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腐败

A. 论美国联邦法院设置与法官制度对保障司法独立和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与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最高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法院。国会在最高法院之下建立了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两个层次的法院。

全国94个联邦法院管辖区被划分成12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巡回区内地区法院裁判后的上诉案件以及对于联邦行政机构的决定的上诉请求。此外，联邦上诉法院还对于某些特殊案件拥有全国管辖权，比如涉及专利法的案件和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赔偿法院判决的案件。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设立于首府华盛顿特区，是宪法特别设立的惟一法院。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法官和8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在国会确定的权限内，自由决定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这些案件可能开始于联邦法院或州法院，通常涉及关于美国宪法或是联邦法律的重要问题。在每年数千宗上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审理约一百五十宗，大部分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释或者涉及联邦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旨意。
联邦法院的工作涉及影响普通人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联邦法官在审理的案件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
美国对法官的任命和罢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系统，任命法官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和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做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虽然这种做法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已为美国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美国实行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除教学以外的其它营利性职务，甚至不得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在西方学者看来，法官只有不从事第二职业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超然地和真正独立地依法行使职权，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商业利益、有报酬职务或党派的影响而丧失独立、公正的地位。
法官应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须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以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即便是实行陪审团审理案件时，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法官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出现，因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对陪审团和案件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
法官应具备专业能力，对可能出现的法律事务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充分掌握法律的变化。这要比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要求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渊博的法官可以弥补律师出庭时的不足。法官也应营造一种有条理的工作气氛，在法庭上耐心、威严、谦和地对待诉讼当事人，陪审员和证人，并以同样的举止对待双方律师、法庭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法官应避免在任何公共场合谈论未决案件的情况。
法官应有助于建立、维护和执行相关的道德水平，以保护司法界的团结和独立。在管理本系统成员的行为时，司法部门保留对政府其他部门的独立性。如果一名法官发现另一法官有不道德行为时，有责任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法官在法庭上对律师也应具有相同的义务，因为对于律师是否具备有专业能力或违反职业道德，特别是律师无效的和违反规范的行为，法官是最有发言权的。例如，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与其客户发生利益冲突，客户尚未察觉，审判法庭必须通知被告以保护他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受侵犯。
法官在从事法庭以外的活动时，应该避免各种不正当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形式出现。如果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怀疑，他就不能审理案件，因此法官无论何时，个人行为举止都应是值得公众信任和公平诚实的。法官受到公众监督，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公民更为严格的约束。例如，法官可能无法成为某些机构的成员，因为某些机构的成员资格在种族、性别、宗教或血统上有歧视，这可能引起其他公众成员怀疑法官判案的公平性。法官不得允许其家人或朋友干涉司法行为，不得利用其职位声望谋取利益，法官还不得允许任何人认为某个个人或当事人对他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些规则都是避免使公众产生类似的印象。
法官仅限于参加纯私人、无公务的活动。他们不得参加有政府背景和公众事务有关的活动。但他们可以针对法律或司法运作撰写或发表演讲和对联邦法院发表建议。法官可以成为旨在促进法律制度的官员，参加慈善或民间活动，但不能引起他公正断案的任何问题，不得从事此类机构的基金捐赠活动。法官处理公务时，不得利用他的地位使其公正性受到影响，或者从事与可能成为其诉讼当事人从事的交易。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联邦法律规定，所有的法官以及其他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要申报他们自己以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资产、负债、接受的礼物和报销费用。联邦法官和某些司法部门的官员的财务申报纪录由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保存，可以应公众要求随时提供。
法官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法律执业和经商活动（投资除外）。从工作以外的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比如教学，不能超过大约法官工资的15％。
法官的监督机制
法官在美国体制中是独立的，同时，他们对道德法则的违反又受到纪律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首先，法官（像其他公民一样）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事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法官已经被充分的告知了。其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审查委员会或专家小组就违反司法道德的现象进行投诉。这些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由法官和一般公众组成。第三，司法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将被公之于众。
尽管有许多外部机制对法官的权力进行制约，但是在美国社会中法律与法官的最高境界最终归于内部的制约，即法官们的自律。这些人或者放弃了在个人法律执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或者离开了政府高位和可以为政治家所支配的所有权力。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职业化意识和荣誉感，而这些是对美国法官滥用权力或贪污腐败的成功制约。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尊敬和敬仰法官，甚至在并不同意他们的判决时也是如此。
另外，任何人如果认为某个法官的行为对法院工作的高效快捷进行有害，或是某个法官由于身体或是精神方面的缺陷无法履行所有职责，都可以向该法官所在的巡回区的上诉法院投诉。如果投诉中所列举行为不符合法律中对于不当行为或是缺陷的定义，或者投诉与法官判决的好与坏有关，或者投诉属于琐碎小事，该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有权退回投诉。实际上，大多数投诉都被退回。
如果首席法官没有退回投诉，他就必须任命一个由法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审查投诉中所说的事件，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和建议，递交给巡回区的司法理事会。司法理事会在考虑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后，有权进一步调查投诉内容或是采取合适的措施，包括：要求投诉所涉及的法官自愿退休；证明该法官由于身体或精神缺陷，没有能力继续工作，从而产生一个空缺职位；决定暂时不再分配给该法官案件；公开宣布或者私下宣布对该法官的训诫；采取其他合适措施。
如果司法理事会认为一个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法官可能从事了犯罪行为，或者对法官的投诉自己无法处理，必须把此事呈请合众国司法会议处理。司法会议可以投票决定把此事呈请国会，进行可能的弹劾免职程序。实践中，弹劾和免职很少发生，一般是在一个法官已经被判犯有某项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弹劾条款首先在众议院中被考虑。如果众议院投票决定弹劾法官，则这一问题将被移交参议院。参议院是惟一有权对法官进行弹劾的权力机构。在弹劾案中，被弹劾者无权要求陪审团审判。对弹劾决定判决必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做出。弹劾案中的惩罚措施包括撤销职务和不得再任此职。被宣告有罪的当事人也将会被依法起诉、审判和惩罚。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很多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B. 美国有没有像中国一样反贪

