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如何研究好民法典

① 民法典之前公民享有姓名权吗

当然有了，民法典是明年1月份实施，要看最高院的解释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② 如何超越概念法学

概念法学源于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历史法学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它以罗马《学说汇纂》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正是在概念法学的基础上，大陆法系科学的法学理论才得以形成，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法典的制定。在许多学者看来，追随德国法系的中国民法过多地受制于概念法学的僵硬性与封闭性而变得越来越与现实隔膜。早在1997年王卫国教授就提出“超越概念法学”。在随后的几年中，民法学者就概念法学于民法理论的建设所带来的利弊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最近有关的争论则出现于民法典草案的制定中。在资深的民法学家中，有对德国民法典以及德国的概念法学情有独钟的（如梁彗星），也有对德国模式采取批判加综合态度的（如江平），有对传统民法理论加以重新阐释或维护、辩解的（如尹田），也有对传统民法理论提出质疑并试图加以改造、乃至抛弃的（如台湾的苏永钦）。很少有哪一个学科享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有如此众多出色的专家、但同时又对该领域如此重大的问题存在如此之大的分歧。按照科学史学家库恩的理论，这只能发生于学科的范式转换过程中。为了说明范式的转换，首先必须明确主导的范式是如何运作的并为何在一定的时期会受到冲击。
由于“罗马法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几百年以来，在继承罗马法的国家中法学家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对罗马法进行注释以及评论，并对罗马法根据现实做一些个别的修补工作。从世界上第一个民法典《法国民法典》诞生至今，在罗马法的基础上最大的创新是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德国民法典》，是它们第一次以有体物为基准，将笼统的财产概念予以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有序的民事权利体系。以后的民法典制定，不管最终是否以德国模式为典范，都比较强调对概念的分析以及民法典的逻辑性、体系性，即便有的民法典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逻辑严密性的要求，但在民法理论中，法学家们可以说从来都是立足于这些方面而进行研究的。以罗马法为源泉、以德国民法典为楷模、以形成严谨的概念体系为目标，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大体上我们说，这就是存续了两百多年至今仍居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它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潘德克顿法学的衣钵，因此，认为现在的民法理论仍然处于概念法学的禁锢中并没有大的偏差。这种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弱点并不在于它对概念和逻辑的强调（这只是表象而已），而在于它在追求体系的严密性的过程中忽略了研究中真正的主人公，即现实生活。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这种研究范式的生命力非常有限，当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与既有概念体系相对应的生活形态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大限也就临近了。二十世纪中后期知识经济的兴起，大大加速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衰微。
因此，如果认为民法不是一套自我关涉的概念体系而是用于描述、刻画以及指导现实生活的体系的话，那么，它必须摆脱概念法学所设置的禁锢，回到现实生活。如何使得民法能够与流变的现实生活尽可能地吻合呢？这就需要一套普适性的理论，能够针对变化了的现实给出相应的答案。而在主导的范式下，这样的理论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倚靠在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上的现代民法“理论”并未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只知道将过去的法权体系用于现实，而不明白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该法权体系是与现实相吻合的，因此，它仍然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有人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虽然罗马法延续至今日，其间也经过了注释法学、概念法学的改造和加工，在罗马法这一民俗的概念体系中已经掺入大量的分析性的概念，但是，这些分析性的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罗马法原有的基本结构，它们只是附着在罗马法原有的民俗性的概念之上，协助罗马法这个古老的法律结构去应付现实社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只知道模仿一台复杂的机器，但始终不明白这台复杂的机器运作的原理。如果说，罗马人出于实用的需要发明了罗马法这套机制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面对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除了对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民法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就再也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有多少进步了。这是一种缺乏反思性的民法理论，一种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民法理论需要在实际需要与机制设计之间建立起科学的联系-不是一种实际需要一变，机制设计的原理也需要变化的联系。这样的原理显然至今仍然缺乏。由于我们缺乏一门纯粹法律科学（分析民法学）作为学智上的支撑，所以，对德国和台湾的民法理论缺乏内在的反思能力。因此，现在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似有不少困惑，我们往往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尽管他国的法学问题未必就是我们的现实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民法概念所限定的方向研究下去，而无法超越和突破民法学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既定概念。”
因此，要真正超越概念法学，就不能仅仅对既有的概念关系进行拓延，以充当权宜之计，或者在既定的概念体系之旁通过零星地引进英美的个案公正以缓和概念法学的僵硬性，而是必须为民法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这个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不是别的，正是关于经济基础与法权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当然，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超越概念法学本身了，而是为构造新型的、适应于现实需要的概念法学提供一套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其实，概念法学本质上是法律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因为法学之所以成为法学，乃至法治之所以成为法治，就在于它的最本质的方法就是概念法学的，它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规则。如果抽取这一条，法学不成其为法学，法治也会变为人治。”
目前民法学界的某些思路表面上看是在为构建民事权利体系做出努力，但实际的效果却是相反。比如有人指出，“民事权利体系本是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的总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完全不必由‘物’来统领。‘有形物’仅是财产产生和拓展的一种途径，而财产并不必然局限于‘有形物’”。“从财产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权是一开放的、扩展的权利体系，其种类和形式并不局限于某一人为设定的传统框架，如果当代的某些财产权利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无法定位，我们只能说传统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不能将当代的新的财产形式排除在私人财产权体系之外。”这种思路的实质是通过拓展财产权的范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这样的拓展并没有建立在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上，只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因此，反而导致既有的有序的民事权利体系“碎裂化”-表面上的建构到头来却变成了解构。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以德国模式为指导来制定民法典的梁彗星先生如此反对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英美法系国家，民法的演进遵循的是一套与大陆法系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大陆法系民法的演进路径是集中式的，而英美法系的是分散式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创造者不在法官，而在立法者，英美法系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这种民法演进路径的迥异对于民法理论的研究来说，意味着英美法系国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需要全面、系统地、划一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多少降低了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中法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系统性风险。加上普通法传统的务实精神以及法官所受到的分析法学的训练，可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就不需要类似于概念法学那样的理论。但是，我们是否能说在这些国家中法官如何创造法律就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引呢？否！因为，毕竟法官以什么样的思路、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判案，并不是完全不重要，至少，对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法学学者来说是如此。这意味着在一个不那么紧要的层面上（之所以说不那么紧要，是因为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法官判决的思路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那样在整体上对法的演进起决定性作用），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波斯纳与德沃金之间旷日持久的实用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之争。前者主张采用一种灵活的实用主义，认为法官只有在依据先例判决也许是产生最有利于未来之结果的最好方法的范围内才关心与以往保持一致；后者认为实用主义策略过于油滑，且本质上也是建立在决策者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主张法官们需要从哲学家们关于道德哲学的争论中获益。二者之间的争论表面上与民法体系的建构无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涉及到应当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法的创造这么一个问题，只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个问题在更加全局性、基础性的层面上出现在立法阶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个问题在局部的、非基础性的层面上出现在司法阶段。总之，可以认为，民法理论的系统化即便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是需要的-无非是需要的程度不如大陆法系罢了。而有的学者认为，英美法系的财产权理论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从此处的分析来看，这并不是因为英美法系的理论就比大陆法系高明，而是因为在与谈论大陆法系的问题同样的层面上，英美法系根本就没有理论！也就是说，在更综合的层次上，英美法系舍弃了对理论的追求，而在更具体的层次上由高素质的法官予以弥补；而即便是这样，难道不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议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既有的法制传统决定了这些国家只能通过真正地超越概念法学而不是引进乃至全面继受英美法系的做法变相地超越（严格地讲，这就已经不是“超越”而是抛弃了）概念法学来实现民法的演进。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发展不是从‘活动’到‘规则’的现实的、活生生的运动，而是从概念到规则，从逻辑到体系的学究式的推演。”这种学究式推演活动背后的法制传统包括：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的弱小、私法精神在公法领域的渗透力相对较弱、公权的强大具有很大的惯性、法官所受的训练以及其所在的社会法制环境妨碍了法官在个案中造法等。这一系列互相支撑、互相作用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在大陆法系国家只能产生集中式的法制变迁，而集中式的法制变迁需要以相对正确的、系统化的理论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建构真正的民法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良性演进的唯一出路，新的研究范式也只能由此诞生，同时，这才是超越概念法学唯一正确的方向。

