关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行政法部门不像宪法、民法、刑法一样有一部法典，而是由许多单行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构成。这是由行政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决定的。
（三）民法和婚姻家庭法
民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财产关系的内容很广，民法主要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包括财产所有权关系、商品流通关系、遗产继承关系、知识产权关系等等，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横向的经济关系。其他经济关系，如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管理等纵向的经济关系，主要由经济法或行政法调整。民法还调整属于民事范围的人身关系，如婚姻关系、名誉权、肖像权、生命健康权、法人的名称权等。
（四）商法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法律关系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同民法、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它调整的是商事关系或者商事行为，即企业组织和商业活动。不属于商业行为的，不予调整。
属于商法部门的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有：1、公司法；2、票据法；3、保险法；4、担保法；5、期货交易法；6、海商法；7、破产法；8、贸易法等。
（五）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所调整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纵向关系。
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泛指的经济法是不同的。泛指的经济法，包括一切有关经济内容的经济立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主要是指那些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和各种经济组织之间的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经济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之间有既往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其调整对象都是经济关系，故有关的法律规范之间有所交叉，如经济合同法，既可以适用于经济合同，又可以适用于民事合同。
（六）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由劳动关系产生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有：劳动合同的订立与解除、集体劳动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法定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制度，劳动报酬、工资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劳动保护与劳动安全卫生的规定，劳动保障和生活福利，劳动纪律与奖惩制度，职工培训、工会和职工自主管理，劳动争议的处理，劳动法的监督与检查制度，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制度，等等。
（七）军事法
军事法是指调整国防建设和军事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该法律部门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组成该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有以下三个层次：
1、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现役士兵服役条例、预备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2、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军事法规；
3、由中央军委各总部、国防科工委等单独制定或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军事规章。即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涉及军事方面的法律主要有：国防法、兵役法等。像《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既可以属于军事法律部门，又属于刑法部门。
（八）环境法
环境法是指调整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污染防治和其他公害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该法律部门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两大类。自然资源法主要是指对各种自然资源的规划、合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有关自然资源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水土保护法、土地管理法、节约能源管理条例等等。环境保护法主要是指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九）刑法
刑法是指有关犯罪与刑罚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采用的调整方法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方式即刑罚的方法。该部门是以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的。在我国，凡是以刑罚的方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属于刑法部门。该部门最主要的法律规范是1997年通过的《刑法》，还包括一些散见于经济法规、行政法规中关于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等。
（十）诉讼程序法
诉讼程序法是指调整诉讼活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诉讼法律部门还有第二层次的部门法。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有：律师法、公证法、调解法、仲裁法、监狱法等。
『伍』 如何完善我国的商事主体制度
商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商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商主体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结点。社会关系需要为当事人各方及社会其他有关各方所确认，并需要梳理、调整。法律是这种梳理器、调整器之一。市场本指商事交易的场所，也代表商事交易关系的总和。市场随着商事交易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有商事交易便存在市场。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事交易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
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不干预商事的原则，这是指国家一般不以自己一方为主体直接介入商事领域，同社会商事活动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商事完全放任不管。国家作为社会最高管理者，它要为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即法律，以规范各商事活动主体的行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竞争秩序。这也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乃是一种“商事管理”方式，国家制定的这类法律，好比游戏规则，这就是商法。
商主体从个体经营形态逐渐发展起来，其初期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商事立法，当时商主体的商事活动适用着原有的具有商法性质的一些法律规范。后来由于商主体普遍发展，商主体内外部关系较原来个体或合伙经营的复杂性，常常引起超越原有法律调整范围的纠纷，产生了国家针对商主体这些特殊性专门立法的需要。
商法主要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商事交易的许多原则和规则被商法所确认，成为法律原则。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各当事人的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商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法的平等、自由精神，并把它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法国商法典所确立并为其他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契约自由、过失责任，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
商法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法律保障。由于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商事秩序，这就是商法秩序。商法范畴的有关商事立法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商主体的财产权及商主体的设立、组织与活动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上。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与当时调节机制一元化(即市场调节)相适应，在调整社会商事关系的法律中，也基本上依靠商法这一部门法。