没有，美国没有这么做，他们的很多行为在美国不算是贪腐，比如接受大量正内治献 金，并容由此产生大量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空枪难以控制，就是利益作怪。但是在我国就要治理打击了。即便是贪腐，他们也有选择，比如特朗普与爱泼斯坦的不明不白。

C. 为什么美国司法独立但是还很少有司法腐败,怎么做到的

美国为了保障抄民主自由，实行三权袭分立制度，也就是立法权（国会，地方议会）行政权（总统、白宫，地方政府），司法权（首席大法官，各级法院）互相独立，互不干涉，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有法国孟德斯鸠提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即使在现代，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

D. 美国政府法律是靠陪审团判决，但是其实这么做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陪审团可能本身带有强烈的偏见，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你可以比较一下中国还是美国的司法公正，答案很明确，说明陪审团制度是可以保持公平的。在中国，司法部门及其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均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依法独立审案。
相比之下，陪审团随机成立、随机解散，与官僚体制毫无瓜葛。
陪审团对判决的结果不负任何个人责任，没有宦海沉浮、人情世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按照陪审团的建议和意见，判决一旦做出，陪审员走出法院大门，就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用不着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受任何人的牵制。
在没有陪审团制度之前，法官直接隶属于庭长、庭长隶属于院长，院长隶属于政法委，这是一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制度，法官也是官，必须遵从长官意志和指示。
在实行陪审团审判的情形下，法官找到了新的上司——人民陪审团，因此，法官可以以“执行陪审团决议”为理由抵挡政法委的干预和指示，减轻法官对抗政法委的外界压力！
总之，陪审团这种制度能比较有效地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冲破司法系统的“关系网络”，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对司法权的影响和干扰，减少对法官个人素质的过分依赖，避免利害关系人施加压力和打击报复，减轻法官审案的压力。