③ 怎样构建民法体系

构建民法体系的方法：
1、第一，增强民法学研究的本土性。
民法虽然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特征，但其本质上仍根植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因此，民法学研究不可避免的具有相当强的本土性，这尤其表现于民事主体、物权、人格权、婚姻和继承等制度。由此，民法学内容和体系的构建也一定要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着眼于解决实际需要。
2、第二，提升民商法学研究的国际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民商法学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一方面，我们要广泛借鉴国际上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服务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不能成为“井底之蛙”，我们要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把握民商法学的发展趋势。此外，我们还应当加强与国外民法学者的对话和合作，未来中国民商法学应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世界范围内民商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过去我们的研究方法比较偏重于法律本身的解释，过多依赖逻辑解释方法，导致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唯有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才能发展出真正有用的学问。为此，我们应当提倡在未来的民商法学研究中加强实证研究，广泛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鼓励多开展实地调查，抽样分析等，致力于把握法律在社会现实中的实际运行状况和社会效果，发现从“纸上的法”向“行动中的法”转化的规律，揭示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的解决机制及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
此外，我们应当注重民商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以及法学以外的其他的人文社科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避免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封闭和知识割裂。法学学科的发展还必须加强法学内部各学科的知识融合，加强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唯有如此，法学才能形成知识有机关联的学科体系，才能真正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之中。