商事立法在初期阶段基本上限于私法即商法领域。国家一般只为民间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而不直接介入和干预商事。那时国家职能还没有(客观上不需要)调节商事的任务，因此尚未出现商法这一部门法，尚未由商法来对商主体加以规制。当时国家对商主体也实行某些管理，但主要是一般性行政管理活动。其中有些管理活动具有某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性质；但这些仍主要属于行政措施和行政法性质。这些现象也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总的情况是国家放任商事自由发展，商主体充分自治，商事立法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同市场调节一元化的调节机制相适应，调整商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上是商法，那时商事活动中建立的是一种较纯粹的商法秩序；在这种总的法律秩序下，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自由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商法为保障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商法奉行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上。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个体同社会总体矛盾突出，一味强调个体本位并不能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商法在其立法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某些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和修正，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整个社会进步的要求。商法社会化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从立法形式上说，表现为商法典中作出调整和修正的商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以及新颁布的单行法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前者如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商法原则的修正，影响着商事立法；后者如新颁布的公司法、合伙法等，是直接关于商主体的新立法。从商事立法内容上看，社会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在投资设立商主体方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主体设立，主要实行自由制和准则制，鉴于商主体设立对社会影响颇大，法律需要加重发起人的责任，并规定设立商主体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机关登记，受主管机关监督管理，各国普遍改行严格准则制；在股东构成和股权结构方面，由于许多商主体规模扩大，股东人数增加，股东成分多样化。法律为鼓励和方便普通群众、特别是商主体内部职工入股，在股份种类设置和发行上作了相应规定。由于商主体股东人数和成分的扩大，使大股东特别是大家族股在商主体股份中持股比重下降，使商主体在财产权和管理上更加公众化和社会化。在商主体内部权力结构和管理机构体制上，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商主体财产所有权同经营权严格分离，并互相配合和制约。法律完善了股东的诉权规定，规定股东可以起诉董事；从责任主体上说，各种商事活动除须对商主体内部的股东、商主体的债权人负责外，还须对其他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责任，并须对国家和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表现为商主体应当接受国家管理和经济调节，遵守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归责原则上，虽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但19世纪末以来各国相继确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广泛的采用。此外，还出现了公平责任原则。
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当前，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快和越来越明显。新的调节机制正在逐渐发达和完备，它同其他调节机制相配合，正在形成新的三元化的调节机制体系新格局。这些都标志着市场经济在经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两个发展阶段以后，目前又正在步入第三个阶段，即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
国际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即国际性的市场调节。现代国际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国际调节，但国际调节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同国际市场调节相结合和配合，它应是市场调节的补充和辅助手段，应当是通过国际调节弥补和消除市场调节的缺陷，而不能排斥和取代市场调节。国际调节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可以发挥导向或主导作用，但其调节措施应当适当，一般宜少而精。总之，任何时候都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市场调节即为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在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必须以充分、公平的自由竞争为前提和基础。为规范和保障自由竞争，必须完善国际商法。国际商法是规范和保障国际市场调节机制的法律部门。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国际商法不断完善和发达。各国商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活动需要遵守国际商法的各有关规定。并且，对于大型跨国公司，也只是通过国际立法才能对其加以有效规制，因为它们的跨国性和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单凭某一国(包括其国籍所属国)的法律往往无能为力。商主体在国际市场的商事活动，涉及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包括主体资格、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争议管辖和处理程序、法律冲突等等，有些由相关国家以双边或多边条约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以区域性或全球性条约形式加以规定。这些都是同商主体密切相关的立法。
市场国际化要求各国的商法同国际接轨，遵守国际商事惯例和本国参加的国际商事条约。各国商法的立法和实施需要相应作出调整。各国颁布有关商主体的立法反映了国际化的要求和各种经济领域的商事活动规则。
『陆』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 民法 商法 行政法
对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其间的联系与区别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呈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 一、法律部门划分的一般理论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肖先涉及到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其次是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 划分法律部门的意义，在于力求准确地制订、解释、适用法律，以恰当地调整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关系。法律从旱期的“诸法合体”状态到今人“各法分离”格局，既说明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多元性，也反映了人对所生存环境的认识能力不断强化。法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法律部门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是法律发展的规律;因而在尊重传统部门法划分时应当小局限于已有分类。 对法律分类的基本观念，大体有三种主张:1.主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人的主观假设，诸如“自然法”、“实在法”的划分;2.客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山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3.主客观统一论，认为法律的划分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法学家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在主客观关系方面，主观主导’一。法律划分，应当属于认识论范畴，相对而言，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的观念史符合认识论原理。认识具有相对性，法律的划分也就具有了相对性 一般认为，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尽若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表述不一，但是经济法具有特定调整对象——以社会整体性和国家调控性为基木要索的经济关系——的共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立法机关对于法律的分类上，经济法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与经济法有较为密切联系的法律部门主要有民法、商法、行政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少于且由立法机关来阐述其关系(参见顾昂然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在实务界，两者的关系曾经是模糊不清的，以往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多数是民事案件，以至于法院系统将经济审判庭史名为民事审判庭，让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本存在了。这是误解。现在看来，经济法与民法的个性大于共性，它们是具有不同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两者的调整对象都与经济关系有关。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民法调整个体性经济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其次表现为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调整对象本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所谓社会性经济关系，是指具有社会影响的经济关系，包括具有社会性的公平交易秩序建立和运行关系及社会经济平衡协调持续发展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制关系，表现为公平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女全公平交易关系等;后者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关系，表现为产业调整关系、则政税收关系、金融平衡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监若关系等，其中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制、调控、管理关系。