第一点，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是大陪审团制度，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来做陪审团成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是不能做陪审团的。这一点是为了保证陪审团能够从人最原始的本性（良知）出发去判断案件。避免了法律人盲目死板为了一味追求规则或者其个人的法律意见（即使是恶法）的弊端。在英美法这样的判例法制度里，陪审团的决定有时候是会和法律有出入的，因为陪审团的意见更见关注人性。从这个方面来讲，他在解决了法律正义不等于绝对正义的尴尬方面有很大贡献。
第二点，陪审团的挑选是要经过双方挑选的，双方律师会综合考虑陪审团的政治背景，宗教观念，家庭因素等等判断他们对案件的态度，在挑选陪审团上双方的权利是对等和对抗的。可以说是比较公平的。
第三点，陪审团一旦组建好之后，生活就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被告知不得在法庭外接触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如报纸，电视新闻，因为会误导他们的判断。如果有必要陪审团甚至会被隔离直至案件审理结束。这一方面也是比较公平的，它体现了司法的独立，不受被恶意操纵或者不明真相的媒体操控，陪审团判断案件的依据全部来自于法庭出示的证据，体现了程序上的正义性。
第四点，在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中，案件的决定权决定在多数人的手中，通过陪审团的投票来决定案件结果，法官只有根据陪审团的判决才能做出最后判决，这样也限制了法官的权利。

当然，陪审团也会出现失控的情形，比如大部分陪审团成员受其中的一两个人成员影响，做出不理性判断，但是这是及其少见的现象。
从防止司法腐败上来讲，影响整个陪审团成员判断的难度比影响一个法官的难度，从人书上讲，大多了。
所以，英美法的大陪审团制度是目前极大法系中相对比较公正的一种审判模式。

E. 国外的司法部有些什么职能与中国的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美国或英法德的司法部

在西方国家，司法抄委员会的设置旨在保障司法独立，限制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在没有司法委员会的国家，司法部（行政机关）通常有权决定司法官员的任用、提升、交流以及考核等。这就导致行政机关有可能借对司法官员的人事任免干预司法独立。在欧洲大陆国家，司法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行政部门通过人事任免权间接地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对本国司法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时，就借鉴了欧洲发达国家的作法，设立了司法委员会，其职责包括司法官的选任、考核，以及培训一审及上诉法院的法官。司法委员会对于上述诸如考核标准、免职等事项有最终决定权。除此之外，司法委员会的职责还包括颁布司法组织规则、编制预算、管理司法资源等。经验表明，通过设立司法委员会、将全部或部分的司法人事管理权由司法行政部门转移到司法委员会，对于保障司法独立、公正，以及防治司法腐败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借鉴这种做法，通过设立司法委员会，将司法官员的人事任免以及司法机关的资源管理等权限转移到司法委员会，从而将司法权从地方党政体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中立性权力

F. 美国为何把司法裁判权交给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呢

美国把司法裁判权交给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陪审团，主要就是为了最大程度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正义。

美国人也知道，法官是人，人肯定有私心与欲望，也很可能被收买。如果由法官一人掌握案件的审判权，法官的个人情感因素、执法水平、人情关系、或者被人金钱收买等都会出现审判不公的现象，也很容易出现司法腐败。

在英国实施陪审团制度，必然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国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国民素质也比较高。担任案件的陪审员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辨别是非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要求都是很高。如果在一个教育水平低下、民族素质低下国家，是不适合陪审团制度的推广！

G. 在美国，法官是不是拥有很大的权力

没得那么具体，如果想具体的请看书本。简单说以下意见
1、美国的政治体制，回大家都知答道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受法国自由革命和英国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较深，所以可以是英美法系的代表，政治体制上是多党制，当然了要有人说是两党制，
2、在政治体制上，资产阶级呼吁的自由民主表现在政权的分配上就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及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行使，相关监督。
3、这种体制貌似很公正民主，但是也促成了更大的行政和司法腐败。往往立法部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穷人是不可能进国会的，司法界都是大法官等也慢慢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行政部门就不要说了，小布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4、由于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司法部门的稳定性较高，没有类似国会 和行政部门竞选总统那样的更替制度，所以一般的大法官是常人制度的，当选后常任。
5、各州的大法官也是常任制，并且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批准，而且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体系。