④ 法学研究生三年应该如何度过过来人给个建议吧。感激不尽。

一个学长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学法十年
自1998年入河南大学成为一名法科生，我习法已整整十载。从还充满好奇的 “小青年”，到已近而立之年；从一名中学生，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从对法的近乎无知，到后来的系统研习；从走出河大园，到再次步入明伦街85号，我人生的十年过去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十年了，每忆往昔，总不免感慨颇多；十年了，该有一个总结了。
真的好感谢老师们给的机会和教诲----正是这份机会和教诲，使我十年中的最后一年幸运地获得了无比丰富的意义，阻止了我因多年来的碌碌无为而欲对自己的痛骂。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是我人生思考最多和认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就专业来说，尤其如此。小学生只学习知识和生活的基础，中学生则仅仅是建立了对事物 “对或错”的简单二元判断（这或许与他们平时的考试训练有关----题答对了就得分，否则就不得分），即使大学本科生也不过是借助于概念、命题较为系统的掌握了一门知识框架----他们掌握的概念、原则、命题往往是没有语境的，生硬、孤立、抽象、形式化而又程式化，这种知识框架充其量只是“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依赖教科书，每天看得也是教科书，甚至把专业学习理解成是对教科书的掌握----教科书掌握住了，专业就学成了，到工作岗位上就可以大展宏图了。他们认为教科书，尤其是知名教授编著的教科书，讲得就是对的----顶多有一点对“来自其他学者或任课教师的批评”的认可；他们也同样迷信老师，认为老师讲的也都是对的，殊不知，老师讲的仅是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结果他们往往欠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也无法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和素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物是复杂的，有时无法通过下确切定义的方法来理解；事物有许多侧面，掌握这些不同的侧面也许就是对事物的正确理解；非要下个定义，看似准确，实则谬误。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养成了一种“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或许，从许多学生递交的论文中“概念+特征+作用+历史+意义”的套路和将近80%的篇幅占有量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不幸的是，我曾经就是“他们”的一员；但幸运的是，通过任瑞兴老师的指导和一年来的学习和思悟，自己意识到了这些，并着力进行了矫正。
一、一年来的收获
第一年的收获之一是，补充了法哲学和法律史知识。法理学其实无非是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把各部门法的共性东西抽出，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并成为各部门法均可以找到指导原理的基础学科，但这还是从法律自身认识出发去解释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而法哲学是一种用外在于法的哲学视角和高度来审视法，给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遐想空间和参照系，并带来了抽象的概括能力和勇于探求深度的决心及习惯。立法规定的是条文，课堂学的是规范，而我们却要理解法的精神----法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法进行哲学分析进而找到法之精神的方法。研究法，不仅需要共时性的思维还需要历时性思维，去比较不同概念、原则、制度，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一定的规律，进而获取对问题的通透理解，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丰富对法的认识，所以，法律史知识很重要。并且，法律史学习中强烈的史料意识，对提高我们的资料收集能力、训练掌握较好的整理方法和获取较多的研究资料和相关信息都大有帮助。
收获之二是，确立了明确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民法法典化。法典化相关理论可谓是最为宏观且最具哲学思维和高度的民法理论，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它还是立法和民法理论界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中心点。法典理论提纲挈领式的高度，使我们可以去俯视鸟瞰民法体系的整体面貌，明晰各具体制度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取对民法的体系化认知，领略民法作为私法之理念和精神。法典化程度是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正式的民法法典化从1998年（民法起草小组的成立）就开始启动工作。当下的法典论战持续激烈，从“绑联”、“现实”、“浪漫”三种思路，到“梁慧星版”、“ 王利明版”、“徐国栋版---《绿色民法典》” 三个学者建议稿；从“物文主义”、“旧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三种精神，到“法国”、“德国”、“国产” 三个模式；从“九编”、“七编”、“五编” 等编数设计，到“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法” 等内容的位置安排，等等。以往的经验证明：论战越激烈，民法典越先进；分歧越多，法典越科学。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争吵，真可谓是我国法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法学上的进步。不管未来的民法典有多少“徐国栋成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谢他所荡起的“学术涟漪”、善意的“鄙视”和理性而又歇斯底里般的“叫嚣”。自己原本就比较关注法典化问题，又受到魏磊杰师弟的启发，所以我现在的研究路向首先选择了法典理论，而且我觉得作为民法方向的研究生应当置身、跟进和融入到民法法典化----目前最主流也最富时代意义的民法理论潮流中。