其次是主体不同，民法的主体是具有一般法律人格的自然人、法人。经济法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属性的消费者、经营管理者，虽然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可以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但是毕竟具有了社会功能属性而小同于自然人、法人的法律地位。第三是调整方法不同，民法的调整方法主要是通过仃意性规范调整意思自治行为，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民事制裁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采取强制性规范、注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相结合以及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第四是内容不同民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亲属法等。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平竞争、弱者保护、市场规制、经济平衡、宏观调控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法、价格法、预算法、则税法、金融法等。第五是功能不同，民法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应市场交易的基本规范以建立微观一般交易秩序。经济法的功能是克服市场缺陷建立公平竞争秩序，弥补民法不足。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此区别都是相对的，区别的意义在于理论上有利于部门法建立，实践上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商事关系发生在商事话动中，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关系和商事行为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与商事话动有密切联系，但是经济法与商法在发展原因、作用基点、性质理念、内容制度等方而都有较大区别。总体来看，商法与经济法的的关系是一元交叉关系。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和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对此现象可以认为，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的商事话动简捷、高效、安全、营利要求的扬弃和发展;而经济法的形成，则是对商法强调商人营利和商行为自由、安全、简捷的个体倾向而难以避免走向垄断、妨碍竞争、滥用权利，造成整体不平衡的纠正。也有学者认为，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总之，对经济话动的法律调整，是由于经济话动从个体性而社会化、从私益性而公序化、从局部话跃到整体平衡的发展演进过程，而使法律调整旱现多元和完整。所以，商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基础性、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平衡性、后续性法律。 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商人地位和利益，由此出发，而作用于商人(经营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过程;经济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因而要反对垄断，限制不正当竞争，从社会利益出发来平衡与商人利益的关系。商法作用过程是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的作用过程是立足一般，兼顾个别。两者在结构上正好是互补关系。
『柒』 劳动法是属于民法商法还是经济法或者是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
现在有一种新的分类，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社会法不同于私法、公法，是政府对社会回关系的干预法。
大家都知道，私答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民法就属于典型的私法。公法是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行政法属于典型的公法。按此种分类，很明显劳动法既完全不属于私法，也不完全属于公法，一些法学家就提出了社会法一说。
经济法也被划分在社会法一类。
『捌』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使用的一切原则也不断为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主要则是与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易规则，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能以自身的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定立契约的自由。民法与商法比较，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凭借的社会经济基础有所不同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民社会个体在生活交往过程中因为生活的需要产生的，民法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商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依托的、商法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商法不再是维护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已经变成了规范商事组织和商事活动的法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市场主体、维护交易安全。
（二）两者的价值追求目标有所不同
民法以追求其主体人格独立与被尊重为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即伦理色彩。民法在对主体调整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公平，注重的是对人身关系和与人身关系有关的财产归属的调整，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是立足于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以权力为本位的私法。而商法的价值追求目标，在于使社会生产的效率能够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质，即经济学色彩，商法是以从事商事经营的商人为其主体性，这种特定的主体阶层及其营利之目的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商法更强调安全、效率，这些都与其生产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两者制度构建的主要立法技术有别
民法实行为法，因为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是“自然”的，它是一种生理过程，客观地说它只需要法律给予确认而没有必要赋予其主体资格。民事规范只是民事主体的行为给予必要的约束以及在长久的生活交往中的一般性规则。而商事主体的地位却不是自然就有的，它是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并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获得的，商人是因职业而形成的一种身份。商法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就是市场经济运作技术规则在立法层面的集中反映，所以它的制度设计采之以“组织兼行为法”。这是因为商法既有对商事主体的制度的规定又有对商事主体行为的规范。
（四）两者的调整对象有所不同
民法调整的对象是民事关系，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上市关系，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概括地说，两者的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主体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基于各种民事活动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总称，其中不仅包括财产关系，而且包括人身关系。不仅包括等价有偿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具有有偿性质的社会关系。其范围和内容较为广泛。而商事关系则是经营性主体基于营业活动而引起的经营性社会关系。其主体为抽象的经营性单位，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等价有偿的基本要求。
2、民事关系中的财产关系是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的概括，其内容具有一般社会性和抽象性，而不反映不同社会条件下具体生产关系的特有内容，也不反映具体的生产经营关系对于社会生产目的的规律的要求，因而不同国家民法对此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反映大体类同。而商事关系本质上市对特定社会中具体的生产经营的概括，它体现着特定社会中经济关系的具体性质和深层次特征，经济效益的本质或其他生产目的的本质。
『玖』 如何看待经济法的地位它与民法，商法的区别何在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经济法、民法、商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交易和运行的重要法律，以完善市场和协调发展为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民法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在调整范围、宗旨和调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处，然而实际上二者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调整对象上看，两者具有交叉性，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是财产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调整中与经济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法维护宏观、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规范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由经济法作具体调整。