综上所述，美国的法官是拥有很大的权利，即自由裁量权。

H. 美国最高庭院法官的权力

美国的法官是拥有很大的权利，即自由裁量权。
1、美国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上是多党制；
2、在政治体制上，资政权的分配上就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及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行使，相关监督；
3、体制公平但有弊端——更大的行政和司法腐败。往往立法部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法官等也慢慢的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4、美国的司法部门的稳定性较高，没有类似国会 和行政部门竞选总统那样的更替制度，所以一般的大法官是常任制度的，当选后常任；
5、各州的大法官也是常任制，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批准，而且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体系。

I. 有谁知道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判决书方面的书

美国的宪政历程（20） (2008-04-11 09:51:21)
标签：杂谈

资料：美国的宪政历程（20）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的判决，是20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司法判决之一。随着好莱坞（Hollywood）电影在世界各国的流行，因米兰达案而名噪一时的“米兰达告诫”（Miranda warnings，中文又译“米兰达警告”）不但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而且已成为风行全球的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份。

一、不厌其烦的美国警官

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的观众可能会纳闷：这位亨特警官真是不嫌累得慌，每次历尽千难万险擒获犯罪嫌犯后，不但不向嫌犯交待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攻心政策，反而不厌其烦地告诉嫌犯“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而且将会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审问之前你有权与律师谈话，得到律师的帮助和建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问时在场；如果你希望聘请律师但却雇不起，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律师”。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亨特警官这段台词实在令人费解：落入法网的犯罪嫌犯竟然还有权一声不吱、拒绝回答警察的审问，这嫌犯岂不是白抓了吗？然而，在真实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嫌累得慌，没对被抓获的嫌犯哆嗦这段台词，那么这嫌犯很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电视剧中亨特警官的这段台词并非编剧或导演的凭空编造，而是与美国宪法第5和第6修正案所规定的刑事程序有直接关系。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这一条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还是在国会听证会上，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拒绝提供可能被用来控告自己的证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则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可能有人会问：有没有搞错？既然有权保持沉默，那为啥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都招了呢？

是这么回事：根据美国法律，政府或国会为了换取一个被告全盘供出其本人或其他案犯罪行的真相，有时会与被告作一些有限的交易，控方可以保证不用被告的供词对其本人进行起诉。在克林顿“拉链门”一案中，为了得到案情真相，用莱温斯基的口供去起诉克林顿，特别检察官就给了莱温斯基这种豁免权。面对莱温斯基的供词和裙子上的污点，克林顿采用了钻法律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词游戏的损招儿，主动招出他与莱温斯基之间有“不适当关系”，但没有发生严格法律定义上的“性关系”，以此逃避向联邦大陪审团作伪证的严重法律后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属于在不知道自己宪法权利的情况下被迫自证其罪，那么这种供词在法庭上是不能作为犯罪证据引用的。这一规定源于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决。

二、米兰达案与“米兰达告诫”

1963年，一个23岁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Ernesto Miranda）的无业青年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米兰达文化不高，这辈子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么个玩艺儿。经过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全招了，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字。亚利桑那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米兰达案时，检察官向法庭和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签字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米兰达既无职业又无收入，属于一贫如洗的贫困阶层，根本雇不起辩护律师。但是，根据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义务为被控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于是，主审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尔（Alvin Moore）的公共辩护律师为米兰达辩护。

这位莫尔律师当时已73岁高龄，而且缺乏刑事案辩护的经验。在出庭辩护时，他声称，根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的条款以及最高法院关于穷人律师权的判例，嫌犯被捕后警方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但涉案警官却违反规定，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讯米兰达，因此，米兰达的供词属于被迫自证其罪，违反了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种供词是无效的。

严格地说，莫尔律师的辩护词是缺乏法律根据的，因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规定各州法院应为被控重罪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节。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后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还是当警方审讯时应为其提供律师？或是在法院开庭时才为嫌犯提供律师？对于这些操作性细节，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并无详细规定。于是，检方反过来抓住莫尔律师胡乱解释最高法院判例的漏洞，论证警方并未违规，米兰达的供词属于合法证据。