收获之三是，从“学习英语”到“利用英语”思想意识的转变。这个假期，有幸跟着魏磊杰翻译了篇文章，并荣幸能得到了魏磊杰的充分肯定。这是我第一次去系统的翻译一篇文章，英语算不上好，再加上专业英语知识的欠缺，说真的，自己最初的心态可谓是如履薄冰，生怕有负所托。但经过一个月以来的尝试，我感觉到：外文的译介实属不易，然大胆去做，“则难者亦易乎”！外文的译介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社科院渠涛教授在其《最新日本民法》的后记中提到中国人在学习外语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英语是哭着进取，笑着出来；而日语是笑着进取，哭着出来”。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使我非常认同此言。而且，对我来说，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把英语文本译成了中文文本，更是掌握了一种研读、翻译、利用外文的学习和科研能力。彭小龙师弟说现在北京的学者都不屑于搞翻译----太浪费时间，而且外文的翻译已不再看成是科研成果，不如搞文章或写专著，象王轶等青年才俊都不去搞翻译。我本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都是 “西方舶来品”，因此，对西方语言的良好认知应为法律人的基本素养。翻译外文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和运用能力，而且也只有先熟练掌握翻译----这种准确理解外文的能力之后，才可以在直接引用外文时做到准确和得心应手。实际上，日本大村敦志所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由王轶校对的。当然我也深知，不是靠翻译一篇短文就可以掌握一种外语能力的。我给自己制定了今后的训练计划：我已通读了《民法通则》、《法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基本把民法中的概念、术语和用语习惯给掌握住了，接下来争取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与他人合作去翻译3、4篇文章和一本书，学会如何去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如何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怎样去联系文本的原作者并争取他的翻译授权和如何把这些辛苦的工作转换为成果。最后一年，自己开始去翻译德文文本。
收获之四是，跳出了教材的包围圈，学会了读书，尤其是读好书。就像不能老觉得英语还没学好就一直去“学”英语，而应学习如何使用、利用英语，我们也不能把专业没学好当成是教材还没掌握的足够牢，其实专业没学好，也许反而是我们教材看得太多了。认识到这点之后，我决定除非有必要否则不再去看教材，要看好书。何谓好书呢？我觉得教授们写作时经常引用的往往就是好书、好文章。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假期，专程去了两趟郑州，又委托北京的同学选购了一批，还通过当当网、卓越网买了多本。好书的确不一般，象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茨威格特、克茨著的《比较法总论》、约翰•亨利•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梅因的《古代法》、大木雅夫的《比较法》、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艾伦.沃森的《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纪坡民的《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和《产权与法》、谢怀栻的《外国民商法精要》、我妻荣的《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苏永钦的《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星野英一的《私法中的人》、埃尔曼的《比较法律文化》等等，这些好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收获之五是，搜集和整理了许多资料。学会整理和收集资料，是为学的基本功，除了购置多本书籍外，还通过互联网收集了许多好资料。首先，找了几个同学，进行分工，把民商法学界还包括许多法理法史专业的大家的文章，都从不同的网站上找到了，然后分门归类，大家资源共享。其次，找到了几个非常有用的网站，从中下载了许多好资料，如：史尚宽、王泽鉴的所有力著；法学家茶座全集；民商法论丛大部；法律出版社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梅迪库斯德《德国民法总论》）系列全部；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的民法典中文版、多个国家民法典的英文版和几乎全部的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版；还有德、法、美、英、日、意等国家的多本也已翻译过来的名著；关于民法典专题的所有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文章。
收获之六是，学习了第二门外语----德语。德语（Deutsch）是德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也是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德语是1亿多人使用的母语（总计约为1.1亿）。它最初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北部、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意大利南提洛尔，比利时的一小部分地区，部分波兰地区和部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内使用。另外，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内，例如纳米比亚拥有大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仍有少量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此外，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德国移民区、以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有少数人使用德语。所以，德语是欧洲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三个典型的民法典，其中两个都是德文的。况且加上中国的德国民法血统，我觉得学习德语非常必要。上个学期，跟着学校的博士生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现在继续学习中。现今的德文著作和文章相对还很少，学好了肯定很有帮助的。再者，王老师说推荐我考中国社科院孙宪忠老师的博士，他是一个德国通，我觉得，学好德语，考他的博士应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收获之七是，也是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学会了如何学习。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不应当是本科之后的简单的时间累进，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去学习、去发现和研究一些问题的方法。除了发现并努力纠正“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外，我还拓展了利用外语创造科研成果的能力。自己翻译的文章将作为“转型时期的私法发展与法典编纂”一书中的一部分将由魏磊杰联系清华大学的高鸿均老师出版。我觉得，研究生阶段了，决不应该是再闷头苦读、自我封闭，应该多与他人和外界交流，看看其他同学，瞧瞧其他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人家在做些什么。其实，经验证明，与他人进行交流总能获得或多或少的知识，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法，只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还认识到，一年级打了基础之后，从二年级就应该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了。民法理论太广博了，不可能每一个内容都学的很精深，而且，学术成长的一般规律和道路也往往是抓住较小的范围和方向，做大、做强、做精，然后再从面上向其他范围拓展。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之后，应该围绕主题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学习，不仅向老师学习，更重要的是自己学习。