在法律作用上，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最后，两者互为补充。民法以人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义，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消除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私利与社会公利的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异和个性，且两者的区别是较大的，主要体现在：
1.两者法律属性不同。民法突出个体权利，以个体为本位，强调社会个体权利平等和自由；而经济法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眼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2.两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民法调整的主体只限于公民和法人；经济法主体除公民和法人外，还包括企业法人的内部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
3.两者的调整目的不同。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目的是保障经济主体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强调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4.两者调整主要内容不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平等性。具体来说，民法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主要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服从性、经济法每一条具体原则都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标，体现社会整体权益本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
5.两者调整方法不同。民法对违法行为则更多地采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在民法保护范围内，个人的行为一般不会受限制，不过多对法律行为后果予以保护，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由市场主控。而经济法则以行政性手段为主，民事、刑事的调整方法为辅，多带有惩罚性。另外，还有经济法独有的奖励手段等。在经济法领域，若市场交易破坏公共利益的协调，即使交易是经济主体在平等、意愿基础上进行，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强制手段即宏观调控，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
6.两者的责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位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则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经济法和民法有着很多的不同点，互不隶属，互为补充。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铸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会发挥两者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和联系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10世纪，欧洲的一些庄园主利用手上聚集的资本进行生产，促使了社会分工和工厂手工业的发展，为商法诞生创造前提条件；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业纠纷，最终发展为商法，以保护商品交易者的利益为主。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调整商业行为和活动的作用，并对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商法的外延争议较大。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商法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商业社会，具有较完备的商业法律制度，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法律属性上看，两者都与经济生活联系甚为密切。从法律主体上来说，有些主体，如企业，可以是经济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调整的方法上也有相同的地方，都可以采取行政手段或刑罚手段。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亲缘性，两者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谐性和互补性，而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和互耗的二元互补体系。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两者的产生原因不同。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的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规模性、集团性商事活动的扬弃和发展，是政府不干预式的产物。而经济法的产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控，以纠正整体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监督、组织、协调，使个体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产物，
2.两者法律性质不同。商法属于私法，以个别经济主体利益为基础，维护主体的私权，调整利益关系；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调整经济管理和维护公平竞争，属于公法；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兼有私法的特点。
3.两者调整对象不同。商法以营利性主体权益为主，是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交易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调整的是商法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法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强调公共利益，其调整对象是国家为了履行经济职能，进行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等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商法调整的基本上是横向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则是纵向的。
4.两者调整范畴不同。商法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企业个体的权利；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经济生活中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关系。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等往往属于经济法范畴调整的企业，而一些完全由市场调节活动，与国家协调无关的企业不属于经济法范畴。
5.两者调整目标不同。商法一般为具体的商主体或是从商行为提供规则，规束行为，保证商主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从宏观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出发，旨在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立足一般，兼顾个别。
6.两者调整方法不同。商法多采取自律性和非权力性方法；经济法多采取他律性强制方法，即权力性方法。
商法不能代替经济法，经济法也不能代替商法。简单地说，商法是调整组织与商行为的法，经济法则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它们亦绝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协调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民法、商法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经济法从横、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虽然民法、商法、经济法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彼此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并非纯然无涉，任何一个法律都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忽视。民、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起基础性作用；而经济法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缺陷，补充、弥补了民、商法调整的不足。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作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则必将推动我国法制体制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拾』 经济法 民法 商法的关系
你说这个问题就在 杨紫煊的 北大高教 第二版本的书里了
民法和商法在中国是合一的 虽然版学理上有商权法
调整对象上 民商是 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经济法 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主体上 民商法是 自然人 法人 和其他 社会组织
国家机构 社会中间层 经济组织 个人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