庭辩结束后，陪审团判决米兰达有罪，法官判处米兰达20年至30年有期徒刑。米兰达和莫尔律师不服判决，在两位著名刑事律师帮助下终于将此案逐级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决地方法院的审判无效。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自证其罪）不仅适用于正式法庭审判，而且同样适用于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场合。由于涉案警官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预先告诉他应享有的宪法权力，所以米兰达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这种供词在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最高法院强调：警方强制性的关押和审讯环境对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刑讯逼供或恐吓成招，司法程序应当从一开始就对嫌犯的宪法权利予以有效保障。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就已开始施行类似“米兰达告诫”的规则。1964年，针对各州和地方警务人员罔顾程序、滥用权力现象远比联邦调查局为甚的严重问题，最高法院在马洛伊诉霍根案（Malloy v.Hogan，1964）的判决中宣布，宪法第5条修正案关于“不自证其罪”的条款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应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嫌犯的“非自愿供词”在州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各州警方应如何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防止出现“非自愿供词”？对于这些细节，最高法院未予详细说明和具体解释。这样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全美各州警务人员仍然各行其是，玩弄各种花招和借口继续侵犯公民“不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多数派决定，借米兰达案判决之机正式建立一个统一明确、联邦和各州警务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联邦法规，程序性地保护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权。

在美国宪政史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一般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规定。可是，在米兰达案中，由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1953—1969任职）亲自执笔撰写的法院判决书却一反常规。像耐心的老爷爷教悔调皮捣蛋、屡教不改的小顽童一样，沃伦法官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向全美警务和执法官员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在审讯犯罪嫌犯时所必须严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细则。沃伦法官提出：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这些源自宪法第5和第6条修正案的规定后来被统称为“米兰达告诫”。亨特警官在电视连续剧中那段一再重复、令人费解的台词即是源于最高法院的此项规则。

参与审理米兰达案的福塔斯大法官（Abe Fortas，1965—1969任职）后来回忆说：“米兰达裁决完全是沃伦的决定。”在分析和讨论案情时，沃伦法官根据自己长期担任基层检察官的经历，耐心地说服其他几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只有施行“米兰达告诫”，才能有效地约束和限制警方权力，防止警察对嫌犯进行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宪法权利。在判决书中，沃伦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执法犯法的具体事例，详细地说明和解释施行“米兰达告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中，这一越俎代庖、惊世骇俗的联邦法规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持反对意见的哈兰大法官（John M.Harlan，1955—1971任职）认为：“人人皆知，如果没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远无法破案。数量众多的专家作证表明，警方提审案犯，获取口供，对于控制犯罪非常重要。”“鉴于犯罪行为的社会代价极大，这种新规则只配称之为一种危险的实验。”少数派的怀特大法官（Byron R.White，1962—1993任职）宣读异议时情绪颇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规则将把杀人犯、强奸犯和其它罪犯送回大街，送回产生犯罪的环境之中，让罪犯在兴高采烈之时重复罪行。”

在20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沃伦大法官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身手不凡，他们有的是出类拔萃的法学家，有的是名震四方的大律师，有的是誉满全美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些大法官几十年来或身处高高在上的法律殿堂，或埋头于艰深奇奥的法理象牙塔，常常不食人间烟火。而沃伦法官的经历则极为特殊，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行政干部”出身的“外行”。（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之初，当最高法院召开例行院务会议讨论案件审理的具体问题时，他让资历最深的布莱克大法官主持会议，自己只是坐在一边“旁听”。一个月后，沃伦法官才开始亲自主持院务会议。）然而，几十年来担任基层地区检察官、州司法部长和州长的独特经历，使沃伦对各级政府检察部门和警方内部的黑暗、腐败和犯罪的内幕洞若观火、深恶痛绝，对下层百姓的疾苦知之甚详、深感同情。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后，他主持做出了一系列震撼全美的重大司法判决，严格地限制警方权力，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保护，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其名著《普通法》一书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1902—1932任职)精辟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所谓经验，显然包括法律、政治、历史、社会和法官个人的经验。一般而言，司法判决并不是一个运用逻辑和法理辨明大是大非、寻求永恒真理和绝对正义的思辨和推理过程，只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之间寻求一种动态性平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皆大欢喜。实际上，在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任何司法裁决都不可能满足单一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如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只能是一种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观的综合平衡。