上课是学习，交流是学习，自己看专著和文章是学习，写读书笔记是学习，撰写文章是学习，翻译外文是学习，搜集和整理资料也是学习。其实，只要用心，我们可以经常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中去，即使看电视、逛街，只要带着一种理性和思考的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与专业有关的课题，这也是在学习。通过思考和学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个知识点得以串连，并按照某种规律和逻辑形成体系。我认为，对于一名硕士生，于本科的基点上，再打一下基础，学会如何独立学习，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并进而作出些成果，写一篇不错的学位论文，就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学生，带着这些进入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就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学习民法，两种思维应并进。一是微观思维。民法的概念、制度等知识点很多，也很琐碎，要把所有这些知识点都要搞清楚，不仅需要功夫、耐心，而且需要我们养成一种细心、善于具体分析、从细微处着手的思维习惯。二是宏观思维。民法不仅广博而且最富体系性，同样的内容给予不同的顺序安排，可能背后体现的立法意图、民法精神、价值取向就大不相同；民法制定和修改时往往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缘由变得十分困难；王泽鉴先生把“无权处分”喻为“法学上的精灵”，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这是因为“无权处分”攸关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体系，与所有权、合同效力、不当得利、侵权等制度和问题也密切相连----这充分说明了民法强烈的体系性。王轶教授还专门撰文研究了民法的体系强制问题。学习民法，尤其要注意对民法的这种体系化认知。郭明瑞教师在其主编的《民法学》教材中也指出：学习民法，要使用体系化的方法。我们要了解民法的体系，理解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有一种不光停留在某一细节的宏观思维方法和习惯。当然，二者决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宏观问题往往需要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则需要用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捕捉其共性、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所以，我也要求自己不仅要去写一些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文章，也要具体研究民法中的具体制度，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学习要有方法。星野英一教授在《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我妻荣教授之所以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同先生先在青年时即以写就了方法论的论文和确立了方法论、然后一生一世追求这种方法，有密切关联。好的学习方法可使我们受到事半功倍之效。看了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胡玉鸿的《法学方法论导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任成印的《民法方法论》、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林立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以及贺卫方、梁彗星、季卫东、王利明等关于如何学习法律的讲演稿。基本了解了研究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相信这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二、努力的方向
以前觉得自己啥都敢写，来读研究生之后，又觉得啥都不敢写了，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其实很无知。看得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因自己浅薄而心虚的意识当中，我对自己的能力深深怀疑，内心愧疚。尽管比磊杰高一个年级，但却发现自己的巨大差距。反省是为了使自我获取进步，自己深知自己是一个愚钝的人，没有磊杰的聪慧，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减少这种差距。
成果意识也很重要。付出努力和劳动的工作，尽可能把它变成有说服力的成果。对于要考博者，尤为重要。通过这将近半年的潜心读书，已掌握了一定的素材、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下面就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上几篇文章了。我也已把商法课的作业《浅论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关系----以一个对公司解读的合同路径为视角》（现在题目是《公司的合同解读》）进行了修改投了出去，期待好的结果。《论民法典总则的技术构造》也已完成，修改之后，也准备投出去。磊杰这次回来，给我带来了珍贵的、从台湾复印的《奥地利民法》。这部法典大陆好像还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几部好的《比较法》谈到的也不多，我手头的近20本有关民法典的专著和论文集也都对此毫无专门谈及，网上查到的相关文章也极少。我想好好研读之后，写一篇关于奥地利民法典的文章。这些都是较为宏观的内容，还要写一些较为微观的，如特许经营合同、物上请求权与债权、侵权行为的关系等，我总共列了10个题目，争取在二年级全部完成。我觉得，经过一个较为充备的积累期后，已经有了许多的想法，“专业嗅觉”也增加了。之后，在写文章时，选定题目之后，看两周与之相关的书和文章，第三周开始动笔写，边写边看，第四周完成并修改。这样，如果全身心投入的话，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
我对自己专业兴趣的思考是：首先，近期的目标是：通过德国、瑞士、奥地利三个国家的民法典和相应的资料，去研究茨威格特、克茨“法样式论”中的德意志法系。其次，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以“查士丁尼皇帝罗马法法典编纂时期----中世纪----《法国民法典》编纂前启蒙时期----近现代”为时间纬度、以罗马法的建立、变种、继受、沉沦、发展为连线的知识脉络。这可以使自己建立起一个以罗马法为源头、以当代的普遍民法典编制为结果的呈纵向的私法知识系统，以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课题。我只是关注了近现代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晚近的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罗马法的知识还很薄弱，中世纪时期罗马法的状况如何知之甚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不很多，增加了学习和研究的困难。今后更需要努力。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有什么作用