三、大法官是不是有毛病？

沃伦大法官积极推动的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几十年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毁誉参半。很多人抱怨说最高法院为犯罪嫌犯提供了过份的保护。美国法律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权更重要，保护坏人好像比保护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的清规戒律好像比打击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还要多，而美国律师则精于颠倒黑白和钻法律漏洞，再加上美国独有的陪审团制度，使美国法院的司法判决常常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社会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力度，从重从快打击暴力犯罪。可是，美国最高法院对民众的呼声却好像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不但不顺从民意，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待犯罪嫌犯简直就是“爱你没商量”。1961年，最高法院在迈普诉俄亥俄州（Mapp v.Ohio，1961）案中裁定：警方非法搜查取得的证据在州法院的审判中一概无效。1972年，最高法院在阿杰辛格诉汉姆林（Argersinger v.Hamlin，1972）案中裁定：法院也应为被控刑事轻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辩护律师。人们禁不住犯寻思，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们是不是都有点儿毛病啊？

美国最高法院有几位开明派大法官的确有“毛病”，而且病根儿渊远流长。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对警察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和对司法腐败的高度警觉。熟悉历史的人知道，美国人的祖辈当年在欧洲大陆饱受专制暴政之苦，不得不离家出走，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来到新大陆。当他们踏上北美大地之时并没有发现遍地黄金，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极度艰辛，但他们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自由，多数人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正因如此，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任何骑在小民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府，为了保护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操起家伙事儿就跟英王的军队开打。

美国的天下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是，美国的长治久安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脑袋瓜思考出来的。托马斯·杰弗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什么是宪法？用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宪法就是管政府的法。为什么要管政府呢？因为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都有权，而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说白了吧，因为手握大权，所以政府里的各级官员有可能全都是潜在的坏蛋和腐败分子，是潜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应当是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其次才是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所谓加强法治，首先应当是从制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从制度上防止统治者和执法者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如果统治者和执法者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司法者秉公判案，一视同仁，那么防止被统治者造反闹事则易如反掌。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官府和警察干坏事或者“好心干坏事”的本事绝对要比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纳粹德国当年没费啥劲儿就屠杀了6百万犹太人；中国大陆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文革十年动乱，陷入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众一不留神就达数千万之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坏。

想当年，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很多约束政府的基本原则，诸如天赋人权、限权政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军队等。但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这些原则很多都是虚的。比如，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监督，三权分立与制衡实际上仍然很难防止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仍然有可能蜕变为多党勾结、三权合谋的黑暗王朝。天赋人权、限权政府等立宪原则可以在小资沙龙里吹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溅，可是，如果执政党中的贪官污吏与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结，大搞司法腐败，任意编造罪名，把在野党的头头脑脑和控告官府的小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残酷迫害，你是一点儿辙也没有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具体而有效的保障，宪法中的高调和好词儿全是白扯！

J. 罗德尼·金事件的法院审判

由于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大造声势，使金案未审之前就已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导，对于司法过程和司法权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应该说，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案件的深入报导和舆论监督，对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监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律观念和意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法院处于媒体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喧嚣包围时，强大的舆论有可能对公正审判造成外来的巨大压力，使法院审判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即使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原则，法院和法官历来都对新闻媒体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戒备心理。著名的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2─1932任职），就以不读报纸而著称。
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美国法律规定，媒体对法庭活动只能进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录音录像和实况转播法庭审案过程。所以，全国三大电视网和CNN对法庭活动进行报导时，所配画面只能是法庭速写师提供的速写画。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经电视直播，在美国司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此外，为了防止媒体影响陪审团的独立判断，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任期1949─1967）1966年在谢泼德诉马克斯威尔案（Sheppard v. Maxwell，1966）中指出：鉴于现代传播媒介的煽动能力和将有倾向性的新闻报导隔绝开来的困难，初审法院应采取有利措施以保证法律之天平不会不利于被告。克拉克法官裁定：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也是本法官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导而可能有失公正，应令重新审判。〔3〕
依照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联邦和州各级法院有责任确保新闻媒体不干预公正审判，法官、律师和刑事案中的公诉人有责任挑选对案情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出任陪审员，并使陪审团与媒体的宣传报导暂时隔绝开来。在审判期间，法官有责任告诫陪审员，不得接触任何媒体传播的新闻和消息，只能将法庭所展示的证据作为判决的唯一根据。此外，法官还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与媒体接触，推迟案件审判，变更审判地点，改变管辖法院。在金案中，加州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将审案地点由洛杉矶县迁到温杜纳县，对审判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温杜纳县是洛杉矶地区警务人员的聚居区，民性保守，对警方权威推崇敬仰，白人占人口总数60%，黑人仅占3%。在这一地区挑选出的陪审团，显然对被告比较有利。
在加州地方法院审判时，警方被告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此公以如簧之舌告诉陪审团，警察群殴嫌犯完全是基于自身的紧张和恐惧。他声称，在多数情况下，因超速、闯红灯等小事违规，但却在警察尾追时拼命逃窜的嫌犯，绝大多数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毒品贩子。这一经验使警方从一开始就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另外，金异常强壮，在拒捕时不仅一人轻松打翻四名警察，而且抗住了五万伏高压电警棍的两次击打，当遇到这类难以制服的拒捕嫌犯时，警察动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应追究警察的责任。被告律师指出，根据未经删剪的原始录像，当失去控制的金向鲍威尔警官猛扑过来，威胁到警官的安全时，他们才被迫挥动警棍。
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当金被最初的一阵乱棍打倒在地，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为啥警察还要继续施暴呢？这最后阶段的攻击是否有必要？被告律师根据录像辩护说，金被打翻在地后，一直不停地滚动，并多次试图站起来，对警官的反复喝令置之不理，结果造成警察执法过当。对警察来说，如果不将拒捕案犯彻底制服并铐住，那等于是失职。此外，如果细看录像慢镜头，就可以发现，在雨点般打向金的56记警棍中，有23记打空了，根本不能算数。
被告律师特别强调，如果金不拒捕，那么殴打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对警察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证据是，在案发之夜高速逃窜的汽车中，还有金的两个黑人哥们，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循警察命令，结果毫发无损。由此证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于种族偏见故意殴打无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被告律师的这番滔滔雄辩，新闻媒体并未详细报导。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审判期间，法官可以下令控辩双方不得向新闻界透露案情，使审判过程不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然而，法官这种坚持司法独立的倨傲立场，却使庭外民众无法及时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于白人警察的证据，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1992年4月，地方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宣布四位警官无罪（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仅仅两小时后，熊熊大火在洛杉矶四处燃起，黑烟弥漫，枪声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进商店哄抢。法律和秩序彻底陷入瘫痪，四分之一的城区陷入火海，损失程度远远超过了60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乱。更为严重的是，暴乱出现蔓延趋势，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动乱迹象。老布什总统不得不调动数万联邦军队和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市平暴。
暴乱发生后，责怪和谩骂纷纷指向陪审团，陪审员被骂为纳粹种族分子。面对指责，一位陪审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辩解说：金从未失去控制，一直是金在主导整个过程，是他自己决定逮捕的时间要多久，他并没有遭到虐待，很多时候警棍根本没有打到身上，警察的行为完全合法。另一位陪审员表示：警察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暴力进行逮捕，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纳税人雇他们干的。〔4〕