推进法治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专主义属法律体系的形成，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主导、各国家机关全面配合、亿万人民积极参与的结果，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制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模式的结果。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1）要认真研究如何使法律规范本身具有可实施性.

（2）要研究法律实施所必需的体制以及法律设施。

（3）要认真研究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5)检察机关如何研究好民法典扩展阅读：

法律权限：

（1）要科学配置权力，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2）要规范权力的运行，为权力的运行设定明确的范围、条件、程序和界限。

（3）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为权力的行使设定正当目的及合理基准与要求。

（4）要严格对权力的监督，有效规范党内、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审计、社会、舆论诸项监督，并充分发挥各种监督的独特作用，使违法或不正当行使权力的行为得以及时有效纠正。

（5）要健全权益恢复机制，使受公共权力侵害的私益得到及时赔偿或补偿。

⑥ 《民法典》的颁布有什么意义

民法典的颁布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编纂民法回典作为重答大立法任务。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五次民法典起草工作，这一任务顺应新时代发展，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求，立足民生发展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民事重点领域立法，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6)检察机关如何研究好民法典扩展阅读

民法典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就是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保障私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充分保护私权，才能全面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并有利于规范公权。民法典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汇编，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新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

反映出一个民族对生存发展民生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纵观世界法制发展史，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典，通常都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凝聚起这一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广泛共识。

⑦ 求我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全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次民法典起草自1979年11月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小组
先后草拟了内四个民法草案，分别容为1980年8月15日的征求意见稿，1981年4月10日的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的第三稿，1982年5月1日的第四稿。第四稿民法草案包括8编，分别为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和其他规定，共43章，465条。这一草案虽未正式成为法律，但现行的诸多民事法律，包括《民法通则》都以该草案的相应编章为基础适当修改而成。——常识法律篇。