在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哪里还有人会注意听陪审员的解释。而且，1992年是大选年，洛杉矶暴乱使老布什总统心急如焚。暴乱平息之后，白宫新闻发言人立即宣称，暴乱的许多根源，是60年代开始的那些失败的计划，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了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当年的伟大社会计划。老布什总统本人则在电视上向选民信誓旦旦地保证，联邦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以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名重新起诉4位白人警察。人所共知，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可是，老布什总统作为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首脑，在当时联邦大陪审团〔5〕尚未就金案举行听证和做出起诉裁决时，竟然越俎代庖，宣布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白人警察，他大概是急昏了头。
值得注意的是，老布什总统宣布重新起诉警察一事，涉及到美国宪法中禁止双重惩罚（Double Jeopardy）的宪政难题。为了防止官府凭借手中特权，没完没了地任意迫害小民百姓，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和身体的危害。宪法第7修正案规定，除非依照习惯法规则，联邦法院不得重新审查经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经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开释裁决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在辛普森案中做出无罪裁决，即成为该案的终审裁决，控方不能上诉。以后即使发现了新的证据，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无法立案重审辛普森。但是，控方可以在民事法庭以民事罪名重新起诉，要求经济或伤害赔偿。
那么，为什么老布什总统敢放出大话，声称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已被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无罪开释的4位警察呢？原来，这里也有例外的情况。根据最高法院1922年对美国诉兰扎案〔6〕（United States v. Lanza，1922）的裁决，在某些极特殊情况下，双重惩罚并不违宪。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南方佐治亚州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出于种族偏见，使杀害黑人的白人三K党徒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仍然被陪审团无罪开释。在民权运动的压力，联邦政府终于忍无可忍，被迫强行介入，在联邦法院以侵犯民权的特殊刑事罪名重审此案，终于使涉案的三K党徒受到惩罚。这样，尽管金案中的白人警察不是三K党徒，他们涉嫌触犯的刑律只是执法过当，但联邦法院在种种压力之下，仍然可以根据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先例起诉4位警察。警察的薪水并不高，没钱聘请著名宪法律师上诉喊冤。此外，洛杉矶市警察局和市政府都拒绝为涉案警察付律师费，一向热衷于帮助弱者打官司，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美国公众自由联盟，这回一声不吱，假装啥也没看见，4位警察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金被殴一案，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政治案。联邦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再有一次无罪判决，将有可能激起全国规模的黑人暴乱。依照美国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审团的挑选程序极为严格，候选人会收到厚达数十页的问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条不容躲避的问题，涉及家庭成员职业以及对警察、嫌犯和少数族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借以判定陪审员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可是，在重审案中，联邦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一反常规，禁止被告律师向候选人提出诸如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之类的问题，令被告律师大惊失色。可以说，联邦地区法院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愤极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调。
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审理，1993年4月，联邦地区法院小陪审团做出裁决，4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另外两名警察则被无罪开释。判决之后，全国各地风平浪静，联邦政府总算如释重负。根据联邦法规和惯例，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犯，至少应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可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在依法量刑时，却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只给两位警官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全美各地民权团体闻讯大怒，坚决要求联邦司法部向分管加州地区的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Rodney King v. City of Los Angeles）中胜诉，获得了总额高达380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1995年1月，联邦第9上诉法院在压力下做出判决，判定联邦地区法院对有罪警察量刑过轻，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罚。重刑威胁之下，因律师费已负债累累的孔恩和鲍威尔警官痛下决心，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一定要聘请大牌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喊怨叫屈，请求大法官主持公道。1996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对孔恩诉美国案〔7〕（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决，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关系为理由，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轰动一时的罗德尼．金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坦率地说，罗德尼．金被殴案触发洛杉矶大暴乱的缘由极为复杂：美国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都市地区黑人劳工阶层大量下岗失业，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执政时期大幅度消减福利计划，致使贫富悬殊恶性发展；黑人贫困社区长期遭受忽视，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制度弊端丛生，警察执法犯法、滥用权力现象极为普遍。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新闻媒体呼风唤雨，大造声势，用删剪过的录像和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一手导演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都市大暴乱。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于一身，充份反映出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职）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8〕罗德尼．金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